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项事实让我对这样的说教放弃了幻想，那就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论证必然是精微而深奥的。在现有条件下，如果不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就指望普通大众对这些科学以及生物学的相关科学产生自发的、如火般的热情，难道不是极其荒谬的吗？只要看一看现实情况是什么样，你就会明了：毋庸置疑，文化的其他一切要素，比如政治学、艺术、社会准则以及道德本身，等等，都已经问题重重，危机四伏；只有一项要素，其巨大的效能还在日益增加，它给大众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那就是经验科学。它每天都在为普通大众制造新的发明，供其使用；每天都在为普通大众生产新的麻醉剂或疫苗，使之受惠。每一个人都知道，只要科学的灵感不枯竭，实验室若能三倍或十倍地扩建，那么财富、舒适、健康、繁荣就会自生自发地大量增加。还能想象出有比这更颠扑不破、更具说服力的宣传可以支持这项生机勃勃的原则吗？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丝毫没有迹象表明，大众为了赋予科学更高的价值而投入更多的资金与精力，这又是为何？情况恰好相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这段时期里，从事纯粹科学研究的人反而沦落为一个新的社会下等阶层。需要指出的是，我这里所说的是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而非哲学家。哲学并不需要大众的呵护、关注、同情和垂怜；它坚守着自己无用之用的本性，(6)从而可以摆脱一切对平庸者的阿谀献媚。哲学承认自己在本质上是令人困思的，并欣然地接受它那自由的命运，宛若一只无拘无束、欢快飞翔的鸟儿，它无须向任何人请示什么，也不必邀宠或是防备于人。如果它果真对什么人有所助益，那也仅仅是从人类情感之共鸣和同情中获得的愉悦；但它的生命力绝不在于施惠他人，它对此既不奢望也不渴慕。假如一项事物在其肇始阶段就怀疑自身的存在，假如它唯一的生存尺度就是自我否定、自我取消，那么它怎么还能期望一般人会认真对待它呢？因此，让我们先把哲学放在一边吧，它属于另一种形态的冒险。[3]但是，实验科学则不然，它需要大众的合作与支持；反之亦是如此，大众一刻也离不开实验科学，否则将分崩离析：假如这个星球没有了物理学和化学，它根本就无法维持目前这么多人口。
对这个问题进行全面彻底的研究，并详细分析对于实验科学之发展及其技术成果来说至关重要的历史前提，是非常有价值的。但即使这个问题得到澄清，我们也不要指望大众会理解它。大众是不会把注意力放到推理上来的，他们只能从自己的亲身感受中学到些什么东西。
还有什么支持科学论据能比汽车和医药品更为有力呢？汽车使大众可以来去自如；医药品则极大地消除了他们的痛苦。科学给人类带来的持久而明显的福祉，比起人类对科学所显示的兴趣和热情来，是何等的不成比例！面对这种情形，我们实在无法抱有任何虚幻的希望和企盼：他们的所作所为纯粹就是野蛮主义！尤其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待科学的这种弃之如敝履的冷漠态度，竟然在技术人员——医生、工程师等——自己身上也暴露无遗。他们在从事这些职业时惯常表现出的心智状态，与那些心安理得地使用汽车或购买阿司匹林的人在本质上毫无二致：他们对于科学与文明之将来命运全然没有任何关切之情。
想想看，把若干在本质上各不相同的原料搅和在一起，猛烈地摇动，通过这种方法调制出来的一杯物理-化学鸡尾酒会是什么味道？对这个问题，即使是最草率的考察也可以再清楚不过地看到：从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来说，物理学和化学的形成与最初确立仅仅局限在由伦敦、柏林、维也纳和巴黎这四个地方所围成的小方块内，而且也只限于19世纪。这充分表明，实验科学（experimental science）是人类历史上最来之不易的成就之一，预言家、神父、武士和牧人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数不胜数，但要造就这样一群具有实验精神的人，显然需要诸多天造地设的巧合，这恐怕比孕育独角兽的环境还要罕见。如此显白、清晰的事实足以激发我们对科学灵感之极易挥发、升腾的特性做出一些反省。(5)有些人相信即使科学在欧洲消失了，美国人也会独自继续经营它，就让我们祝福这些人吧！
或许让有些人感到更为忧虑、烦恼的是新兴之野蛮主义的其他一些征兆，因为它们在性质上是积极的，是行动的结果而非盲目短视的产物；它们更加引人注目，更加生动逼真。但就我自己而言，普通大众受益于科学的与他们回报于科学的——或者不如说是忘恩负义——二者之间的不相称，才是更为可怕的。(7)只要看到，今天连中部非洲的黑人也可以神气活现地驾驶汽车，服用阿司匹林，那么，对科学的这种漠视态度已经达到什么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依我的假设来看，那些即将走向统治地位的欧洲人应该是与他所由出生的复杂文明血肉相连的人，而不是一个原始人，一个通过天窗登上历史舞台的野蛮人，一个“横冲直撞的入侵者”。
现在，我继续表明我的观点：出于实用目的而对科技产生的兴趣，非但不能保证科技成果的进步与维持，反倒可能使之倒退。认为技术主义是“现代文化”典型特征之一的看法是极其正确的，因为这种文化包含了一种在物质上富有成果的科学。所以，在描述19世纪所孕育的生活之最新面貌时，我感到只有自由民主政体和技术主义才是真正崭新的特征(4)。但我必须再次强调，我对此种情况异常惊讶，那就是当我们说到技术时，竟然忘记了技术的关键内核是纯粹科学，而技术得以持续发展的条件和纯粹科学得以繁荣兴盛的条件是水乳交融的。我们有没有认真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了保证真正的“科学人”（men of science）得以继续存在，人类的心灵与大脑需要具备哪些前提条件呢？难道我们真的相信只要有金钱，就会有科学？许多人对此深信不疑，这一事实恰恰为野蛮主义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
注释
斯宾格勒相信，即使对文化所依据的诸种原则之兴趣已经消失殆尽，技术依然可以独立发展，我对此委实不敢苟同：技术与科学是互为表里的，当科学不再关注其自身的纯粹状态时，它将不复存在；而除非人们对于文化之一般原则继续保持热情，否则这种关注也不会持久。一旦对纯粹科学的热情走向死寂——目前的情况似乎正是如此——那么技术不久也将寿终正寝，即使它还能苟延残喘一阵子，所依靠的也仅仅是文化动力的惯性。我们与技术上的需求同生共存，但并不依赖它们而生存。技术既不能为自己提供养料与空气，也不能构成causae sui［自己的原因］；它不过是过剩的、非实用的行为所产生的一种有益的、实用的沉淀物罢了。(3)
[1]奥尔特加的历史哲学主要体现在他的《历史是一个体系》一书中，他的基本观点是：“人没有本性而只有历史”；“历史是一个体系，是以一条单一的、不可抗拒的锁链联系在一起的人类经验的体系”。参见何兆武《历史理性的重建》一文。
今天，关于科学技术已经取得惊人发展的言论不绝于耳；然而，在这些言论当中，即使是在最睿智的言论当中，我也没有发现多少涉及科技之未来的引人注目的认识。斯宾格勒确实是一位敏感而深刻的思想家，尽管他一直患有癫狂症；不过，在我看来他对这个问题也过于乐观了。因为，他相信继我们这个“文化”时代而来的将是一个“文明”的时代，而他所理解的“文明”首先是指技术的进步。斯宾格勒的“文化”观和历史观与本文所依据的观念之间相差不可以道里计，所以这里评论他的结论绝非易事，哪怕是出于修正的目的也是如此。因此，为了将我们的观点置于同一种尺度之下以显示二者之间的差异，只能取其荦荦大端，简而化之地比较一下。[2]
[2]斯宾格勒的文化观参见《西方的没落》第一卷，第1章（商务版《西方的没落》中译本没有译出第一卷；可参见陈晓林的中译本，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奥尔特加对文化及其与科学的关系的看法，参见《大学的使命》第五章。
这样一个悖论对我们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本文试图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它向我们表明：今天占主宰地位的是一群野蛮人，是一群崛起于文明世界的自然人（Naturmensch）。这个世界是文明的，但其居民却不是文明人：他们看不到周围世界的文明，却在运用它，就仿佛它是一种自然的力量。我们的新人希望得到自己的汽车，并尽情地享用，但他认为这只是伊甸园里哪棵树木上生长的自然之果。在他的灵魂深处，他从未意识到文明那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人为本性，他也不会把对器具的热情转到造就了这些器具的原理上来。当我借用拉特瑙的话说，我们正在目睹一场“野蛮人的垂直入侵”时，有人可能会认为（一般人都这么认为）这只是一条“警句”罢了。现在，情况已经一目了然，它要么是一项真理，要么是一项谬误，但它绝不仅仅是一条简单的警句，而是一条正式的定义，它可以涵盖整个复杂的分析。当今之大众确实是一群野蛮人，一群从幕后登上文明这一古老舞台的野蛮人。
[3]奥尔特加对哲学的看法，参见其《什么是哲学》一书。
如今的生活在物质可能性上已经大大提高，但是，一旦面临欧洲命运中最可怕的难题，它们就有倾覆的危险。我再次指出：社会的方向已经被这样一群人所左右，他们对文明的法则视而不见，他们蔑视的不是此种文明或彼种文明的法则，而是迄今我们所能识别的一切文明的法则。当然，他们对麻醉剂、汽车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还是饶有兴致的，不过，这只能进一步验证我的观点：他们对文明本身根本没有兴趣，因为它们仅仅是文明的产物，他们对这些东西的热衷只会使他们对其得以产生的原则更加漠不关心。如下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自从the nuove scienze，即自然科学诞生以来，亦即文艺复兴以降，人们对科学的热情日益高涨，经久不衰，更具体地说，投身于纯粹科学研究的人所占人口比例曾经一代高于一代。但是，这种情况在今天处于20岁到30岁的那一代人身上首次出现了倒退（我再次强调一下是相对意义上的倒退），吸引学生们走进实验室从事纯粹科学研究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与此同时，工业却达到其发展的高峰阶段，普通大众对于科学所创造的机械装置与医药用品产生了更多的需求。我们可以不厌其烦地说，类似的不协调同样也出现在政治、艺术、道德、宗教以及日常生活中。
(1)毫无疑问，很少有人会认真对待这些说法，甚至那些最有心的人也仅仅把它们看作譬喻——不管这个譬喻是多么贴切。个别读者可能会坦率地承认，自己还没有看透生活到底是什么，哪怕知道它不是什么也行；唯有他们才能领会这些说法的精义，唯有他们才能判断这些说法正确与否。其他人的观点几乎是众口一词，唯一的差别在于：有些人认为生活是一个灵魂的存在过程；有些人则认为生活就是一连串的化学反应。即使把我的整个思路概括为一句话，在那些冥顽闭塞的读者看来，我的观点仍然没有改进多少。我的概括是：只有在传记意义上，而非生物学意义上使用“生活”一词时，生活的根本要义才会显现。其最有力的理由是，任何一种生物学最后在传记中也仅仅是一个章节而已，在记载生物学家生活的传记中，它只能占一部分，其他所有的内容都经过了提取、想象和神化。
毫无疑问，如果让我们对当代公共生活中的诸多因素做一番权衡与考量，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其中不利的因素远远超过有利的因素，尤其是当我们从它们对未来的预示与征兆来考虑，而不是从它们目前的状况来考虑的话，情况更是如此。
(2)因此，这种对待过去的自由态度并不是一种气急败坏的反叛；相反，它是每一个“批判时代”所必须承担的义务。即使我捍卫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而反对肆无忌惮地攻击自由主义的大众，也并不意味着我摒弃了对待自由主义的充分的思想自由（即批评自由主义的自由——译注）。反之亦然，对于原始主义（primitivism），尽管本文着重强调了它最消极的方面，但在某种意义上，它又是每一种伟大历史进步之sine qua non［必要条件］。参见数年前我在《生物学与教育学》［Biologia y Pedagogia，收入《观察者》，第3卷：“悖谬的野蛮主义”（La paradoja del salvajismo）］一文中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但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19世纪的领袖们所犯下的严重错误：他们忽视了自己的责任，放松了警惕；他们在事件演化的滑坡上若无其事，漫不经心；他们对潜伏的危险——即使是在最为欢快的时刻它也不曾缓解——一无所知，也就是说，他们无力承担领导的使命，无法履行义务和职责。今天，亟须提倡一种具有夸张意义的责任感，以激发那些能感觉到它的人。强调当今时代之危险征兆已是迫在眉睫。
(3)因此，在我看来，以“技术主义”来定义美国显然是毫无意义的。给欧洲人心智带来最大困惑的事物之一就是人们对美国做出的一大堆幼稚的评论，甚至连最有文化的人也倾向于此。这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它可以说明，在当前问题的复杂性与当代人处理问题的心智能力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
一般的公共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迫切需要回到现实，贴着地面行走。欧洲人如果不首先剥除伪饰的外衣，裸露其本质，返璞归真，那么，他们很难像乐观主义者期盼的那样，实现飞跃式的发展。为了给一个光明的未来扫除障碍，此种正本清源、回归真实自我的戒律乃是其不可或缺的，它亦使我对过去的一切事物主张一种完全的思想自由。未来必然胜于过去，我们对过去的态度取决于未来的秩序。(2)
(4)自由民主政体与技术这两者之间是相互包容的，以至于当其中一方缺失时，另一方几乎无法想象；应该用一个一般性的名称来为它们共同命名，这样的名称同时也将使上一个世纪及其以前的世纪获得一个名副其实的称呼。（30年代英译本没有这个脚注，根据80年代英译本译出。——译注）
在当今这样的“紧要关头”（moments of crisis），这一普遍真理显得尤为有力、真实。因此，在目前大众占支配地位的情形中出现的、我们以“直接行动”来概括的新型行为，其征兆很有可能预示着未来的完美与至善。显而易见，每一种古老的文明在演化过程中，其耗尽机能的组织以及坚硬如茧的重负会变成有毒的残渣，对生活构成障碍，并最终使之步履维艰。僵死的制度、尽管已经毫无意义但仍在发生作用的评判准则和价值标准、充满繁文缛节的应对措施、缺乏实质性内容的规范，所有这些都是文明和“间接行动”原有的组成要素，但它们现在需要经历一个急剧简化的阶段。浪漫时代普遍流行的高顶礼帽和长礼服如今已经被衬衫和便装所取代，这里，简化意味着健康和更高的品味，因而也就意味着更完美的解决途径。这正如我们通常所见到的，手段越为小巧，收获反而越多。就连浪漫式的爱情这棵大树（the tree of romantic love），也亟须修剪整饬：有太多虚饰不实的木兰附着在它的枝头；杂乱无章的匍匐枝、盘旋藤以及曲折缠绕的衍生植物攀缘在它的树干上，遮住了阳光的照耀，挡开了雨露的滋润，这些赘疣之物必须统统剪除。
(5)我们这里没有必要论及更深刻、更内在的问题，因为，今天就连大多数科学研究者自己，都丝毫没有意识到，科学正在面临非常严重的、致命的内部危机。
实际上，大众的反叛既可能转化为一种崭新的、史无前例的人类组织结构，但也可能变成一场人类命运之旷世罕见的浩劫。无视进步的事实是不明智的，但我们必须修正“人类的进步是确定无疑的”这一观念，更接近事实的毋宁是：若没有“回转”和退化的威胁与刺激，就不会有必然的进步和发展。在历史中一切都是可能的，令人欢欣鼓舞的无限进步与变幻莫测的周期性衰退并行不悖。生活，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群体的，私人的还是历史的，在浩瀚的宇宙中都属于同一个实体，而宇宙是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因此，在严格意义上，生活就是一场戏剧。(1)
(6)参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893a 10。（原注有误，国际标准版中893a 10部分并不是《形而上学》的内容，似应为983a 10：“一切科学都比它更为必要，但却没有一种科学比它更为高尚”，引自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卷七，第3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译注）
本文无意构建一套系统的历史哲学，但毋庸置疑的是，我正在尝试以我自己的哲学信念为基石，建立一种历史哲学。我并不相信绝对的历史决定论（the absolute determinism of history），恰好相反，我相信，所有的生活包括历史生活，都由一个个纯粹的瞬间与片刻构成，其中每一个稍纵即逝的瞬间与片刻相对于前一个而言，都是不确定的；因此，在这些瞬间与片刻当中，现实显得犹疑不决、首鼠两端，面对诸多的可能性，它举棋不定，难以抉择。正是这种形而上的犹疑与踌躇使得一切生物都带上一种震颤不已的特征。[1]
(7)社会的病态与畸形由于这一事实而急剧增加，正如我已经指出的，文化的其他所有重大原则，政治、法律、艺术、道德和宗教无一不正在经历一场危机，至少已经暂时垮台了。唯一躲过此劫的就是科学，它非但没有垮台，反而每天都在以惊人的速度贡献成果，甚至已经超过了它原有的许诺。因此，它的重要性是无与伦比的，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普通大众是因为对其他的文化要素抱有过分热情，而导致对科学的忽视，他们的行为是不可原谅的。
再次指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我们这里所分析的情境，亦即当前的情境，其本质是暧昧不清的，至今尚未明朗。因此，在本文一开始，我就认为当前时代的特征，尤其是大众的反叛这一现象的特征，表现出两种倾向，每一种倾向不仅容许而且要求我们做出双重的解释：一面是有利的，另一面则是不利的。这种模棱两可并不取决于我们的心理感受，相反，它根源于事实本身：不是说当前的情境从一种立场来看是好的，从另一种立场来看则是坏的，而是说它本身就包含着兴盛与衰亡的双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