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三十年里所出现的一个最让人感到惊悸的现象，可以作为这种国家机械主义（the state mechanism）的具体例证：所有国家中的警察部门都在迅速扩张，人口的增长必然要加剧这一过程。不管我们对此如何习以为常，我们都不应该忽视这样一个可怕的悖论：在一个现代超级大都市中，涌动的人群要想来去自如，专心于自己的事务，就必然需要一支庞大的警察队伍来维持交通和秩序。但是，对那些相信“法律与秩序”的人来说，如果奢望这些为维持秩序而建立起来的“政府武装”永远满足于保持市民所希望的秩序，那就愚不可及了。这些人最终将不可避免地自己来定义和决定他们应该维护什么样的秩序——这种秩序自然是最符合他们自己利益的秩序。
国家至上主义是暴力和直接行动在上升为一般准则以后所采取的高级形式。通过并借助国家这部无名机器，大众得以自行其是。欧洲各民族目前正面临着各种重大的国内问题：法律、经济以及公共秩序无一不存在异常严峻的危机。在大众的统治之下，我们难道没有感觉到：国家将竭尽全力压垮那些保持特立独行的个人和小群体，并最终打破未来的一切希望吗？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两个不同类型的社会对这一公共需求所做出的截然不同的反应，将非常有助于我们处理这个问题。大约在1800年左右，新兴的工业开始造就一类新人——产业工人，他们比传统类型的人更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为此，法国政府迫不及待地建立了一支数目庞大的警察队伍。十年之后，英国也面临了同样的问题，犯罪率的上升使英国政府突然意识到自己缺少警察力量，其时正是保守党当政，他们是怎么做的呢？建立一支新的警察部队吗？绝对不可能，他们宁愿尽可能地容忍犯罪，也不愿意这么做。“人们已经做好准备，如果必要的话，将容忍一定程度的混乱，并把它看作是自由的代价。‘在巴黎，他们拥有一支令人羡慕的警察部队，’约翰·威廉·华德写道，‘但是，他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宁愿看到，每隔三年或四年就有半打的人在拉特克利夫大道（the Ratcliffe Road）上被人割断喉管，也不愿意住宅被人搜查、监视，并忍受富歇的各种诡计’。”(6)这里，我们看到，对待国家的两种态度泾渭分明，英国人认为国家应该有它自己的界限。
在了解了这一切之后，当我们听到墨索里尼疯狂地叫嚣“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国家之外一无所有；没有什么事物可以反对国家”这样的口号，并把它视为一个只有在意大利才能发现的惊人事实时，怎能不感到震惊呢？单单是这一点就足以证明法西斯主义是一场典型的大众运动。墨索里尼刚一上台就发现，一个他理想中的完美国家已经建立，但其缔造者并不是他自己，而是他所要反对的观念和力量：自由主义民主。他仅仅是无情地使用了这架现成的机器，我们无须细致地考察他的工作，就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到目前为止，墨索里尼所取得的成果，还不足以与自由主义国家在政治和行政管理中所取得的成果相提并论。纵使他有什么成就，也是微乎其微，不值一提；而且它缺乏实质，因为它还不够抵消反常权力（the abnormal powers）的积聚，正是这些反常的权力使墨索里尼得以把国家机器运用到极致。
注释
国家至上主义（Statism）悖谬的悲剧性过程不是由此昭然若揭吗？为了使整个社会可以生活得更好，人们建立了作为一种手段的国家，但是，国家随即盘踞于社会之上，反而使得社会不得不开始为国家而存在。(5)然而，国家毕竟是由社会成员所组成的，这些人很快就不足以维持国家，于是它不得不招募外国人：首先是达尔马提亚人，接着是日耳曼人。这些外国人乘机篡夺了国家权力，社会中的其他人，那些先前的人民，被迫沦为他们的奴隶，沦为与自己毫无共同之处的异邦人的奴隶。这就是国家干预所带来的后果：人民转化为国家机器——它原本只是一个人造之物——的燃料，骨架吃尽了附着在它周围的血肉，临时搭建的脚手架竟变成了住宅的房客和主人！
[1]路西法（Lucifer），又译“明亮之星”，是撒旦在带领天使造反之前的名字。
早在安托尼努斯[8]时代（公元2世纪），国家就以其反自然的霸权（anti-vital supremacy）压服了社会的活力，社会开始受到束缚，它除了服务于国家之外无以为生。整个生活都被纳入官僚体系，结果发生了什么？生活的官僚化导致了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崩溃，经济萧条，人口减少。国家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又对人类生活推行进一步的官僚化，上紧官僚机器的螺丝钉无异于把社会改造成一个军营。国家最迫切的需要就是军事装备和军队，其首要的任务就是提供安全（我们要记住：大众正是安全的产物），因此，军队是国家的先决条件。非洲血统的塞维鲁皇帝[9]试图把整个世界军事化，可一切都是枉然：不幸的事情还是接连发生，罗马妇女的生育能力逐渐下降，最后甚至连兵源都开始枯竭。塞维鲁之后，帝国的军队不得不从外国人中征募士卒。
[2]其实《圣经·旧约·约拿书》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反叛形式，不过是失败的反叛：上帝命令先知约拿去尼尼微劝告那里的人悔改，但他想逃避这一使命，乘船离开，上帝便使海上风浪大作，只有把他投入海中方可平息风浪，于是其他乘客就把他扔进海里。上帝预备了一条大鱼，把他吞进肚子里三天三夜，直到他向上帝呼救许愿，上帝才命鱼把他吐出来。马斯洛曾据此创造了一个心理学术语“约拿情结”（Jonah Complex，参见马斯洛：《自我实现的人》，第142页，许金声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
这也正是古代文明令人感到惋惜的命运。由恺撒和克劳狄[7]一手缔造的罗马帝国，毫无疑问是一架值得钦佩的机器，单单作为一个人造物来看，它比贵族世家所建立的古老共和国不知要高超多少；但历史是惊人的巧合，就在它的发展臻于巅峰的时候，社会实体随即开始解散。
[3]私刑（lynch law），指不按正当法律程序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的惩罚，多为死刑。18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弗吉尼亚州的皮采法尼亚县为“一群无法无天的人”所困扰，法院对他们鞭长莫及，于是林奇（Lynch）上尉率领人们约定可以不经过正当法律程序来惩罚罪犯。林奇上尉虽然不是私刑的发明者，却试图使之合法化，结果他的名字就与私刑联系起来。
此种趋势的后果将是毁灭性的，自发的社会行动将一再地被国家干预所打断；不会再有新的种子能够开花结果。社会将不得不为国家而存在，个人将不得不为政府机器而存在。由于国家毕竟只是一台机器，它的存在与保养依赖于它周围生命体的支持，所以，国家在耗尽了社会的精髓与活力之后，将只剩下一副血色皆无、形容枯槁的骨架，一部停止运转的、锈迹斑斑的机器将比一具生物有机体的死尸更加令人毛骨悚然。
[4]把国家比作在大海中航行的船只，是柏拉图经常使用的譬喻。
这就是当前威胁文明的最大的危险：国家干预、国家对一切自发的社会力量的越俎代庖——这就等于说取消了历史的自发性，而从长远来看，维持、滋养并推动着人类命运的正是这种自发性。任何时候，只要大众怀疑自己遭受了什么厄运，或者仅仅是感到了某种强烈的冲动，那么对他来说，最大的诱惑无疑就是简单地摁一下按钮，开动法力无边的国家机器，就可以持久而稳当地获得一切而无须一切努力、奋斗、疑虑和冒险。大众自言自语道：“国家就是我！”这正是“朕即国家（L'Etat, c'est moi）”的大众翻版，这完全是一个错误。说“国家就是大众”，就好比说两个人仅仅因为都不叫约翰，所以他们是同一个人一样荒谬。当代的国家与大众之间唯一的共同点就在于它们都是无名的。但事实上，大众的确相信自己就是国家，他越来越倾向于寻找各种借口发动国家机器以压垮那些富有创造力的少数人：这些人妨碍了大众，扰乱了秩序，不管是政治上、思想上，还是工业上。
[5]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742—814），法兰克国王（768—814），罗马灭亡后西欧第一个帝国的创始人，800—814年为罗马帝国皇帝。
当代国家是人类文明最显而易见、最夺人耳目的成果。任何人只要注意到大众对国家所采取的态度，他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大众可以看见国家、钦佩国家，并知道国家就屹立在那里，护卫着自己的存在，但他绝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国家是一个人造物，它是由某些特殊的人所发明的，并需要某些美德和基本品性来加以维持，而这些美德和品性虽然人类过去曾经拥有，但明天很可能就会消失殆尽。此外，大众在国家中看到一种无名的力量，由于他感觉自己和这种力量一样也是无名的，于是，大众就相信国家是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当一个国家的公共生活出现困难、冲突和危机时，大众就会倾向于求助国家的即刻干预，凭借其巨大无比、不可抗拒的手段直接加以解决。
[6]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751年，由矮子丕平创立的法兰克王朝，查理曼大帝即属于这个王朝，它是西欧封建时代中央权力较为集中的一个王朝。
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国家已经变成了一台庞大的机器，这台机器以其非凡的方式在运转着，其精确无比且数量惊人的手段所带来的效率之高，令人叹为观止。一旦国家在社会中拔地而起，只消轻轻一摁按钮，它就可以启动无数操作杠杆，并以它们势不可挡的力量作用于社会结构中的任何一个部位。
[7]克劳狄一世（Claudius，10BC—54AD），罗马帝国皇帝，在位时间为41—54年。
但是，中产阶级在法国大革命以后开始接管公共权力，并把自己无可争辩的品质应用于国家。差不多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中产阶级就建立了一个强大而有力的国家，这个国家结束了革命，恢复了秩序。自1848年起，也就是自第二代资产阶级政府开始，欧洲就不曾发生过任何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当然不是因为缺少引发革命的动机，而是因为缺乏革命的手段，公共权力已经上升到社会权力的水平，于是，欧洲就永远告别了革命！现在，在欧洲唯一可能发生的只有革命的反面：政变。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一切看似革命的运动都不过是伪装下的政变而已。
[8]安托尼努斯（Antoninus，86—161），罗马帝国皇帝，在位时间为138—161年。
既然国家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一个关于公共秩序及其管理的问题，所以“旧制度”直到18世纪末期为止，仍然是一个非常弱小的国家，它被来自四面八方的社会反叛弄得焦头烂额。这一时期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力量对比是如此悬殊，以至于同查理曼时代[5]的情况比较起来，18世纪的国家似乎是退化了；加洛林王朝[6]的国家在权力上当然远没有路易十六时代的国家强大，但另一方面，那时环绕在国家周围的社会却也是全然无力的。(4)18世纪的社会势力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力量失衡，为法国大革命以及一直持续到1848年的一系列革命提供了条件。
[9]塞维鲁（Severus，145—211），罗马帝国皇帝，在位时间为193—211年，在位期间扩建军团，压制元老院，加强中央集权，实施军事独裁统治。
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对此，读者只要回想一下18世纪末欧洲各民族所建立起来的国家是怎样的情形就可以了，那时国家的事务是何其稀少！早期的资本主义及其工业化组织，由于首次采用了新的理性化技术，给社会带来了新一轮的发展，一个新兴的社会阶级由此产生，它比以前的任何一个阶级都要庞大，都要有力：它就是中产阶级。这个精明的中产阶级拥有一种超出其他所有阶级的才能，即实践的才干，它知道如何去组织和训练，知道如何去保持进取心的连贯性和一致性。置身于这样一个阶级之中，如同进入汪洋大海，“国家之舟”（the ship of State）开始了其险象环生的航程，国家之舟是被中产阶级再度发明的一个譬喻[4]，这个阶级感到自己浩瀚如海洋，无所不能，甚至能够呼风唤雨。正如我们已经说过，这只船本来承载的事务极为有限：几乎没有多少士兵、官僚以及财政需要管理。在中古世纪，它是由一个与中产阶级截然不同的阶级——贵族阶级——所建立的，这个阶级凭借其勇气、领导才能以及责任感而有口皆碑，声誉卓绝，没有他们，欧洲的各个民族就不会有今天。但是，他们虽然具备这些发自心灵的德行（virtues of the heart），却始终缺乏出自头脑的德行（virtues of the head），这些贵族智力有限，情感脆弱，他们行为处事完全依靠本能和直觉，一言以蔽之，他们是“非理性的”。所以，他们不能发展出任何技术，因为这一过程需要思想和理性化。比如说，这些贵族就无法发明火药，因而也就制造不出新式武器；而新兴的资产阶级则从东方或别的什么地方引进了火药，制造了枪炮，于是身着铠甲、手持长矛、骑在马背上笨拙不堪的贵族武士和绅士们在战场上就落得一败涂地了；他们甚至从未想到，战争的永恒秘密与其说在于防卫的方法，还不如说在于进攻的方法——这个秘密是拿破仑再次发现的。(3)
(1)所谓哲学的统治，并不一定要哲学家成为统治者——如柏拉图最初所设想的那样；也不必要统治者成为哲学家——如他后来所更加谨慎地希望的那样。严格说来，这两种意愿都是注定要落空的。就哲学的统治而言，它的存在就是其充分条件，也就是说要让哲学家成为哲学家。在过去的将近一个世纪里，“哲学家”充当了各种角色：政治家、教授、文人、科学家，但就是没有成为哲学家。
这里，我指的是今天对欧洲文明构成最严重威胁的一件事物，同其他所有的威胁一样，它也是文明自身的产物，甚至可以说，它还是欧洲文明的一大荣耀：它就是尽人皆知的现代国家。这里我们再次遭遇前一章中科学所面临的吊诡境地：科学原则的多产性带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进步，但这一进步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专业化，而专业化则有扼杀科学的危险。
(2)参见《没有主心骨的西班牙》，1921年，第1版。
作为一个具有反讽意味的既定规则，暴力的声望尽管可能已经走向衰落，但是，我们将依旧生活在它的统治之下，当然它要改换一下形式。
(3)贵族的优势为资产阶级所取代，这一伟大历史转变的简单画卷最早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德国历史学家，客观主义历史学派的先驱。——译注）向我们描绘的，但是，很显然这一象征性的几何式轮廓需要做大量的填补才能揭示出完整的真相。火药早在遥不可追忆的时代就已为人所知；把它装在一根管子里是一个伦巴底人的创造；但是直到大炮发明以后，它的威力才完全显示出来。贵族也使用火器，但规模很小，因为它过于昂贵；唯有资产阶级的军队，通过更完善的经济组织，才可以大规模地使用火器。不过，严格说来，以勃艮第人（Burgundians）中世纪式样的军队为代表的贵族，之所以被瑞士资产阶级的非职业化军队所击败，其首要原因还在于新式的训练方法和新的理性化战术。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大众是自作主张，它唯一的方式就是滥用私刑，因为舍此之外它别无选择。私刑起源于美国并非出于偶然[3]，因为美国多少可以称得上是大众的天堂。因此，当大众如今在整个欧洲取得胜利时，暴力同时也就开始大行其道，成为最后的理由和手段，成为一种教义，这不足为奇。多少年前我就已经注意到暴力可能演化为一种正常的状态，(2)如今，暴力已经发展到极致，这或许是一个良好的征兆，因为它预示着暴力即将盛极而衰，自发地走向崩溃。暴力如今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修辞：那些空洞无物的演说家们使之成为自己特有的修辞方法。当人的存在实体结束其生命旅程时，就如同失事的船只，任凭无情的海浪把它冲到修辞的海岸之上，虽然已是一堆遗骸，但还能保存很长一段时间。修辞是现实的墓地，充其量不过是上了年纪的人的养老院，此时，实体只有靠自己的名称来苟延残喘，尽管只剩下一个词汇，但它到底还能维持某种不可思议的魔力。
(4)强调并弄清楚这一点是非常必要的，即欧洲的绝对君主制可以与弱小国家并行不悖。这到底如何解释呢？如果国家是全能的、“绝对专制的”，那么它为什么不让自己再强大一点呢？我们已经揭示了其中的一个原因，那就是血统贵族的无能——技术上的、组织上的以及官僚政治方面的无能。但是，这一解释并不充分，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提出另一项解释，即绝对主义国家（the absolute State）中的贵族阶级不愿意以牺牲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为代价来扩充国家的权力。与通常的观念相反：绝对主义的国家在本能上，远比我们的民主国家更尊重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因为民主国家虽然更富有才智，却往往缺乏历史责任感。
因此，当大众宣称自己有权利自行其是的时候，他就是在反抗自己的命运，由于这正是当前所发生的事情，故而我称之为“大众的反叛”。从最终来看，唯有一件事情可以名副其实地叫作“反叛”，那就是拒绝接受自己的命运，反抗自我。天使长路西法[1]如果不是一意孤行地想成为上帝——那不是他的命运，反而希望做一个最下等的天使——那同样不是他的命运，这两种行径在本质上没有区别，都属于反叛行为。（假如路西法是一个俄国人，譬如说像托尔斯泰，他就很有可能选择后一种反叛形式，比起他率领众天使反抗上帝，这同样是在悖逆上帝的意旨。[2]）
(5)回忆一下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留给他儿子们的遗言：“必须保持团结，一致对外；要礼遇、优待军人，至于其他人，则可以不必考虑。”（80年代英译本的这个注释所要说明的原文向后推移了两个句子。——译注）
在任何一个公共事务秩序良好的国家里，大众的角色都不应该是自行其是，安分守己才是它的使命。大众生来就是被指导、被影响、被代表、被组织的——甚至可以说就是为了不再成为大众，或者至少说以这种可能性为目标。但它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单靠自己就可以做任何事情的，它需要把自己的生活托付给一个更高的权威，也就是少数精英。至于谁是杰出的精英这个问题，或许可以没完没了地争论下去，但不管他们是什么人，若没有了精英，人类将丧失其本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尽管欧洲对这个问题采取鸵鸟政策已经有一个世纪了，它以为把头埋到翅膀底下就可以避开这个显白的真理，实在是自欺欺人。我们所主张的这一观点并没有以多少是常见的、可能的事实为基础，相反，它立基于一条“社会物理学”的法则之上，这条法则甚至比牛顿物理学的法则还要坚不可摧。一旦一种真正的哲学(1)在欧洲重新占据优势——唯有如此方能拯救欧洲——它将再次意识到，不管人们愿意与否，其本性都将迫使他寻求某种更高的权威，如果他能够自动地发现此种权威，那他就是一个优秀的人；如果不能，那他就是一个大众人，就必须从比他优秀的人那里接受此种权威。
(6)参见阿累维（Élie Halévy，1870—1937，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译注）：《19世纪英国人民史》（Histoire du peuple anglais au XIXe siècle），第1卷，第40页，1912年。［80年代的英译本没有这个脚注，不过在尾注中编者指出，这段引语出自阿累维的《1815年英国人民史》，应该就是指《19世纪英国人民史》的第1卷；约翰·威廉·华德（John William Ward，1837—1924），英国历史学家；富歇（Fouché，1759—1820），法国政治家和警察组织的建立者。——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