毫无疑问，19世纪的自由主义必须被超越，但这完全不是法西斯主义之类宣称自己是反自由主义的运动所能做到的。因为，自由主义产生之前的人们才是反自由主义的或非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一旦战胜了对手，它要么是继续自己的胜利时刻，要么是与它的对手在欧洲的毁灭中玉石俱焚、同归于尽。生命的年轮是无情的：自由主义晚出于反自由主义，这就意味着后来者居上，它将比反自由主义更富有生机活力，就像枪炮比长矛更具威力一样。
极权主义与法西斯主义都是虚幻的黎明，它们带来的不是崭新一天的破晓，而是又一个陈旧时日的轮回：它们是纯粹的原始主义。和所有类似的运动一样，它们不去积极地消化吸收过去的经验和教训，而只能陷入一场以过去的某些传统为对手的愚蠢搏击中。
乍一看，一种“反对某事物”的态度似乎是后于这一事物本身的，因为反对就意味着对这件事物的反动，所以它必须以这一事物的预先存在为前提。但是，“反对”（anti）所代表的改革与创新很快就会蜕变为一种空泛的否定态度，唯一还保留肯定意义的就是“古董”（antique）。如果把否定的态度转换成肯定的语言，我们就会看到，当某人宣称自己“反对彼得”的时候，他无非是在宣布自己支持一个并不存在彼得的世界而已，然而，这正是彼得尚未出生之前的世界的状态。这个宣称反对彼得的人，并没有把自己置于彼得之后，反倒使自己先于他而存在；他把整部影片回放到过去的场景，最后彼得必然会再度出现。发生在这些简单的反对者身上的事情就如同一则关于孔夫子（Confucius）的传说，孔夫子自然要比他的父亲出生得晚，可是他出生的时候已经八十岁了，而他的父亲才三十岁！[6]任何反对的口号不过是一个简单、空洞的“不”罢了。
如果把极权主义的标签换为法西斯主义，我们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无论是极权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这两种尝试都没有达到“我们时代的高度”，因为它们没有能够通过透视法（foreshortening）再现整个过去的缩影，而这正是改善过去的基本条件。通过正面交锋与过去作战是不可能的，未来只有把过去囫囵地吞噬下去才能征服它，如有任何遗漏，未来就是失败的。
要是只消说一个“不”，我们就可以把过去一笔勾销，那将是再好不过的一件事了。然而，过去在本质上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哪怕你暂时躲过了它，它也必然会再度出现。因此，彻底摆脱过去的唯一办法就是接受它的存在，而不是躲避它；你必须认真地对待过去，重视过去，才能超越过去。总而言之，你必须带着一种对历史环境的强烈意识，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高度”。
无论是谁，如若真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或政治实体，那么他必须首先确保如下一点：他所促成的事态、境遇将使人类历史经验中那些最普通的常识归于无效。在我看来，所谓“政治天才”就是指这样一些政治家：他们一旦行动起来，我们学院里的那些历史学教授们就会变得目瞪口呆，因为，他们将看到自己学科中的所有“规律”都被这些人的行动所打断，化为齑粉和尘埃。[5]
传统自有其存在的理由与权利。如果这种理由和权利得不到承认，它就会要求归还这种理由和权利。自由主义也有自己的理由和权利，而且必须承认它的理由和权利是per saecula saeculorum［永远都存在的］。当然，自由主义并不是整个理由和权利，自由主义那些不合理的成分必须摒弃。欧洲需要保留其基本的自由主义，这是超越自由主义的必要条件。
这不是一个信不信仰某种主义的问题，我在这里不想讨论他们的信条。真正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持这种主义者竟然在一战末发动了一场错置时代感的革命，这场革命在形式上和过去的所有革命没什么两样。在这场革命中我们看不到它对以前革命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有任何的，哪怕是一丁点的修正和改善。因此，其所发生的一切对历史毫无教益可言；严格说来，它绝非人类生活的一个全新开端，恰恰相反，它不过是人类之永恒革命的一次单调重复罢了。对于革命，人类实践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然而不幸的是，极权主义革命非但没有从中吸取任何教训，反而再次上演了那些悲剧：“革命会吞噬自己的儿女”；“革命往往肇始于一个温和的派别，继之而起的则是极端主义者，不久又开始出现某种形式的复辟”等等。[4]在这些弥足珍贵的老生常谈中，或许还可以加上另一些虽然不是广为人知却十分灵验的真理，其中之一就是：一场革命的持续不会超过十五年，这一周期恰好与一代人鼎盛的时间相吻合。(2)
我这里谈到法西斯主义与极权主义时，采取的是间接迂回的方式，才仅仅涉及它们错置时代感的方面。在我看来，它们的这一特征与今天那些不可一世的胜利者们是密不可分的，因为，今天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正是大众，只有他们所构想的那些洋溢着原始风格的方案，才会取得显著的胜利。但是，除此之外，我目前并不打算讨论这两个运动的本质，同样，我也不奢望解决革命与进化之间的永恒难题。这篇文章充其量敢于肯定革命或进化是历史的，而非错置时代感的。
因此，极权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当前在欧洲及其周边地区出现的这两种“新”的政治冒险，可以看作是这种实质性倒退的典型例证。孤立地来看，它们学说中的某些积极成分包含着部分的真理，但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事物没有一点真理性呢？说它们是倒退的，其根源就在于它们以反历史的、错置时代感的方式对待自己学说中的那一点理性要素。和所有的群众运动一样，它们的领导人都是些平庸之辈，他们被推上历史舞台完全出于偶然，因此，他们不但缺乏对历史的记忆，而且缺乏一种“历史的良知”（historic conscience）。在这些运动的一开始，它们的领导人就犹如历史的遗孑：尽管他们生活在当代，却全然属于一个过去的时代。
我在这些篇章中所探讨的主题在政治上是中立的，因为它超越了政治及其争论，视野更为宽广。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都是大众，他们之间的分歧在任何时期都是表面的，它丝毫没有妨碍他们成为同一种类型人：反叛的普通大众。
先进的文明与艰难的问题完全是一回事，因此，文明的进步越显著，它的处境就越危险。生活总是在变得愈来愈美好，但显然也在变得越来越复杂；当然，随着问题复杂程度的加深，解决问题的手段也就愈加完善，但新一代的人必须掌握这些改善了的手段。具体地说，在这些手段当中有一种手段与文明的进步最为密切相关，它背负着大量的传统与经验，那就是：历史。就保存与发展现有的先进文明而言，历史知识是第一流的技术，这不是因为它可以为生活环境的崭新层面提供积极的解决办法——现在的生活总是不同于过去；而是因为它可以防止我们重蹈覆辙。但是，如果一个人除非等到自己在饱经沧桑之后，才开始发现生活原来是如此艰难，舍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帮助他保留对过去的记忆，并从经验中获取教训的话，那么，一切都将无济于事。我确信这正是欧洲目前的处境。今天最有“文化教养”的欧洲人对历史也是惊人地无知，我相信当代欧洲国家的领导人所具备的历史知识，比起18世纪，乃至17世纪的领导人来，要贫乏得多。这些时代的统治精英们——sensu lato［宽泛意义上］的“统治”——拥有的历史知识，使得19世纪的巨大进步成为可能。他们在18世纪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和政策，其目的就是要避免先前时代在政治上所犯的错误，他们的理论和政策是根据这些错误所提供的经验来构想的，并且在内容上涵盖了人类整个的经验范围。但19世纪，人们就已经开始丢弃“历史文化”（historic culture），尽管在这个世纪里，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取得了显著的进展。(1)19世纪的这一重大失误，是今天压负在我们身上的众多难题的根源。自19世纪末叶以来——尽管其时人们尚未觉察——欧洲就已经开始向野蛮主义回转、倒退，也就是向人类的混沌状态与原始状态倒退，他们丧失了过去，或是说遗忘了过去。
除非把欧洲的命运托付给真正的“现代人”，否则欧洲绝无希望可言：只有他们才能感受到历史跳动的脉搏，才能认识到当前“时代的高度”，才能抵制古老的、原始的态度。我们需要全部的历史，但不是退回到过去，而是要看一看我们能否挣脱它的束缚，走向未来。
但是，今天导致文明出现危机的却是人，因为他无法与自己文明的发展齐头并进。每当听到一些较有文化素养的人谈起当前的基本难题时，真让人叫苦不迭，他们看起来就像一群粗野的农夫，在试图用他们粗糙、笨拙的手指从桌面上捡起一根绣花针。譬如，他们在处理政治和社会问题时所使用的思维工具，居然还和二百年前一样简陋，殊不知现在的情况比起那时候来要复杂上二百倍！
注释
如果不尽快找到一个补救的办法，问题的纷繁复杂与人类的心智能力之间的不平衡将愈来愈严重，并构成我们文明的主要悲剧。正是由于其发展原则的多产性和确定性，文明所创造的物质成果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品质上，都在日益增加和提高，其结果已经超出了一般人的接受能力。我认为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以前的一切文明都因为维系它们的原则之不足而湮灭；当前的欧洲文明却由于相反的原因而面临危机。古希腊和罗马的衰亡并不是因为其子民的无能，而是因为其原则的枯竭；罗马帝国的崩溃肇始于技术的匮乏，当它的人口迅速膨胀，达到一个庞大的数字时，就需要技术提供某些物质手段来解决问题，一旦技术跟不上，古代世界就开始走向一个回转、倒退与衰亡的连锁过程。
[1]布莱西格（Kurt Breysig，1866—1940），德国历史哲学家。
随着文明的日益发展，它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以理解。今天，文明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尤为错综复杂，然而，另一方面，在心智上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人却越来越少。战后这段时期为这一现象提供了一个显著的例子，战后欧洲的重建——诚如我们看到的——确实是一项过于繁杂的事务，以至于一般的欧洲人对此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回天乏术。这并不是因为缺少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是因为缺乏发现这些方案的大脑，或者毋宁说，多少还是有一些明智清醒的大脑的，只不过欧洲的普通大众不愿意把这些大脑安置在自己的肩膀上而已。
[2]举世闻名的柏林墙之间的隔离地带就一度出现过原始生态景观，或许可以作为一个佐证吧。
对于当今的普通大众而言，文明世界——这是我们必须努力加以维持的世界——赖以为基础的那些原则已经完全不存在了。他们对基本的文化价值没有一点兴趣，因而也就谈不上与之休戚与共的感情了，更不会准备为它们贡献些什么。这种情况是怎么造成的呢？原因有很多，我这里只想强调其中的一点。
[3]这里所列举的都是希腊神话中的故事：勒达（Leda），斯巴达王廷达瑞俄斯之妻，与化为天鹅的宙斯生下海伦和波吕丢刻斯；帕西芬（Pasiphae），克里特王弥诺斯之妻，与海神波塞冬送来的一头白色公牛生下半人半牛的怪物弥诺陶斯；安提俄珀（Antiope），底比斯公主，与化为羊人的宙斯生下安菲翁和仄特斯。
今天，大众相信他们所由出生的、并正在使用的文明，就和大自然一样，是自生自发、自给自足的，ipso facto［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已经退化为原始人；文明在他们看来就像是一座森林。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现在我必须更加具体地阐述它。
[4]“革命像萨图恩（罗马神话中的农神）一样，正在把自己的儿子一个一个吞食掉！”这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领袖维尼奥在一次演讲中的名言；文中的革命演化机制亦可以法国大革命为典型代表。
但是，现在我必须从事一项与此相反的任务，那就是遏制正在大肆泛滥的丛林与沼泽。“善良的欧洲人”目前所必须应付的棘手难题，非常类似于已经引起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如何防止带刺的梨树铺天盖地地滋生蔓延，免得到时候它们把人都赶到大海里去。大约是在19世纪40年代，一个地中海移民出于对故土——马拉加（Malaga）或是西西里（Sicily）？——风情的留恋，随身带了一罐其貌不扬的带刺小果梨来到澳大利亚。几十年后的今天，这种梨树已经遍布整个澳洲，并且正在以每年超过一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张。与这种梨树做斗争所承担的费用，已经让澳大利亚政府不堪重负。
[5]参见奥尔特加在《堂·吉诃德沉思录》中的说法：“一些人不愿满足现状，他们要改变事物的规律，逆传统的习惯势力而行，我们称他们为英雄，他们为掌握自己的命运所表现出来的意志就是英雄主义。”
每一个时代的浪漫传奇都充斥着暴力的场景，白种妇女遭到自然造物或是野蛮人的强暴；它们被描绘为勒达与天鹅、帕西芬与公牛、安提俄珀与山羊的故事。[3]在一般层面上，当我们面对废墟时，我们所看到的则是一幅更为粗野蛮横的景象：自然生长的灌木杂草之下，掩埋着文化造就的几何形的碑石。当你的目光触及一栋建筑时，你那细腻的罗曼蒂克情怀首先感受到的是它耸立于檐口与屋顶的琉璃色飞檐（hedge-mustard），这正表明，任何事物最终都难免化为一抔黄土，丛林灌木将再次覆盖一切。嘲笑罗曼蒂克情怀是愚蠢的，因为它也是正当的。在这些天真而乖张的想象背后，潜藏着一个重大的、永恒的问题：文明与构成其根基的自然之间的关系，亦即理性事物与宇宙事物之间的关系。因此，我将保留在另一场合处理这个主题的权利；在适宜的时候，没准我自己也会发一发怀古幽思之情怀呢。
[6]奥尔特加这里显然是弄错了，中国古籍中只有孔子的父亲叔梁纥与孔子的母亲颜征在年龄上相差50岁的传说。
这种情况只能发生在纯粹的自然世界中，而不会出现在我们这个文明世界里。文明并不是“恰好就在那里的”（just there），它不可能是自给自足、不假于外的；相反，它是人为的，它需要艺术家或者能工巧匠们的不懈努力。如果你想得到文明的果实，却又不打算栽培、养育它——那你就是在自欺欺人：你会在刹那间发现文明已经弃你而去；再过片刻，你就会发现自己周围的一切都已经化为乌有。犹如掩盖着大自然的帘幕一下子被揭开，原始森林将以其天然的状态复现在你的面前。[2]丛林与沼泽总是原始的、蛮荒的，反之亦然，一切原始蛮荒之地都是丛林密布，沼泽遍野。
(1)这里我们可以瞥见一种区分，即一个既定阶段的科学状态与其文化状态之间的区分，我们不久就要涉及这个问题。
自然总是与我们相伴相随，但它是自给自足的。在大自然的森林中，我们可以做无拘无束的野蛮人；要是没有文明人的出现给我们带来威胁，我们可以一直这样无忧无虑地生活下去。不过，从原则上讲，永远做一个野蛮人是可能的，而且确实存在这样的野蛮人，布莱西格[1]曾经称他们为“永久地驻足于晨曦中的民族”，他们滞留在一个静止的、冻结的黎明中，永远无法过渡到正午。
(2)一代大约可以持续三十年，但它的活动又可分为两个阶段，表现为两种形式：大约在它的前十五年中，新一代的人宣扬着自己的思想观念、偏好和品味，这些东西最后占据了统治地位，并支配着它后面的十五年；但是，在它卵翼之下的另一代人又已经开始形成新的思想观念、偏好和品味，并开始传播。如果占统治地位的一代人的思想观念、偏好和品味是激进主义的、革命的，那么新的一代人往往是反激进主义的、反革命的，也就是说，在精神实质上是复辟的。当然，不应该把复辟简单地理解为“回到过去的道路上”，没有一种复辟可以真正回到过去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