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到上一个世纪时，荣誉与责任已经荡然无存，数量惊人的大众如脱缰烈马，驰骋在历史的原野上。同时，这一事实也为我们公正地评价上个世纪提供了最为恰当的视角，当人类自身的生产因气候适宜而获得如此丰盛的成果时，必然会出现某些非同寻常、无与伦比的事物。如果一个人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重大事实并领会它的含义，就对激励过以往时代的原则表示偏爱，那么，这必然是轻率的、荒谬可笑的。整个历史看起来就像是一座巨大无比的实验室，其中所有的实验都是为了得出一个最适宜于人类繁衍生息的公共生活的规则（a formula of public life）。在排除了一切可能的解释之后，我们直接面对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把人类的“种子”撒播于自由民主政体（liberal democracy）和科学技术的沃土之中，欧洲在一个世纪之内人口增加了两倍。
事实上，比起上一个世纪来，今天普通的欧洲人确实拥有更加健康、强壮的身体构造，但头脑却简单得多。因此，他们时常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他们仿佛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文明中突然之间崛起的一群野蛮人。上一个世纪还被欧洲人引以为豪的学校，如今除了教导大众掌握现代生活的技能之外，几乎乏善可陈，它已经失去教育他们的功能。[3]他们能够适应更为紧张的生活方式，却体察不到自己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他们不假思索地把现代科技手段的骄傲与力量据为己有，却对相应的科学精神弃之如敝履，因此，在他们身上将看不到任何精神价值，新的一代人跃跃欲试，准备接管这个在他们看来宛如天堂一般的世界：什么踩着前人的脚步，什么复杂的传统问题，通通不在话下。
除非我们故意装糊涂，否则，在这样一个压倒性事实面前，我们必然会推演出三个结论：首先，以科技知识为基础的自由民主政体是迄今最高级的公共生活方式；其次，这种生活方式或许并不是我们想象中最好的，但我们所能想象得到的最好的公共生活方式却必欲保留这两条原则——自由民主政体和科技知识——的本质；第三，退回到19世纪之前的任何一种生活方式都无异于自取灭亡。
但是维尔纳·桑巴特所确证的事实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一种混淆视听的观点反而大行其道：既然欧洲的人口剧增在地理上分布极为广泛，那么对此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因此，引起我注意的并不是这些数字本身所显示的人口之简单增长，而是通过对比所凸现的让人感到头晕目眩的增长率。这一点对我们目前的讨论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这一惊人的增长率意味着一拨一拨的人像潮水般涌向历史的舞台，这一加速度的增长使得传统文化断难滋养那么多的人口。
一旦我们清澈澄明地认识到这一事实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我们必然会对19世纪提出严厉的批评。如果说19世纪确实存在着某种非同寻常、无与伦比的事物，那么它也肯定具有某些根本性的祸害和制度上的缺陷：当它造就了一个阶级——反叛中的大众时，这个阶级随即就对使他们得以存在的原则构成了威胁。如果这一类人继续主宰欧洲，那么不出30年，我们就会退化到野蛮人的境地，工业技术将会倒退，法律程序就会毁弃，就如同许多工艺技艺中的秘密常常容易失传一样。(2)人类的生活将全面萎缩，当前可能性的充裕将变成事实上的匮乏，变成一种让人怜悯的虚弱无能和一种真正的衰败没落。大众的反叛与拉特瑙[4]所说的“野蛮人的垂直入侵”（the vertical invasion of the barbarians）完全是一回事。因此，充分考察大众可能给社会带来的福音与祸害，具有相当大的重要性。
但是，与此同时，这一事实也向我们表明，当我们在强调新兴国家——如美利坚合众国——人口的增长时所不由自主地流露出的羡慕之情，其实是多么不合情理。我们曾经为这一增长感到震惊：它在一个世纪内人口竟然达到一亿之多。实际上真正令人震惊的应该是欧洲自身的富饶多产。这也是纠正“欧洲的美国化”这一误导性概念的另一项理由，甚至通常被视为美国化最典型特征的人口的剧增也是欧洲自身所具备的，欧洲在上一个世纪人口的增加远远超过了美国，甚至可以说美国这个国家的形成都源自欧洲的人口过剩。
注释
多年以前，杰出的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2]曾经强调过一个极其简单的事实，而让我惊讶不已的是，许多研究当代问题的智识之士对此却视而不见。这一简单的事实即使还不够充分，但亦足以为我们指明正确的方向，澄清我们对当代西欧的一些看法。这就是：欧洲历史从6世纪开始一直到1800年，也就是说，经过12个世纪的时间，欧洲居民的人口总数没有超过一亿八千万；而从1800年到1914年，在一个世纪多一点的时间里，欧洲的人口就从一亿八千万剧增到四亿六千万！我想，这些数字的对比毫无疑问可以证明上一个世纪的富饶与多产。在短短的三代里，欧洲竟然产生了这么多人口，它就像历史之畛域中的一道洪流，倾泻而下，泛滥成灾。我再重复一遍，这一事实应该足以让我们认识到大众的胜利以及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宣告着什么。而且，作为一项再具体不过的数据，它可以补充证明我业已指出的生活水平面的上升。
[1]参见奥尔特加在《历史是一个体系》中的说法：“人生中最细微的而同时又是最重要的基调便是：人别无选择，而只能是永远都在做着某种事情使自己得以存在。生命是被给定于我们的，我们并没有把它给定于我们自己；倒不如说，我们在其中突然莫名其妙地发现了我们自己。但是我们所被给定的生命，并不是现成地给定于我们的；我们必须为我们自己创造它，每个人都必须创造自己的生命。生命是一桩事业，而成其为生命这些事业中最有分量的方面，却不是必须要完成它们，而是在某种意义上，恰好相反：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发现自己总被强迫去做某种事情，但是严格说来，又绝非被强迫去做某桩具体的事情；我们并没有被强行纳入这种或那种事业，有如星体之被强行纳入它的轨道或者石头之被强行纳入引力作用那样。每个个人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必须为自己做出决定，并且要冒自己所要做的事情的风险。但这种决定是不可能的——除非是一个人对自己周围各种事情的本性、别人的本性和自己的本性具有某些信念。只有根据这类信念，一个人才能愿意采取一种行动而不是另一种行动；总而言之，一个人才能活下去。”（转引自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第701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
这一分析的关键在于回到本文的出发点，我们自问：当今历史舞台上人潮涌动的大众到底从何而来？
[2]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1863—1941），德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现代资本主义》《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等。
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与此截然不同，如果我们关注一下大众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那些国家——其中包括地中海国家——里的公共生活，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这些国家在政治上正日益大众化，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现象。公共权力落入了大众代表的股掌之中，他们之强大足以摧毁一切可能的反对势力。他们以一种无懈可击的方式行使着权力，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样一个无所不能的政府。然而，公共权力，亦即他们的政府却又是得过且过：它对未来束手无策，根本提不出任何明确的方案，它也无法成为任何可以理解的发展或演进的肇端。一言以蔽之，它的存在缺乏任何生机勃勃的计划。它不知道自己意欲何往，因为，严格说来，它的运行根本没有任何固定的途径或轨道。当这样一种公共权力试图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时，它根本用不着参照未来，相反，它寻求现在的庇护，并大言不惭地声称：“我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政府，是为环境所迫的政府。”也就是说，它只着眼于当下，而不考虑未来。因此，它的作为仅仅限于避开当前的困难与冲突：不是从根本上解决它们，而是想尽一切办法权且暂时躲过；至于代价，哪怕使之日积月累、积重难返，也是在所不惜的。当大众直接行使公共权力的时候，它通常是无所不能却又如昙花一现、朝生暮死。大众人就是那些毫无生活目标，一味随波逐流的人，结果是，尽管他拥有无限的潜能和力量，最终却一事无成。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做出决策的恰恰是这种类型的人，现在就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他的性格。
[3]奥尔特加对教育问题的看法，可参见他的另一本著作《大学的使命》。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集体生活：在集体生活中，首先也存在一个诸多可能性的集合，因而也就存在对集体生活的有效形式（the effective form of collective existence）进行选择和决定的问题。这种决定根源于社会的性格，或者换句话说，根源于在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那一类人的性格。在我们这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大众人，因此，做出选择和决定的正是大众。不能简单地说，这就是民主时代、普选时代一开始就发生的现象，在普选制度下，大众并没有做出决定，他们的角色仅仅是服从这个少数群体或那个少数群体所做出的决定。正是这些少数人在上演他们的“节目”（program）——节目，多么贴切的字眼啊。这些节目才是集体生活的真正节目，在这些节目中大众只是被邀请来接受一个已经做出决定的计划。
[4]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1867—1922），德国实业家、社会理论家和政治家。
因此，断言在生活中“环境决定一切”是错误的；恰恰相反，环境是一种两难的困境，它处在不断地变换与更新之中，我们不得不根据它来做出我们的抉择。事实上，最后起决定作用的正是我们的性格。[1]
(1)不过，我们将看到，它毕竟可以从历史中有所获益，纵然不是正面的启迪，也是某种负面的训诫。过去不会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但它可以告诉我们应该避免什么。
现在，我们必须完成我们的诊断。生活首先意味着对我们来说什么是可能的，所以，它就仿佛是一种选择，即在诸多的可能性中选择我们实际所要成为的样子。环境与抉择，我们所处的环境与我们所做的抉择，是我们生活的两个根本性要素。我们的环境——也就是诸种可能性——是生活强加给我们的一部分，它们构成了我们所说的世界。生活并不能选择自己的世界，从一开始它就只能在一个既定的、无法改变的世界中发现自己：这个世界亦即当下的世界（the world of the present）。我们的世界是即将降临于我们的命运的一部分，但是，这一命运的定数（the vital destiny）并不是一种机械装置。我们被抛入存在，不是像一粒子弹从枪管中射出那样，它的弹道已经被绝对地限定了。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往往就是当下的、实际的世界——所承受的命运，与子弹的这种定数恰恰相反：我们被强加的并不是一条轨道，而是多条轨道，因此我们必须做出抉择。我们存在的这一条件是多么令人惊奇啊！去生活就是去感受我们自己命中注定要被迫运用我们的自由，决定我们在这个世界要成为什么样子。我们的选择行为一刻也容不得松懈，甚至就在我们绝望之至，只能听天由命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也在做出选择，那就是决定不选择。
(2)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爱因斯坦的同事和继承人，赫尔曼·魏尔（Hermann Weyl，1885—1955，德国数学家、物理学家。——译注）在私下聊天里常说，如果世界上具有特殊才能的那十个或十二个专家突然去世了，那么今天物理学的伟大成就很可能随之而去，人类将永不复得。人类的智力器官要适应、接受这些抽象复杂的物理学理论得花上若干个世纪的培育和准备。任何一个偶然的事件都可能摧毁人类如此众多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正是未来科技发展的基础。
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试图对我们这个时代，对我们的真实生存状态做出诊断，我在本文第一部分中的论证或许可以这样来概括：我们的生活作为诸种可能性的复合体，是恢宏繁盛的，它优越于人类有史以来的其他一切时代。但是，恰恰由于它的范围过于宽广，故而它覆盖并溢出了传统遗留给我们的一切渠道、原则、规范与理想。它较以前所有的时代蕴涵了更多的生活，因而也就更加疑窦重重。它无法从过去获得坐标和方向(1)，所以，不得不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