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向她告帮吧？”那个姑娘回答说。
“麻烦你，我找她有句话要说。”我回答说。
“不是，”我说，“完全不是。”但是我突然想起来，我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告帮，因此无言以对，自觉脸上发烧。
“你问的是我家小姐吗？”她说，“你找她有什么事，你这孩子？”
我姨婆的女佣人（我从她说的话断定她是个佣人）把米放进篮子里，走出铺子；对我说，我要是想知道特洛特乌德小姐住在哪里，就跟着她走。这时候我又激动，又害怕，两腿不由得颤抖起来，但我巴不得听到这一声应允。我跟着那个年轻女人，来到一座带凸形窗户的、整洁的小房子跟前。
我很感激地接受了，用它买了块面包。吃着面包，朝着他给我指的方向走去，走了很远，还没看见他说的那种房子。后来我看见了，就走了过去，进了一个小铺子（我们那一带管它叫杂货铺的那一种），打听他们知道特洛特乌德小姐住在哪里吗？我本是跟柜台后面的一个男人讲话的，他正给一个年轻女人称米；后者转过身来，接过了话茬。
“这就是特洛特乌德小姐的家，”那个年轻女人说。“你现在知道了。我没话可说了。”说完这话，就跑进房子里去，好像要甩掉带我到这儿来的责任；让我站在花园的篱笆门前，只见纱布窗帘半遮半掩，窗里有一张桌子，一把大椅子，这一切使我想到，那时我的姨婆正在那儿正襟危坐。
“是这样的，”他说。“你上了那个坡儿，一直往前走，走到朝海的那几座房子，你再打听，就可以打听得到。我感觉，她那个人抠门儿得很，我给你一个便士好啦。”
到这时，我那双鞋底子一片一片飞了，帮子上的皮子开了花，早已不成鞋的样子。我的帽子（晚上兼作睡帽）压扁了，搓皱了。我的衬衫和裤子，沾满汗渍、露水、草梗、和独具肯特郡特色的白垩土（因为我躺在地上睡觉）——而且撕破了——我站在篱笆门外时，也许我姨婆花园里的鸟儿都给我吓跑了。我的头发，自从离开伦敦那天起，就没见过梳子。我的脸、脖子和手，因为受不惯风吹日晒，烤成了紫红色。我从头到脚沾满白灰和尘土，好像我刚从石灰窑里钻出来似的。我就带着这样一副狼狈样，等待着把我介绍给我那位敬而远之的姨婆，并给她留下第一个印象。
我连声答是，承认这番描述的正确性，心里不由得凉了半截。
过了一会儿，客厅窗户上不见动静，我想，我姨婆不在那里。我抬起头向上面一层的窗户看去，看见窗口有一个绅士，带着很奇怪的样子，向我点了几次头，然后笑着，走开了。
“老拿着个手提包，是吗？”他说，“一个大提包，里面能装很多东西，是吗？脾气挺倔的，说起话来咄咄逼人，是吗？”
我已经心够烦的了，这出乎意料的举止，让我更加心烦。我正要走，这时从房子里走出一个女人。我一看便知她是贝齐小姐，因为她从房子里走出来时的神态，跟我那可怜的母亲常说的她走进我们布兰德斯通鸦窝花园的样子，完全一样。
“是的，”我说，“我想是这样。”
“走开！”贝齐小姐说，一面摇着头，一面将刀子在空中一挥，作出砍我的样子。“走开！这儿小孩子不允许进来！”
“腰板儿挺直的，是吗？”他说着，伸直了腰。
我站在门口，担心地看着她，只见她走到园子的一角，弯下腰，要刨什么小东西的根。这时，我虽勇气不足，但还小心走进园子，站到她身旁，用手指碰了她一下。
“是的，”我说，“是上了点年纪。”
“对不起，小姐。”我说道。
“特洛特乌德，”他说，“让我想想。我脑子里有这么个人儿。是个老太太吗？”
她吓了一跳，抬起头来。
那天上午就在询问中消磨掉了，我正坐在一家店铺台阶上，想着是否再到前面那些地方转转，突然看见一个马车夫赶着车走过来，正好马衣从车上掉下来。我拾起马衣递给他，看那人相貌和善，就问他是否知道特洛特乌德小姐；因为这个问题问的次数太多，这回都说不出口了。
“对不起，姨婆。”
我在船工中间打听姨婆的消息，得到的回答很多。我又在马车夫中间打听，他们同样没正经。而店铺里的人，见我这穷酸相，不等我把话说完，就回答说，他们没东西给我。我这时的痛苦和孤独感超过逃亡路上的任何一个阶段。我没钱了，也没任何东西可以变卖；我又饥又饿，精疲力尽；距我的目的地，特别遥远。
“嗯？”贝齐小姐惊奇地喊叫了一声。
这次遇险对我的惊吓很大，以后，一见这种人走过来，我就掉头往回走，找一个地方藏起来，直到他们走了，我才上路。这种情况，时常发生，严重地耽搁了我赶路。当我终于踏上多佛尔附近的高原时，这幅图画在我心里充满希望，减了眼前景象的荒凉之感；直到我逃出伦敦的第六天，到达旅程第一个大站，确实踏进那个城镇，那幅图画从未离开过我。可是，说来也奇怪，当我饱经风吹日晒，站在向往已久的那个地方时，那幅图画却如梦境，悄然消失，让我怅然若失。
“对不起，姨婆，我是你的外孙呀！”
那女人一阵大笑，好像她认为这只是开了个玩笑，把那块手绢又扔给我，好像在说“跑！”。我还没来得及，补锅匠从我手中把手绢抢回去。他将手绢围在他自己的脖子上，然后对着那女人骂了一句，把她打趴在地上。我不会忘记，眼见她躺倒在坚硬的路面上，也不会忘记，当我跑到远处回头看时，她坐在路边的斜坡上，用她的披巾擦脸上的血污，而补锅匠一个人往前走了。
“哎呀，天哪！”贝齐小姐说。一屁股坐到园中的小路上。
“我兄弟的绸子手绢儿怎么围到你的脖子上去啦？”一眨眼他就把我的绸手绢从我脖子上揪走，扔给那个女人。
“我是大卫·考波菲尔，是从萨福克郡的布兰德斯通来的呀——你是在我出生的那天晚上到那里去过，见过我的妈妈？自从妈妈死后，我的日子很苦。人家不理我，不让我上学，叫我自己谋生，干我不能干的活儿。我实在待不下去，就偷跑出来找你。一上路，就让人抢了，我是一路走来的，自从离开伦敦，就没在床上睡过觉。”说到这里，我两手拍一拍褴褛的衣衫，意欲以它为证，让姨婆知道我经历的磨难，接着大哭起来。我想，这在我心里已经憋了一个星期了。
“先生！”我吞吞吐吐地说。
我说这些时，姨婆坐在石子甬道上，两眼看着我，脸上除了惊异的神色，没有别的表情；见我哭了，她急忙从地上爬起来，抓住我的衣领，把我带进客厅。她来到客厅里，把一只很高的橱柜的锁子打开，取出好几只瓶子，将每只瓶子里装的东西依次倒进我嘴里一点儿。我想，那些瓶子是取出来的，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尝到了茴香水、凤尾鱼酱、色拉油，酸甜苦辣，各味俱全。她给我灌下这些滋补药剂之后，见我还是哭个不停，便把我放到沙发上，头底下给我垫了一块披巾，从她头上解下手巾垫在我脚下，怕我将沙发罩弄脏；然后，坐在绿色小屏风或团扇后面，这样我就看不见她的脸，只听得时而大吼一声：“我的天哪！”
“什么，你这话怎讲？”补锅匠说着。
过了一会儿，她拉了拉铃。待那个女佣人走进来，姨婆对她说，“珍妮特，你上楼去，代我向迪克先生问好，我有话对他说。”
“我是个穷光蛋，”我说，“身上一文钱也没有。”
珍妮特见我直挺挺地躺在沙发上（我一动都不敢动，生怕惹得姨婆生气），觉得很奇怪，不过她还是上楼传话去了。姨婆在屋里走来走去，直到楼上那位绅士进了客厅。
我本来想把钱拿出来，但是我看了看那女人，只见她把头一摇，好像说“别！”。
“迪克先生，”我姨婆说，“你不要装糊涂。”
“你身上的钱够买一品脱啤酒的吧？”补锅匠说。“要是够的话，快快拿出来。别等你老爷亲自动手！”
那位绅士马上收敛笑容，看着我，瞧那神气，好像是在恳求我不要提起刚才对我挤眉弄眼那件事。
“不是？妈的。你要在我面前耍滑头，”补锅匠说，“我就把你的脑浆子敲出来。”
“迪克先生，”我姨婆说道，“你听我说起过大卫·考波菲尔，是吗？你可不要假装不记得了，因为你我彼此很了解。”
“不——不是。”我说。
“大卫·考波菲尔？”迪克先生说，照我看来，好像并不大记得。“大卫·考波菲尔？是啦，不错，我记得。”
“是哪条路？”补锅匠说。“你不是小绺吧？”
“好啦，”我姨婆说，“这就是他的儿子。”
“从伦敦来。”我说。
“他的儿子？”迪克先生说，“大卫的儿子？真的？”
“你是从哪儿来的？”补锅匠说，同时把我的衬衫又拧了一个花，抓得我更牢了。
“是呀，”我姨婆接着说，“他不光是大卫的儿子，还做了件漂亮事呢。他从家里逃跑了。啊，他的姐妹贝齐·特洛特乌德是绝对做不出这种事来的。”我姨婆摇着头。
“我要去多佛尔。”我说。
“哦，你觉得她就不会逃跑吗？”迪克先生说。
“你要去哪儿去？”补锅匠说。
“这个人是怎么啦，”姨婆厉声说道，“他这是什么话！难道我不知道她不会逃跑？她如果跟她的教母一起生活的，我们也一定会相亲相爱。你倒说说，他的姐妹贝齐·特洛特乌德从哪儿逃走，逃到哪儿？”
我想了一下，还是回去的好。
“哪儿都不逃。”迪克先生说。
“叫你回来，你就得回来，听见没有？”那个补锅匠说，“不听话，就把你那小肚子豁开。”
“那么，好啦，”听见这一回答，姨婆的口气缓和了，“你既然那样敏锐，你看，小大卫·考波菲尔到这儿来了，我现在要问你是，我们让他怎么办才好？”
那天在路上遇见的流浪汉比以前更坏，他们在我心里引起的恐惧感，至今难忘。我记得有这么个年轻的家伙——从他背的袋子和带的炭火炉来看，他是个补锅匠——跟他一起的还有一个女人，他转过身来，瞪着大眼看我的；他声如雷吼般喊我回去，我停住脚步，回头看去。
“让他怎么办才好？”迪克先生说。“喔，让他怎么办才好呀？”
晚上，我又在一个干草垛下面睡觉了，我在小溪里洗了洗脚，然后舒服的睡了一夜。第二天我又上路时，发现前面的路穿过一片片蛇麻草田和果树园。正好秋末，果园里熟透了的苹果挂满枝头，有几处，采蛇麻草的人已经开始工作了。我感觉这里实在太美了，于是决定当晚就睡在那里。
“是啊，”姨婆板着面孔，说道，“听着！我要你给我出个好的主意。”
我已疲惫不堪，没有力气，就接受了这个价钱；转身走开了。这时太阳已落山，我比刚才更加饥渴难忍。不过花了三便士之后，我的精神完全恢复了；趁精神好，我又走了七英里路。
“喔，假如我是你的话，”迪克先生一面想，一面看着我，“我就——”他这一看，好像突然给了他灵感，他急忙说道，“我就给他洗个澡！”
“哦！”（当他在门框里只露出他那奸猾的老脑袋偷觑我的时候，那咕噜一声是怎样拿腔作势迸发出来的，实在无法状写）“给你四个便士，你走不走？”
“珍妮特，”姨婆按捺住得意的心情，转身说，（当时我对此并不理解），“快去烧洗澡水。”
“要是我不着急用钱，你一文不给都可以，”我说，“但是我可急着用钱啊！”
虽然我对这番谈话感兴趣，但在谈话中，我不由得要观察我的姨婆、迪克先生和珍妮特，以完成我对这个房间的观察。
“哦，三便士你走不走？”
我姨婆是个高身量、其貌不扬的老小姐，但也说不上容貌丑陋。她的一举一动，都带着一种绝不通融、毫不苟且的意味，这就可以说明像我母亲那样柔顺的人为什么对她敬而远之了。尽管她脸上透着刚毅之气，眉目生得周正。我特别注意到，她的眼睛特别有神。她的头发花白，头戴一顶软便帽；她的长袍是淡紫色的，特别整洁；我记得，当时我想，那一袭长袍的样式，像是一件女骑装，只是剪去了多余的下摆罢了。她在身侧佩带着一只金表，假如从它的大小和式样来看，那是只男用表；脖子上系着的纱巾，手腕子上挂着的东西，很像衬衫的袖口。
“不行，”我说，“那样我就饿死了。”
关于迪克先生，我已说过，他是白发红颜。
“哦！”过了好长一会儿，他高喊道。“再给你两便士，你走吧？”
珍妮特，年可十八九或二十岁，干净俏丽，姿态艳绝。我当时并没对她进一步观察，但不妨在这儿说一下我后来发现的情况，那就是，她是我姨婆先后监护过的女孩儿中的一个。我姨婆收留她们，雇她们为仆人，其目的在于教她们永远弃绝男人，而她们总以下嫁面包师的行动，履行了永绝男人的宏誓大愿。
那个老头子多次引诱我，让我答应以物易物；有一回，他拿出钓鱼竿，又拿出提琴，还拿出三角帽，一支笛子。不过，我对所有的诱惑都拒绝，咬紧牙关坐着不动；每次眼含泪水，要求他给我钱，要么还我的夹克。最后，他开始给我钱了，一回给半便士，给了两个小时，才增加到一先令。
那屋子，也像珍妮特或我的姨婆一样整洁。
希望干这一行的人，别再出一个像他那样的醉鬼了。原来他这个人远近闻名，而且享有把他自己出卖给魔鬼的声誉。这情况，一会儿我就知道了，因为一群孩子来到他铺子前面，不停地高喊着那个传说，叫他把金子拿出来。“你别装穷，查理。你把自己出卖给魔鬼了，快把卖身得来的金子分给我们一点儿！”他们说了这一类的话，这种情景惹得他很生气，他一天从铺子里冲出冲进，而那群孩子一会儿奔逃，一会儿回来。
珍妮特给我烧洗澡水去了，这时，只见我姨婆突然气得浑身僵直，我不禁吓了一跳，只听她喊道，“珍妮特！驴！”
我这一生，无论是以前还是以后，都从未那样慌张过；我低声下气地对他说，我需要的是现钱，别的东西对我没用，我听他的意思到外面等候。于是我走出去，在一个角落里坐下来。我坐了不知多少个钟头，我还坐在那儿等着要钱。
听见这一声喊叫，珍妮特急忙从楼上跑下来，冲向房前一块青草地，把踏上草地的两头驴轰走了。同时，我的姨婆冲出屋子，一把抓住骑着一个小孩儿的第三头驴的缰绳，掉转驴头，牵出了那片圣地，接着掴了那个顽童一顿耳光，看他还敢不敢来这片圣洁的地方。
“哦！”老头儿喊道，把夹克放到货架上。“到铺子外面去！你给我出去！别给我要现钱；换东西好啦。”
直到现在，我仍不明白，我的姨婆是否对那片青青的草地有合法权利；不过她自认为她是有这权利的，而且不容置疑，有也罢，没也罢，在她反正都一样。她认为一生里对她最大报复就是驴子践踏那片圣洁的草地。无论她正从事什么工作，也无论她和别人谈得多么起劲儿，只要一见驴子，她的思路马上被扭转，她马上就向驴子扑过去。她在隐蔽的地方暗中藏了灌满水的罐子和喷壶，时刻准备泼向进犯的孩子们；门后头埋伏着棍棒；时刻等待出击；战争无止无休。
“好吧，”我说，我认为买卖谈妥了，特别高兴。“就是十八便士吧。”
洗过澡，我感觉很舒服。我开始感觉到由于睡在野地里引起的四肢疼痛。这会儿一点精神都没有，坚持不了五分钟，就又昏昏睡去。我洗完澡以后，她们（我是说我姨婆和珍妮特）把迪克先生的衬衣和裤子给我穿在身上，又用大披肩把我裹得严严实实。当时我那副尊容，像一捆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但我只感觉全身热乎乎的。昏昏沉沉，不一会儿就在沙发上睡着了。
“哦，那可不行！”老头儿叫道。“哦，十八个便士吧，咕噜！”
也许那是我脑子幻想引起的梦吧，我醒来时有这样一种印象：我的姨婆曾来到我跟前，弯下腰，把我的头发从脸上撩开，把我的头放得更舒服些，然后站在那儿看着我；说“漂亮的孩子”、“可怜的孩子”一类的话语；但我定了定神，只见姨婆坐在凸形窗前，从绿团扇（它安在转轴上，可转向任何方向）后面看着大海，除了这些，没有别的迹象让我相信，那些话出自我姨婆之口。
“给半克朗吧。”我说，这时我刚安静下来。
我醒后，就跟他们一起吃饭了，我坐在餐桌前，像一只捆扎起来的家禽，要动一下胳膊，特别费劲儿。可是，既然是姨婆把我扎裹成这样儿，就算感觉别扭也不能抱怨了。吃饭时，我心里想，她将对我如何处置；可她却一声不吭，只是偶尔看着我（我就坐在她对面），说一声“我的天哪！”。
“哦，这件夹克要多少钱，”老头儿把夹克看了一遍，然后问。“哦——这件夹克要多少钱？”
桌布撤走了，雪莉酒摆到桌子上（也有我的一杯），这时，我姨婆又让人上楼去请迪克先生。迪克先生下楼来和我们坐在一起，我姨婆让他仔细听我讲述我的经历，他作出善解人意的样子。姨婆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慢慢地把我的底细全都套问出来了。在我述说我的遭遇时，姨婆的眼睛一直看着迪克先生，我想，他早就入梦乡了；只要他脸上露一丝笑意，姨婆眉头一皱，马上令其正色敛容。
他一边说，一边戴上一副眼镜。
“我不敢想像，是什么迷了那个娃娃的心，让她再去嫁一次人呢？”我讲述完，我姨婆说道。
“哦，我看看你那件夹克！”老头儿说。
“那或许是她坠入她第二个丈夫的情网了吧。”迪克先生提醒说。
“我想问问，”我浑身哆嗦着说，“你要买一件夹克吗？”
“坠笔情网？”姨婆重复道。“你这是什么意思？坠入情网？她干吗要这样做呢？”
“哦，你要干什么？”
“或许，”迪克先生想了一想，傻笑着说，“她是为了图个快乐吧。”
他仍然抓住我的头发，重复说：
“快乐！那才真叫快乐哪！”我姨婆回答说。“那个可怜的娃娃，把她那份痴情托付给那样一个狗杂种，一个无论怎样都会虐待她的人，那才叫快乐哪。我真不明白，她究竟打的是什么主意？她已经嫁过一个丈夫了。她已经把大卫·考波菲尔送出尘世，（那个人呀，从小就爱追逐漂亮的蜡人样的女孩子）。她也生了孩子——哦，她生下面前这个孩子时，母子放到一块儿，真可以说是一对娃娃！——她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你要干什么？”那老头儿说。
迪克先生对我摇了摇头，好像他是说要叫我姨婆不再唠叨，是办不到的。
我心里跳得厉害，走进了那个小铺子。因为挂满了衣服，屋里显得很昏暗。当一个丑陋的老头子，从铺子后面一把抓住我的头发时，我的心跳得更厉害了。只见那人的下半边脸被灰胡子遮盖起来，面目凶恶，让人害怕。
“她连养孩子都跟别人不一样，”我姨婆说。“这个孩子的姐妹，贝齐·特洛特乌德，哪里去了？生不出来。我才不信呢！”
因为我担心卖不去，便把注意力集中于卖旧船具的铺子和多洛比先生开的那类铺子，而不问门面排场的铺子。我终于找到颇有希望的一家。这铺子位于一条肮脏胡同的街角上，好像全是这种旧衣服；还有婴儿床、枪支、帽子和钥匙等，钥匙很多，好像可以打算世界上所有的门。
迪克先生好像给这话吓了一跳。
那是个适合卖夹克的地方；因为那里买卖旧衣服的铺子多得很，因他们大多数人在货物中间夹杂一两件军官制服，挂在那里，还有肩章等饰物，我认为他们买卖的东西一定很昂贵，吓得我，转悠了半天也没敢把我的货物向人出售。
“那个小个子医生，”姨婆说，“是叫齐利普，还是什么别的名字，他在那儿是干什么的？他只会对我说，‘是个男孩儿！’一个男孩儿！那一群人，全是白痴！”
早晨，我向那条狭而长的街道走去时，我的腿脚酸疼，咚咚的鼓声和军队行进声震得我头昏脑涨，好像将我团团围住。我认为，要保留一点儿力气，就可以走到旅途终点，那天我太累，于是我就把卖夹克作为我一天的工作。我脱下夹克，为了是学会不穿它也能走路。我拿着夹克夹，开始找各种旧衣铺来。
这一声大叫，吓了迪克先生一大跳，也吓了我一大跳。
那个周末，我沿着那条大道走了二十三英里，因为我还没走过远路，能走这么远，是很困难的。傍晚，我来到罗彻斯特桥上，累的疲惫不堪，吃着面包。有一两所小房子门口挂着“安寓旅客”的招牌，我看了不由心动；但是我却害怕把我所有的钱花光了，更害怕我在路上碰见那些流浪汉们对我不怀好意。所以，除了大街上找不到别的地方过夜了。我走了很远，终于走到查塔姆。就在这里，我在一尊大炮旁边，躺下来了；我美美地睡了一觉，直到天亮。
“而且，好像这还不够，她害了这个孩子的姐妹好像还嫌不够，”我姨婆说，“她还要嫁第二次——嫁给一个摩德斯通——听起来像‘没德行’的人——把这个孩子就害了！三岁娃娃也看得出来，结果就是，离乡背井，到处流浪。不等这孩子长大成人，就流离失所了。”
那个周末跟我在雅茅斯度过的周末有很大区别！我迈着沉重的步子往前走着，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了教堂的钟声；我遇见去教堂的人；我从教堂门前经过，听见会众在里面做礼拜，牧师助理坐在廊檐下或站在水松树下乘凉，见我走过，皱起眉头。不过，往日周末的和平和宁静气氛依然笼罩着一切，除了我是个例外。
迪克先生瞪大眼睛，不住劲儿地看我，好像要证明我确实是这种角色似的。
那天晚上，我倒头便睡着了，我睡的很好，还做了一个梦，睡梦中我感觉冷——一直睡到温暖的阳光和塞勒姆学堂的起床铃声把我唤醒。假如我能期望斯蒂尔福思当时在那儿，我肯定会躲起来，等他一个人出来时见他一面；但是我知道，他早就离开了。特拉德尔斯也许还在学校里，不过他靠不住；所以不想把我的情况告诉他。趁着克里克尔先生的学生们起床，我悄悄地离开那堵墙，踏上那条漫长的长路。早在我当学生时，我就知道那条路是通往多佛尔的，但没想到，现在人们看到走在这条大路上的我，却是这样一副狼狈相。
“还有那个女人，”姨婆摇着头说，“那个佩戈蒂，据这孩子说，她还没看够嫁人的苦头，也去嫁了人。我只希望，她嫁了个报上说的那种通条丈夫，天天拿通条抽她才好。”
我走了一天的路，后来终于爬上布莱克希思荒地的高坡，到平坦地方时，实在太累了。寻找塞勒姆学堂费了不少事；但我最后找到它了，也找到了后墙角落里的草垛，我就在草垛边上躺下来。没躺下之前，我绕着学堂的院墙转了一圈，看了一下宿舍的窗户，只见里面黑洞洞、静悄悄。平生第一次在头上没房顶的地方躺下来过夜时的那种孤寂感觉，让我终生难忘！
我不能容忍我的老保姆让人贬得一钱不值。我对我姨婆说，她确实是错怪了佩戈蒂。我说，佩戈蒂是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和仆人。她一直疼我，一直疼我的母亲；我母亲是头枕着她的胳膊去世的，我母亲最后一个感激的吻，是印在她的脸上的。想起了母亲和佩戈蒂，我哭了起来。我本还想对我姨婆说，佩戈蒂的家就是我的家，她的一切也就是我的一切，我本打算去她那儿安身，仅因其家道寒微，怕给她添麻烦，这才没去——但是，我泣不成声，便捂住脸，俯在桌子上。
我突然想到一个晚上过夜的计划，我就要把这个计划实行。这个计划就是，躺在我母校后墙根儿的一个角落里睡上一觉。我想，有那些同学们和我过去讲故事的那个寝室在我附近，我肯定不会孤单；虽然同学们不知道我就在附近，那间寝室也不会给我遮风挡雨。
“得啦！得啦！”我姨婆说，“这孩子还知道回护他的人，这很不错嘛。——珍妮特！驴！”
其实，我早已明白，下次就该轮到那件夹克衫出手了，我只有穿件衬衫和裤子往多佛尔奔去，如果能穿着那样的衣服到得了多佛尔，也可以说是万幸了。不要认为，一路之上我只盘算着衣服的事。其实。我前面的路还很长，想的是那个赶驴车的年轻人骗了我，心肠太狠了，除了这些，当我口袋里装着九便士上路时，心里并没觉得我多么的困难。
我确信要不是那几头该死的驴子，我和姨婆一定会彼此达成谅解；因为姨婆把手搭在了我的肩头，我一阵冲动，真想拥抱她，求她保护来着。但是，这全让驴子搅和了，只惹得她怒气冲冲，对迪克先生宣称，她决心诉诸本国法律，恳求严惩多佛儿养驴人非法侵入他人领地的行为。她一直说到吃茶点的时候。
这样做交易，真叫人不痛快；因为为了我的原因，让他去打劫他一家人。但是我当时的处境特别窘迫，于是说，如果他愿意的话，我只要九便士就卖给他。多洛比先生付给我九便士。我对他道一声晚安，走出铺子，手里多了九便士，身上少了一件背心。不过我把夹克衫的扣子扣上，也就不大显了。
吃罢茶点，我们坐在窗前——一看姨婆脸上那副表情，我想像的到，她是严阵以待再次入侵——一直坐到黄昏时分，珍妮特端来蜡烛和双陆棋棋盘，放到桌上，拉下百叶窗。
多洛比先生把背心交还给我。“假如我出九个便士买下这件背心，”他说道，“那就等于我打劫了我一家人。”
“喏，迪克先生，”我姨婆说道：“我要问你另一个问题。看看这个孩子。”
“十八个便士吗？”我试探着说。
“大卫的儿子？”迪克先生说。
“我不能又当卖主，又当买主呀，”多洛比先生说。“这样一件小小的背心！你说个价儿好啦。”
“是，”我姨婆说，“你说现在拿他怎么办？”
“哦，你是很内行的，先生。”我谦虚地回答。
“拿大卫的儿子怎么办？”迪克先生说。
多洛比先生——接过那件背心，在那儿看了一会儿，然后提起背心，又看了一会儿，最后说：“这件小背心，你想卖多少钱？”
“是，”姨婆回答，“是拿大卫的儿子怎么办？”
我和米考伯夫妇住在一块儿的经验告诉我，这儿可能有办法让我吃点食物。我走进一条僻静的小巷，脱下我的背心，折叠起来，夹在腋下，又回到铺子门前。“你要是能给个好价儿，先生，”我说道，“我就把背心卖给你。”
“哦！”迪克先生说。“有啦。——我要叫他去睡觉。”
我现在只剩下三枚半便士（我真奇怪，星期六晚上我口袋里竟然还有那么多余钱！），而这些钱让我费了好多心思。
“珍妮特！”我姨婆喊道。“迪克先生给我们指了一条路。要是床铺好了，就让他上床。”
那时天已黑了；我坐在那儿休息时，听见钟正敲十点。幸好那是夏天的晚上，天气也很好。等我缓过气来，继续往前走。
珍妮特回话，床铺好了，于是我就被带去睡觉；她们带领我走的时候，态度也和蔼；颇有点押解囚犯的样子；我的姨婆开路在前，珍妮特督师在后。有一件事，给了我新的希望：姨婆在楼梯上停住脚步，询问满屋子的火燎味儿是怎么回事；珍妮特回答，她把我的旧衬衫当作引火柴，填进炉子里烧了。这样一来，除了我身上穿的那一堆怪东西，没有别的衣服了；她们离开时，给我留下一支小蜡烛，姨婆警告，说那支蜡烛只能点五分钟；她们走出门，我听见她们从外面上了锁。我把这些事在脑子里反复想，我想，也许姨婆对我还不了解，怕我逃跑成习，所以采取措施，确保我安全无虞。
我不再追那个赶驴车的年轻人，开始朝格林威治走去；现在想来，那时说不清我还产生过要一路跑到多佛尔的荒唐想法呢。假如我的确有过这样的想法，没多久我那乱七八糟的思路就在这一点上理出了头绪；我在肯特路上一排房子前面停了下来。我找了一家门前的台阶，坐下来，因为刚才跑我现在疲惫不堪，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那个房间，高居房子的顶层，下临大海，令人心旷神怡。我记得，祈祷完毕，蜡烛燃尽，我仍然坐在那里，注视着海上的月光，好像那是一部发亮的书，能从那上面看到我的命运；或者能看到我的母亲，我记得，我把目光移开，看见那床铺——想到躺在这样的床铺上，蜷缩在雪白的被单之中的舒适——我那庄严的神思，一下变为感激之情，安乐之感！我记得，我曾在夜幕下睡过的所有荒凉的地方，我祈祷，但愿永不再无家可归，永不忘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我记得，后来我进入了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