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会儿他把手从脸上拿开，放在胸口上，继续叙述他的经历。
他突然悲不自胜，哽咽起来。我颤抖的手放在他的手上。“谢谢你，少爷，”他说，“不用管我。”
“第二天清晨，”他说，“她们常常送我上路，伴我走一、二英里地；分别时，我说，‘非常感激你们！愿上帝保佑你们！’她们好像听懂了我的话，而且回复了我。最后我来到海边。你也许想得到，像我一个以航海为生的人，想办法去意大利，并不困难。我到了那里，仍然到处流浪。那里的人对我同样好，我本打算走遍整个意大利，可是我得到消息，说有人在瑞士山区里看见过她。有人认识他仆人，看见她们三个人都在那里。那人告诉我她们怎样旅行，以及他们在什么地方。于是，我就日夜兼程赶到瑞士山区。我越往前走，那些山好像离得我越远。不过，我还是追上了他们，越过了他们。快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开始在心里嘀咕，‘我要是见到她，该怎么办呢？’”
“她们把自己的孩子——特别是小女孩，”佩戈蒂先生说，“抱到我的膝上；你会看见，天黑了，我还坐在她们的门前，好像她们就是我自己的孩子。”
门外侧耳倾听的那个人，仍旧未走，对夜间的寒冷毫无感觉，并且打手势请求我——不要赶她走。
门外那个人是玛莎。我看见她那张憔悴的脸，侧耳倾听。我怕他回过头去，同时看见她。
“我对她从未起疑心，”佩戈蒂先生说。“没有！一点没有！只见她见到我，不管变成什么样子，她也会倒在我的脚下！这一点我知道！我在睡梦里有很多次听见她呼唤，‘舅舅呀！’看见她像死了一样倒在我跟前。我在睡梦里多次把她扶起来，低声对她说，‘爱弥丽，我亲爱的，我给你带来宽恕，我要带你回家！’”
“每到一个城镇，”他接着说，“找到旅馆，我就在院子里希望遇到懂英语的人（多半总能碰上这么个人）。然后我告诉他们我的经历，他们就告诉我旅店里住了哪些人。我就等在那里，留心观察当中跟她面貌相近的人。见没有爱弥丽，我就继续前行。渐渐地，我每到一个生疏地方，那里的穷人都知道我。他们都很照顾我，许多女人，有跟爱弥丽年纪相仿的女儿，她们在村外救世主十字架那儿等我，给我同样的待遇。有的女人，她们的女儿死了，这些做妈妈的待我有多好，只有上帝明白！”
他停顿一下，摇了摇头，长吁一口气，然后继续往下说。
听他说话的和善口气，我早已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现在，就不必提他了。我只顾爱弥丽。我买了一件乡下衣服，准备给她穿上；我知道，一旦找到她，她会跟来的，我坚信，她破碎的心会愈合。可是，大卫少爷呀，事没办成——还没办成啊！我去得太晚了，他们走了。去了哪里，我不知道。大家说法各不同。我都跑遍了，结果没找到爱弥丽，我就回来了。”
“大多数是步行，”他回答，“有时候巧遇上赶集的人，就坐他们的大车；碰上驿车空着，就坐驿车。每天要走好几英里地，还和说话听不懂的穷士兵结成了旅伴。”
“这是多久以前的事？”我问道。
“就你一个人，而且是步行？”
“没几天前的事，”佩戈蒂先生说。“天黑以后，我看见了老船屋，看见窗户上灯光闪亮。我走到近前透过玻璃往里一看，看到忠实的格米治太太，就像我们约定的那样，孤零零的一个人坐在火炉跟前。我喊了一声，‘别害怕！是丹尔回来了！’就走了进去。我不敢想象那个老船屋看起来那么陌生！”
“我找到了一位有权有势的绅士，”佩戈蒂先生说，“我告诉他我要去寻找我的外甥女。他替我办妥了一切通行证件——它们都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他还要送钱给我，我谢绝了。他为我做了那么多事，我真是感激不尽呀！‘我已经提前给你要去的地方发了信，’他对我说，‘我还要给很多往那条路去的人谈谈你的情况，这样，在你独自远行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体谅你，照顾你。’我拙嘴笨腮，把我感激他的心意对他说了，然后走遍了整个法国。”
他一只手小心翼翼地从怀中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捆，里面包着两三封信，他把这个放到桌上。
“在她——在她失踪的时候，”佩戈蒂先生说，“我也是那样认为，咱们那次去见他的老太太，证实了我的猜测。所以我就越过海峡，到了法国，一上岸我就好像从天上掉下来了。”
“这第一封信，”他说着便从纸捆里抽出那封信，“是我走后两个星期来的。一张五十镑的钞票，拿一张纸包着，写明是给我的，半夜塞在门缝里。她想隐瞒她的笔迹，可是怎能瞒得过我！”
“这也许是小孩子的幻想。”我说。
他细致地把那钞票折叠起来，和以前一样放到一旁。
“当她小时候，”送酒人一走，他就抬起头来说，“她常对我谈起大海，谈起海水变得深蓝、阳光灿烂的那些地方的海岸，说了很多很多。我想可能因为她父亲淹死在海里，她才会想念那些地方。也许是她相信她父亲漂流到了花开四季，阳光灿烂地方。”
“这一封是给格米治太太的，”他说着，打开了另一封，“是两三个月前来的。”他对着那封信端详了一会儿，把信递给我，低声对我说，“请你读一读，少爷。”
我吩咐店家送点热乎乎的东西来。他不想喝烈性的东西，只想喝点麦酒；酒送来了，煨在火上，他坐在那里陷入沉思。他满脸庄严肃穆的神情，我没敢打扰他。
我读道：——
“我想跟你说，大卫少爷，”他说——“我都到过什么地方，都听人家说了些什么。虽然并不多；不过，我还是要给你讲一讲。”
“哦，你看到这封信并且知道是我这只冷酷的手所写的时候，会作何感想呢？尽可能让你对我好一点，哪怕是只有一小会儿也好！求求你啦，对这个可怜的女孩发发慈悲，在一小片纸上写一写他现在可好，当你们不再提我的名字以前，他都说了我些什么——到了晚上，在我从前该回家的那个时候，他看起来是否像是想念他疼爱的一个人。哦，想到这个，我的心要碎了！我这会儿跪在你面前，乞求你，哀告你，不要对我那么心狠——我知道我是罪有应得——而是宽厚、仁慈，把他的情况告诉我。你不必叫我‘小’什么了，也不必用我已经玷污了的名字称呼我；哦，听一听我的痛苦呻吟，对我大发慈悲，写几个字讲一讲我今生不会亲眼见到的舅舅的境况吧！”
在炉火映照下，我看见，他的头发很乱，他的脸也被太阳晒得黧黑。他的须发比以前更显苍白，脸上和额头的皱纹更深，他身上留下了在各种天气下跋涉和漂泊的痕迹；但是他的样子很健康，像一个目的坚定、勇往直前的人一样，没有什么可以使他疲倦。他抖落帽子和衣服上的雪，我就是在此时才得出的结论。
“亲爱的，如果你对我心狠——我知道，你理所当然——那么，请听我一句话，如果心狠，亲爱的，就去问一问我十分对不住的那个他，如果他肯发怜悯之心，说你可以给我写几句——我想他会说的，只要你去问他，因为他总是那么宽宏大量——然后对他说（别的时候可不要说），晚上我一听到吹风，我就觉得那风是带着怒气从他们那里吹来的，刮到上帝那儿去指控我。告诉他，如果我明天死了（噢，我要是该死，我死了才高兴！）我会用我最后的话为他和舅舅祝福，用我最后一口气为他有一个幸福家庭祈祷！”
在那个年头，金十字旅店的马棚所在的场所，一个旁门正对着我们当时站的地方（这家旅店，因为和他的不幸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不会忘记）。我把那个门道指给他看，用手挽起他的胳膊，一起走过去。有两三间客房朝向马棚场院；我往房中看了看，炉火很旺，但没有人，就把他带了进去。
这封信里也装着钱。一共是五镑。也像刚才一样，未曾动过。她的回信地址上加了详细说明，虽然这封信几经转手，但至少可以证明，这封信不会有人知道从哪寄出的。
“喔！”他一面抖落他长头发上的雪花，一面说，“我要去找一个地方过夜。”
“回信写了什么？”我问佩戈蒂先生。
“你要去哪？”我问道。
“你知道，少爷，”他回答，“格米治太太文笔不好。哈姆替她起了个草稿，她照抄下来。他们告诉她，我出去寻找她了，还告诉她我临走时的话。”
“是的，少爷，”他耐心地摇晃着头说，“明天就走。”
“你手里是另外一封信吗？”我说。
“你还要离开？”我说。
“不是信，是钱，少爷，”佩戈蒂先生说，同时把纸袋展开一个角。“你瞧，十镑。里面写着，‘寄自一个真正的朋友’，跟头一封一个样。是前天邮局寄来的。我正要按照邮戳上的地址寻找她。”
“我本来想在今天晚上去看望你的，少爷，”他说，“我知道你姨婆跟你住在一起，恐怕天太晚了诸多不便，就决定明天一早临走前去看你，少爷。”
他把邮戳指给我看。那是上莱茵河上的一个城镇。在雅茅斯有几个外国商人熟悉那个地方，他们在纸上给他画了一幅粗略地图，他一目了然。他把地图铺到桌子上，在地图上寻找他的路线。
“真是巧遇，我亲爱的老朋友！”我说。
我问他哈姆近况如何？他直摇头。
“大卫少爷！”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说，“碰上你，我心里十分高兴了！真是巧遇！真是巧遇！”
“他只顾拼命地工作，”他说，“他在那一带的名声很好。人们个个都愿意帮助他，你知道，他也乐于助人。但是我妹妹相信（这只在我们两个之间说）他伤透了心。”
我和佩戈蒂先生热情地握手。乍一见面，我们两人无言以对。
“悲哀的人哪，这话我信！”
这时我知道是谁了。那是玛莎。那晚爱弥丽在厨房里给她钱的那个玛莎·恩戴尔。我曾听哈姆说过，就是把沉在海底的所有金银财宝都给了佩戈蒂先生，他也不肯让他的外甥女跟玛莎在一起。
“他倒不在乎，大卫少爷，”佩戈蒂先生以严肃的口吻说道——“好像连他的生死都不在乎。要是有一件有危险的任务完成，他就在所有工友之前站出来。然而，他却很温顺。雅茅斯的孩子们都认识他。”
在教堂的台阶上，有一个弯着腰的男人的身影，只见他把背负的东西放在光滑的雪地上，要整理一下；我看见那个女人和我看见那个男人，几乎是在同一时刻。我记得，当时我虽然惊讶，却没有停住脚步，那个男人直起了腰，转身下了台阶，朝我走来。我就和佩戈蒂先生面对面站在一起了！
他若有所思地把信件收拾起来，用手抹平，扎成小捆，小心翼翼揣进怀里。门外那张脸消失了。我依旧看见雪花吹进来，但除此而外没有任何东西。
在这样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我要抄近路——是要穿过圣马丁胡同。在当时，使胡同因之得名的那个教堂，所占据的位置并没有现在开阔，那条胡同延伸到河滨街。我从教堂柱廊下面的台阶前经过，转弯处与一个女人打了个照面。那女人看了我一眼，穿过那条狭窄的胡同消失了。那张脸似曾相识。那张脸引起了我的联想，触动了我的心事。
“喔！”他看着他的提包说，“今天晚上见到你，大卫少爷，我心里就舒畅啦！明天一早我就要起身了。你知道我把什么东西放在这儿，”他手捂在放信札的地方说，“我只担忧，这些钱没等到物归原主，我就遭遇到什么不幸。如果我死了，这笔钱丢了，而寄钱的那个人认为是我收下了，要是那样的话，我相信，我还得回到世间走一遭！”
那天非常寒冷，刺骨的东北风刮了大半天。但到了晚上，风势减小，雪也下起来。我现在仍然记得，那是一场大雪，鹅毛大雪，纷纷扬扬，下个不停，地上积累厚厚的一层。车马行人走在街上，悄然无声，仿佛街道上铺了厚厚的一层羽毛似的。
我们同时站起来；出门以前我们的手又紧紧握在一起。
早晨，她看了我写给那两位老小姐的信，并说我写得很好。我把信寄走之后，没有别的事可做，一直等着回信。我怀着这种期待的心情过了大约一个星期；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我从博士家里出来回家的时候，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件事。
不管如何，我都要把钱丢给他。要找到爱弥丽，要让她回家。
我忙于写信，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去睡觉的，她走了以后我才发现，她那混合剂的那东西还搁在壁炉搁板上，从没有动过，我扣门通知她这一发现时，她开了门，态度变得更加慈爱，但只说了一句“今天晚上我没心情喝了，特洛特。”接着无奈地摇一摇头，径直回卧室去了。
当他走进那寒冷的黑夜里，我看见一个孤寂的背影在我们面前一晃。我急忙找个借口叫他转过身去，用谈话缠住他，直到那个人影消失了。
迪克先生到他临时居住的地方去睡觉，走了以后，房间里仅剩下我姨婆和我，闲着没事做便给那两位老小姐写信。此时，我姨婆已经走得十分疲倦，像平时一样把裙子撩起来，仍然坐在火炉旁边。但是她并没有像平时一样在膝盖上握着杯子，而是一副漫不经心地样子把杯子搁在了壁炉搁板上；右手托着左肘，左手小心支撑着下颏，心事重重地看着我。每次当我抬起头来，总能和姨婆的目光相遇。“这会儿我的心情变得很平和，我亲爱的，”她总要微微点一下头，好像告诉我她没事，“只是有点不安和难过！”
他说多佛尔路上有一家安寓客商的旅馆，他在那里可以找到一个干净、朴素的房间过夜。我和他一起走过威斯敏斯特桥，然后在萨里郡一边的河岸上分手。当他踏上征途，好像一切都为了他而变得静穆了。
当天晚上，我在白金汉的寓所里，和他们进行了一次非常庄严的谈话，我们重点讨论了家事变故。我姨婆对这些事情非常感兴趣，当谈完以后，她两手抱肘，在自己房间里踱来踱去，一直持续大约两个多小时。在她心浮气躁的时候，就踱来踱去；而她心烦意乱的程度总可从她踱步的时间长短计算。这一次，她心绪非常乱了，所以她把卧室的门打开，使她走的路程变得远一些；我和迪克先生十分安静地坐在炉旁，她就沿着这条已经步量无数次的路线，迈着十分匀称的步子，非常有秩序的走来走出。
我回到旅店的场院里，脑海里还留着对那张脸的记忆，我四处张望，想找到它。雪已经掩盖住我们刚才的脚印；只有我的新脚印隐隐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