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一个平均化的时代（a levelling period）里，在这个时代里，财产收入被平均化了，文化均匀地分布于社会各阶层之间，甚至在性别上也平等了。而且，大陆与大陆之间同样也趋于平等，尽管欧洲大陆曾在活力上要差一些，但它现在也已经由于经济上的平均化而有所提高。因此，从这一点来看，大众的崛起就意味着生命可能性（vital possibilities）的惊人增加，这与我们常常听到的关于欧洲衰落的说法有天壤之别。“欧洲的衰落”是一个含糊而拙劣的措辞，因为它没有说清楚我们所谈论的是欧洲的国家呢，还是欧洲的文化，抑或是隐藏于二者背后的极具重要性的“欧洲的活力”（the vital activity of Europe）。
如果我要故作慷慨和殷勤，那么我可能会违心地告诉我们大洋彼岸的兄弟说，欧洲的确已经美国化了，这完全是美国对欧洲的影响力所致。但是，殷勤敌不过真理，欧洲实际上并没有被美国化，美国对欧洲的影响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大。或许这一切才刚刚开始，但它并非不久前播的种，现如今开的花。我们正陷入一片可怕的淤积了错误观念的泥淖之中，美国人和欧洲人都沉溺其中，以至于对真理视而不见。在欧洲，大众的胜利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水平的急剧上升自有其内部的原因：那是两个世纪以来大众教育普及以及同期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这一切发生的是如此之巧合，以至它与美国生活中最显著的特征相差无几。欧洲一般民众的道德状况与美国民众道德状况的这种吻合，使得欧洲人第一次理解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在此之前，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在欧洲人的心目中一直是个不解之谜。因此，这不是一个什么影响力的问题，而是一个水平化的问题：前者让人多少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因为它与其说是影响（influence），还不如说是再影响（refluence）；而后者虽然出乎我们的意料，却很容易理解。欧洲人通常朦朦胧胧地认为，美国人的一般生活水平比旧大陆要高出许多。正是这一对事物表象的直觉，或者说是未经分析的信念衍生出了一个被普遍接受的、从未受到过质疑的观念，即人类未来的希望在美国。不久我们就会明白，这样一个广为接受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是经不起检验的，就像人们所说的，在空气中生长的兰花是浮游无根的。这一想法的根源在于人们看到了美国普通人的生活水平要高于欧洲，但相比之下，就上层精英的生活水平而言，美国比欧洲要低。历史犹如农艺，其养料来自河谷而不是高原；来自普通人的社会水准而非显赫者。
关于欧洲的国家与文化，我们后面还要提到，尽管我们可能对此谈的已经够多了；但就欧洲的活力而言，有必要指出的是：当我们说欧洲在衰落时，我们就已经犯下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可能换一种说法，我的看法就更加有说服力了，或者起码说不会显得危言耸听，那就是我可以断言：与30年前相比，今天普通的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或者德国人在生机活力上与北美人或阿根廷人相比，几乎没有多少差别。这一基本事实是美国人应当牢记在心的。
当前与不久后即将出现的一切事物——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根源于历史水平线的普遍上升。这里，一个尚待考察的现象展示在我们面前，那就是：今天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在以前只能为少数人所达到，这在欧洲是一个新鲜事；但它在美国却是一个自然的、“生来就有的”现象。为了更好地理解我的观点，读者可以考虑一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识问题。在欧洲，只有那些优异显赫的群体才会感到自己是自己的主宰，并且认为在法律面前自己与其他任何人一律平等；而在美国，自18世纪以来（因此，实际上可以说从一开始）这一直就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另一个更加凑巧、更加容易引起人们揣度的现象则是：当欧洲的普通人开始产生这种心理状态时，当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开始上升时，欧洲人的生活方式与品质在各个领域中都呈现出焕然一新的面貌。这让许多人感叹道：“欧洲正在日益美国化。”不过，以这种口气说话的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现象的重要性，他们仅仅把它看成是一个习俗上的细微变化，一个时尚问题；他们被事物的外表所迷惑，他们把它归因于美国对欧洲的某些影响或者其他什么。在我看来，这就把一个相当微妙、惊人、深刻的问题给简单化了。
注释
总之，现在是这样一种情况：今天普通大众的生活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先前只能属于少数上层人士的特征。现在，普通人代表着每一个时代的历史活动领域，普通人之于历史一如水平线之于地理学。所以，如果现在的平均水准已经达到了一个过去只有贵族才能达到的高度，那么这就意味着历史水平线（the historic level）的突然上升——当然是经过长时间的地下酝酿之后——它上升得如此之明显、如此之突然，几乎是在一代人之间一举获得成功。从整体来看，人类的生活已经更上一层楼。比如，在今天的每一个士兵身上多少都能发现军官的潜质，这样的话，简直就可以说现在的军队是由军官组成的。我们现在到处都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终其一生都在以一种自由而简易的风格，运用自己的精力和坚毅来追求一切转瞬即逝的快乐和幻想，强制实现他个人的意志。
[1]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德国历史学家，历史形态学的创始人，主要著作为《西方的没落》（1918—1922），该书曾对奥尔特加的思想产生过较大影响。
因此，对人权的这种宣示，其意义不就在于提升人类的灵魂，使之摆脱内心的奴役状态，并给它们注入一种明确的自主和自尊意识吗？既然如此，让普通人也能感到自己就是自己及其生活的主宰和支配者，不正是他们所想望的吗？好了，现在这一切都已经如愿以偿了，那么，近些年来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以及进步主义者的抱怨又从何而来呢？或许，他们就像小孩一样，想得到某个东西，但那只是一时兴起，他对其结果实际上并不感兴趣。你不就是想让一般人也成为主人吗？那么，为什么你会对此感到惊恐不安呢：每一个人都自己做出决定；他为人处事都是为了自己；他想得到各种各样的好处和享乐；他坚定地声明自己的意志；他拒绝任何帮助；他不再服从于任何人；他自己照顾自己的身体，打发自己的闲暇；他自己配备用具，料理衣着打扮。所有这一切不都是自主意识的永久性特征吗？今天，我们发现这些特性出现在普通人身上，出现在大众身上。
[2]这里奥尔特加用了一个譬喻，意指在简单的分析之后，可以直入主题了。
况且，这并不仅仅是指他们已经拥有了物质技术上的便利，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拥有了社会和法律上的便利。在18世纪的时候，某些少数精英群体发现，每一个人只要一出生，无须任何特殊资格限制，就自然地拥有某些基本的政治权利，也就是所谓的人权和公民权。而且，严格说来，这些权利是所有人共同拥有的，并且是他们唯一的权利，其他任何一种权利都是与特殊的才能和天赋相联系的，因而也就被指斥为特权。最初，这纯粹只是一个理论、一条法则，少数人的一种构想；然而，后来却有那么几个人开始把这一想法付诸实践，强制推行并一再地坚持——如此一来，他们自己就成了“最好的”精英。然而，在整个19世纪期间，大众虽然已经开始逐渐把这些权利当作一种崇高的理想并对其产生了极大的热情，但他们从未把它们当作真正的权利来看，他们没有奢望行使这些权利，也没有打算大张旗鼓地推行它们；事实上，虽然生活在民主立法的时代里，他们依然感到自己仿佛生活在旧制度之下。“人民”——那时候人们这样称呼大众——虽然已经认识到自己拥有最高的主权，但他们毕竟还不敢确信这一点。然而，如今这一理想变成了现实：它不仅存在于作为公共生活之外部框架的立法活动中，而且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内心，无论他持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哪怕他是一个思想上的保守派——也就是说，即使在他谴责、攻击由这些权利所孕育的制度时，他对这些权利本身也还是认可的。在我看来，无论是谁，只要他还没有领会大众的这一奇特的道德状态，那么他对今天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一无所知的。个人拥有的没有任何特殊条件限制的主权，或者说任何人都可以掌握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已经由昔日的法理学观念或理想变成了一种扎根于普通人心目中的心理状态。请大家注意：当从前的理想变为现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时，它就必然不再是一种理想了，理想所具有的天然魅力因此也就消失殆尽。源自充分民主之理想的平均主义要求已经由灵感和热切的渴望变成了欲望和无意识的假定。
[3]从下文来看，所谓凡尔赛的绅士应该是指法国大革命中的贵族。
首先让我们来分析第一个方向。在这一维度上，我认为大众已经能够享受和使用由少数精英所发明的、因而先前也就为其所独享的乐趣与设施。现在，大众已经产生了以前被视为奢侈的嗜好与欲求，因为它们从前只是少数人的特权。这里有一个琐屑的事例：在1820年的时候，整个巴黎不会超过十所私人住宅带有小间浴室（参见《德布瓦涅伯爵夫人回忆录》[5]），然而，今天大众事实上已经配备并熟练地掌握了许多先前只有特殊的个人才能获得和享有的设施与技术。
[4]80年代英译本的编者在尾注中指出奥尔特加原文用的是英文“the happy few”，语出莎士比亚《亨利五世》第四幕，第三场：“我们是少数几个人/幸运的少数几个人/我们，是一支兄弟的队伍/因为，今天他跟我一起流着血/他就是我的好兄弟”（这里采用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莎士比亚全集》中方平的译文）。
我们必须详加考察的现象可能会沿着两个方向发展：首先，今天大众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与过去只为少数精英人物所独占的作用并无二致；其次，大众与此同时已经开始变得难以驾驭、桀骜不驯，他们不再顺从、追随、尊重那些天然的精英：他们把这些精英推到一边，取而代之。
[5]德布瓦涅伯爵夫人（Comtesse de Boigne，1781—1866），19世纪早期巴黎一家著名沙龙的女主人。
有些人在解释我们这个时代时，没有看到大众的现实统治背后隐含着积极的意义；另一些人则满怀喜悦地接纳这一现象，丝毫没有忧惧的神态。诸如此类的解释或态度，我都拒绝加以接受。因为每一种命运都是戏剧性的，并在其最深刻的意义上都是悲剧性的。时代的危机就在我们手中悸动，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还没有感受到这种危机，那么他就还没有洞悉命运的玄机，他所认识的只是一些皮毛而已。在我们这个时代，命运中隐匿的可怕因素在于大众压倒一切的、猛烈的道德反叛；同所有的命运一样，这一现象是无往不胜、在所难免的，但也是暧昧不明的。它在把我们引向何方呢？它是一场无可挽回的灾难，抑或可能会变成一件好事？它是一个庞然大物，它像一个巨人、像一个硕大无朋的问号耸立于我们的时代之上；它没有固定的形态，让人难以捉摸，它既像一个断头台或绞刑架，但同时也像一座凯旋门。
(1)这一过程的悲剧性在于，当凝聚现象在城市中形成时，农村的人口随即开始减少，这就导致了帝国内总人口的绝对下降。——若无特殊说明，本书页下注均为作者原注，下同。
因此，我们生活在大众的野蛮统治之下。更精确地说，我已经两次把这种统治称作是“野蛮的”了，并且我们正在把平庸当作上帝一样顶礼膜拜。有这样的门票在手，我们现在就可以自由地进入剧场，坐在里面观看表演了。[2]有人可能会认为我对这一现象的描述已经够充分的了，但在我自己看来，就算上面的描述是准确的，却也相当地浮光掠影，它仅仅是从过去的立场来看这一可怕的事实所呈现出的一些表象和某个方面。如果我就此打住，草草地结束本文，那么，读者必定会——完全恰当地——认为大众的这场令人难以置信的反叛，或者说大众在历史舞台上的登场，仅仅激发了我的一些任性而又轻蔑的言辞，引起我某种程度的厌嫌与憎恶。尤其是众所周知，我对历史持有一种极其贵族化的解释(2)，这样一来，这种看法就会变得更加显明。我的观点有些极端，因为尽管我从未说过人类社会应该是贵族制的，但我实际上却走得更远，我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并且坚持这一观点的信念与日俱增：不管人们愿意与否，人类社会按其本质来说，就是贵族制的；甚至可以这样说：只有当它是贵族制的时候，它才真正成其为一个社会；当它不是贵族制的时候，它根本就算不上一个社会。当然，我这里说的是社会，而不是国家。我们确实无法想象，面对这样一个人潮涌动的大众世界，恰当的贵族式反应竟是像一个凡尔赛的体面绅士[3]那样，摆出一副嗤之以鼻的样子。凡尔赛式的故作姿态非但不能代表贵族制，反而只能象征着一种高尚的贵族制的瓦解与终结。所以，真正的贵族气质在这些人身上的唯一残余就是他们在走向断头台、引颈就戮时表现出来的优雅与尊严，他们接受死亡就像赘瘤接受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一样。不，对于任何一个具有真正的、深刻的贵族使命感的人来说，大众现象会使他激动不已，犹如雕刻家见到一块混沌未凿的大理石一般。真正的社会贵族与一小撮以社会的名义自居、称自己为“社会”的人不可同日而语，那些人只知道一味地互相吹捧。由于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其优点和作用，所以，这一小部分优雅之士或者说“高贵人士的小圈子”，在这个广袤的世界中自有其立足之地。不过，他们的作用是微不足道、无关紧要的，根本无法与真正的贵族所肩负的艰巨使命相提并论。我无意反对对这一“高贵世界”的内在意义进行探讨，即使从表面看它是毫无意义可言的；但不要忘记我们现在的考察对象是一个更大范围内的问题。不过，我们发现就连这个“与众不同的圈子”现在也加入了时代的合唱。我的这一思想受益于一位洋溢着青春活力与现代气息的年轻女士，她是马德里“高贵世界”中的一位一流明星，她曾经对我说：“我从不出席一场少于800人参加的舞会。”这一说法使我感到大众的风格已经占领了现代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甚至已经侵蚀到那些迄今只为“幸运的少数几个人”[4]所保留的最后领地。
(2)参见《没有主心骨的西班牙》（1921），在这本书出版之前，它的内容已经以一系列的文章形式发表在《太阳报》上。（对那些对我的著作不吝做出慷慨评论，却经常难以确定其最初出版时间的外国读者来说，指出如下一点是必要的，那就是我几乎所有的著作都曾以报纸文章这一恰当的形式发表过，其中大部分直到多年以后才结集出版。）（30年代英译本没有这个脚注，现根据80年代英译本译出。——译注）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难以克服的事实，我们在描述它时丝毫没有隐瞒它所表现出来的野蛮特征，而且，这一现象在我们现代文明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现代文明的演进过程中，从未发生过类似的现象。如果我们想找到与它相似的历史事件，我们就得跳出现代历史的圈子，而置身于一个与我们全然不同的环境中：我们将不得不深入到古代世界中去，直至其衰落的那一刻为止。罗马帝国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颠覆史，一部大众帝国的上升史，一部大众逐渐同化并罢黜统治精英、自己取而代之的历史，因此，在罗马帝国也出现过类似的群集现象（crowding）与凝聚现象，其结果诚如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已经敏锐观察到的，罗马时代大型建筑物的建造是必要的，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大众时代是崇尚宏伟壮观的时代。(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