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关系，”军官说，“安德里亚斯·艾格尔，我在此宣布您可以参加兵役。您的光荣任务是去解放东部！”
“没有。”艾格尔说。
艾格尔向窗外望去，外面开始下雨了，豆大的雨滴敲打在窗玻璃上，客房里暗淡下来。他从眼角处看到，村长慢慢地把腰弯在桌子上，低头怔怔地看着桌面。
“那很好，”军官说，“您以前听说过高加索山脉吗？”
艾格尔在俄罗斯一共度过了八年的时间，其中只有不到两个月是在战场前线，其余的时间都在战俘营里，战俘营位于黑海以北的大草原上的某个地方。虽然任务布置一开始看起来还是比较清楚的（他们的任务是，除了解放东部以外，还要确保油田安全，以及护卫和保养石油开采装置），但是几天后他就已经不能够确切地说，他为什么在那里，他到底为什么而战，或者是为了抵抗谁而战斗了。
“我对大山很熟悉，”艾格尔回答说，“我能用砂纸打磨索道的钢索，往岩石里打洞！”
在高加索山脉上漆黑的冬天的夜晚，山脊边的天际线上纷飞的炮火像闪闪发光的花朵正在绽放。它们的反光照在士兵们或是恐惧、或是绝望、或是冷漠麻木的脸上，在这样的夜晚，一切关于是否有意义的思考在萌芽状态时就已经被扼杀了。
“您能做什么？”军官问道。
艾格尔没有质问过任何事情。他只是执行命令，这就是他做的一切。另外，他的想法是，他的境遇本来有可能更糟。
这之后不到四年，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艾格尔又站到了同一组征兵体检委员会前，不过这次他不是自愿来的，而是被召集来的。他不明白，为什么国防军现在忽然又需要像他这样的一个人了。无论如何，时代好像是变了。
在他到达高加索山脉仅仅几星期后，一天晚上他被两个沉默寡言、很明显对这一带地形相当熟悉的战友带到了一块海拔约四千米的狭长的岩石高地上。他应该在那儿待着，一直到他被召唤回去，其中一个上司向他解释说。一方面他要在岩石上打一排放炸药用的洞孔；另一方面他要警戒前沿阵线，甚至在必要时守护阵线。
“别傻了，安德里亚斯，还是回去继续工作吧。”村长说。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打字员往那张一页纸的文件上盖了一个章。艾格尔又回到了索道的工地。
艾格尔根本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个前沿阵线，也完全不知道这样一个阵线是什么意思，然而他对自己的任务也并没有不满意。两个战友给他留下了工具、一个帐篷、一个口粮箱，并向他承诺，每周会来送一次补给。
“您认为，国防军会需要一位像您这样的人吗？”军官问道，“您到底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
艾格尔把他自己的一切尽可能地安置好。白天，他在岩石上打很多洞，他必须把岩石上一层厚厚的冰打掉；晚上，他躺在帐篷里，努力在蚀骨的寒冷中入睡。他的装备里有一个睡袋、两条毯子、一双内衬毛皮的靴子，还有一件山地兵的厚绗缝夹克衫。另外，他把帐篷的一半搭建到了一个冰冻的雪檐里面，这至少能帮他挡一点风。
“我想参加战争。”艾格尔说。
这里呼啸的风那么响，把轰炸机的轰鸣声和高射炮的低沉的爆炸声都盖过了。然而这所有的一切都还是不能把寒冷挡在外面。严寒好像能从每个针缝里钻进来，钻到衣服下面，钻到皮肤下面，然后紧紧抓住身体里的每一丝纤维。
“您太老了，而且您还是瘸子。”坐在金岩羚羊客栈的一张桌子边的军官说。桌子上铺了白色桌布，用一小面“卐”字旗装饰着。军官、村长和一位有点上年纪的打字员构成了征兵体检委员会。
生火是会判死刑的禁令。可就算允许生火，这块高地远远高于林木线，四处连一枝可以让艾格尔烧火用的小树枝也没有。有时候他会把那个小小的汽油燃烧炉点着，来加热他的罐头食品。可是那微小的火苗好像只是在嘲讽他，他的手指尖儿都被烧伤了，身体的其他部分却感觉到更寒冷。
艾格尔在村子里只停留了很短的时间。
艾格尔害怕夜晚。晚上他在睡袋里蜷缩成一团，寒冷把他的眼泪都冻出来了。有时候他也会做梦，混乱的梦，梦里充满了痛苦和追赶着他的鬼脸，那些鬼脸是从他的思想暴风雪中冒出来的。有一次他从梦中醒来，他梦到一个柔软的、灵活的东西钻进了他的帐篷，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
因为天气不错，他决定步行出发。他走了一整天，晚上就在一个旧干草棚里睡觉，没等太阳升起来就马上又上路了。他仔细听着电话线发出的均匀的嗡嗡声，电话线最近才被绑到沿着马路的细长杆子上。他看到群山随着第一缕阳光从黑夜中显现出来，虽然他已经成千上万次观赏过这个宏伟的景观，可是这一次他感到一种独特的感动。他记不起来，在他的人生里，是否还曾经看到过这么美丽、同时又这么让人敬畏的景象。
“天啊！”他轻声地喊道，等着他的心脏慢慢地平静下来。他从睡袋里爬出来，走出帐篷。天空中没有一颗星星，漆黑一片。他的四周完全沉浸在黑暗中，悄然无声。
那时候艾格尔暗地里对康茨施托克尔还是很感激的，虽然他的生命里没什么可失去的，但是毕竟还可以去赢取一些什么。现在不一样了。
艾格尔坐到一块石头上，望向黑暗。忽然他又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在这一瞬间他意识到，他不是孤单一个人。他说不出这感觉是从哪里来的，他看到的只是夜晚的一片漆黑，听到的只是他的心跳。但是在外面的某一个地方，他感受到另外一个生命的接近。他不知道自己在帐篷前坐了多久，在黑暗里仔细听了多久，但是在第一缕苍白的光线照到山上之前，他就知道对面的人在哪里了。
他十七岁的时候就被征召去参加过入伍体检，但是那时候康茨施托克尔成功地提出了抗议。他说，如果人们想把他心爱的养子（这个养子也是家里最能干的劳力）从他怀里抢走，让他去给意大利人或者（更糟糕地）给法国人白白送死的话，必须先以敬爱的上帝的名义把他屁股下的整个农庄都给烧了。
形成高地西侧临界线的峡谷的另外一侧，离他直线距离大概三十米的地方，有一块岩石从崖壁上突出来，岩石的宽度几乎都不足以让一只山羊安全落脚。在那块岩石上，站着一个俄罗斯士兵，他的身影在清晨逐渐增强的光线里快速清晰起来。他就那样站在那儿，不可思议地一动不动，望着艾格尔。
第二天早上艾格尔就奔上了回家的路，他要报名去服兵役。这个决定并不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它忽然就那么冒出来了，像是从远方传来的呼唤，艾格尔知道，他必须遵循这个呼唤。
艾格尔依然坐在石头上，不敢有任何动作。那位士兵很年轻，有着城市男孩的乳白色脸庞，他的额头光滑而雪白，眼睛长得有些独特的歪斜。他带着一把没有刺刀的哥萨克枪，用一个皮带挂在肩膀上，他的右手平静地放在枪柄上。
艾格尔看到，她手伸向脑后，麻利地两下把发髻散开来。她长长的头发散在脖子后面，有些亚麻纤维的浅黄色。她的肩膀短暂抖动了一会儿，好像她马上就要啜泣似的。可是她只是站起来，走过他身边，穿过走廊，走到外面。一只脏脏的小猫迎接了她，绕着她的腿磨蹭打转了一会儿，然后人和猫就都从角落里消失了。
俄罗斯士兵看着艾格尔，艾格尔也看着他，他们的四周除了冬天高加索山上早晨的寂静以外什么都没有。那之后艾格尔也说不清，他们两个谁先动的。不管怎样，俄罗斯士兵的身体猛地动了一下，艾格尔站了起来。俄罗斯人把他的手从枪柄上拿下来，用袖子擦了擦额头，然后就转过身，向高处爬了几米后在岩石间消失了，迅速而灵巧，一次都没有回头。
“喏，广播说的。”老人说着，向收音机盒子投去敌视的目光。
艾格尔继续在那儿站了一会儿，思考着。他明白刚刚是他的死敌站在对面，可是在敌人消失后，他却感到了比之前更深的孤单。
“谁说的？”艾格尔问。
最开始一段时间，两个战友如约几天来一次，来添补他的口粮储备，必要的时候还带来了几双羊毛袜子、一个新的凿岩钻头以及前线的一些消息（战斗还在持续进行着，有失败也有胜利，总之人们并不完全知道具体情况）。
“战争爆发了。”她说。
几星期后，他们连续几次没来，一直到十二月底——按艾格尔的计算，他每天在一块冰面上用打孔机刻一道线来记日期，应该是第二个圣诞节假日——他第一次开始怀疑他们大概不会来了。又过了一周，在一九四三年的一月一日，当他还是没有看到任何人影时，便决定在浓密的暴风雪中启程返回营地。
老板娘抬起头，看着他。她的脸上可以看到手指的压痕，苍白的几道，血很缓慢地又充回到压痕的地方。
他沿着大概两个月前来时的路往回走，没过多久，就看到了“卐”字旗熟悉的红色迎面闪亮着，他心里轻松了下来。然而还不到两秒钟，他突然一下子清楚了，那些插在他面前的地上作为营地边界标记的旗子，根本就不是“卐”字旗，而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旗帜。
在回房间的路上，他经过了弥漫着醋腌黄瓜味道的公寓老板娘的小客厅。那位老妇人一个人坐在桌子前，把胳膊肘撑在桌子上，脸埋在双手里。她前面摆着一个很大的收音机盒子，平时这个时间里面应该播放着铜管乐或者是阿道夫·希特勒滔滔不绝的演讲。今天这个收音机却是静悄悄的。听到老妇人往手里吸着空气，轻轻地喘息着，艾格尔问道：“您不舒服吗？”
这一刻艾格尔完全依靠他的镇定沉着保住了性命，他立刻把背上的枪拉扯下来，尽可能远地抛出去。他看着那杆枪随着沉闷的声音消失在雪地里，仅仅一眨眼的工夫，他听到了向他跑来的哨兵的呼喊声。
三天后的一个夜晚，艾格尔在湿冷的天气里刷了一天山顶缆车站的底座铆钉上的铁锈后，从货车的装载台跳下来，走进他和其他几个工人一起住的小膳宿公寓。
他把双手举起来，跪倒在地上，低下头。他感到脖子后面被人打了一下，然后就向前扑倒下去。他听到在他上方响起深沉的俄语的声音，那些他听不懂的声音像是从另外一个世界传来似的。
“哪怕至少给我留下了她的声音啊！”他大声对自己喊道。然后他慢慢滑到下一个支撑塔柱，爬下去，动身去寻找那卷磨砂纸。
艾格尔和两个战俘一起在一个木头箱子里蹲了两天，那箱子是草率钉起来的，用毛毡密封，长和宽各约一米半，只有不到一米高。大多数时间他都透过一个缝隙观察着外面，想通过外面的动静看出一些蛛丝马迹，来推测俄罗斯人的计划或者自己的未来。
很久以来，艾格尔第一次停下来，观察了周围的环境。太阳低矮地挂在天边，连远处的山峰都清晰可见，像是有人刚刚才把它们画到天空上。离他很近的地方有一棵孤零零的欧亚槭树，满树明亮的黄叶；远一点儿的地方几头牛在牧地上吃草，抛在身后的瘦长影子随着它们一步一步地在草地上徜徉。一个圈养小牛的草棚下坐着一伙徒步的游客。艾格尔能听到，他们相互交谈着、欢笑着，他们的声音让他感到陌生，同时又很舒服。他想到玛丽的声音，他以前多么喜欢倾听她说话。他试着回忆她说话的旋律和音调，但是却怎么都想不起来。
第三天，木箱的钉子终于随着刺耳的声音被拔了出来，一面木板向外倒下去。
在明朗秋季的一天，一卷磨砂纸从他手里滑落，像一只放肆的小山羊跳下山坡，直到它滑翔过一块突起的岩石，消失在深谷里。
冬天明亮的阳光格外刺眼，以至于他担心眼睛再也睁不开了。过了一会儿他倒是能睁开眼了，不过这刺眼的明亮的感觉，让他觉得好像黑夜都充满了耀眼的光芒，这种感觉一直到他战俘生活结束后很久都还留在他心里，返乡很多年后才彻底消失。
他继续在各个山谷间工作，悬挂在群山之间的空中，看着季节在他脚下走过，就像是一幅幅彩色的画面，那是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也跟他没有任何关系的画面。后来，在他的回忆里，雪崩后的那几年是一段空洞而缄默的时光。
艾格尔和一堆被赶在一起的俘虏被送到在伏罗希洛夫格勒附近的一个战俘营。他们在一辆货车敞开的装载台上，度过了运送途中的六天时间。
他在村子里待了几星期，就他看到的而言，村子已经很大程度上从雪崩灾难的后果中恢复过来了，然后他又离开了村子。这次他刻意没去看他的那块土地，也没有去墓园，那个桦木长凳他也没有再坐上去。
那是一段可怕的旅途。
有一次半夜里，他在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中醒来，望向天花板下布满灰尘的窗子时，看到上面布满了无数的飞蛾。它们的翅膀在月光下看起来闪闪发光，用几乎听不到的、像“簌簌”地抖动纸似的声音拍打着窗玻璃。有一刻艾格尔想，它们的出现肯定预示着什么，可是他不知道这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于是他就又闭上眼睛，试着再次入睡。不过是些飞蛾而已，他想着，几只愚蠢的小蛾子。他清早醒来时，它们已经不见了。
他们穿过寒冷的白天、冰冷的黑夜，驰行在黑暗的、被炮火撕碎的天空下，在辽阔的雪原上，冻僵的人和马的四肢朝天，从雪地的犁沟里突露出来。艾格尔坐在装载台后面的边缘，看着路边无数的木十字架，想到了玛丽给他读过那么多次的那本杂志，想着那里面描写的冬天的风景与他眼前这个冰冻的、受伤的世界是多么的不同。
他又住在了金岩羚羊客栈，还是住在他的双腿受伤时住了那么多天的那个房间。每天晚上从山上回来时，他都累得筋疲力尽，坐在床边，匆匆吃掉他当天的食物。然后，只要他把头躺在枕头上，就会马上陷入沉沉的、没有梦的睡眠。
战俘中一个矮小、敦实的男人，头上裹着磨破的粗羊毛毯子来试图御寒。他说，那些十字架根本没有它们看起来那么悲伤，它们只不过是指向天堂的引路牌。他叫赫尔穆特·默艾达赦尔，很喜欢笑。他笑迎面打在他脸上的雪花；他笑像砖瓦一样硬的面包边儿，它们被从麻袋里直接倒在货车装载台上。
春天，工地的行程又把他带回到了山谷。他在那儿待了一阵子，清理“蓝色丽泽尔”的林间道上从山上冲刷下来、淤积在路面的树木，修缮支撑塔柱地基上的小裂痕。
他边笑边说：“更应该用这面包去盖些像样的房子。”他的笑声如此之响，连两个俄罗斯守卫也跟着一起笑了起来。
他经常能听到远处的雪崩发出的低沉的轰隆声。有时候雪崩好像在向他这里靠近，他抬头注视着山坡，希望能看到一滚白色巨浪，希望波浪会把他推倒，卷着他向下滚一段，并最终从他身上碾过去，连同索道的钢索、钢铁的塔柱和整个世界一起碾过。但是每次轰隆声都逐渐减弱、消失，然后又能重新听到寒鸦清亮的叫声。
有时候他向路边的老妇人们挥挥手，她们在冰雪覆盖的尸体上寻找还可以穿的衣服或者是食物。
他看到冬天慢慢笼罩在群山上。他在浓密的降雪中工作，用金属丝刷子把钢索上的冰刮下来，把支撑塔柱上长长的冰柱打下来，冰柱掉到他身下深深的山谷里发出轻轻的咔嚓声，或者是无声地被积雪吞没。
“如果已经在开往地狱的路上，那就应该和魔鬼一起笑着去，”他说，“笑笑又不辛苦，还能让整个事情更容易忍受些。”
很多个月，艾格尔就这样穿梭奔波在不同的山谷间，晚上睡在货车上或是便宜的、提供食宿的小公寓房里，白天就摇晃在苍天和大地之间。
赫尔穆特·默艾达赦尔是艾格尔在伏罗希洛夫格勒看到的一长列去世的人里的第一个。在到达的当天晚上，他就开始发高烧。在战俘营房里，好几小时都能听到他试图用毯子压抑住的呼喊声。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他已经死了，躺在一个角落里，半裸着，缩成一团，两只拳头抵在额头两侧的地方。
但是艾格尔不害怕。他知道，他的生命就悬在一根细细的绳索上。只要他攀爬到支撑塔柱上，安装好滑行装置，钩好保护绳索的弹簧钩，他就感觉到自己的内心变得平静起来。他那些混乱、绝望的想法，像黑色的乌云一样紧紧裹着他的心，在高山的空气里能慢慢地、慢慢地消散，最后只剩下纯粹的悲伤。
几星期后，艾格尔就不再数去世的人数了。那些死了的人被埋在营房后面的桦树林里。在这里，死亡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像霉菌是面包的一部分。人们死于发烧，死于饥饿，死于营房墙壁上的一条缝隙，冬天的寒风通过那缝隙呼啸而进。
这个工作没有人抢，因为有传言，前几年有两个工人————都是很有经验的高空作业人员，坠落下去摔死了。不知道是因为他们自己不小心，还是设备的材料缺陷，或者仅仅是因为风太大，有时候风能把钢索吹得向两侧来回摇摆几米。
艾格尔被分在一个一百来人的分队。他们在森林里或者草原上工作，砍伐树木，用野外的乱石修建低矮的墙，帮着收获土豆，或者是埋葬前一天晚上去世的人。
艾格尔的任务是，坐在一个木头托架里，架子由一根保护绳索和一个可以手动制动的滑行装置固定在索道的钢索上，慢慢地滑下山谷，沿途清理钢索和支撑塔柱的链铰上的灰尘、结冰或者是已经干硬的鸟粪，再涂上新鲜的油。
冬天，他和大概两百个人一起睡在营房里。一旦气温允许了，他就躺到外面一堆秸秆堆上去睡。有一天夜里比较暖和，电灯不小心被打开后，他看到无数的臭虫从房顶上窸窸窣窣地爬出来。从那以后，他就宁愿睡在露天下了。
他们负责索道的维修保养工作，这些工作因为工序太复杂，所以不能让当地的工人来完成。
关于战争结束的消息，艾格尔是在一个集体厕所里听到的。他正蹲在粪坑的一块木板上，四周嗡嗡飞舞着一群微微发绿光的苍蝇。忽然厕所门被拉开了，一个俄罗斯人把头伸进来，用德语咆哮着：“希特勒坏了！希特勒坏了！”
在封闭的货车里，他们大多数时候蹲在货舱的载货台上，沿着山间公路从一条索道开到另一条索道，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山间公路被铺上沥青了。
艾格尔只是静静地蹲在那儿，没有回应，于是那个俄罗斯人把门又撞上，大笑着走掉了。外面好一会儿都能听到他逐渐变轻的笑声，然后开始响起警笛的鸣叫。
艾格尔被分到了一个由几个少言寡语的男人组成的小工组，他们长满胡子的、被山里的阳光晒得黝黑的脸上几乎不会显露他们灵魂的任何波动。
过了还不到三星期，艾格尔就把那个警卫的狂喜和他自己由此产生的希望又忘了。
“那就好。”招工经理说。
战争已经结束的事实虽然毋庸置疑，但是这对战俘营的生活还没有产生任何可以感觉到的影响。他们还在做同样的工作，小米汤甚至比从前还稀薄，苍蝇们也依然无动于衷地继续绕着厕所的横梁飞舞。
“我想是的。”艾格尔说。
而且，战俘中很多人认为，战争的结束有可能只是暂时的。也许希特勒确实是“坏了”，他们争论着说，但是每一个疯狂的头脑后面，都有另外一个更加疯狂、更加糟糕的头脑在时刻准备着，最终一切又会重头再来一遍，不过是时间问题。
他用鞋尖把痰盂踢到书桌下面，严肃地看着艾格尔。“只有敬爱的上帝自己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他说，“无论如何，索道需要维修，钢索需要检查，滑轮需要上润滑油，缆车的车顶需要保养等等。你现在不需要脚下一直踩着坚实的大地了，是吧？”
在一个异常温和的冬天的夜晚，艾格尔裹着被子坐在营房前，给他死去的妻子玛丽写了一封信。他在一个被烧毁的村庄里做清理工作时，发现了一张几乎完好无损的纸和一支铅笔头，他用很大的、潦草歪斜的字母慢慢写道：
招工经理把身子向一侧弯去，“咳咳”地清了清嗓子，向他脚边的铁皮痰盂里吐了一口。“那好吧，”他终于说道，“比特尔曼公司现在为止已经建好了十七条缆车索道，你可以相信我，这些不会是最后几条。人们对站在滑雪板上从高山上滑下来爱得发疯。”
我亲爱的玛丽，
艾格尔耸耸肩。
我正在俄罗斯给你写信。这里没有那么差劲，有工作也有吃的。这里没有大山，天空比人能看到的还要辽阔。只是这儿的寒冷很糟糕，这儿的寒冷跟家乡的不一样，是另外一种寒冷。如果现在我有一个小煤油麻袋就好了，像我曾经拥有那么多的那样的麻袋。但是我也不想抱怨，当我看着星星的时候，有些人已经僵硬、冰冷地躺在雪里了。也许你也在看星星吧。可惜我现在必须结束了，我写得慢，丘陵后面已经要天亮了。
“还是你认为大山是有记忆的？”他突然问道。
你的艾格尔
“我没这样想。”艾格尔说。招工经理把头斜过来，向窗外望了一会儿。
他把信叠起来，折到不能再小，把它埋在脚下的泥土里。然后他拿起被子，走回了营房。
招工经理叹了一口气。“你妻子的事情我感到很遗憾，”他说，“但是，千万别给我有这种想法，认为这和爆破作业有关。上一次的爆破是在雪崩的几星期以前！”
那之后差不多又过了六年，艾格尔在俄罗斯的时光才走到尽头。没有任何预兆，也没有正式释放他们的宣告。
艾格尔点点头。
在一九五一年夏天的一个清早，所有的战俘被集中在营房前的广场上，被命令脱光衣服，把臭烘烘的衣服扔到一起，堆成一个大堆。衣服堆被浇上汽油点燃，他们吃惊地望着熊熊火焰，满脸惊恐，害怕被马上枪毙甚至会发生更糟糕的事情。而俄罗斯士兵们大笑着，大声交谈着，直到其中一个俄罗斯人拍了拍一个战俘的肩膀，拥抱了他一下，然后和这个赤裸的、枯瘦的鬼魅一样的人绕着火堆表演了一段可笑的双人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才逐渐意识到，这是一个美好的早晨。
“我们该让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做什么呢？”艾格尔无声地、一瘸一拐地踩在地毯上走过来，垂着头站在书桌前之后，招工经理问道，“你已经什么都不适合做了。”
穿上干净的衣服，每个人分到一块面包，离开战俘营，走路出发去最近的火车站，这一切都发生在一小时之内。
秋天时，在雪崩过去差不多半年后，艾格尔离开了山谷，随着公司去了新的工地。当然，伐木一类的重活他是不能再干了。
艾格尔走在队伍的后面几排。紧挨着他前面的是一个有着大大的眼睛，眼神里总是充满恐惧的年轻小伙子。刚走出几米，这个小伙子就开始狼吞虎咽地啃面包了。当他吞下最后一块面包后，又一次转过身来，看了一眼身后几千米外的战俘营，营房在耀眼的阳光下已经难以辨认了。他咧开嘴巴僵笑了一下，张嘴想要说些什么，却只发出了哽咽的声音，然后便开始哭了起来。他大哭着、抽泣着，大把的眼泪和鼻涕流过他脏脏的脸颊。其中一位高个子、满头白发、脸上有抓痕的年长一些的男人，走到那个小伙子面前，把一只胳膊环绕在他颤抖着的肩膀上，对他说，最好还是不要再哭了。首先，对他个人来说，这样大哭除了会把自己的衬衣领子湿透并不能带来什么好处；其次，这种哭嚷的传染性像罗斯河热病和鼠疫加起来一样强，他没有兴趣和一群哭哭啼啼的洗衣妇一起赶几千公里的路回家；况且，把眼泪省到回家再哭，这样应该也更聪明点儿，因为家里肯定有足够的理由让人号哭。
这里呼啸的风那么响，把轰炸机的轰鸣声和高射炮的低沉的爆炸声都盖过了。然而这所有的一切都还是不能把寒冷挡在外面。严寒好像能从每个针缝里钻进来，钻到衣服下面，钻到皮肤下面，然后紧紧抓住身体里的每一丝纤维。
小伙子停止了哭泣，走在他身后、离他只有两步远的艾格尔很长时间还能听到他吸鼻子、深呼吸的声音，就着这个声音他吞下了自己的泪水和最后一点儿面包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