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一种无限潜能意识和一种不安全感的奇妙混合占据着现代人的灵魂，他们的处境恰如人们对路易十五年幼时的摄政[3]所做的评价：“他拥有一切才能，就是不知道如何运用它们。”尽管19世纪的人对进步充满了信心，但许多事情在他们看来仍然是不可能的；而在今天，既然一切似乎都是可能的，那么我们就会意识到所有最糟糕的事情也是可能的：退化、野蛮与堕落。(6)这本身并不是一个坏的征兆。它可能意味着我们再度遭遇不安全感和焦虑感，它们是一切生活的本质，在任何时候它们都既是痛苦的，也是甜蜜的，只要我们知道如何才能把握其内核，直击其跳动的脉搏。然而，我们通常不愿意感受这种可怕的悸动，尽管它构成了我们生活中一种转瞬即逝的真实。我们为了寻求安全感而筋疲力尽，结果导致我们对自己命运的本质展示（the fundamental drama of our destiny）毫无知觉，而一味地沉湎于习俗、惯例以及无聊的话题。因此，近三个世纪以来我们首次惊讶地发现自己对前途感到渺茫，但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我怀疑如果不紧紧把握住这一点，我们的时代能否得到理解，因为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殊症结：如果它感到自己在衰微颓败，它就会认为其他时代比自己更为优越，这就意味着它将充满钦羡赞慕之情看待过去，并把激励过那些时代的原则奉为至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时代就会持守某些清晰而坚定的理想，纵使我们根本无法实现它们。但事实恰恰相反，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里，人们确信自己拥有巨大无比的创造力，却又不知道应该创造些什么；他们可以主宰一切事物，却又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他们在自己的充盈富足中茫然不知所措。同过去相比，这一时代掌握了更多的手段、更多的知识、更多的技术，但结果却是重蹈以往最不幸的时代之覆辙：今天的世界依然缺乏根基，漂泊不定。
任何一个人只要他对自己的存在采取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并且能够对它承担起完全的责任，他就必然会产生某种危机感，这使他时刻保持警觉。古罗马军团规定它的哨兵在执行任务时务必保持这样一种姿态：用手指紧贴自己的嘴唇，以驱散睡意，提高警惕。这种姿态自有其价值，它似乎能使周围寂静的深夜显得更加安静，从而可以捕捉即将可能发出的任何隐秘的声响。“充盈富饶”时代的安全感——譬如上一个世纪（19世纪）——是一种视觉上的幻影，它使人忽略了未来，未来的方方面面都被转交给宇宙机制（the mechanism of the universe）。无论是进步自由主义（progressive Liberalism）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都假定，它们所欲求的未来就是最好的未来，或者说是最有可能的未来，是必然要实现的未来，此种必然性犹如天文学中天体运行的规律。进步主义者的良知受到了这种观念的误导，他们抛弃了历史之舵，停止了警觉，失去了他们往日的敏捷与效率。于是生活挣脱了他们的羁绊，变得桀骜不驯，直至今日它已经完全失去方向，漂移不定。在十足的未来主义（futurism）面具的掩饰之下，进步主义者们不再真正关心未来；因为他们相信未来既不会发生什么惊人之事，也无任何秘密可言；没有什么事值得去冒险，更不会有根本的变革。他们确信世界现在正步入一条笔直的康庄大道，既无旁逸也无回转；他们抛却了对未来的所有焦虑，巍然地屹立于确定的现在。看到今天的世界漫无目的，毫无期望与理想，我们感到奇怪吗？没有人在乎这些缺失，更不会考虑弥补它们，这一切都得归咎于具有领导能力的少数精英被遗弃、被忽视，这通常是大众的反叛之另一面。
这种现象首先引起我们对“充盈富饶”的讨论，这是某些时代在与其他时代相比较时常有的感觉，相反，另一些时代则感到自己在从一种巅峰状态中跌落而下，由古老而辉煌的黄金时代退化不止。正是通过指出这一非常明显的事实，我才由此得出结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大特征就是莫名其妙的自负，觉得自己比过去的一切时代都要优越；更有甚者，它对过去所有的事物不屑一顾，它拒不承认任何古典的或典范的时代（classical or normative epochs），并自视拥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以前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企及的。
现在是我们回到“大众的反叛”这一主题上来的时候了。在强调了大众之崛起的积极方面之后，就让我们顺着另一个坡面，一个更加危险的坡面侧滑而下吧。
如果要回应最近十年来甚嚣尘上的悲观论调，尤其是关于西方没落的断言，那么这种描述就是必要的。回想一下我所提出的论证，它在我看来简单而明了，如果还没有弄清楚到底是什么在朽败，就妄言衰颓、没落，是毫无意义的。这一悲观论调是针对文化而言的吗？那么，欧洲文化在衰落吗？抑或只是欧洲国家组织的衰败？姑且让我们假定它们是事实，难道我们就可以以此断言西方的没落吗？当然不行，因为此种形式的衰败只是历史之次要因素——文化与民族国家——的部分衰弱、减少而已。只有一种衰落和颓败是绝对的：它包含着生命力的衰减，并且只有当人们有这种衰减的感觉时，它才会真正地发生。基于这个理由，我对一种被人们普遍忽视之现象的考察颇为犹豫：每一个时代对自己生活水平的意识或感觉。
注释
但是，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今天人类的生活就较其他时代优越，我所谈论的并不是实际生活的质量，而仅仅是它数量的进步、潜能的增加。我相信自己已经准确地描绘了现代人的意识和他的生命基调（vital tone），它是这样一种感觉，即现代人比以前拥有更大的潜能，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与今天相比都显得黯然失色。
[1]塞维利亚（Seville），西班牙西南一城市名；安达卢西亚（Andalusia），西班牙南部地区名，位于地中海、直布罗陀海峡和大西洋交界处，这个地区包括塞维利亚、格拉纳达和科尔多瓦等历史古镇。
就好像摄像机与各种画报可以把地球上最偏僻地方的图景摆在普通人的眼前一样，报纸和舆论为普通人提供了各种新兴的智力成果，这一点可以由商店橱窗里所展示的最新发明的技术装置来证明，所有这一切都使他对人类的无限潜能印象深刻。
但是，生命可能性的增加并不仅仅限于我们到目前为止所说的这些，它同时也在一个更为直接、更为神秘的方面增加与扩展。一个众所周知、持续已久的事实是：今天人类在运动、表演等体质方面的成就已经远远超出了过去所知的程度。仅仅惊愕于特殊个体所取得的成就，钦佩于他所创造的纪录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它们惊人的频率在我们心目中留下的深刻印象，它使我们相信，人类有机体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拥有的能力优越于先前任何一个时代。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科学研究中，短短数十年，科学就将“宇宙的地平线”（the cosmic horizon）拓展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所跨越的空间是如此宽广，以至于相比之下，牛顿的经典物理学在其中只能占据阁楼之一隅。(4)这种大幅度的扩展得归功于科学在精确性上的提高，爱因斯坦的物理学产生于对毫厘之差的观测，而这种细微的差异在以前是被忽视的，或者被看作是无足轻重的。昨天还被视为世界之最终极限的原子，现在一转眼就膨胀为一个星体般的系统。我提及这些并不是想强调它在完善文化方面的重要性——这暂时还不是我的兴趣所在——而仅仅是想指出这一发展所蕴含的主体潜能的剧增；我也不是在强调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比牛顿的物理学更精确这一事实，而仅仅是指出爱因斯坦这个人比牛顿更具有精确的推理能力和自由精神(5)，这就好比今天的拳击高手要比以前的拳击手出拳更加迅捷有力一样。
[3]法国在1715年至1723年路易十五未成年时由奥尔良公爵菲利普摄政。
然而，我现在所要澄清的是，人类生命在其潜能上已经达到了何种程度。时至今日，人们可以选择的可能性范围是过去所望尘莫及的。在知识领域，他们现在发现了更多的“思维方法”（paths of ideation）、更多的问题、更多的资料、更多的学科、更多的视角。原始社会中可以从事的职业屈指可数，只有畜牧、狩猎、战斗、占卜这么几种；而今天，可供选择的职业表却可以无限制地列下去。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娱乐问题上（这一现象比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要重要得多），尽管娱乐的项目并不像生活的其他方面那样名目繁多，然而，对于生活在城镇——城镇是现代生活的象征——里的中等阶级来说，享乐的可能性在本世纪已经增加到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程度。
(1)正因为人的生命时间是有限的，也正因为人终有一死，所以他才需要征服距离与停滞。对于一个不朽的生命来说，汽车是没有任何意义可言的。
当我们决定购买某种物品时，购买活动也就结束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首先是一个选择行为，这种选择开始于我们面对市场所提供的诸种可能性。因此，我们可以推论说，就其“购买”方面而言，生活首先存在于此种可能性的反复选择当中。当人们说起生活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忘记在我看来是最本质的一点，那就是，无论何时，我们的存在首先是一种意识，亦即对我们来说什么是可能的意识。如果无论什么时候，在我们面前只有一种可能性，那么还把它叫作“可能性”（possibility）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它毋宁是一种纯粹的必然性（necessity）。不过，事实却是：我们存在的最基本的一种状态就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总是各种各样的前景，因为它们是多种多样的，所以，我们的存在获得了可能性的特征，我们必须对这些可能性做出选择。(2)说“我们活着”，就等于说我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被确定的可能性所包围的背景之中，这一背景我们通常称之为我们的“环境”（circumstances）(3)，所有的生活都意味着发现自己置身于“环境”之中，或者说发现自己处在世界的包围之中。这是“世界”（world）一词的基本含义，世界是我们生命之诸多可能性的总和，因此，它并不远离于我们的存在，也不陌生于我们的存在，相反，世界是我们存在的实际外围；它象征着我们力量所能及之范围内的一切事物，象征着我们生命的潜能。为了实现这一潜能，它必须简化为具体的事物，换句话说，我们只是我们可能成为的事物之一部分，因此，世界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庞大无比的事物，我们自己在其中只是沧海一粟而已。我们的世界或者说我们可能的存在（possible existence）总是远远大于我们的命运或我们实际的存在（actual existence）。[2]
(2)在最坏的情况下，如若世界似乎简化为一条出路，也依旧有两种选择：要么是接受这条路，要么是离开这个世界。当然，离开这个世界仍然构成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犹如一扇门毕竟还属于一所房间的一部分。
以我们日常生活中任何一件事为例，比如说，买东西。让我们来设想一下，有两个人，一个是当代人，一个是18世纪的人，他们拥有相对于他们各自时代同等币值的财富。试比较一下他们各自可供购买的物资储备，我们就会发现其间存在着惊人的差异：供当代购物者选择的可能性范围几乎是没有限制的，市场上的东西可谓应有尽有，没有什么是你不曾想到的，也没有什么是你不曾希望得到的，反过来说，市场上实际出售的这些东西也不可能是你一个人全都能想到的，全都希望得到的。有人可能会提出异议说，由于这两个人拥有相对等值的财富，今天的人不可能比18世纪的人买到更多的东西。但事实并非如此，今天的人确实可以买到更多的东西，因为生产厂家降低了所有物品的价格；而且，就算事实真的如此，它非但不会影响我的论点，反而会加强我所要表达的观点。
(3)这一概念首先出现在我的第一本著作《堂·吉诃德沉思录》（1916）的序言中；在《亚特兰蒂斯》（Las Atlantidas）一书中它以“地平线”（horizon）一词出现；亦参见我的论文《国家运动的起源》（El origen deportivo del Estado，1926），该文收录在《观察者》，第7卷中。
但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大幅度实质性扩张，最终并不在于它那越来越宽广的维度，而在于它包容了越来越多的事物。每一种事物——我们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使用“事物”（things）一词——都是我们可以渴求、想望、使用、取消、遭遇、享受或抵制的，所有这些概念都意味着生命的活力（vital activities）。
(4)牛顿的世界是无限的，但这种无限并不指涉空间尺寸，而是一种空洞的概括，一种抽象的无意义的乌托邦；爱因斯坦的世界则是有限的，但它在各个方面都是丰盈饱满的，因而，这个世界在内容上是充实的，在范围上是极为宽广的。
但是世界的时空绵延与扩展本身并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物理意义上的时间与空间恰恰代表着宇宙绝对荒谬的方面。因此，在我们当代人对纯粹速度（mere speed）乐此不疲的崇拜中，肯定要比通常所想象的包含更多的原因。速度是由空间和时间构成的，它并不比其构成要素更有意义，但它可以使时间和空间归于无效，一种荒谬只有通过另一种荒谬来克服。对人类而言，征服毫无意义的宇宙时空是一个事关荣誉的问题。(1)所以，当我们看到现代人沉溺于纯粹的速度，聊以消除空间、湮灭时间，并从中获得一种童稚般乐趣的时候，委实不必大惊小怪。通过抹杀时空，我们赋予它们以生命的形式，并使之服务于生命的目的：由此，我们可以生活在比以前更为广阔的空间里，可以从更多的熙来攘往中获得享受，可以在有限的生命时间里消耗更多的宇宙时间（cosmic time）。
(5)精神的自由，也就是智识能力（intellectual power）是通过它与传统中不可分离之思想观念决裂的能力来衡量的。与思想观念决裂比与之联合更需要精神的自由，一如柯勒（Kohler，1887—1967，德裔心理学家，格式塔学派的主要倡导者。——译注）在他对黑猩猩智力的研究中所揭示的。此前人类的理智力从未像现在这样具有与传统决裂的魄力。
从时间的角度看，我们这个世界也在扩张。史前时期的研究与考古学已经向我们揭示，人类历史阶段的延亘与连绵也是极为惊人的，那些其恰当的命名至今还在争论不休的文明与帝国的发掘，如同新大陆的发现一样，已经极大地拓宽了我们的知识。带有插图的报章杂志和电影将偏远地区的种种景象生动直观地呈现在大众的眼前。
(6)这是对我们这个时代做出悲观诊断的根源，不是因为我们在退化堕落，而是因为我们倾向于承认一切都是可能的，因而也就无法排除退化堕落的可能。
大众的统治、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时代高度的上升，都只不过是一种更为复杂、更为普遍的现象之征兆罢了。从表面上看，这一现象让人惊诧莫名，难以置信，那就是：在本世纪，这个世界突然之间完成了大幅度的扩张，并由此导致置身其间的人的生活也得到了巨大改善。首先，生活本身实际上已经具有世界化的特征，也就是说，今天普通人的生活内涵已经扩展至整个地球；每一个人都已习惯了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生活。早在多年以前，塞维利亚的居民就可以通过阅读报纸，来时刻地关注靠近北极地区的少数人的生活状况，就好像是冰山在安达卢西亚平原炎热如火的背景之映衬下漂流而过一样。[1]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再也无法自我封闭于地理或是几何上的位置，出于人类生活的诸多需要，它必然要对其他地区产生影响。根据物理学中的原理，事物的作用力无论在哪里都可以感觉到，今天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里都可以感受到这种无所不在的影响力。距离的拉近与隔绝状态的消失极大地拓展了每一个人的生存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