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让，”斯潘娄先生说，他明显越来越虔诚，“我为我孩子安排妥当的事，受到如今这种年轻人的胡闹行为影响。这是一种不好的行为。过不了多久，它就要比羽毛还轻了。不过，假如这种不好的行为不完全放弃，我也许——我也许在某种紧急关头，必须对她采取保护方法，使她免遭任何愚蠢的结婚行为带来的后果。现在，考波菲尔先生，我希望，你不要逼着我，即使是一刻钟的工夫，非把已经合上的人生书页再打开不可；也别逼着我，即使是一刻钟的工夫，非把长久以来就安排定了的严重事项打乱不可。”
我把头一低，表示赞成他的话。
他泰然处之如夕阳西下之静穆，我不禁为之感动。他如此安详——明显把后事都安排得周密、有条有理——这一切，他只要想起来就会动情。我认为，我确实看见他眼里涌出泪水，那是出自内心深处对这一切的感触。
“你在博士协会里，每天都应看到，人们在安排遗嘱事宜时，经常发生很多让人费解的情况——人类的不守信用、自相矛盾，大概在这上面表现得最为奇怪——有了这些经验，你也许不会认为我没把遗嘱写好了吧？”
但我如何做呢？叫我放弃朵拉是办不到的，他告诉我，说我最好花一个星期时间想他说的话，那我如何能说我不听他的，我不愿花一个星期来想呢？而我又怎能不懂得，像我这样的爱情，不管多少个星期都会不受到影响呢？
我知道。
“同时，你可以和贝齐·特洛特乌德小姐谈一谈，或者跟别的练达世故的人谈一谈，”斯潘娄先生一面用手整理着硬领，一面说。“用一个星期的工夫好啦，考波菲尔先生。”
“我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斯潘娄先生说，“你假如真有图财谋利的目的，考波菲尔先生，那对于你，对于所有的人，反倒更好了——我的意思是说，你应当更老成、更谨慎些，那就更好了。我只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你可能清楚我是有些财产留给我的孩子的吧。”
我点头了后，带着尽可能表现得沮丧而坚定的面容，走出那个房间。摩德斯通小姐的浓眉从我身后看着我走到门口——我只说她的眉毛，而不说她的眼睛，由于眉毛在她脸上占了更重要位置——她这时的模样，跟当年在布兰德斯通客厅里一样；我好像认为，我又作不上功课来了，那本恐怖的拼字课本又死沉压在我的心头——那本书每页中间的椭圆形木刻插图，在我年幼的心灵中，看着像眼镜上的玻璃片。
我立刻做了回答，大致是说，我希望，他不要因为我这么地爱朵拉走错了这一步，就觉得我另有图财谋利的目的。
我回到事务所，用手遮住脸，不看老蒂菲和别的人，坐在我独占的角落的办公桌前，想这场突然塌天大祸；我一面咬牙切齿咒骂吉卜，一面为朵拉伤心；我不明白，当时我为何没拿起帽子来，疯了似的跑到诺乌德去。我想到他们如何吓她，把她吓哭，而我却又不在那安慰她：这种想法弄得我五内俱焚，使我马上给斯潘娄先生写了一封荒唐的信，哀求他不要把我可怕的命运恶果加在朵拉头上。我恳求他珍惜她那温柔的天性——不要摧残娇嫩的花朵——我还记得，我在信中的口气，并没有把他当作朵拉的父亲，而是把他当作一个吃人巨怪。我把信封好，在他回来以前放到他的桌子上；他回来以后，我从他屋子的门缝里，看到他拿起那封信来读。
“我不是一无所有，我女儿是我最亲近的人，考波菲尔先生，这你是知道的，”
整个上午，他没再说什么；不过下午他离开事务所以前，把我叫进他的屋里，对我说，我根本不必为他女儿的幸福操心。他说，他已经对她讲清了，这一切都是胡闹；除了这个，他再没有其他话可对她说了。他相信，他是个很仁慈的爸爸（这话不假），我可以根本不必为她担心。
后来，我慢慢朝门口移动，意欲说一声，想到他的感情，我还是退出去的好；但见他费了很大力气，把手插进口袋，用一种我可大体上称之为虔诚的态度对我说道：
“如果一意孤行，考波菲尔先生，”他说，“我大概必须把我的女儿再送到国外去住上半年；不过我想你还不会那样。我希望，过上几天你会想清楚，不再那样做了。至于摩德斯通小姐，”由于我在信中提到了她，“我敬佩那位女士的警觉性，但她已经接受严命，不会提这桩事。我没有别的，考波菲尔先生，只盼望大家都把这桩事忘掉。你那方面，也没有别的，考波菲尔先生，也只是把这桩事忘记。”
接着便冷场了，不知如何是好。
没有别的！我在写给米尔斯小姐的短信里，悲痛地引用了斯潘娄先生的说法。我以讽刺口吻写道，我所要做的，只是把朵拉忘掉。这就是一切，我求米尔斯小姐当天晚上见我一面。假如得不到米尔斯先生的同意，我就求她，即使在那个有轧布机的后厨房偷偷会一面也好。我告诉她，我的理智坐不住军帐了，只有她，米尔斯小姐，才能保住它的原位。我在信尾的署名是，她那个要发疯的人；打发脚夫送信以前，我从头至尾看了一遍，不禁认为此信颇具米考伯先生的文笔。
“很好！”斯潘娄先生说。
即便这样，我还是把信送走了。晚上，我去到米尔斯小姐住的那条街，在那里来回走，直到米尔斯小姐的女仆偷偷地领我进去，穿过地下室前面的空地，进入后厨房。有了那次经历之后，我有道理相信，米尔斯小姐即便是让我从前门进去，把我领进楼上的客厅，也决不是不能的；她之所以没那样做，只是由于她喜欢浪漫和神秘罢了。
“不能，”我极尽恭敬地回答他；也不能从他手里接受那些信。
在后厨房里，我尽量对着米尔斯小姐胡说。我想，我去那儿就是要出丑的，我敢说我确实出尽了丑。米尔斯小姐刚收到朵拉匆匆写的便条，告诉她说，都被发现了，还说，“哦，朱莉娅，快来这里一趟，切切！”但米尔斯小姐不相信那一家的最高当权者会让她进去，因此就没去；于是我们都没办法啦，困在撒哈拉沙漠里。
“也不能从我的手里承受吗？”斯潘娄先生说。
米尔斯小姐讲起话来，如悬河泄水，我不由得感到，她即使也和我一起洒一掬眼泪，但她却从我的痛苦中得到很大的享受。我可说，她是借安慰我之名，从中尽量汲取快乐。她说，现在我和朵拉之间，有了一道鸿沟，只有爱神用他的长虹才能在鸿沟上架起一座桥梁。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上，爱情一定要受磨难，过去，将来也是这样。不过，那也不要紧，米尔斯小姐说，真诚的心，虽然有蛛丝紧缚，最终会挣脱而出的，那时爱情就全消了。
是的。我对他说，我渴望他不要认为我这样做是错，不过我却不能从摩德斯通小姐手里拿这些信。
这算不得多大的安慰，但米尔斯小姐不肯鼓励虚幻的希望。她倒让我以前更苦恼了。我认为（而且以深厚的感激之情对她那样说），她确实够朋友。我们商议好，第二天一起去看朵拉，或者用眼神，或者用言词，使她了解我的痴情和痛苦。我们分别时，不胜悲伤；同时，我觉得，米尔斯小姐也得到一番乐趣。
“我要试试看，”斯潘娄先生得到摩德斯通小姐的赞成，更自以为然地说，“我的女儿听不听我的话。你拒绝接受这些信件吗，考波菲尔先生？”因为我把那些信放到了桌子上。
我回到家，把心事都给我姨婆说了；她即使尽力安慰我，我还是无力地上床睡。第二天，无力地起床，无力地出门。那是个星期六早晨，我径直往博士协会走去。
摩德斯通小姐发出一声很强的声音，她就用这声音表示她的意见，觉得一开始他就应该这样做。
我走到距事务所一箭之地，只见有执照的搬运工们，站在门外议论，另有六七个闲杂人等，隔着窗户向里看，而窗户是关着的，一见此景，我不禁大吃一惊。我加快脚步，从人丛中挤过去，一面猜疑着他们的神气，匆匆走进屋里。
“很好，考波菲尔先生，”斯潘娄先生说，“我得试看我女儿听不听我的话了。”
几个录事都在屋里，却没人做什么事。老蒂菲，我得坦承，生平第一次坐在别人的凳子上，连帽子都没挂起来。
我不能赞成他这个办法。我很抱歉，但除了情理之外，还有更高的东西要考虑。爱情就高于世间一切事物，而我爱朵拉爱得很深，朵拉也爱我。我没有一字不差地这样对斯潘娄先生说，我尽力把话说得委婉；但话中露出这个意思，并坚持这个意思不变。我觉得，我没有让自己显得滑稽；但我知道，我是很坚持的。
“出了大事了，考波菲尔先生。”我进了屋子时，他说。
“你这话倒说对了，”斯潘娄先生插嘴说，同时不住地摇头，使劲儿皱眉，“你们都很年轻。因此这都是你们胡闹。不要再闹下去了。你把这些信带回去，扔进火里好啦。把斯潘娄小姐给你的信交给我，我好把它们也扔进火里；以后咱们交谈，只限于在博士协会，这是你清楚的，不过我们可以赞成，过去的事，不再提。好啦，考波菲尔先生，你并非不懂事的人；这种办法，就是好的办法。”
“什么事？”我喊着问。“出了什么事了？”
“我向你说我的境况的，先生，”我又开口说，我这回用的是新的说法，换成他听着不顺耳的那种说法。“这种行动，我很抱歉，连累了斯潘娄小姐的这种行动，已经开始了。自从我遇到那场变故后，我曾用足了劲儿，来改善我的地位。我敢保证，在相当的时间内，我能改变地位。你能不能给我些时间——不管多长都行？我们，先生，还都很年轻——”
“你没听说吗？”蒂菲喊道，其余的人也都围到我身边，同样喊道。
那位稳重的摩德斯通小姐，只咯咯笑了一声，表示轻视。
“没听说！”我看看这个，看看那个，说道。
“我求求你啦，”斯潘娄先生说，一面用一只手往另一只手上一拍，只觉得比我以前看见他的时候更像木偶剧里的可笑角色潘齐——即使在我的绝望中，我都禁不住注意到这一点——“不要和我谈什么订婚不订婚啦，考波菲尔先生！”
“斯潘娄先生。”蒂菲说。
“我恐怕，先生，我想的很少，”我毕恭毕敬地回答他说。“不过，请你相信我好啦，我可把我自己的社会地位想过了。我向你说我的境况的时候，我们已经订了婚——”
“咋啦？”
“难道因为你爱她，你就能替你的行为辩护吗？”斯潘娄先生在炉前地毯上站住，说道。“你是否想过你的年龄，想过我女儿的年龄哪，考波菲尔先生？你是否想过，你的事会影响我们父女之间应有的相信？你是否想过我女儿的社会地位、我为她设计的前途、我要留给她的遗产吗？你想过任何问题吗，考波菲尔先生？”
“死啦！”
“假如我不爱她，我还能替我的行为进行辩护吗，先生？”我低声下气地说。
我只认为，我自己倒没如何，而事务所却转起来。一个录事把我扶住了。他们把我按到一把椅子上坐下，解开我的领带，给我拿了些冷水来。我不清楚，我这一晕一醒，中间历经了多长时间。
“啐！少废话！”斯潘娄先生红着脸说。“请你不要当着我的面说你爱我女儿的话啦，考波菲尔先生！”
“死啦？”我说。
“我向你保证，先生，我感到是这么回事，”我回答他说，“不过，在这以前，我可没想到那是不名誉的。我一点也不说谎，以前实在没想到那是不名誉的，斯潘娄先生。我爱斯潘娄小姐，都爱得——”
“他昨天是在城里吃的饭，”蒂菲说，“吃完了，他叫车夫坐驿车先回家，把车夫打发开——你知道，他过去也这样做过——就自己赶着车回乡下——”
“这大部分都得说是你的错，先生，”斯潘娄先生一面在炉前地毯上走动，一面说，说时。由于他的硬领和脊椎骨机械，他就用身子代替头，来加重他说话的语气。“你这种行为是不光明，考波菲尔先生。我请一位绅士到我家做客，不论那位绅士是十九岁，还是二十九岁，还是九十岁，我都很坦诚。假如那位绅士依了我的诚意，那他就是做了一件很不光彩的事，考波菲尔先生。”
“呃？”
“——是受了我的引诱，”我把那个冷淡的称呼咽了下去，接着说，“才赞成保守秘密的，我对这深感惋惜。”
“马车到了家，可他却不在车上。拉车的马在马棚栅栏门口站住了。仆人提着灯笼出去一看，车上没人儿。”
“请你称呼她斯潘娄小姐好啦。”朵拉的父亲严肃，说道。
“是不是马受惊了？”
“我只能说，都是我的错；除此之外，先生，”我回答他说，“我没有别的可说了，朵拉——”
“没受惊，由于马身上不热么，”蒂菲把眼镜戴上，说道。“依我看来，并不比平常跑得更快，马缰绳断了，像是在地上拖过的模样。全家人都震惊了，有三个人顺着大路去找。找了一英里地那么远，才找到他。”
我那一刻眼前出现的场景，只是我心坎上供养的那位可爱的小宝贝怎样整夜哭泣——她那时怎孤寂，如何苦恼，如何惊怕。我恐怕，我有一两分钟的工夫全身抖成一片，即使我尽了努力来掩饰这种情况。
“不止一英里呢，蒂菲先生！”一个年轻的录事插嘴说。
“刚才摩德斯通小姐说的话，你全听见了吧？”斯潘娄先生转到我这一面说。“我这时请问，考波菲尔先生，你有何话回答？”
“是吗？我想你说的不错，”蒂菲说——“多于一英里——就在靠近教堂的地方，脸朝下趴着，身子一半儿在大路边儿上，一半儿在人行道上。究竟是一下子中了风，从车上栽下去的，还是觉得要发病，先就从车上下来的——还是在车上就死了——谁也说不明白。反正找到他时，他就死了；即便当时还有口气儿，那他也不会说话了。众人忙着请大夫，找药，都晚了。”
她说到这儿停下了。啪嗒一声把提包合上，也啪嗒一声把嘴闭住。看情形，真是宁折不弯。
我听了这个后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这一件事发生得这么快，且，不管怎样，都得说是发生在一个与我有过冲突的人身上，这当然让我大吃一惊；他生前用的那个房间里，他的桌子和椅子，都仿佛等着他来似的，他昨天的手迹，也看着仿佛鬼魂一样，但那间屋子却没人了，这当然让人认为害怕；看到他的办公室，想要把他和那个地方分开，是不可能的，看见门一开，就好像觉得他要进来，而这一切，又让人说不出个道理来；事务所里，业务停止，一片寂静，悠闲懒散，同事们不厌其烦的说这件事；外面的人，从早到晚，出进不断，谈起这个话题也是无厌；这些情况，任何人都不难领会。我所难以表达的是，在我内心深处，甚至对于死神也有着一种妒忌之意；我认为，仿佛死神的威力会把我从朵拉心目中所占的位置上挤开；我以无法形容的厌恶之心，对朵拉的悲哀也妒忌起来；我想到朵拉对别人哭，受别人安慰，就不安；我有一种贪婪的渴望，想在那最不合时宜时，把别人一概排出，只留我自己在她心间。
“斯潘娄小姐想要贿赂我，”摩德斯通小姐说，“所有这些，我当然不用细说。那条小狗，见我来到它面前，就钻到沙发底下了，用了好大的劲儿，才用火铲把它掏出来。掏出来的时候——那是冒着会叫它咬一口的危险的——它把那封信用牙咬得更紧了，因此我揪住那封信，连信带狗一起提到半空中。后来我到底还是把信弄到了手。我把信看完以后，就追问斯潘娄小姐，说她手里一定还有许多这样的信；再三追问，才从她那里得到这一束，那就是大卫·考波菲尔如今拿在手里的。”
我在这心烦的情况下——我希望，这种心情不只我一个人有，别人也会有——当天晚上，跑到了诺乌德。在斯潘娄先生家门前，从一个仆人口中打听到，米尔斯小姐也在那里。于是我给她写了封信，教我姨婆送了去。我在信中，以最真挚的感情哀悼斯潘娄先生英年早逝，写到这里，我不禁流泪。如果朵拉还有心情听的话，我恳求米尔斯小姐对朵拉说，斯潘娄先生曾以最仁慈的态度跟我谈话；谈到她时，只有慈爱，没说过一句怪她的话。我知道，我这样做是自私，为的是叫人在朵拉面前提到我的名字；但我却尽力自欺，认为那是对斯潘娄先生在天之灵的公正评价。大概我的确就是这样想的。
哎呀，吉卜呀，你这个讨厌的狗东西，原来是你捅下的这个娄子啊！
我姨婆第二天就收到一封简短的回信；信封上写着她的名字，信却是写给我的。信上说，朵拉很悲伤；她的朋友问她要不要在信里附带对我致意的语句时，她只哭着说，“哦，亲爱的爸爸呀！哦，可怜的爸爸呀！”因为她老在那儿哭，不过她并没说不要致意；于是我就抓住这一点，尽力安慰自己。
“昨晚吃过茶点，”摩德斯通小姐继续说，“我看见那条小狗在客厅里撒欢。我就对斯潘娄小姐说，‘朵拉，你瞧，狗嘴里叼的是什么东西？哦，是一张纸！’”斯潘娄小姐一听这话，马上往她长袍上一摸，猛然叫一声，赶忙往小狗跟前跑。我把她拦住了，对她说，“朵拉，你让我去好啦。”
乔金斯先生自从这不好事发生以后就待在诺乌德，过了几天，才回到事务所。他和蒂菲，一块儿在屋子里密谈了一阵，然后蒂菲打开门，让我进去。
斯潘娄先生抱歉地低声表示赞成。
“哦，”乔金斯先生说。“蒂菲先生和我，考波菲尔先生，要把放东西的地方，都搜查一遍，为了是好把他的私人文件封起来，把遗嘱找出来。我们在别的地方已经找过遗嘱了，可一点痕迹也没有。你如果肯的话，请你来帮一帮我们好啦。”
“昨夜以前，”摩德斯通小姐继续说，“我依旧找不到证据。在我看来，斯潘娄小姐从她朋友米尔斯小姐那里收到的信太多了；但米尔斯小姐是她经父亲赞成交的朋友，”这对斯潘娄先生又不啻是当头一棒，“我不必干涉。假如不让我提到人心险恶，至少可以——必须——要我提一提托付非人。”
我曾万分煎熬，想要知道一下，斯潘娄先生生前都给我这位朵拉做了何安排——比如说，谁是她的保护人之类——现在寻找遗嘱，刚好是欲渡河而船来。我们马上动手搜查起来；乔金斯先生把锁着的桌子和抽屉都打开以后，我们把文件都拿出来。事务所的公文，我们放到一边，他的私人文件（为数并不多）我们放到另一边。我们的行动都很郑重。我们说话都不敢高声。
斯潘娄先生仿佛被摩德斯通小姐那男子汉式的严厉态度压住了，于是以和解的态度摆一摆手，求她不要这么尖酸。“因为舍弟结婚，我告了一个月的假，在我回到诺乌德时，”摩德斯通小姐用一种蔑视的语调继续说，“斯潘娄小姐从她的朋友米尔斯小姐那里回来时，我就感觉斯潘娄小姐的举动比以前可疑。所以，我特别注意斯潘娄小姐。”
我们已经封起好几捆文件来了；我们依然在尘土飞扬中继续不出声地搜查。于是乔金斯先生恰恰用他故去的伙友说他的话，说他故去的伙友：
“既然要我只限于真实，那我就尽量说得现实。这种说法，大概就是这件事应有的说法吧。我已经说过，我早就对大卫·考波菲尔和斯潘娄小姐的关系起疑心了。我经常设法找这种疑心的证据，可毫无结果。我一直忍耐着，暂不向斯潘娄小姐的父亲提；”她严肃地看着他，“由于我明白，通常这类事情，人们不太想承认这是出于良心的行为。”
“要想叫斯潘娄先生不按规矩做事是很难的，你们都了解他的为人！我情不自禁认为，他没留下什么遗嘱。”
摩德斯通小姐低下眼睛，摇着脑袋，仿佛对斯潘娄先生抗议，不该打断她的话头；接着又缩眉头，板着面孔，继续说——
“哦，我可知道他是留下了遗嘱的！”我说。
“对不起，小姐，”斯潘娄先生阻止她的话，“请你把话只限于事实。”
他们一齐住了手，往我这儿瞧。
“我必须承认，在大卫·考波菲尔和斯潘娄小姐的关系方面，我早有怀疑了。斯潘娄小姐和大卫·考波菲尔首次见面的时候，我就留心到他们；那时候给我的印象，并不令人高兴。人心之险恶是——”
“就在最后见到他的那一天，”我说，“他告诉我，他写下了遗嘱，它的事务早就安排好了。”
那个温雅的家伙，先往地毯上看了一会儿，然后假装地说出下面一番话来——
乔金斯先生和老蒂菲，不约而同地一齐摇头。
“不必啦，谢谢你！”我僵硬地把信退还给斯潘娄先生时，他冷冷地说道。“我不要你这些信件。摩德斯通小姐，请继续说下去！”
“我看事情有些不好。”蒂菲说。
我怀着一种凄凉的感觉，从她手中接过那束信，当时我的脸臊得通红，于是便赶紧低下头。
“很不好。”乔金斯先生说。
“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当摩德斯通小姐从提包里掏出用让人感到亲切的蓝缎带结扎的一束信时，斯潘娄先生说道，“这些信都是你写的，考波菲尔先生？”
“我敢保证，你们不至于怀疑——”我开口说。
“不错，先生！”我回答，说话时，浑身发烫。
“我的好考波菲尔先生！”蒂菲把手放到我的肩膀上，闭起眼睛，摇晃着脑袋说，“如果你在博士协会里待的年头和我一样长，那你就会认为，人们在立遗嘱这个问题上是那么善变、自相矛盾，很不可信。”
“我确信，这是你的手迹，不会错吧，考波菲尔先生？”斯潘娄先生说。
“哟，天哪，真的，他对我说的就是那一句话！”我坚持说道。
我相信，那个提包还是我小时见过的那个关起来像咬牙切齿似的老提包。也如同提包一样闭紧着嘴的摩德斯通小姐，把提包打开——这时她的嘴也稍张开一点儿——拿出我给朵拉的最后一封信，信中充满忠于爱情的誓言。
“我得说，也许这就是最后结果了，”蒂菲说。“我的意思是——他没留下遗嘱。”
“摩德斯通小姐，”斯潘娄先生说，“请你把提包里的东西找出来给考波菲尔先生瞧一下。”
这在我看来，真是奇怪，但是到头来确实没找到遗嘱。单就他的文件所能提供的证据而说，他仿佛完全没想留什么遗嘱。因为任何启示、抄稿或者备忘录，都说明他没有留下遗嘱的任何想法。使我同样感到吃惊的是：他经手的业务弄的很乱，我听说，他到底欠了多少债，还过多少钱，死时有多少财产，想要弄清楚实在不易。大家都认为，关于这些业务，多年来也许他自己也心中无数。后来慢慢地了解到，博士协会当时崇尚奢华，他在这些方面的竞逐中所耗费的财力，超出了他的职业收入（尽管数额不大），因而把他不多的一点私人财产（如果多的话，就令人怀疑了）亏空得很多。据说，他曾在诺乌德出卖过一次家具，房子也租出去了；蒂菲告诉我，把死者应还的债务还清，再把别人欠事务所的债里应该归他、而毫无疑问无法讨还或很难讨还的那一部分减去，那他剩下的财产，连一千镑都没有。蒂菲告诉我这番话的时候，一点也没想到我对这话有多么在意。
摩德斯通小姐把她那冰冷的手指甲伸给我，正襟危坐。斯潘娄先生关住门，指了一个座位叫我坐下，他自己则站立在壁炉前的地毯上。
六个星期过去了。在这段时间，我受尽痛苦，而且认为，我真不如自寻短见的好；那时，米尔斯小姐对我的报告依然是：她只要对我那位芳心已碎的朵拉提起我来，朵拉除了说，“哦，可怜的爸爸呀！可怜的爸爸呀！”别的什么话也没有。米尔斯小姐还告诉我，朵拉除了两个姑姑，没有别的亲人了，她那两个姑姑是斯潘娄先生的姐姐，都是老小姐，住在普特尼，多年来与斯潘娄先生少通消息。这并不是说，他们吵过架（这是米尔斯小姐告诉我的）；不过，在朵拉命名那一天，她们本来认为请她们赴宴，可是斯潘娄先生只约她们吃了顿茶点，所以她们致书表示成见，说是“鉴于双方的幸福”，他们今后不必往来。从那以后，她们走她们自己的路，她们的弟弟也走他自己的路了。
我向他道“早安”，他没有用平素和蔼的态度回答我，却带着一种疏远的态度看着我，冷漠地要我同他去一家咖啡馆。在那个时期，那家咖啡馆就位于圣保罗大教堂墓地，有一道门与博士协会相通。我奉命，跟他走去，但心里惴惴不安，仿佛我的疑惧正萌发。由于路面狭窄，我恭让他先行一步，这时我看见他昂首阔步，那神气叫人看了泄气；我暗自思忖，我和朵拉的事一定被他知道了。即使我在去咖啡馆的路上不曾这样猜想，当我进入楼上一个房间，看见摩德斯通小姐在座时，我也就明白是咋回事了。摩德斯通小姐背靠餐具柜坐着，餐具柜里扣着几只托柠檬的玻璃杯，还放着匣子；这种匣子如今不见了，真乃人类之大幸。
这两位老小姐，多年不出门，现在却出现了；她们提议，叫朵拉跟着她们，到普特尼去住。朵拉一面哭着紧紧揪住她们两个，一面喊着说，“哦，姑姑啊！我和你们去，也求你们把朱莉娅和吉卜带上吧！”就这样，斯潘娄先生安葬不久，她们就一块儿到普特尼去了。
有一天，我去博士协会时，只见斯潘娄先生站在门道里，脸色不好，自言自语。由于他一向有常害头疼的毛病——他天生脖子粗短，且我相信他的衣领浆得太硬——开始我认为他的头疼病又犯了；但不一会他就解除了我的担忧。
我是如何找到时间多次光顾普特尼的，我不得而知；反正我想尽了办法，时时到那一带徘徊流连。米尔斯小姐，为了更严格履行朋友的职责，就记起日记来；她有时候来博士协会找我，把日记念给我听，如果没有时间念，就把日记借给我，由我自己去看。我把日记中的每一句话，都视为无价之宝，现摘录数则，以为范例：——
但，除了回过头来，一切从头抓起，别无他法。这当然叫人难过，但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回过头来，开始用蜗牛的步子循规蹈矩地跋涉那让人烦的路程；不时停下来，仔细地从各方面考察这条路上的每一个点划，识别那些难以捉摸的字符，不管在什么地方遇见它们，我只需看上一眼就能认识。我是按时到事务所，也按时到博士那儿；我工作起来，真的像俗话所说的那样，就跟一匹拖车的马一样。
“星期一。亲爱的朵仍旧悲伤。且头痛。让她注意吉卜光洁的毛色，她抚摩很长时间，旧事重上心头，开始伤悲。痛哭一场亦未尝不可。（眼泪果真是心灵的露珠吗？朱·米）”
我们这种辩论经常持续到时钟的指针指向半夜，我有了这样好的锻炼机会，便渐渐跟得上特拉德尔斯演讲的进程了。如果我知道一丁点我记下来的是什么，我也就满足了。但是，打开笔记本一看，我所记下来的仿佛是无数茶叶箱子上的中国字，或者是药铺里红红绿绿的瓶子上面的金字！
“星期二。朵拉由吉卜展笑颜。”
我真想也在别的地方看到这样的议会！我姨婆和迪克先生代表执政党人或反对党人（看情况而定），特拉德尔斯则借助于一本恩菲尔德的《演说家》，或者一本议会演说集，对他们尽情斥责。他越说越激动，激动到极点，便激烈地抨击我姨婆和迪克先生的恣意挥霍；我则坐在稍远一点儿的地方，膝上放着笔记本，使出全身精力，跟着他记。特拉德尔斯的自相矛盾，即使与真政客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处。他在一个星期内，就可以采取不同的政策。他把所有的旗帜，挂在各种不同的桅杆上。我姨婆看起来如一个稳重的财政大臣，碰到演说中必要时，偶尔也插上一句半句。她这样一说，就等于给迪克先生（他完全像个乡村绅士）发了信号，他便跟着大喊。但迪克先生，在他作议员时，受到那么多指责，要对那么严重的事负责，所有有时精神显得紧张。我相信，他真开始害怕他真的做过蓄意破坏英国宪法。
“星期三。朵拉本来有喜色，但一曲结束却又悲起。”
我很明白，这样绝对不行。我飞得太高，也就绝不会飞得远。所以我跑去请教特拉德尔斯。他说，他先给我口述演讲，口述时，按我跟得上的能力定速度，有时还要停一下。我对他这种友爱的帮助很感激，就照他的意见办了；于是有一个很长时期，一夜跟着一夜，我从博士家回来以后，我们都在白金汉街召开一个私人议会。
“星期四。朵拉变的脸色不好，因思念父亲”
假如没有朵拉，那可真要把我折腾得心碎了，朵拉是我这只风雨飘摇的小舟的唯一支索。在速记那套方法里，信手画一道线条，就是困难之林里一棵盘根错节的橡树；我一棵一棵把它们砍倒；砍时非常勇猛，因此仅三四个月后，我就想在民法博士协会以能说著称的民教法学家身上大显一番。但是，那位先生，还没等我开始，就离我而去，把我一个人撂在那儿，像中风似的拿着笔在纸上乱晃，此刻我怎能忘记！
“星期五。朵拉今日很多悲伤，抱吉卜而哭。（大·考是否应自缚于时光之强大羽翼之上呢？朱·米）。”
我不仅学会报道议会辩论的决心下去。这是我要立即抓住的机遇之一，也是我以颇堪嘉许的坚忍不拔精神机遇之一。我买了一部市面通行的阐述速记这种高尚技术及其秘诀的书，立刻投入一片令人头昏的大海之中，没过几个星期，我就蒙了。一个小点儿，在某个位置上是一种意思，换到另一位置上则是不同的意思，千变万化，一个圆圈儿，其变化之莫测，让人十分愕然；一个像苍蝇翅膀的符号，附在别的符号上，就可生出让人不解的结果；一道曲线，错放了地方，就产生不可思议的影响；所有这一切，不但我醒着的时候使我大伤脑筋，即使在睡梦中，它们也来。我好不容易像瞎子似的从这些困难中走出去，好不容易才把字母掌握了（那字母本身就是一座埃及古庙），谁知又有称之为不规则字母的一串新符号又来了。那是我所知道的字母中最暴虐的。举例来说，这种字母非要叫一个像蛛网似的符号表示“期望”的意思，而要一个像水墨画的焰火似的符号代表“不利”二字。当我把这些要命的玩意儿牢牢记在我脑子里时，我发现，别的东西全从我脑子里不见了。于是，我又从头开始，可是又把这些玩意儿忘记了；待我拣起了这些玩意儿，则又把这个系统里别的零碎儿丢掉了；简而言之，我被折腾得心都快要碎了。
在这一个星期里，米尔斯小姐和她的日记就是我唯一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