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这些观察使我们对大众人心理图像中的两个基本特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一方面，生命欲望的自由膨胀，亦即个性自由的伸张；另一方面，他们却对使之生活得以安闲舒适的造福者丝毫不存感激之情。这两种特性正是我们在被宠坏了的孩子（the spoilt child）身上所见到的心理症状，事实上，把这种心理状态作为考察当代大众人灵魂的一把钥匙是极为恰当的。无论是在理想上还是在实践上，面目焕然一新的平民大众都受惠于慷慨宽宏的古老传统，但他们却被周遭的世界宠坏了。所谓宠坏，是指世界对他反复无常的要求没有一点限制，尽量予以满足；并给他这样的印象：他可以任意而为，无拘无束，不知道义务为何物。在这种政治制度下成长起来的少年儿童根本没有体验过限制，由于所有外在的压力、限制都被取消，任何可能的冲突都不复存在，于是他竟然开始相信自己是唯一存在的，并习惯于唯我独尊，而不考虑、顾及他人，特别是不相信别人比自己优秀。只有当某个比他强大的人迫使他放弃自己的某些欲望，进行自我限制与约束时，他才会收敛目空一切、舍我其谁的感觉，他才会从中学到一个基本的规范：“这是一个极限，我在这里一无所能，那是比我优秀的人的天地。显然，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人：我自己和比我优秀的人。”在过去的时代里，普通人每天都在从他所处的世界中吸取这一基本的教导，因为那是一个条件恶劣的世界，灾难不断，一切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物质匮乏，居无定所。相比之下，新的大众却发现自己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万物皆有备于我，一切都处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并且不需要像以前那样付出努力，这就如同我们看到太阳自己就会悬在空中而无须我们把它扛在肩上一样。没有谁会由于自己呼吸到空气而感谢他人，因为它并不是人为制造的，它属于“本来就存在”的事物（what is there），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然而然”的事物。我们从未感到空气是稀缺的。这些被宠坏了的大众竟然无知到这种程度，以至于相信物质财富和社会组织与他们可以任意支配的空气同出一源，都是“本来就存在的”，因为它们也没有缺乏过，并且几乎和事物的自然结构一样完美。
在这一新型人（the new man）的出生伊始，他所处的世界就没有强迫他局限于任何固定的形式，也没有对他设置任何否定性的条件；恰恰相反，它一直都在刺激他的欲望，而我们知道，人的欲望在本质上是没有止境的。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19世纪与20世纪初的世界不但显示它实际上拥有的事物已臻于完美富足，而且它还向居于其间的人们做出进一步的允诺：未来它将更加充足、富裕和完美，就好像它拥有一种自发的、永不枯竭的推动力量一般。尽管有种种迹象表明，这种坚定的信仰如今已经开始出现细微的裂痕，但很少有人会怀疑几年以后的汽车将更加舒适与便宜，他们对此深信不疑，犹如他们相信早晨太阳将从东方升起一样。这是一个贴切的比喻，因为，事实上人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在技术和社会方面是如此完美的世界，以至于他们相信这一切都是大自然所造就的，他们从未考虑过，这个新世界诞生的前提条件是那些天分极高的个人必须为之付出艰辛的努力；他们更不愿意承认，所有这些设施与成就依然有赖于人类某些罕见的技能和德行，如果稍有懈怠，这座宏伟的大厦就会急速坍塌，荡然无存。
因此，我的论点是：19世纪给某些生活秩序所带来的这种组织上的完美，使得大众受益匪浅，但他们却把它视为一种自然系统，而不是一种组织系统。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与定义大众所暴露出来的荒谬的心智状态：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自己生活的安逸与舒适，但对于其原因却一无所知，也没有这个兴趣。因为他们无法透过文明所带来的成果，洞悉其背后隐藏的发明创造与社会结构之奇迹，而这些奇迹需要努力和深谋远虑来维持。他们认为自己的角色只限于对文明成果不容分说的攫取，就好像这是他们的自然权利一样。过去，当食品短缺导致骚乱时，暴动的群众通常会捣毁面包店，四处搜寻面包。这或许可以看作公众行为的一种象征，今天，大众对待滋养了他们的文明所采取的态度就有类于此，只不过规模更大、更复杂而已。(2)
19世纪在本质上是革命的。我们不要指望能从那些只是偶然事件的重重迷障中识破这一本质，我们应该抓住这样一项事实，那就是19世纪使得普通大众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置身于一个与他们此前所面临的环境有天壤之别的生活条件之中，公共生活彻底被颠倒。革命并不仅是对既定秩序的反叛，而是要建立一个与传统秩序截然对立的新秩序。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他们对公共生活的影响而言，19世纪所造就的这些人全然不同于以前任何一个时代的人。18世纪的人当然不同于17世纪的人，而17世纪的人自然也不同于16世纪的人，但是与这批新人相比，他们之间的差异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彼此相似，甚至可以说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对于其他所有时代的平民大众来说，生活首先就意味着限制、义务和依附：统言之曰“压力”；如果你乐意的话，也可以说是压迫（oppression），不仅是法律意义和社会意义上的压迫，还包括自然意义上的压迫。直到100年前，也就是在现代科学——物理学和管理学——开始大规模地应用于实践之前，人类从未摆脱过自然意义上的压迫。此前，即使对有钱有势的人来说，世界也是一个贫乏、艰辛且充满危险的地方。(1)
注释
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人们从未发现自己曾经置身于类似——哪怕是一丁点的相似——的生活环境之中，它是由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那些条件构成的。事实上，我们正面临着人类命运的一场彻底变革，这场变革孕育于19世纪。人类的生活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无论是在物质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它都将焕然一新。有三项原则使这一新世界成为可能：自由民主政体、科学实验和工业制度，而后两项原则可以合并为一个词：技术。这些原则没有一项是19世纪的产物，它们来自此前的两个世纪；19世纪的成就不在于发明这些原则，而在于普及这些原则，对于这一点没有人会否认。但是，仅仅抽象地承认这一事实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它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具体后果。
[1]恩加丁（Engadine），瑞士东部因河的一个山谷，著名的风景游览区，1882年到1888年，尼采曾多次在这里休养。
如果我们把目光从物质生活转向法律生活和道德生活，那么这一对比就会更加一目了然。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普通大众就发现再没有什么社会限制可以阻碍他，也就是说，在公共生活中，从他一出生开始就不会遇到什么障碍与限制。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强迫他限制自己的生活，于是乎，我们再次看到“卡斯蒂利亚广阔无垠”。不再有什么“阶层”或“等级”，没有人拥有民事上的特权，一般人都会意识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2]克娄巴特拉（Cleopatra，69BC—30BC），埃及女王，以其美貌及魅力而闻名，曾在罗马“前三头之争”中充当过重要角色。“克娄巴特拉的鼻子”这一典故出自帕斯卡尔的《思想录》：“要是克娄巴特拉的鼻子长得短一些的话，整个世界的面貌将会改观”（参见《思想录》，第79页，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
除了这种经济状况的方便与安全之外，还得加上物质条件的得天独厚：舒适的生活以及井井有条的公共秩序。人们的生活列车奔驰在畅通无阻的轨道上，根本不必忧虑会发生什么剧烈而危险的意外中断。这样一种自由的、无拘无束的生活条件必然会在人们的意识深处注入一种生活观念，它可以借用我们西班牙古老文明中的一句睿智而优美的成语来表达：“卡斯蒂利亚广阔无垠”[3]。也就是说，从它各个主要及关键方面来看，生活向新一代人呈现出一种免除了一切限制的状态。当我们想起这样一种自由而宽宏的生活状态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的普通人都不可企及的时候，这一事实及其重要性就会昭然若揭。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对以前的普通人而言，生活注定要成为不堪承受的重负，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物质上。从一出生开始，生活就意味着一种他们不得不忍受的障碍物之累积。除了适应，除了在极为有限的空间里了度此生之外，他们别无选择。
[3]卡斯蒂利亚（Castile），西班牙中部地区的传统名称，曾经是古代的一个王国，1512年它吞并纳瓦拉王国的西班牙部分，由此组成了现代西班牙。
就自19世纪以来人数一直在持续增长的大众而言，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一开始，物质生活上表现出一派普遍安适的景象，普通人以前从未能够如此轻松地解决其经济问题。尽管大宗的财富在日益减少，产业工人的生活每况愈下，但是普通的中产阶级却发现他们的经济视野（economic horizon）一天比一天开阔。他们的生活标准中每天都可以增添一件奢侈品；他们的地位越来越安全稳固，越来越超脱于他人的意志。过去曾经被视为命运之荫庇与恩宠的禀赋与才能，如今变成了一种权利，它再也不能引起人们对命运充满谦卑的感激之情，人们对它只有要求与占有。大约自1900年起，工人同样也开始稳固并扩展其生活，不过他们得通过奋斗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他们不可能像中产阶级那样，等着社会和国家主动为他们服务，坐享其成，因为那毕竟是一种组织上的奇迹。
(1)以前，无论一个人怎么富有，他也得和其他人发生联系，由于整个世界都是贫穷的，所以他的财富能给他带来的便利和设施是极为有限的。而今天，就是普通人也比其他时代最有权势的人生活得更舒适、方便和安全。如果这个世界是富足的，能够为他提供公路、铁道、电报、旅馆以及人身的安全保障和消除病痛的阿司匹林，那么就算他并不比别人富裕，又有什么大不了呢？
这两个问题最好放在一起回答，因为它们之间是彼此相通的。力图领导欧洲当代公共生活的人虽然与在19世纪居主导地位的人远不是同一种人，但他们却是19世纪培育和造就的。无论是在1820年、1850年，还是在1880年，任何一个敏锐的大脑只要通过一种简单的先验推理，就可以预见到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历史处境的严峻。事实上，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是100年前不曾被预见到的。“群众正在崛起！”黑格尔以预告世界末日来临般的口吻说道；孔德宣称：“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革命的时代，由于缺乏一种新的精神力量，它将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尼采站在恩加丁[1]的一座峭壁上尖叫：“我看到虚无主义的洪流在奔腾泛滥”。说历史不能被预言是错误的，无数次的历史预言已经应验。如果未来没有给预言留下空间，那么，当它转化为现实或往事时，就不能得到理解，也就是说人们将无法理解现在和过去。整个历史哲学可以概括为这样一种观念，即历史学家是先知的另一副面孔。当然我们只能预料到未来的大体状况，但实际上我们对过去和现在的了解也不过如此而已。所以，如果你想对自己的时代有一个恰当的认识，你最好退后几步从远处观察，应该保持多大距离呢？答案很简单：只要看不到克娄巴特拉的鼻子[2]就行。
(2)各种类型的大众，无论是平民还是“贵族”，总是随心所欲地放纵自己的意愿，他们通常出于一种对生活的纯粹热情，而倾向于破坏集体生活的基础，这一倾向可以概括为：propter vitam, vivendi perdere causas，也就是“在生活中失去理智”（in living one's life to lose one's reasons）。很早之前，我就认为下面这一历史事件是它的一幅生动讽刺画：1759年9月13日卡洛斯三世（Carlos Ⅲ）在阿尔梅里亚（Almería）附近的一座城镇尼哈尔（Níjar）登基称王，当时典礼在市中心的广场上举行，“上面发出命令要让群众尽情饮宴，结果共消耗了77阿罗瓦（arroba，合616加仑）的葡萄酒和四皮囊（pellejos）的烈酒。群众兴奋异常，不断地发出‘比巴！比巴！’（Viva，西班牙语万岁的意思。——译注）的呼喊声，并向公共粮仓开进，他们把储存在那里价值900银币的谷物通过窗户向外抛掷。随后他们又涌向酒坊，把那里所有的酒和一个月的收入洗劫一空。他们为了烘托庆典的氛围以同样的方式捣毁了商店，倒光了葡萄酒，散尽了食品。教会的财产也在劫难逃，他们对女仆们大喊大叫，要她们把屋里所有的东西都从窗子里扔出来，那些女人们居然毫不犹豫地将面包面粉、大麦小麦、盘碟杯盏、锅碗瓢盆以及桌子椅子统统都扔了出来。结果，这个村庄几乎完全被毁坏。”这是当时一个报告里叙述的情形，转引自堂·曼纽尔·丹比拉（Don Manuel Danvila）的《卡洛斯三世的统治》（Reinado de Carlos Ⅲ，第2卷，第10页的注释）。这个小镇为了欢祝国王的庆典，竟然毁灭了自己，哦，多么可敬的尼哈尔啊，你属于未来！（30年代英译本中没有这个脚注，现根据80年代英译本译出；实际上群众心理的集体发作在历史上数见不鲜，例如，法国大革命前后，在多菲省格勒诺布尔市1788年6月发生的暴动中，1789年4月巴黎的“雷韦荣事件”中都出现过这样纵酒狂欢、大肆破坏的场景，参见维诺克：《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第7页、69页，侯贵信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译注）
今天支配着公共生活——不论是政治的，还是非政治的——的大众人，究竟是什么样子？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说，他们是如何产生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