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即使是这种良好的意愿也会以失败而告终，因为他们灵魂的基本腠理乃是由冥顽不化、桀骜不驯精炼而成；从一出生开始，他们就缺乏关注外在于自己的事物的能力，不管是对事实还是对人。就算他们愿意追随某些人，也无能为力；他们希望倾听，却发现自己是聋人。
现在，我们就可以加快推进我们的论题了，因为，在我看来，我们已经掌握了打开今天占统治地位的那一类人灵魂的锁钥，即他们的心理方程式（the psychological equation）。接下来的内容都是这一根本性结构的结果或必然的推论，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来概括它：19世纪所组织起来的这个世界，已经自发地造就了一类新人，他们被灌注了巨大无比的欲望，但同时他们也掌握了各种各样有力的手段以满足这些欲望，这些手段包括经济上的、体质上的（比如卫生学，现在一般人的健康状况比过去所有的时代都要良好）、法律上的、技术上的（我这里是指一般人所拥有大量不完全的，但具有实效的知识，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19世纪在为他们提供了这些力量之后就弃之而去了，他们完全被托付给自己，于是普通人就只能追随其本性，放任自流，退守自己狭隘的世界。因此，我们所面对的大众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的群众都要强健有力，但他们与那种严格地自我封闭，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传统大众截然不同：他们不愿服从于任何事物、任何人，他们相信自己是自足圆满的——一句话，他们已经变得桀骜不驯。(5)如果事态继续这样发展下去，我们不久就会看到：在欧洲、在西方乃至在整个世界，大众将变得越来越难以驾驭，越来越无所适从。在未来世事艰难的岁月里，大众在意外灾难的打击之下，或许会在某些尤为重大的问题上，一时片刻、真心诚意地接受少数出类拔萃之士的引导。
另一方面，有些人却对今天的大众人心存幻想，以为他们的生活水平同其他时代相比高出了许多，因此，他们有能力自己控制文明的进程。但这种看法是靠不住的，我这里说的仅仅是过程，还不是进步。即使是维持我们当前的文明这一看似简单的过程也是极端复杂的，它有赖于无数细致入微的力量。今天一般的民众只懂得如何使用文明的装置，但对于文明的原则却是一窍不通、不甚了了，指望他们来引导文明，岂不荒谬？
读者对这些表面上看来似乎离题太远的论述不必过于惊讶，为了准确地界定今天的大众人——他们和以前一样依然是庸众，但他们现在却企图取代精英——有必要将他们与两种纯粹的形式做一番比照，这两种纯粹的形式在世人身上都可以见到：一般大众和真正的贵族，或者说奋发有为之士。
我这里再次向耐心听我讲到这里的读者重申一点：我们上面所叙述的这些事实并不具有多少重要的政治意义，恰恰相反，政治活动虽然是公共生活中最有影响、最引人注目的方面，但它不过是其他更隐蔽、更难以捉摸的因素之结果罢了。因此，如果政治上的不服从不是源自那种更深刻、更具决定性的智力上的不驯服（intellectual indocility），那么它就不会如此严重。所以，我们如果不把后者分析清楚，本文的主题就不会得到透彻地阐明。
随着一个人对生活认识程度的加深，他会越来越领略到这一点：大多数的男人和女人，除了对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外部压力做出本能式的反应之外，实在无法表现出更大的努力。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少能遇到几个能够自发而欢愉地做出努力的人，在芸芸众生中，他们犹如鹤立鸡群，卓尔不凡。这些少数人就是精英，唯有他们才称得上是贵族，也唯有他们的生活才是奋发有为的，而不是消极被动的；对他们来说，生活是一个持久的奋斗过程，是一种永无止境的磨炼。所谓磨炼就是苦行（Training=askesis），他们才是真正的苦行修道者。(4)
注释
因此，在我的心目中，贵族就等同于一种不懈努力的生活，这种生活的目标就是不断地超越自我，并把它视为一种责任和义务。以此观之，贵族的生活或者说高贵的生活，就与平庸的生活或懈怠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以一种消极被动的方式倚赖自己，安于现状，害怕变动，除非有一种外在的压力迫使它走出封闭的自我。所以，我们用“大众”来指称这一类人与其说是因为他们人数众多，还不如说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是懈怠的、颓惰的。
[1]80年代英译本的编者在注释中指出，奥尔特加的这一段内容深受托马斯·卡莱尔《法国大革命》一书的影响。卡莱尔，英国历史学家和散文作家，以《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一书闻名。
“贵族”一词直到罗马帝国时期才作为一个正式的词汇而出现，它的含义与当时正处于衰落状态中的世袭贵族恰好相反。
[2]80年代英译本的编者在注释中指出，已经有学者考证出奥尔特加关于贵族的观点主要源自尼采以及德国波恩的哲学教授约翰内斯·马里亚·费尔韦伊恩（Johannes Maria Verweyen，1883—1943），尤其是受后者的《高贵的人及其意义》（Der Edelmensch und seine Werte，1919）一书的影响。
不幸的是，像“贵族”这样一个令人鼓舞的字眼，在日常语言中却受到了曲解和滥用。因为，在许多人看来，“贵族”仅仅意味着世袭的“高贵血统”，这样它就沦为与共同权利相差无几的事物，也就是说，它成了一种静止的、消极的身份与资格，不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就可以获得与转移。但是，就严格的意义而言，“贵族”一词的语源本来是动态的：“贵族”就意味着他“声誉斐然”，远近闻名，尽人皆知；他与默默无闻的群众相比显得卓尔不群。贵族的名号暗含着一种为了赢得声誉而做出的巨大努力，因此，“贵族的”就等同于勤奋努力的、优秀出色的。当贵族头衔或名望传到其子嗣的手里时，就蜕化为一种纯粹的既得利益，他的荣耀来自一种反射：世袭贵族的品性实际上是间接的，它犹如一面镜子，只能反射出他已经去世的父执辈们月色般的高贵。它所遗留下来的唯一有效、真实、充满生机的遗产就是推动力，它激励着他的后裔努力保持一种与其祖先持平的成就。即使是在这一修正意义上，也仍然是noblesse oblige［地位高则责任重］。最初的贵族是自己给自己强加义务；世袭的贵族则因其所继承的遗产而承担义务。当然，无论如何，贵族称号从第一代贵族传到其后裔手里时，其间还是存在某种偏差的。在中国古代，传递的次序恰好相反，但这也更合乎逻辑：子并不因其父而贵，而是祖先因其子嗣获得贵族身份而沾濡荣耀，他个人的努力使他低微的祖先得以彰显。因此，当他们取得各种贵族头衔时，这些头衔是根据其可以向前追溯的代数来分层定级的：有些人可能仅使他们的父执辈得到诰封，而另一些人则可以延伸到他的前五代或十代祖先。这个现存的人使他的祖先得以复活再生，他的高贵是真实的、积极有效的，简而言之，是现在的，而非过去的。(3)
(1)那些面对任何问题，只满足于偶然想到的解决办法的人，从智力上说都属于大众人；而非凡卓越之士则恰恰相反，他们对没有经过大脑认真思考的东西不屑一顾，他们只接受那些高超于己并需要进一步努力才能获得的事物。
大众人从来就不会接受来自自身之外的权威，除非环境迫使他这样做。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环境的力量还不足以强迫他这样做，于是永恒的大众人原形毕露：他不再求助于其他任何权威，他感到自己就是生活的主人。而少数精英人物、非凡卓绝之士则恰恰相反，他们受到自己内在必然性的鞭策，竭力寻求高超于己、优越于己的准则，并欣然接受它们的权威。[1]让我们回顾一下在本文开头对精英与普通人所做的对比：前者对自己要求严格，而后者对自己放松懈怠，仅仅满足于自己现在的样子，甚至还有些自鸣得意。(1)能够摆脱通常观念之束缚的是优异卓绝之士，而非实质上生活在奴役状态中的平庸之辈。对于少数精英来说，除非能够致力于一项超越的事业，否则生活断无意味可言。因此，他不会把自己为之服务的必然性看作是一种压迫，相反，当这种必然性因某些偶然因素而缺失的时候，他反而会变得焦虑不安，并竭力寻求更为苛严的新的准则加诸己身。这是把存在当作一条纪律的生活，亦是高贵的生活，高贵的定义标准是我们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即义务，而不是权利。[2]Noblesse oblige［地位高则责任重］，“随心所欲是平民的生活方式；高贵的人追求秩序与法律”（歌德）。贵族的特权并不是基于出身的恩许或荫庇，而是战利品，也就是说，特权的维持在原则上应当以这一点为前提，即享有特权的人必须有能力再度征服它们——无论何时，只要有必要，只要有人对他们的特权提出挑战，他们就得这样做。(2)因此，私人的权利或特权并不是消极的拥有物或是纯粹的享受品，相反，它们代表着只有通过个人努力才能达致的准则。另一方面，共同的权利——诸如“人权和公民权”——则是消极的所有权、坐享其成的收益权和好处；是命运为每一个人所准备的慷慨赠礼；只要一息尚存，只要还没有精神错乱，无须任何努力谁都可以唾手而得。因此，我们可以说：非个人的权利是占有的；而个人的权利则是保有的。
(2)参见笔者《没有主心骨的西班牙》（1922）一书，第156页。
但是，当代的大众却认为生活之自由完满是自然的，是既定的条件，谈不上有什么特殊的缘由。任何外在的事物对他来说都不成其为自身的限制，所以，他从来不曾求助于比自己高明的其他权威。直到不久以前，中国的农民还相信自己生存的福祉取决于皇帝乐于拥有的个人美德，因此，他的生活与其赖以为基础的至高权力须臾不可分离。然而，我们现在正在剖析的大众人，除了他自己之外，不习惯于向任何外在的权威求助。他对自己目前的状况心满意足，他倾向于认为并肯定出诸己身的任何事物——看法、欲望、偏好以及趣味等等——都是好的。他对这一点甚为坦率，几乎不加任何掩饰，就好像它是世界上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似的。为什么不呢？正如我们看到的，根本没有什么事物或什么人可以迫使他认识到：自己只是一个二流的角色，得服从于诸多的限制，没有能力创造或维持使自己生活完满充足的组织与文化，而这些正是他赖以实现自我、伸张其个性的基础。
(3)我们上面只是在“贵族”一词的原初意义上使用它，而不涉及世袭问题，这里不是探讨“血统贵族”（nobility of blood）这一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的事实的地方，姑且让我们把这个问题搁在一边。（事实上，中国传统思想中也有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观念，而且光宗耀祖观念的盛行，与中国宗法制的社会功能密切相关，也就是说，通过强调同宗共祖，一个家族内部的人可以因显贵者而利益均沾，参见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第10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译注）
这种现代体验完全修正了大众人传统的、持久稳固的人格结构。过去，一般人按照其本性，都会感到自己要受物质条件和高级社会权力的限制，在他眼里这就是生活。如果他成功地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境况，提高了社会地位，他可能会将这一切归功于运气，他会认为这是命运对他个人的垂青；即使不是这样，他也会把它归功于自己的巨大努力，他深切地了解自己为之付出的代价。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人们都把它看作是生活与世界之正常途径的一个例外，这种例外由某种非常特殊的原因所致。
(4)参见笔者的《国家运动的起源》一文，载最近出版的《观察者》，第7卷。
从一开始，我们就是我们所在世界的产物；我们周围的世界就像一个模具，它铸造了我们灵魂的基本特征。这是自然而然的，因为我们的生活无非就是我们和周围世界的关系，世界向我们呈现的一般轮廓就是我们自己生活的一般轮廓。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才多次强调如下的事实：造就了今天之大众的世界所具有的特征是史无前例的。在过去的时代里，生活对一般人而言，意味着困难重重，危机四伏，物质匮乏，命运局促以及相互依附；而新世界却是另一番景象：它在实践上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安全可靠，人与人之间相互独立。这一鲜明而持久的印象深深地烙在每一个当代人的灵魂中，如同与之截然对立的印象也深深地烙在以前人的灵魂中一样。这一基本的印象已经成为一种内在的声音（an interior voice），它在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不断地发出指令，并指陈了一种生活的定义，恰恰是这则定义构成了一个人的道德律令。如果说传统的观点在低声抱怨：“生活就是感觉到自己处处受到限制，因而，生活也就是直面与应付对我们构成限制的事物”；那么最新的声音却在呼喊：“生活就是不用考虑任何限制，因而也就是尽情地放纵你自己，在实践中，凡事皆有可能，没有什么是危险的，同时在原则上，没有什么人比其他人更优秀”。
(5)在《没有主心骨的西班牙》（1922）一书中，我已经探讨过大众桀骜不驯的本性，尤其是西班牙的大众，读者可以参阅那里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