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几乎一生的经验，在大自然中）提供：
找我就对了
徒步远足，有无行李均可
喜欢大山的人
郊游（半天或一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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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手攀岩
艾格尔喜欢这个新的工作。他自己做了一个招牌，写上他认为必不可少、同时又要在某种方式上足够有趣的信息，这样才能吸引游客对他的服务产生兴趣。他把牌子安置在村子广场上，紧挨着井边，等待着。
山中漫步（年长人士、行动不便者和孩子）
一星期过后老夫妇热情万分地跟他道了别，罗什科维奇先生往艾格尔的上衣口袋里塞了几张纸币。当他们终于坐进汽车时，他和他妻子的眼睛都湿润了。他们朝着回家的方向，消失在清晨还有些雾气的马路上。
一年四季的导游（只要天气适宜）
这项工作让他感到快乐。在这一带山里走路对他来说很容易，山里的空气把他脑子里那些沮丧的想法也吹走了。而且对他来说很舒服的是，不用说多少话。一方面因为本来也没多少可说的，另一方面因为走在他身后的两个人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很难再从他们喘息着的肺里挤出那些不必要的话。
早起者可确保看到日出
整整一星期，艾格尔带着两位老人走过了越来越艰难的小路，带他们看了这一带的美丽景物。
确保看到日落（在山谷，山上太危险）
“好，”他说，“我看应该可以。”
绝无危险——对身体和心灵！
艾格尔想了想接下来几天的安排，还有一些柴火要砍，一块在大雨里下滑的土豆地要重新耕作。他想到手里要握着的犁柄时一阵战栗，即使他手上最硬的茧子都不能抵御它，几小时后手就会开始灼热地疼痛。
（价格可议，保证不贵）
“只要几天的时间。就简单地爬上山再下来就行。关于报酬您不用担心，我们不想以后人家背后议论我们什么。所以，您觉得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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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对我们来说，这样一次山区旅行不像散步那么简单！”他的妻子附和道。
显然他的牌子给游客留下了好印象，因为从一开始他的生意就很好，艾格尔没有任何理由再去做原来的杂活了。像以前一样，天还没亮他就起床，只不过他现在不再去农田，而是去山上，登高，观看冉冉升起的太阳。在第一缕阳光的照射中，游客们的脸看起来好像在从里面燃烧一样，而且艾格尔看到，他们很高兴。
“我们想问您，”罗什科维奇先生说，“您是否愿意带我们再去走几条路呢？对这块地区您好像对自己家的前院一样熟悉。”
夏天时，他通常会带着游客走到附近几个山脊外很远的地方，而冬天他多数时间把旅程控制在较近、但是穿着宽大笨重的雪地鞋走下来也并不少费力气的范围内。
从克鲁福特尔山峰往下走的路上，他们两个人的恐慌和绝望很快就消散了。当第一缕阳光照到他们脸上时，好像连他们的疲倦也一下子被吹散了。艾格尔给他们演示了怎样啜饮山里草叶上的晨露来解渴。他们几乎一路上都像小孩子一样在艾格尔身后叽叽喳喳不停说着话。
他总是走在最前面，眼睛留意着可能出现的危险，耳朵听着背后游客们的喘息声。他喜欢这些人，即使他们中的一些人会试图向他解释世界是什么样的，或者以别的方式做出愚蠢的行为。他知道，最晚，在两小时的登山途中，他们的傲慢就会和他们发热的脑袋上的汗水一起蒸发掉，直到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他们因为自己成功完成了行程而产生的感激和深入骨头的疲惫。
“好了。”艾格尔说着，向后退了一步。
有时候他会路过他原来那块地。在他房子曾经站立的地方，这些年随着时间的流逝，碎石层层积累形成了一道类似壁垒的突起。夏天时，在石块之间会冒出醒目的白色罂粟花；冬天，孩子们穿着滑雪板经过那里时，会飞跃过去。艾格尔能看到，他们从山坡上快速冲下来，欢呼着跳跃升高，在空气中滑翔，然后灵巧落地，或是像彩色的线团一样在雪地上翻滚。
“谢谢！谢谢！”
他想起那道门槛，他和玛丽那么多夜晚坐在上面。还有小栅栏门，栅栏门上只有一把简易的钩子做锁，是他把一根长长的钢钉敲弯做成的。雪崩后那圈栅栏就那样失踪了，像很多其他的东西一样，在雪融化后没有再出现。它们就那样不见了，好像从来没存在过似的。艾格尔感到，悲伤又在他的心里悄悄涌起。他意识到，在他和玛丽的生活里，本来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可能远远多于他能想象到的。
“是的，谢谢！”他的妻子重复道。
在他带队的旅途上，艾格尔大多数时候都是沉默的。“嘴巴开着的那个人，他的耳朵一定是关着的。”托马斯·马特尔以前一直说，艾格尔也认同这个观点。
“谢谢！”他感动地说。
他更喜欢听人们讲话，而不是自己说。那些气喘吁吁的不停对话，引领他进入到了陌生的命运和观点的秘密之中。显然人们想在山上寻找他们以为在很久前某一刻失去的什么。他从来没有搞清楚，到底是什么，不过这些年来他越来越明白，其实游客们跌跌撞撞跟随着的不是他，而是一种未知的、难以满足的向往。
当他们到了村子里之后，罗什科维奇先生坚持拥抱了艾格尔，虽然他对此很是抗拒。
有一次，在二十号山峰旁短暂休息时，一个因为心情激动而颤抖着的年轻男人拍着他的肩膀，对他喊道：“难道您看不到这里的一切多漂亮吗！”
“不是很明白，”艾格尔说，“而且我也不是什么先生，但是如果你们愿意，我现在就可以带你们下山。”
艾格尔看着那张因为极度欢喜而扭曲的脸说：“我知道，但是马上就要下雨了，如果泥土开始往下滑的话，所有的美景就都没了。”
“我们叫罗什科维奇，”老人说，“我们已经结婚四十八年。那差不多是半个世纪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彼此有多少感情和爱，我们对彼此意味着什么。您明白吗，我的先生？”
在艾格尔做登山向导的整个期间，只有一次，有一位游客差点丧命。
“我丈夫都已经想躺下等死了。”
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的某一年春季的一天，前一天晚上冬天又一次返回了山区。艾格尔想带着一小伙游客去走一条可以看到全景的路，那条路在新开的可以四人并坐的缆车索道上方。
“还有石头！”老人说道，这时候他真的流了几滴眼泪，泪水顺着他的脸颊和脖子往下流着。他的妻子恳切地看着艾格尔的眼睛。
他们经过豪伊斯勒山谷上的木桥时，一个胖胖的女人在滑湿的木板上滑了一跤，失去了平衡。艾格尔就在她的前面，他用眼睛的余光看到，她挥舞着胳膊，一只腿高高抬起，像是被一根隐形的绳子拴着拉向高处。
“不管往哪里看，都只有黑暗的、冰冷的夜晚！”
木桥下是二十米深的山谷。在他向她冲过去的时候，他看着她的脸好像被一种深深的敬畏攫住，向后仰得越来越深。当她背着地重重摔到桥上时，他听到木头发出“嚓嚓”的声音。在她下一刻就要从边界线的木梁上摔下深谷时，艾格尔用一只手抓住了她的脚踝。在他惊讶着手指下的肉异常柔软的同时，他用另一只手抓住了她的袖子，把她拉回到木桥上。她在木桥上静静地躺了一会儿，看起来好像在诧异中观察天上的云彩。
“我们迷路了。”
“刚刚差点儿就完了，是吧？”她说着，拉起艾格尔的手，把他的手放在她的脸颊上，对他微笑着。
“天上的主啊，请对我们仁慈。”
艾格尔惶恐地点了点头。
“这儿的石头比天上的星星还多！”
她脸颊上的皮肤很湿润，他感觉到手心下有一阵难以察觉的颤抖，他觉得这个接触在某种方式上有点无礼。
“除了石头什么都没有！”老妇人附和着。
他不由得想到童年时期的一次经历，那时候他大概十一岁，康茨施托克尔半夜把他从床上拖出来，让艾格尔在一头小牛的出生过程中给他帮忙。从几小时前开始，那头母牛就已经竭尽全力了，它不安地转着圈子，它的口鼻在墙上磨得都流血了。最终它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叫声，侧躺进秸秆堆里。在煤油灯摇曳的灯光下小艾格尔看到，它的眼睛旋转着，它身体的裂缝里流出了黏稠的液体。
“我亲爱的先生，”那个男人重复道，他的眼泪看起来好像马上就要流出来了，“我们整个晚上都在这里绕圈子，这儿除了石头什么都没有！”
当小牛犊的前腿露出来的时候，一直沉默地坐在一个小凳子上的康茨施托克尔站起来，把他的衣袖高高卷起来。但是小牛不再动了，母牛安静地躺在那儿。
艾格尔一言不发地把刀子收起来，看着两个老人的脸。他们正用瞪得大大的眼睛盯着他看。
忽然它抬起头，开始咆哮，它咆哮的声音让艾格尔的心里都打起了寒战。
“天上的主啊，请对我们仁慈。”他身后的妇人嘟哝着说。
“小牛死了！”康茨施托克尔说。然后他们一起把死去的小牛从它母亲的身体里拽了出来。
“您应该并不想杀死我们吧？”他惶恐地问道。
艾格尔拉着小牛的脖子，牛皮湿润柔软，有那么短短的一刻，他认为他感觉到了脉搏，在他的手指下仅仅跳动了一下的脉搏。他屏住呼吸，然后却没再发生什么。
正准备向艾格尔冲过来的老先生看到了他手里的刀，站住不动了。
康茨施托克尔把软绵绵的小牛背到了野外。外面天已经开始微微发亮，小艾格尔站在牛棚里，清洗着地板，用干草把母牛的皮毛擦干，心里想着那头生命只持续了一个心跳那么久的小牛犊。
“我想应该是的。”艾格尔说着，看到第二个身影——一个年老的妇人从岩石后面踉跄着走出来。两个人看起来都很可怜，精疲力竭和寒冷让他们迷惘不堪，瑟瑟发抖。
那个胖胖的女人微笑着。“我想，我应该是没有受伤，”她说，“只有大腿上有点疼。现在我们两个可以一起瘸着腿走下山谷了。”
这时候天已经亮了，远处白雪覆盖的山峰也开始像燃烧一样发着红光。艾格尔刚想坐下，用他的折叠刀切下皮革鞋底上撕挂着的一块皮子，这时候从一块岩石后面冒出来一个年老的男人，张开双臂向他走来。“我亲爱的，亲爱的先生！”他喊道，“您确实是一个真实的人，是吗？”
“不，”艾格尔说着，站了起来，“我自己走！每个人瘸着腿自己走自己的！”
他走到一条羊肠小路上，那条路沿着属于村子的牧场草地，在月光下可以看见草地略呈弧形的边界。他绕过两块岩石，它们看起来像是在睡眠中的动物高高弓起的背。在登高几乎一小时后，穿过越来越难走的地形，他终于到了在克鲁福特尔山峰峰顶下的巨石阵。
玛丽去世后的日子里，艾格尔虽然不时把行动不灵便的女游客举起来渡过一条山林小溪，或者牵着她们的手把她们拉上一个滑溜的岩峰，但是除此以外，他没有长于一瞬间的碰过任何一个女人。一定程度上把自己的生活重新安顿好，对他来说已经够困难了，所以他无论如何也不想再失去这么多年才在他心里慢慢展开的平静。
一九五七年夏天的一个早上，艾格尔在日出前很久就从床上起来，走到野外去。疼痛让他从睡眠中醒来，而且在晚上清凉的空气里走动也让他感到舒服。
其实他连玛丽都并不怎么了解，其他所有的女人对他来说更加是个谜了。他不知道，她们想要什么或者不想要什么；她们在他面前说的做的，多数时候让他迷惑、愤怒或者让他陷于一种内心的僵滞，从这种僵滞中他只能很慢地走出来。
只是每天晚上他倒到床上后都坚信，他再也不能只靠自己的力气从床上爬起来了。这时候他那只歪斜的腿的膝盖四周几乎已经麻木了。而每当他把头向一侧转过哪怕只有一厘米，他的脖子就会感到一阵刺痛，痛感像一条燃烧的细线，一直传到他的手指指尖，这迫使他只能平躺着，一动不动，一直等到他睡着。
有一次在金岩羚羊客栈，一个季节女工把她沉重、有着厨房味道的身体迎面挤向他，对着他的耳朵低声说了几句咸湿的话，这些话把他完全打乱了，以至于他连汤钱都没有付，就冲出了客栈。为了平静下来，他在冰冻的山坡上踱着沉重的步子走了半个晚上。
他还依然可以像年轻工友一样出力气，有几天他甚至把干草在背上堆成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三米高的垛，然后脚步沉重地、慢慢地、摇摆着走下陡峭的牧场山坡。
类似这样的时刻总是能扰乱他的灵魂，但是这样的时刻变得越来越少，直到最终再也没发生过了。他对此也没有不高兴。他拥有过一次爱情，又失去了它，从此以后他再也不会遇到可以与之相媲美的了，这对他来说是已经确定了的。与仍会一再汹涌在他身体里的情欲的斗争，是一场他打算一个人进行到底的战争。
艾格尔用国家给返乡战士发的遣散费生活了一段时间。但是因为那笔钱刚刚够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他意识到自己不得不像年轻时那样去做各种可能的杂工。像那时候一样，他在地下室和干草堆里爬来爬去，用力抬起装满土豆的麻袋，在田地里劳累，或者是清理那些余留下来的牛棚猪圈里的粪便。
然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安德里亚斯·艾格尔还是又经历了一段“恋情”。至少在那个秋季里的短短几天，它挑战过他想一个人度过余生的渴望。
“真是一双老人的手了。”他想着，把双手垂了下来。
近期一段时间他注意到，他床头那堵墙后面的教室里气氛变了：孩子们惯常的喊叫更加大声。一直以来，每次课间休息的铃声响起，他们都是随着尽情释放的欢呼声奔跑着冲出教室，现在他们的奔跑好像完全不受任何拘束了。学生们这些最新获得的、喧闹的自信，显然是因为村子小学的老师退休了。
艾格尔看着他手背皮肤下血管的轮廓。当他把手举起来，对着窗户里暗淡的光看时，他看到他的手有些轻微发抖。
这位老师人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对一代又一代村民孩子的教育中度过的。他教他们阅读和计算的基础知识，试图把这些知识种植到他们懒于思考、从不为未来着想的脑子里。在必要的时候，他会借助自己拧的牛尾鞭的帮助。
自从他徒手挖雪寻找玛丽的那个晚上起，他的指甲上就有很多裂纹，指甲边缘都长到了肉里。一只大拇指的指甲是黑色的，在中央有一个凹陷。艾格尔把他的双手举到脸前，观察着手背上的皮肤，有些地方看起来像是揉成一团的麻绳。他看着指尖上的老茧还有指关节骨头上的结节般的凸起。他手上的裂纹和沟壑里附着污垢，马刷和肥皂都洗不掉。
这位老教师在上完最后一节课后，打开窗户，把粉笔盒连同里面剩下的粉笔都倒进玫瑰花坛里，当天就离开了村子。这让村议会的成员惊慌失措，尤其是因为很难这么快找到一个接任者————他需要热衷于在成群的牧牛和滑雪游客间继续发展他的人生轨迹。
晚上，艾格尔坐在床边，观察着自己的双手。它们像沼泽地里的泥土一样，又黑又沉地搭在他的腿上。它们像动物的皮肤一样满是皱纹，在山崖和森林里的许多年留下了很多伤疤，每一个伤疤都能讲述一个不幸、一份努力或者是一场成功，如果艾格尔还能记起那些故事的话。
这个问题在安娜·霍勒尔的身上找到了解决方法，她是相邻山谷的早已经退休多年的老师，在沉默的感激中接受了这个暂时在学校授课的职位邀请。
缆车索道现在由别的公司建设和运营。但是艾格尔去找工作的每一个地方，都把他打发走了，他已经不再是合适人选了，这是他们的说法。战后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很多旧工作流程就已经被淘汰了。因此很遗憾，对于一个像他这样的人来说，在使用现代交通技术的世界里已经没有工作岗位了。
安娜·霍勒尔与之前的老师对教育有着不同的理念，她相信孩子们内在的发展力量，把那根旧的牛尾鞭挂到了学校外面的墙上。它在墙上随着岁月风化，变成了野常春藤的爬墙助手。
他在自己房子后面的一块森林里开枪把自己打死了。为了保险起见，他用的是他父亲的老式猎枪。当守林人在一棵长疯了的野苹果树下发现他的尸体时，看到破碎的颅骨里露出一块闪闪发光的金属牌，上面刻着日期：23.11.1917。
然而，艾格尔并不觉得这种新的教育方式有什么了不起。一天早上，他爬起来，走到那边。
老比特尔曼，一个热诚的爱国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把一只前臂和一块右颧骨留在西线战地的一个战壕里了。他让工厂专攻制造卡宾枪的枪管和高击炮的球窝节。球窝节没有问题，但是弹仓的一部分在高温下会变形，这在前线引起了几次很严重的事故，也最终导致老比特尔曼坚信，他对战争的失败要负有一定的责任。
“抱歉，但是这实在太吵了。一个男人终究还是需要他的安静的。”
艾格尔在村子里打听到，公司在战争结束后很快就破产了。在战争结束前一年，最后几个留在工地上的工人就被调走了，因为公司响应了祖国那时候就已经很绝望的召唤，把生产内容从钢铁支柱和双钢索绞车转向了武器制造。
“看在老天的份上，您是谁呢？”
在从俄罗斯返乡到达村子的当天，艾格尔就出发去了比特尔曼公司的营地。如果他事先问了别人，就可以省下这趟了。木板房已经消失了，营地也被拆除清理了。只有遍地的水泥斑点，或长满野草的梁木显示出，以前有人在这里工作、生活过。当年招工经理坐在书桌后的位置上，现在开着白色的小花。
“我叫艾格尔，住在旁边。我的床大概就在这个位置，就在黑板后面。”
艾格尔感觉到，他和村民们，在这里，在下面，在夜晚中黑暗的地球上，在还散发着新鲜混凝土味的市政厅会议室里，以一种神秘的方式亲近着、相通着。
这位女老师向他走近一步。她至少比他矮一头半，但是有孩子们在她背后——他们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盯着艾格尔，她看起来很有威胁性，而且完全不准备做任何妥协。
艾格尔和其他人一样热烈地鼓着掌，前面电视里看起来像幽灵一样的美国人还在持续行动着，就在同一刻，那两个美国人正不可思议地在人们头顶上方的月亮表面散着步。
艾格尔很想说点什么，可是他只是低头缄默地看着亚麻地毡。忽然他觉得自己站在那儿很傻：一个年老的男人，带着可笑的抱怨，连小孩子们都可以不加掩饰地惊讶地盯着他看。
村议会的一个成员做了简短的演讲，讲了使这样的奇迹成为现实所需要付出的巨大努力，没人知道这些努力会把人类带向哪里。
“人们没办法选择邻居是谁，”女老师说，“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您是一个粗俗的蠢人！忽然就冲进我的课堂，不请自来，没有梳头，没有刮胡子，甚至还穿着一条衬裤，或者您穿的那到底是个什么啊？”
几乎整个直播期间会议室都笼罩在紧张的安静中。尼尔·阿姆斯特朗刚刚把他的脚迈上尘土飞扬的月球表面，所有的人就开始欢呼起来，好像至少有那么一个瞬间，某一个负担从村民们沉重的肩膀上滑下来了。之后大人们得到了免费的啤酒，孩子们则可以喝果汁，吃油煎馅饼。
“是一条睡裤，”艾格尔咕嘟着说，他已经十分后悔走到这儿来了，“不过已经缝了几个补丁。”
这个时期电视已经是大多数家庭的中心，甚至是晚上家庭集会最重要的活动。这次他和大约一百五十个村民一起坐在村里新建的市政厅的会议室里，观看两个年轻的美国人第一次登上月球。
安娜·霍勒尔叹了一口气。“请您现在立即离开我的教室，”她说，“当您洗漱好，刮了胡子，穿戴整齐后，我不介意您再回来！”
那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一直到很久以后，一九六九年的夏天，艾格尔才又一次通过电视经历了一件记忆深刻的事，虽然方式完全不同。
艾格尔没有再回来。他学着容忍这噪音，或者有必要时，往耳朵里塞上苔藓，对他来说这件事就算解决了，可能也就这样持续下去了，如果不是在接下来的星期天他的门被用力敲了三下。安娜·霍勒尔的手里拿着一块蛋糕，站在外面。
他在那儿坐了很久，直到夜晚降临后，某一刻，他忽然意识到，已经很冷了，才走回家。
“我想，我应该给您带些吃的来。”她说，“桌子在哪儿呢？”
格蕾丝·凯莉的微笑和她眼睛里的悲伤搅乱了他的灵魂，他不明白自己内心发生了什么。
艾格尔把他家里唯一能坐的地方让给了她，那是一个他自己做的挤牛奶时用的小木头凳子，蛋糕则被放在他的一个老储物箱上。出于对坏时光的隐秘的害怕，他在那个箱子里存放了一些罐头食品——哈克迈尔最精细的洋葱和肉——和一双温暖的鞋子。
艾格尔站起来，离开了客栈。他漫无目标地在村子里的街上逛荡了好一会儿，最后坐到教堂门口前的阶梯上。他看着脚下被一代又一代来教堂寻求救赎的人们踩平的地面，等着他的内心恢复平静。
“这样的蛋糕经常很干。”他说。
格蕾丝·凯莉又挥了挥手，张大深色的嘴巴笑着。
在他手捧着陶罐去村子广场上的水井打水的路上，他想着这个女人，她正坐在他的房间里，等着把蛋糕切开。他想，她应该和自己年龄差不多，但是，作为老师的多年工作明显让她很憔悴。她的脸上布满了微小的皱纹，在她深色的、紧紧扎成发髻的头发里闪现出一些雪白的头发。
她叫格蕾丝·凯莉。在他听来这个名字是陌生的、闻所未闻的，但他同时又觉得这是唯一适合她的名字。她穿着一件短风衣，向聚集在飞机场的拥挤人群挥手致意。几个记者奔向她，在她回答他们气喘吁吁提出的问题时，阳光洒在她金黄色的头发和她细长的、皮肤光滑的脖子上。想到这样的头发和这个脖颈不是想象，而是真实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有人也许用手指触摸过、甚至可能是用整只手掌抚摸过它们，艾格尔不禁打了一个寒战。
有一刻他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一幅奇怪的画面：他不仅仅看到她坐在小凳子上等待着，他还想象着，仅仅因为她的存在，他自己居住了那么多年的房间开始改变了，变大了，还用一种并不是让他很舒服的方式在向各个方向打开着。
就是这时候，他看到了一个深深地触动了他内心的景象：一个年轻女人从一架飞机上走下来，那不是任意一个正在从窄窄的阶梯走下飞机跑道的女人，她是艾格尔在他的一生中看到的最漂亮的女人。
“所以，您一直在这里生活？”当他带着装满水的水罐回来时，那个女老师说。
艾格尔笑了，更多是出于尴尬，因为他不知道当着其他人的面，在电视机前应该怎么做。他为自己的无知感到羞耻。他觉得自己像是个孩子一样，只能观望着成年人们令人费解的行动：一切都在某种意义上是有趣的，但是好像又没任何事情跟他有关系。
“是的。”他说。
她跪在一个笼子里，轻轻挠着一头雄狮的鬃毛，狮子舒展开四肢躺在她前面，张开嘴打个哈欠，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的血盆大口，以及狮子嘴里的唾液拉丝。观众们鼓起掌来，小女孩紧紧地靠在狮子的身体上，有一刻看上去她好像要消失在它的鬃毛里了。
“毕竟人不管在哪里都可以幸福的。”她说。她有一双深棕色的眼睛和温暖友好的目光，然而艾格尔还是感到，被她看着很不自在。
艾格尔还没能理解这一切的时候，屏幕上的画面像无声地爆炸了似的分散开来，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后又重新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全新的画面：在几个木头长椅上坐着几个男人，他们穿着短袖衬衫和工装裤，在观看一个黑皮肤的、大概十岁的小女孩。
他低头看向他手里的那块蛋糕，用食指把一粒葡萄干抠掉，让它悄悄地掉在地上。然后他们就开始吃蛋糕了，他必须承认，蛋糕很好吃，或许他想，这块蛋糕甚至比他最近几年吃过的所有的东西都更好吃，但是他最好还是不要讲出来。
他看到狭长的、高高耸起的房子，它们的房顶像是倒过来的冰柱一样伸进天空。纸屑从房子的窗户里飘落，如下雪一般。大街上的人们欢笑着、呼喊着，把他们的帽子扔向空中，好像高兴得要发疯了。
后来艾格尔也说不清楚，整件事情是怎么发展起来的。那么自然地，就像女老师安娜·霍勒尔手里拿着蛋糕站到他门前一样，她也同样那么自然地进入了他的生活，并且在最短的时间内就占据了那个很明显她认为是她应得的空间。
他走到后面，有七八个人分散在几张桌子旁，着迷地盯着那个柜子大小的机器。这是艾格尔人生中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到电视画面，它们神奇地、理所应当似的在他眼前移动着，把另一个世界呈送到金岩羚羊客栈憋闷的后屋里，而他对那个世界至今没有一点概念。
艾格尔不清楚，这一切是怎么发生在他身上的。此外他并不想表现得不礼貌，所以他跟她一起散步，在阳光下坐在她旁边喝咖啡。咖啡是她用一直随身带着的保温瓶带来的，她说这咖啡比魔鬼灵魂的颜色还要黑。
第一个这样的时刻，是他一天晚上在金岩羚羊客栈的后屋里经历的。那里最近一段时间开始有了一台全新的帝国牌电视机。艾格尔已经几个月没有去客栈了，因此当他走进客栈时感到很吃惊，因为他没有听到客人们以往的窃窃低语声，而是听到有点金属材质的、衬着轻轻的沙沙底音的电视声音。
安娜·霍勒尔一直会讲出这样的比喻，总的来说她几乎就是一刻不停地在说话，讲她上课的情况，讲那些孩子们，讲她的人生，讲那一个早就去了他该去的地方的男人。她从来、从来、从来都不该相信他。
他私下里想，长期这样下来人的目光肯定会变浑浊的，脑子也会被化掉的。然而电视确实给他带来了两个印象深刻的时刻。他一再从记忆深处里把它们翻找出来，并怀着一如当时的欣喜和震惊反复细细打量。
有时候她说一些艾格尔听不懂的话。她会使用一些他从来没有听过的词，他暗自认为，那些词都是她自己瞎编的，因为她不认识本来正确的那些词。他让她讲话，他倾听着，不时点点头，有时说“是”或者“不是”，喝着咖啡，咖啡会让他的心跳加速，好像他要爬上凯默赫尔高山的北侧山坡似的。
虽然艾格尔在他的一生里也做过相关的考虑，但是他从来没有买电视机。大多数情况下他没钱，或者没地方，或者是没时间，总之好像对这样一项投资，他缺少一切必要的前提条件。比如他几乎没有那种耐心，像大多数其他人一样可以连续几小时盯着那团摇曳的光。
有一天她说服了他乘坐“蓝色丽泽尔”到卡尔莱特纳山峰上去。在那儿能看到整个村子的全貌，她说，学校看起来就像是被人弄丢的一个小火柴盒。如果眯起眼来看，可以辨认出些彩色斑点，那是在村子井边的孩子们。
但是送葬的队伍还在前进，压抑而沉默。艾格尔看着他前面参加哀悼的人高高耸起的肩膀，雨水集结成为股股细流，沿着他们的肩膀流下去。最前面的灵车颠簸着，在刚刚开始的暮光里，看起来像一艘船，而他们身后孩子的笑声也越来越轻了。
缆车车厢随着轻微的一抖出发了，艾格尔站到一扇窗子的旁边。他感觉到女老师紧紧跟在他后面，她的目光越过他的肩膀上方看向远方。他想到，他的上衣已经很多年没有洗过了。不过至少上星期他把裤子在清澈的泉水里浸了半小时，然后搭在一块向阳的石头上晾干了。
在大雨中路过曾经是阿赫曼德尔农庄的小旅店时，里面传来了一个孩子响亮、异常清晰的笑声。其中一扇窗户裂着一道缝，透出亮光。在那个房间里，店主的小儿子坐在一台巨大的电视机前面，脸在电视屏幕前凑得很近。电视画面的反光在他额头上方跳动着。他用一只手围着电视的天线，另一只手高兴地笑着拍打着大腿。他笑得那么欢快，艾格尔透过雨帘都能清楚看到，他喷出的闪烁发光的一滴滴口水，飞溅到电视机屏幕上。他感到自己很有兴致，很想停下来，把额头靠到窗户上，和那个孩子一起笑。
“您看到下面那里的那个塔柱吗？”他问道，“我们浇筑地基的时候，有一个人掉进去了。他前一天喝酒太多了，在中午的时候翻下去了，脸直接趴进了水泥里，躺在那儿就不再动了，像池塘里的一条死鱼一样。我们用了好一会儿，才把他弄出来，水泥已经不那么流质了，后来他挺了过来，只是从此瞎了一只眼，到底是因为水泥还是烧酒，很难说。”
艾格尔，当时也已经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了，走在最后一排。他回忆着康茨施托克尔，他的一生一直都在把自己的幸福赶走。
到达山顶后，他们在平台上站了好一会儿，看着下面的山谷。艾格尔感觉，他好像必须用什么方式给女老师提供一些娱乐消遣，于是他给她指着村里的不同东西：被烧掉的牲口棚的残余；在萝卜地上匆匆建起来的度假公寓；那个巨大的、长满铁锈和紫红色金雀花的锅炉，战争结束后山地兵团就把它留在了教堂后面，从此就是给孩子们玩捉迷藏用的了。
葬礼那天，天上下着瓢泼大雨，街道上的泥水没到脚踝，送葬队伍只能踩着泥水慢慢前进。
每一次安娜·霍勒尔发现一些新东西的时候，都会哈哈一笑。有时候她的笑声会完全被风吞没，看上去好像她就是那么无声地、光彩夺目地笑着。
康茨施托克尔在很多年后才得到解脱。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的秋季的一天，他像个影子一样坐在房间里听广播，为了能多少听懂一点儿什么，他把上身深深地弯在桌子上，左耳朵压在喇叭上。在播音员报告一个管乐团音乐会的节目时，年迈的他忽然惊叫起来，用拳头反复砸着胸腔，随着金属质感的音乐节奏，失去生命的他最终身体僵硬地滑下椅子。
当他们傍晚时分又回到缆车山谷站的时候，他们还一起站了一会儿，看着缆车车厢又开始向山上出发。艾格尔不知道，他该说些什么，或者他到底是否应该开口说话，所以他宁愿闭着嘴不说话。楼房地下室的机电室里传出了发动机低沉的嗡嗡声。他感觉到女老师的目光投在他身上。“我想要您现在送我回家。”她说着，就开始走了。
他沿着那条狭窄的高山小路继续走着，一直到了上面的皮希勒洼地上。这儿的土地柔软，长着深绿色的短短的草。草茎尖儿上的水滴轻微颤抖着，使整个草地都闪闪发光，好像撒满了晶莹的玻璃珠。艾格尔为这些微小的、摇摇欲坠的水珠而感到惊叹，它们那么顽固地附着在草茎上，只为了最终某个时刻从草叶上掉下去，渗透在泥土里，或者是在空气中蒸发掉，消失于无形之中。
她住在紧挨市政厅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是村子为她在学校教学这段时间提供给她的。她在一个盘子上准备了洒好洋葱末的切片面包，外面的窗台上放了两瓶凉啤酒。艾格尔吃着面包，喝着啤酒，同时努力不去看她。“您是一个男人，”她说，“一个真正的男人，有真正的胃口，不是吗？”
他沿着一条路走着，那条路在村子后面不远的地方就终止了，他在胃的位置感到一种奇怪的空洞感。在他内心深处，他为老康茨施托克尔感到难过。他想到那个挤牛奶时用的小凳子，他希望他是坐在一把椅子上，有一条温暖的毯子，但是同时他也希望他死去。
“应该是的。”他说着，耸了耸肩。
艾格尔转过身去，走了。
外面慢慢暗下来了，她站起来，在屋子里走了几步。在一个小小的配菜柜前她停了下来，站在那儿。艾格尔从后面看到，她低着头，好像她有什么东西在地板上找不到了。她的手指玩弄着裙子的折边，她的鞋跟上还沾着泥土和灰尘。房间里安静得可怕，好像那早已经从各个山谷里撤离的安静，就在这一瞬间，都聚集在这个小房间里了。
康茨施托克尔垂下手，静静地坐在那儿，眼光又投向了地板。
艾格尔清清嗓子，把酒瓶放下，观察着一滴酒沿着杯子慢慢地滑落下来，在桌布上摊开形成一个圆圆的、深色的斑点。安娜·霍勒尔站在配菜柜前，一动不动，目光也低垂着。她先抬起头，然后举起手。
艾格尔感觉到老康茨施托克尔的手指紧紧地抓着他的胳膊，他的心里感到一种冰冷的恐惧。他挣开他的手，向后退了一步。
“人在这个世界上经常都是孤独的。”她说。
“现在你能报仇了！”他喊道，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颤抖，“现在你能打我了！打我啊，你听到了吗？我求你了，打我吧！求你打死我吧！”
然后她转过身来，点燃两支蜡烛，把它们摆到桌子上。她把窗帘拉上，把门闩推到门前。
康茨施托克尔低头看着他的手，以及他那干枯的、布满老人斑的手指。他的呼吸沉重，并发出轻轻的呼噜声。忽然他抬起头，同时快速地从他的腿上抽出一只手，抓住艾格尔的前臂。
“现在，来吧。”她说。
“今天就是你，”康茨施托克尔继续说着，“像你这样的一个人，就这样随便从角落里走来了，其他的人却哪儿都去不了了。这就是公平。我曾经是骄傲的康茨施托克尔，而现在看看我，看我成什么了：一堆腐朽的老骨头，里面的生气刚刚够不让这把骨头立刻散成灰尘。我一辈子都是挺胸抬头的，只有在敬爱的上帝面前才低下头，在其他人面前都绝不低头。敬爱的上帝是怎么感谢我的呢？把我的两个儿子带走，把我的血肉从我的身体上撕走。这还不够，这个禽兽还没有把我这个老农民的最后一滴生命榨干，他让我每天从早到晚坐在院子前等死。现在我把屁股都坐烂了，唯一向我走来的，就是几头牲口，几个影子，还有你，偏偏是你！”
艾格尔还在呆呆地盯着桌布上的那个深色的斑点。“我曾经躺在过一个女人身边。”他说。
艾格尔的脚下像生了根，有一刻他感觉到，仿佛他又成了那个小孩子，而且他很害怕，怕这个老人会站起来，变成一座山那么大的巨人。
“没关系的，”女老师说，“我觉得没关系。”
“我这一生马上就快到头了，死亡不会忽略任何人的。”他说，“每一天我都听到它在向我走来，就在拐弯处了。可是每一次都不过是邻居家的一头牛，或者是一只狗，或者是一个从这里路过的人的影子。”
一会儿后，艾格尔看着这个躺在他身边睡着的年老的女人。他们到床上以后，她把她的手放到了他的胸口，他的心脏在下面砰砰跳动的声音那么响，以至于他感觉整个房间都在动了。他们之间没有发生什么。他没能克服自己。他躺在那儿，一动不动地，像被钉牢似的，感觉到他胸上面的手越来越重，直到它落在他的肋骨之间。
他的面颊已经瘦得凹陷下去了，以前乌黑发亮的头发现在只剩稀少的白色的几根，像蜘蛛网一样挂在他的头上。
他观察着她的身体。她侧躺着，头从枕头上滑了下来，她的头发打成细缕散在床单上。她的脸半转过去，看起来很消瘦，像没有肉似的。夜晚的光透过窗帘窄窄的缝隙落进房间里，好像陷在她的众多皱纹中。
艾格尔向他走了一步。
艾格尔也睡着了，当他又醒来的时候，女老师蜷缩成一团躺在一边，他能听到她用枕头压抑着的啜泣的声音。他犹豫不决地在她身边躺了一阵儿，然后他明白，没什么他能做的了。他轻轻地起床，走了。
“到我这儿来，”他说，像一只鸡似的往前伸着头，“让我看看，你现在长什么样儿！”
在同一年，村子里来了新的老师，一个有着娃娃脸的年轻男子，留着齐肩的、扎成一个小辫子的长发。他会在晚上织毛衣，或者用树根雕刻小小的、扭曲的耶稣受难像来打发时间。
他看到死亡蹲在每一个角落。晚上的时候，他坚信，那永恒的平静会随着黑夜降临到他身上。然而每次第二天他还是醒来了，一天比一天病得厉害，一天比一天更加闷闷不乐，对死亡的向往一天比一天更痛苦地折磨着他。
旧时代里那种安静与纪律再也没有返回学校，艾格尔也逐渐习惯了他卧室墙后面的吵闹。
艾格尔听说，他的两个儿子没能从战场回来，在这之后他曾试图在储藏室的门框上上吊自杀。有很多裂纹的木头没能承受住他的重量，于是康茨施托克尔侥幸活了下来。从那以后，这个年老的农民就在对死亡的向往中度过他的余生。
后来，他只见过一次安娜·霍勒尔。她拿着购物篮子走在村子的广场上。她走得很慢，迈着不自然的碎步子，低着头，好像陷入了沉思。当她发现艾格尔时，她举起手，像人们跟小孩子摆手时一样，挥动着手指向他打招呼示意。艾格尔快速地看向地上。后来他为自己在那一刻的胆怯而感到羞愧。
康茨施托克尔黄色的眼睛正看着他，双手放在膝盖上，那双手已经像炉子里的干柴一样枯瘪，他的嘴半张着，好像牙齿已经掉光了。
安娜·霍勒尔悄悄地离开了村子，就像她来的时候那样。在一个寒冷的早上，太阳还没升起来的时候，她带着两只箱子登上了邮车，坐到最后一排，闭上眼睛，据司机后来讲，她在整个行程中没睁开过眼睛，一次都没有。
艾格尔站在那儿，观察着垂头丧气地坐在那儿的老康茨施托克尔。
那年秋天很早就开始下雪了，安娜·霍勒尔离开没几星期后，滑雪游客们已经在山谷缆车站前排很长的队了。一直到晚上很晚，村子里还到处可以听见滑雪板固定器的金属质感的咔嚓声，和滑雪鞋的嘎吱嘎吱声。
“是你啊，”他用老年人的那种沙哑的声音说，“偏偏是你！”
临近圣诞节前的一天，天气寒冷，阳光明媚，艾格尔带着几个比较年长的人在雪地散步后，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在街道另外一侧迎面走来了一伙神态激动的游客，后面跟着几个当地村民、一个乡村警察还有一群挤挤攘攘乱喊乱叫的孩子。
在返乡几星期后，艾格尔遇到了衰老的康茨施托克尔，他坐在一个摇摇晃晃的挤牛奶时用的小凳子上。从他身边路过时，艾格尔向他打招呼致意。康茨施托克尔慢慢地抬起头，过了一会儿，才认出艾格尔。
两个穿着滑雪衣的年轻男人把他们的滑雪板组装改造成了一个临时担架，抬着一个显然要用最大的小心谨慎才能搬运的东西。那两个男人用一种奇怪的敬畏对待那个东西，他们的敬畏让艾格尔想到了辅助弥撒男孩们的热忱，他们怀着那种热忱在星期天礼拜仪式上围着圣坛走来走去。他穿过街道，想去仔细看看那边的热闹，可是他看到的景象，让他的呼吸都停顿了：在那个临时担架上躺着的是羊角汉斯。
在对过去的回顾中，他多年修建缆车索道的时间好像只缩短成单独的一个工作季。可是他又感觉，他在牛棚栏杆上好像趴着过了半辈子，眼光落在地上，他小小的、白白的屁股撅起来对着夜晚的天空。
有一刻艾格尔认为他肯定是丧失了理智，但是毋庸置疑的，在他面前躺着的就是那个牧羊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牧羊人还剩余的部分。他的身体被冰冻得僵挺。就可以辨认出的部分而言：他少了一条腿，而另一条腿荒诞地扭曲着，伸出到担架外面；他的胳膊紧紧绕在胸前，两只手上挂着干枯的碎肉，几乎完全裸露着的手指骨头弯曲得像鸟的爪子；他的头深深向后仰着，好像有人用暴力把它拽到后面似的；冰把他的半张脸从骨头上撕了下来，露出了他的整副牙齿和蓝黑色的牙龈，看起来他好像在咧着嘴笑；虽然一双眼睑已经没了，但两只眼睛却丝毫未损，看上去像是瞪得大大地盯着天空。
他在俄罗斯度过的时间远远多于他和玛丽一起度过的时间，但是他感觉，在高加索山脉和伏罗希洛夫格勒的那些年，好像并不比他和她在一起的最后几天长。
艾格尔转过身去，走了几步，然后停下来。他感到恶心，耳朵里低沉地嗡嗡作响。他想跟那几个男人说些什么——可是又能说什么呢？他的脑子里飞舞着各种想法，可是他不能理解其中任何一种。当他再转过身去，他们早就已经走远了，远远地在街道的后面，他们抬着冰冷的尸体向教堂走去。乡村警察走在担架的一侧，另一侧是牧羊人的腿，像一段枯萎的树根一样突出在空气里。
总之，他对时间的感知已经完全混乱了。过往好像朝着所有方向弯折。事情的经过在他的记忆中千回百转、相互交织混在一起，更确切地说，它们以独特的方式在他记忆中重新塑形，重新分配权重。
几个爱冒险的滑雪远足的游客，在滑雪道上方的冰川裂缝里发现了羊角汉斯。他们用了几小时，才把他从永恒的冰块里凿出来。
艾格尔以沉默接受了所有这些改变。晚上他从远处听着，沿着山坡修建的支柱发出的金属质感的吱吱嘎嘎声，现在人们称呼这样的山坡为“雪道”了。早上他经常被床头那堵墙后学校里孩子们的喧闹声吵醒。一旦老师走进教室，孩子们的吵闹就会戛然而止。他回忆着自己的童年，还有那为数不多的在学校的几年。那时候在学校的时光是那么长，在他面前没有止尽似的展开；现在看起来却是那么短那么快，好像只是眨眨眼的瞬间。
裂缝的狭窄最大程度地挡住了鸟类和其他动物，冰把他的躯体贮存了几十年，只是少了一条腿。人们推测着：也许是在他滑到冰缝之前，那只腿被一只动物咬住了；或者是被一块岩石打掉了；再或者是为了逃脱，他在绝望的状态中自己把那条腿拽下来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当他作为一位枯木朽株的老人终于离世时，除了金岩羚羊客栈，他还遗传给独生女儿另外三家客栈、数公顷土地、位于原来的洛艾多尔特农庄牲口棚下的保龄球球道以及两份缆车索道的股份。这些让这位已经四十大几岁还未结婚、相当执拗的女人忽然成了山谷里最炙手可热的求婚对象之一。
这个谜无法解开，那条腿就是找不到了，身体上的残端也不会透露什么的，它仅仅就是一个残端，被一层薄薄的冰覆盖着，边缘上的肉散成一缕一缕的，正中心是蓝黑色的，像牧羊人牙龈的颜色一样。
“农民就是农民，一辈子也不会成为客栈店主！”他心想。但是暗地里他不得不承认，竞争并没有损害他的生意，反而使生意更活跃。
死者被送进了教堂，好让每一个想和他道别的人都可以来跟他道别。但是除了几个游客来亲眼观察这个神秘的、在烛光中安放着的冰冻尸体，尽可能从所有的角度把它拍到照片上，没有其他任何人来。没有人认识羊角汉斯，也没有人记得他。因为天气预报报告了即将上升的气温，人们第二天就把他埋葬了。
金岩羚羊客栈的店主恨米特霍弗尔那个老家伙，他不愿意理解，一个养牛的农民怎么忽然想起来，把他的粪叉扔到角落里，开始给游客提供住宿，而不是打理他的牛。
这个意外的重逢让艾格尔很震惊，在羊角汉斯的失踪和他又重新出现之间几乎隔着艾格尔的整整一生。
金岩羚羊客栈逐渐有了竞争对手，店主每天都因为对面新建起来的米特霍弗尔客栈生气。对面的客栈把房屋正面粉刷成黄绿色，大门上方挂着闪闪发光的“欢迎”的牌子，很惹人眼目。
在他内心的眼睛里他看到：那个透明的身影跳着大步子逐渐远离，消失在暴风雪的白色寂静里。他是怎么跑到几公里外的冰川上去的呢？他去那里找什么呢？他最后又遭遇了什么？艾格尔想到那条失踪的腿时就会打寒战，那条腿可能现在还卡在冰川的某个角落。或许过几年后它也会被找到，被激动的滑雪游客作为稀奇的战利品扛在肩上带下山谷。估计对羊角汉斯来说这一切都无所谓了，他现在不再躺在冰里，而是躺在泥土里，无论如何已经获得他的安宁了。
村子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村里的那条路更宽了，一天里面很多次、甚至经常间隔很短，就响起“哒哒”的马达声。冒着臭烟、丑陋、庞大的老式柴油货车也越来越少见。各种颜色的闪亮的小轿车，从山谷入口里风驰电掣般地驶进来，在村子的广场上，吐出郊游、徒步和滑雪的游客。很多农民家都出租客房，大多数的牲口棚里的鸡和猪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滑雪板和雪杖，雪蜡的气味也代替了猪屎鸡粪的臭气。
艾格尔想到他在俄罗斯的那段时间里遇到的无数死去的人。在俄罗斯的冰天雪地中的尸体上的各种狰狞、痛苦表情，是他一生中看到过的最可怕的事物。
艾格尔返乡后的最开始一段时间，住在新建的学校后面一间用木板隔出来的房间里。在村长的善意支持下，村民把这个房间交付给了他。村长现在不再是纳粹了，他的窗前不再挂着“卐”字旗，又换回了天竺葵。
与他们相反，羊角汉斯看起来是幸福的，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在他的最后一小时里，他肯定是对着天空在笑的，艾格尔想着，他肯定是把那条腿作为抵押扔到了魔鬼的喉咙里。他喜欢这个假想，这个假想里有一些让他感到安慰的东西。
艾格尔为这些微小的、摇摇欲坠的水珠而感到惊叹，它们那么顽固地附着在草茎上，只为了最终某个时候终究会从草叶上掉下去，渗透在泥土里，或者是在空气中蒸发掉，消失于无形之中。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想法，让他沉思：冰冻着的牧羊人好像透过一扇时光的窗户看着他。羊角汉斯冲向天空的脸上的神态里，还蕴有一些简直似青春年少的感觉。那时候，当艾格尔在他的小木屋里发现病危的他，用木头背椅把他背下山谷的时候，他应该是四十多岁或者五十多岁。艾格尔如今已经七十大几岁了，他觉得自己一点儿都没有变年轻。山上的生活和工作留下了它们的痕迹。他身上的一切都弯曲、歪斜了。他的背形成了一道紧紧的弧线，努力向大地汇合，而他越来越经常地感到他的脊椎骨要比他的头还高了。虽然他还能稳固地站在山上，连秋天里强劲的下降风都不能让他失去平衡。但是他像是一棵站在那儿的树木，树木的里面已经腐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