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时代的没落这一悲观主义诊断，我提出如下的建议：衰败没落当然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是指从一个较高的地方跌落至较低的地方。但是，这种比较可以从诸多可想而知，但迥然不同的立场进行。譬如，在琥珀烟斗的制造者看来，这是一个衰败没落的时代，因为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还用琥珀烟斗来抽烟了。其他的立场观点或许比这更为正当与高贵，然而，严格说来，与生活本身相比，没有哪一种立场逃脱得了偏颇、专断的指责，而生活的价值构成正是我们力图加以解析的。只有一种立场是合理的、自然的，那就是采取生活自身之立场，从生活的内部考察与反省，看看它能否感觉到自己的衰败没落，也就是说，生活是否能感到自身心力不济、疲惫不堪、生机懈怠。但即使是内部的观照，我们又如何能知道它的自我感觉之衰败与否呢？依我之见，如下的征兆无疑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一种生活并不艳羡其他的生活与以往的时期，那么，它必然对自身的存在推崇备至，这样的生活无论在何种严格意义上都不能说是衰败没落的，就我对时代之高度问题的所有讨论而言，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同时它也证明了我们这个时代所尽情享受的一种非常奇妙的情感状态，据我所知，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这就是我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诊断——当然它的另一个方面目前还暂付阙如，它与许多当代作家连篇累牍、悲悲凄凄地哀怨时代的没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正面临一种视觉上的幻象，它的产生有诸多的原因，我将在另一些场合讨论其中的某些因素，但就目前而言，我们只能先来考察其中最为明显、突出的一个原因，那就是：某些作家囿于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它在回顾历史时仅仅着眼于其政治或文化的层面，而没有意识到这些层面只是历史的表象；比它们更深刻、更具决定意义的历史本体在于对生存之欲求的本能力量，在于纯粹的生命活力，在于人所具有的一种类似于宇宙能量的精力。与那种激荡江河、繁殖走兽、催树生花、驱星闪烁之自然伟力相比，这种力量虽说不能等同，却也紧密相关。[5]
在上一个世纪的琳琅满目的画廊里，这样的情形向来屡见不鲜：附庸风雅的女士们与簇拥在其周围的温良谦恭的文人们总是在谈论如下一个问题：“历史上的哪个时期是你所愿意安居其中的呢？”他们每一个人都会直截了当地开始苦思冥想，神游于历史之路，为自己的生活探求一个最怡然的阶段。它告诉我们，尽管19世纪颇为志得意满，自以为达到了一个充盈富足的阶段，然而，实际上它依旧摆脱不了过去的阴影，它依然站在过去的肩膀之上；它将自己看作过去的累积。因此，它仍然相信自己时代所流行的价值在远近程度不等的古典时代——伯里克利时代、文艺复兴时代——就已经开始发轫酝酿。这一事实足以让我们对这些所谓的充盈富足的时代产生怀疑，它们面向往昔，追忆着直到自己时代才造就完成的过去。
与这种情感状态恰好相反，我们这个时代的感情更像是一种喧闹，我们不正如同放学回家一路上叽叽喳喳、欢呼雀跃的小学生吗？现在我们已经无法知道明天这个世界上将会发生什么，这使我们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窃喜，因为正是这种前途的不确定性，这种视界对一切偶然性的开放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峰回路转的戏剧效应，构成了真正的生活，构成了我们生存的圆满。
所以，现在如果把这样的问题摆到一个典型的现代人面前，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如实回答呢？我想，他毫无疑问会说，过去的任何时代，无一例外地让他感到仿佛置身于一个幽闭的空间，令人窒息。也就是说，现代人认为他自己的生活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像生活，换句话说，就实际人性而言，今天超过了以往所有时代之总和。对于现今生活的这一直觉，其清晰澄明之处昭然若揭，遂使那些运思不慎的关于衰败没落的预言成为天方夜谭。
在罗马帝国早期，当一个富有文化修养的乡巴佬——比如卢砍、塞涅卡之流[4]——来到罗马城，第一次看到作为帝国永恒权力之象征的富丽堂皇的建筑时，他的内心可谓百感交集。这个世界上当然再不会出现什么新鲜事物了，因为罗马城就是永恒的象征。如果说，笼罩在古代废墟之上的郁郁幽思让人想起凝滞的河流上弥漫的酽酽氤氲，那么这些多愁善感的乡巴佬面对那些永恒之象征的建筑所抒发的感伤情怀，也是同样的浓烈阴沉，尽管是出于完全相反的原因。
因此，我们当前的生活从一开始就感到自己比先前所有的时代都要宽宏广阔，它怎么会认为自己在衰败没落呢？事实恰恰相反，由于它自视为更加充分饱满的生活，所以它对过去失去了尊崇与兴趣。于是，我们第一次遇到了一个将一切古典事物视为无物的时代，人们认为过去没有任何东西在今天还值得我们引以为楷模与典范。它给人一种全新的开端、肇始、黎明初至与婴儿甫降般的印象，仿佛它是若干代未经任何断裂之演进的顶峰。当我们回望往昔时，哪怕是声名显赫的文艺复兴时期，在我们的眼里也显得小气十足、索然无味——为什么不径直说它是粗鄙不堪、平庸无奇的呢？
这里，我们不是正在探触我们的时代与刚刚逝去的时代之间的本质区别吗？我们的时代实际上不再把自己看作确定不移的了，相反，它在其深层的直觉中已经朦胧地发现，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确定不移的、安如磐石的时代；恰恰相反，宣称某种类型的生活方式——即使是所谓的“现代文化”——是确定不移的，这在我们看来似乎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褊狭，近乎坐井观天的蛙见。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产生这样一种愉快之至的感觉，仿佛是刚刚逃离了一个密封严实的樊笼，重新获得自由，在星光照耀下再度走向开放的现实世界。这是一个深奥的、可畏的、无穷无尽的、无法预测的世界，在这里一切都是可能的，不论是最好的，还是最坏的。现代文化的信仰是一种让人抑郁的信仰，它意味着明天与今天在本质上毫无区别，所谓进步只是沿着我们脚下的同一条道路一步一步地走下去。这条道路毋宁是一座伸缩自如的牢狱，它可以延伸拓展，但绝不要指望它能让你获得自由。
多年以前，我曾这样概括当前的情形：“过去与现代之间的豁然断裂是我们这个时代无法挽回的事实，它引发了或多或少有些暧昧的怀疑心态，这一怀疑心态给当代生活带来了不安；我们感到自己突然被遗弃在这个星球上，茫然无助；逝去的人不但在形体上离我们而去，而且在精神上也杳然无迹，他们不再给我们任何帮助；传统精神的鲁殿灵光也已消失殆尽，残留的规范、模式、标准对我们而言已经全然无用；失去了历史的助力与合作，我们所面临的一切问题，无论是艺术的、科学的，还是政治的，都必须独自解决；现代人孤零零地立于大地之上，再也没有充满生机的幽灵伴其左右；就像彼得·施莱米尔[6]一样，每当正午时刻到来时他就会失去自己的影子。”(4)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一项令人惊异的事实，那就是所谓志得意满的时代在其深层意识上往往会产生一种非常特殊的悲剧感。似乎在19世纪才最终实现的、酝酿已久的热望自冠其名曰：“现代文化”（modern culture），这一名称是令人不安的：它自称是“现代的”，也就是说，它是终极的、确定不移的，相比之下其他的时代都是过去的，都是谦卑地导向当下的预备与动力，劲道不足的箭矢当然无法命中标的！(3)
那么，简而言之，“我们时代的高度”到底是什么呢？它不是指时代的充盈富足，而是指它自我感觉到优越于过去所有的时代，超溢出所有已知的富足。想用一个公式化的方法来处理我们这个时代对自己所持有的印象，是困难的；它相信自己优越于其他所有的时代，同时它也感到自己是一个全新的开端，并且对自己不再经历死亡的剧痛而惴惴不安。我们到底怎么来表达这种情感呢？或许可以这么说：这个时代比其他时代优越，却又自觉卑微；它的确是强健有力的，却又对自己的命运把握不定；它对自己的力量引以为豪，却又对此惊惧不已。
这就是我们的先辈们在整个19世纪对他们的时代所持的看法。切勿忘记：我们的时代紧随着一个自认为充盈的时代而来，因此，一个生活于时代彼岸的人，一个生活在充盈时代刚刚结束的人，将不可避免地从自己的立场来观察一切事物，他要承受一种视觉幻象的折磨：他会认为我们的时代是充盈时代的堕落，是一个没落的时代。但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他感受着时代脉搏的跳动，绝不应该为这一建立在对充盈时代的想象基础之上的视觉幻象所迷惑。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这样一个“充盈时代”是一个渴慕已久的愿望的了结，它带着焦虑与热望，延亘了若干个世纪，最终才得以实现。所以，充盈富足的时代事实上是志得意满的时代。偶尔，像在19世纪一样，这样的时代对自己非常满意。(1)现在我们已经开始逐渐认识到，尽管这些时代看起来是如此的踌躇满志，如此的完美圆熟，事实上它在内部已经开始衰竭。真正的、充满生机的完善与圆满并不在于自我满足、有所成就或者实现目标，正如塞万提斯早就说过的：“路途上的奔波劳顿总是赛过小旅馆里的安逸闲适。”任何一个时代一旦对自己的欲望和理想心满意足，那么这就意味着它不再有任何渴求了，它的灵感之源已经枯竭，也就是说，我们引以为豪的充盈富足实际上已经走向终结。许多因自我满足而衰亡的时代就是因为不知道如何再生其欲望的结果，犹如快乐的雄蜂在经历了婚礼的狂喜之后走向死亡一样。(2)
注释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另一个时代，这一时代的人充满生机与活力，看起来与我们上面提到的时代有天壤之别，这里有一个非常奇特而重要的现象值得我们详加考察和说明。大约30年前，反对派的政治家们习惯于在群众面前发表冗长的演说，对政府的政策和措施横加指责，说长道短：这样的政策与一个进步开明的时代是不相称的。令人啧啧称奇的是，我们发现图拉真在写给普林尼的那封著名的信函中采用了同样的措辞，他在信中劝告普林尼不要根据匿名的指控迫害基督徒，因为这不能nec nostri saeculi est［与我们的时代精神保持一致］。[3]所以，历史上有许多不同的时代都自认为已经达到一个完满、极限的高度，在这些阶段里人们以为漫长的旅程已经走到尽头，期盼已久的目标终于达到，希望完全得以实现。这是“时代的完美尺度”（the plenitude of the time），是历史生命的圆熟。事实上，30年前欧洲人就已经相信人类的生活已经达到它所应该达到的水平，实现了以前数代人所渴望实现的目标，自此以后，人类的生活再也跳不出这一范围。这些完美的时代总是把自己看作是其他诸多时代累积的结果，那些作为预备期的时代缺乏充盈的内涵，与当前相比黯然失色，它们达致极点才出现目前的辉煌灿烂。从这一高度俯视那些预备时期，似乎给人以这样的印象：那时候的生活纯粹就是一种渴望和无法满足的欲望，一组海市蜃楼般的幻觉；到处是急切的开拓者，“百业待兴”；置身其间的人们，处在确定的热望与无法对此做出回应的现实这二者的张力之下，痛苦不堪。19世纪的人们就是这样看待中世纪和他们自己那个时代的。光辉灿烂的日子终于到来了，古老而久远的欲望看来终于满足了，现实接受并容纳了热望。我们上升至想望已久的高度，实现了渴慕多时的目标，臻于时代的巅峰，“百业待兴”让位于“大功告成”。
[1]豪尔赫·曼里克（Jorge Manrique，1440—1479），西班牙诗人，所引诗句出自他最著名的诗作《悼念亡父堂·罗德里戈》（Coplas por la muerte de su padre Don Rodrigo，1476）。
两个世纪以后，整个帝国境内竟找不到足够的意大利出身的勇士来充任百夫长（the centurions）之职，最后只得从达尔马提亚人（Dalmatians）中招募健勇之士来担当此职，再后来又从多瑙河流域与莱茵河流域征募野蛮人。与此同时，罗马妇女的生育能力不断下降，导致意大利人口开始减少。
[2]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65BC—8BC），古罗马诗人、讽刺家。该诗句的原文是：“damnosa quid non imminuit dies? aetas parentum pejor avis tulit / nos nequiores, mox daturos / progeniem vitiosiorem”（Odes.III.6）。
难道你还要让我们生育出更加堕落邪恶的后裔？[2]
[3]图拉真（Trajan，53—117），罗马帝国皇帝，在位时间为98—117年；（小）普林尼（Pliny，61或62—113？），古罗马学者，图拉真在位时他曾任地方总督；他们的事迹见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十六章“罗马皇帝们对待基督徒的态度”第Ⅱ节（《罗马帝国衰亡史》，上册，第325页以次，黄宜思、黄雨石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
他们留下了更为不幸的我们。
[4]卢砍（Lucan，39—65），古罗马时代西班牙出生的诗人；塞涅卡（Seneca，4?BC—65AD），古罗马斯多葛派哲学家、诗人。
我们的父辈，惨淡于我们的祖父辈，
[5]可以对照尼采的强力意志学说。
岁月啊，你是何等残酷无情！
[6]彼得·施莱米尔（Peter Schlemiel），出生于法国的德国作家沙米索（Adelbert von Chamisso，1781—1838）在小说《彼得·施莱米尔的神奇故事》（1814）中创造的一个人物，他把自己的影子卖给了魔鬼，结果虽然得到了用不完的钱财，却因为没有影子而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大致说来，豪尔赫·曼里克所流露的情感是过去时代中最为普遍的反应，历史上的大多数时代都不认为自己比前面的时代高超优越。相反，更为常见的是，人们梦想着在遥远的过去存在一个更加美好的时代，一种更加充盈富饶的生活；犹如古希腊人和罗马人所称道的“黄金时代”以及澳大利亚土著神话中流传的“埃尔契加”（Alcheringa，即梦幻般的时代）。它表明这些人感到他们自己的生命之脉缺乏充沛的活力，无法全然疏导、贯通自己的血管。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对过去充满敬意，对“古典”时代无限向往，过去的生活似乎比现在更加充盈、更加多姿多彩、更加完美，也更加奋发有为。当他们回首眷顾过去的时代并自作多情地赋予它们更多价值的时候，他们显然不认为自己已经超越了过去，而是觉得自己衰败没落了，这就好比温度计的指数——假定它也有意识的话——它不会感到自己体内有较高的温度，它感到的只是任何较高的温度都必然包含比它自身体内更多的热量。从公元150年开始，罗马帝国境内就日渐蔓延这种生命力萎缩、地位式微、脉搏歙弱乃至停息的感觉。贺拉斯不是早就咏叹道：
(1)在为哈德良（Hadrian，76—138，罗马帝国皇帝，在位时间为117—138年。——译注）铸造的钱币上，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字样：得天命的意大利，黄金的世代，稳固的大地之母，时代的幸福之运（Italia Felix, Saeculum aureum, Tellus stabilita, Temporum felicitas）。参见科恩（Cohen）对古代币制的卓越研究；此外还可参见罗斯托夫采夫（Mishael Ivanovich Rostovtzeff，1870—1952，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著有《古代世界史》等。——译注）的《罗马帝国经济社会史》（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1926）插图LII以及第588页注6。
总有些人认为以往时代的历史水平线要低于自己的时代，仅仅是因为它们已经过去了。但如果以为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持这种看法，那就是一个错误，只要想起诗人豪尔赫·曼里克就足以说明问题，这位诗人似乎认为，“一切消逝的光阴都是美妙无比的”。[1]然而，这一说法同样是不正确的，既不是每一个时代都感到自己不如过去的时代，也不是所有的时代都相信自己比任何时代都优越。历史上的各个时代对于生命力的高度（the vital altitude）这一奇怪现象所表露的情感和反应各不相同，同时也让我感到不解的是，对这一显明而重要的事实，思想家与历史学家们竟从未加以关注。
(2)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y）中对志得意满的时代有精彩的论述，读者可自行参阅。
譬如说，常听人说这个或那个事物与时代的高度不堪相称。事实上，时间总得有某种标度或水准，每一个时代的人所说的“我们的时代”，并不是指年代学上纯粹的、抽象的时间，而是指生命时间（vital time）、“我们的时代”。它通常代表了一种标度：今天比昨天升高了，或是保持在同一水平，或是比昨天低落了。“衰弱”这一字眼里包含着低落的意思，其根源就在于对生命时间之直觉。同样，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能感觉到自己的生活与他所处时代的高度之间的关系。有些人可能会感到自己在现实生活的展现中，在时代的涡流中，犹如一个遭遇海难的人，沉浮不定。现代生活的节奏之快，事物进展的速度与动力之迅捷和强劲，无一不使那些具有古典倾向的人感到切肤之痛，他们的焦灼不安来自他们自己的脉搏与时代脉搏之间的落差和失衡；另一方面，那些与现实模式完全融为一体，并感到安然自得的人，则能意识到我们的时代和逝去的各个时代在时间标度上的联系。那么，这一联系到底是什么呢？
(3)“现代”“现代性”（modern, modernity）这些词的最初含义恰恰就是用来指达致“时代高度”的感觉，也就是我这里正在分析的观念，然而，它们却被当前的时代拿来为自己冠名。“摩登”是“合乎潮流”的事物，也就是新的风尚或修正，它们在现时代应运而生，与过去旧有的传统风尚针锋相对。因此，“现代”一词表达了这样的意识：新的生活优越于旧的生活，同时它也是一项要求达致时代高度的诫命。在一个“现代”人眼里，不再“摩登”就意味着跌落至历史水平线之下。
大众的统治标志着历史水平线的全面上升，预示着今天普通人的生活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过去更高的水平，这确实是它值得赞许的一个方面。这项进步还向我们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不同时代的生活可以达到不同的高度；当人们说起“我们时代的高度”（the height of our times）时，通常忽略了这一短语中暗含的深刻意义。因此，我们最好在这里略做停留与思考，以便充分地运用这一说法来揭橥我们这个时代中最令人惊异的一项特征。
(4)参见笔者的《艺术的去人性化》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