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一切造就了一类异常怪异的人。就像自然界某一项新事实的发现者那样，他必然会从中体验到一种权力感和自我肯定感，并多少有些道理地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有知识的人”。事实上，他的确拥有某些东西，这些东西加上别人拥有但他自己缺失的其他一些东西，共同构成了知识。这正是专门人才（the specialist）真实的内在本性，到本世纪初叶这种人的妄自尊大与不可一世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专家对宇宙中自己所守护的那个角落确实“了如指掌”，但对其余的部分却一窍不通。
不过，专业化的科学家虽然受到自己狭隘视野的限制，但他的确成功地发掘了一些新的事实，并在不知不觉中推进了科学的发展，从而也就丰富了人类思想的百科全书，但他对此却几乎是一无所知。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又何以继续可能呢？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出乎意料但又不可否认的事实，那就是：实验科学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那些资质异常平庸，甚至连平庸都算不上的人所做的工作。换言之，现代科学——我们当代文明的根基与象征——为那些智力平庸的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使他们能够在这里富有成效地工作。这种情况得以发生的原因在于机械化，机械化主导着新的科学和文明，并成为它的象征。然而，机械化却既是新科学和文明的最大福祉，同时也是新科学和文明的最大威胁。在物理学和生物学中，必定有相当数量的工作属于机械性的心智活动，这些工作几乎是任何人都可以完成的。由于无穷无尽的研究工作可以通过把科学分为若干个小的部门来进行，所以，科学家可以只关注其中的某一个部门而忽略其他的部门。方法上的可靠性和精确性允许了这种暂时的但却非常实用的知识脱节，运用这些方法进行工作就仿佛是在使用一台机器，纵使操作这台机器的人对它的意义与工作基础不甚了了，也可以取得极为丰富的成果。因此，大多数科学家一方面促成了科学的普遍进步，另一方面又把自己封闭在实验室的狭小空间内，犹如蜂房中劳作的蜜蜂与转动烤肉叉的转叉犬[1]。
对于这种怪异的新人，我们曾经试图从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加以界定，这里恰巧有一个合适的例证。我已经说过大众人是史无前例的一类人，而专门人才正可以称得上是这种人的一个显著而具体的例子，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类新人的本质。以前，我们可以把人简单地分为两种：有知识的人和无知识的人，不管其程度如何，一个人要么是有知识的，要么就是无知识的。但是，现在你根本没有办法把专门人才纳入这两个范畴中的任何一个：他既不属于有知识的人，因为除了自己的专业知识之外，他知之甚少；另一方面，他也不属于无知的人，因为他是一个“科学家”，一位“专家”，他“通晓”自己方寸天地中的一切。对于这种人，我们不得不称之为“有知识的无知者”（learned ignoramus），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因为它意味着尽管专门人才在他所生疏的领域中是无知的，但他却不像一个无知者，而是摆出一副学有专长的神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专业化的肇始阶段，有文化的人恰被冠以“百科全书式的”头衔，19世纪的历史进程正是在这些“百科全书式的”人士——尽管其时他们的工作已经初露专业化的端倪——的指引之下开启的。在接下来的一代人中，平衡被打破，几乎在每一个科学家身上都可以看到专业化取代了整体文化（integral culture）。到了1890年，19世纪的第三代人开始主宰欧洲的知识界，这时我们就会发现一种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科学家之典型：除了一个能够做出良好判断的人所必须具备的知识之外，他只熟悉某一门具体的学科，甚至就是对这门学科，他也仅仅知晓其中的一小部分，只有在这个领域里他才是学有专长的研究者。他甚至可能声称这是一个优点，对自己特别倾注的那个狭隘范围之外的一切东西，他都弃之不顾；他把所有对普遍知识的好奇心都称作是业余的爱好。
事实上，这正是专门人才的行为方式：他对政治、艺术、社会习俗以及其他一切科学所持的看法，无一不是原始的、愚昧无知的；但他又固执己见，自以为是，拒不承认在这些问题上的专门人才的意见——这是一个悖论。文明使他变成了专门人才，结果把他禁锢在自己的局限性之中，并且使他对此颇为满足；但正是这种对自己的价值及其重要性的自我肯定，同时也诱导他僭越自己的专业，妄图支配一切。所以，尽管在自己的专业中，专门人才体现了资格限制上的极致——因而在质性上他应该完全区别于大众，但结果却是：几乎在生活的其他一切领域里，他的行为举止照样漫无节制，与大众人毫无二致。
如果我们追溯一下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历史，以揭示科学研究中专业分工趋势不断加强的过程，那么，我们就会发现那将比乍看之下的情形更加有趣，也更加有用。我们会看到科学家们是如何一代接一代地把自己限制在日渐狭小的知识范围之内的；然而，这并不是历史所揭示出的最为重要的一点，最关键的毋宁是这一问题的反面：每一代的科学家由于不得不缩小其工作领域，结果导致他们与科学的其他分支以及对宇宙的完整解释逐渐失去了联系，而唯一能堪称科学、文化与欧洲文明的恰恰就是对宇宙的完整解释。
这不是一个耸人听闻的论断，任何人只要留心观察就可以看到：当今的“科技人”，对政治、艺术、宗教以及其他一般性社会和生活问题，所持的看法、所做的判断、所采取的行动，哪一个不是愚蠢至极呢？步其后尘的还有医生、工程师、金融从业人员、教师，等等。我曾多次概括的大众人之特征，如“不愿意从善如流”，不愿意服从更高明的权威，等等，在这些部分优质化的专门人才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地体现。这些人象征了并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当前“大众的统治”，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野蛮主义正是导致欧洲腐化堕落的最直接的原因。
实验科学诞生于16世纪末期，以伽利略为肇端；它正式形成于17世纪末，以牛顿为标志；它在18世纪中叶开始进一步扩展。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与其形成初期的情况保持一致，因为它必须适应不同的环境，所以，在作为实验科学之集合的物理学的建立和形成阶段，一种试图实现统一化（unification）的努力是必要的，这正是牛顿及其同时代的人所做的工作；而在物理学的演进和拓展阶段，则需要从事一项在本质上与统一化截然对立的任务：为了取得进步，科学必须专业化（specialization）——不是科学自身的专业化，而是科技人员的专业化。科学在本质上是不能专门化的，否则它必然ipso fac to［因此］丧失其可靠性；甚至作为一个整体，实验科学一旦与数学、逻辑学以及哲学相分离，它就将不复存在，但是，科学工作却必然需要专业分工。
非唯如此，对于上一个世纪的文明是如何放纵自己的造物，结果导致原始主义和野蛮主义的沉渣泛起，这些专门人才是最好不过的例证。
因此，有一点可以肯定：当前的科技人员正是大众人之原型。这绝非出于偶然，也不能归咎于科技人员的个人缺陷，而是作为我们文明之根基的科学本身会自动地把他转变为一个大众人，也就是一个原始人、一个当代的野蛮人。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它一再地展示在世人面前；但只有把这项事实置于本文的背景之下，才能充分理解它的意义与严重性。
专业化的这种失衡所产生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和过去相比，譬如说，比起1750年来，“科学家”愈多，而真正“有文化”的人就愈少。最糟糕的是，这些为科学而劳作的工蜂甚至不能保证科学的真正进步，因为科学需要对自己的发展不时做出必要的调整，不断进行重新组合；正如我已经指出的，这需要统一化的努力，但这种努力现在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它涉及日渐拓宽的知识领域。牛顿无须懂得多少哲学就可以建立他的物理学体系，但爱因斯坦在完成他对物理学的敏锐综合之前，却必须浸淫于康德和马赫[2]的哲学：康德和马赫仅仅是对爱因斯坦产生重大影响的诸多哲学和心理学思想的象征而已；这些思想解放了爱因斯坦的心灵，并为他的创新开辟了道路。但是，仅仅一个爱因斯坦是不够的，物理学目前正面临着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只有出现一个比启蒙时代的法国百科全书派更加综合的、新的“百科全书派”才能挽救这场危机。
今天，是谁在行使社会权力呢？是谁在把自己的心智强加给这个时代呢？毫无疑问，是中等阶级的人；在中等阶级中哪一个群体被认为是最主要的力量、当代的贵族阶层呢？毫无疑问，是科技人员（the technician），是那些工程师、医生、金融从业者、教师等等；在这些科技人员当中，谁又是他们最完美、最纯粹的代表呢？很显然，是科学家。假如有一个外星人即将造访今天的欧洲，为了对我们的文明形成一个准确的判断，他向我们询问愿意把哪一类人作为自己的标本，那么，欧洲人马上就会挑出最理想的候选人——科学家。于是，这个来自外星球的观光客当然不会去拜访那些特立独行的个人，而只会属意于作为一般类型的“科技人”（man of science），并把他们当作欧洲人的精粹。
因此，使实验科学得以持续发展一个多世纪的专业化正在走向尽头，除非新一代的人能够保证为它提供一种新的原动力，否则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它将无法维持科学的进步。
正如我一开始就已经指出的，不能把大众简单地理解为工人阶级，这里它所指称的不是一个社会阶级，而是今天在所有社会阶级中都可以找到的一类人：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象征，是我们这个时代里占支配地位的统治力量。现在，我们就为这个观点寻求更加充分的证据。
但如果专业人士无视他所从事的科学工作的哲学基础，他将从根本上全然蒙昧于科学的存在与延续的历史条件，亦即如何组织社会与人的心灵，使之可以继续造就后起的研究者。我在前文中已经透露，从事纯粹科学研究的人近年来显著减少，对那些清楚地了解文明意味着什么——这种意识在我们当代文明的最高典范“科学人”那里是普遍缺乏的——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让人感到不安的征兆。这些非凡卓绝之士深知，认为文明是“本来就存在的”（out there），不啻是认为文明就是地球的外壳和原始森林。
神奇而伟大的西方技术使得欧洲人口的迅速繁衍成为可能，读者只需回想一下作为本文出发点的那项事实——正如我所说的，它孕育了我们现在所考虑的一切观点，那就是：从公元6世纪到1800年，欧洲的人口总数从未超过一亿八千万；然而，从1800年到1914年，它竟超过了四亿六千万，这样高速的人口增长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因此，毋庸置疑，是科技与自由主义民主的结合造就了数量意义上的大众人；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将试图证明它同时也促成了质量意义上的，即贬义的大众人之存在。
注释
我已经说过，19世纪的文明或许可以概括为两大方面：自由民主政体和科学技术，我们暂且对后者进行一番考察。现代科技是资本主义和实验科学二者相结合的产物，并非所有的技术都是科学的：旧石器时代（the Chellian period）没有任何科学可言，但人们还是掌握了制造石斧的技术；中国人从未想过物理学的存在，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技术上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唯有欧洲的现代技术拥有科学的基础，正是这一点赋予了它独特的性质，并使之具有无限进步的可能性。其他所有的技术——美索不达米亚的、埃及的、希腊的、罗马的、东方的——都有各自无法超越的顶点，一旦达到这个极限，它们随即就会走向一种令人惋惜的衰退。
[1]转叉犬（turnspit），经过训练的可以转动烤肉叉的狗。
本文的主题是：19世纪的文明已经自生自发地造就了大众人。在结束一般性的阐述之前，我们最好再通过一个特殊的例子来分析一下大众人产生的机制，因为只有通过具体的形式，这一主题才能获得更大的说服力。
[2]马赫（Ernst Mach，1838—1916），奥地利物理学家、哲学家，他提出的“知识是感觉体验的复合”这一观念对现代科学与哲学产生过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