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去伦敦附近”，因为我只知道这一点。
我见他那样平易近人，就趁这个机会向他要信纸和笔墨，给佩戈蒂写信。他马上就把我要的东西拿来，在我写的时候，他还站在我身后，看着我写。写完信，他便问我去哪里上学。
“哎呀！”他伤心地说，“我真为这事儿难过。”
当然是那个堂倌吃的多。我怎能比得过他的汤勺，布丁吃完，他笑了起来。
“为什么？”我问道。
“哟，还真是蛋奶布丁，”他说着便拿起一把汤勺。“我就是爱吃蛋奶布丁！我的运气真好。来，小家伙，咱们比赛，看谁吃的多。”
“哦！天哪！那就是他们弄断一个小孩子的肋骨的学校呵。你多大了？”
“是蛋奶布丁。”
我说我八岁多点，九岁不到。
“布丁！”他大喊道。“哦，天哪！还真是布丁哪！”他又凑近点儿看了看。“你不是说那是蛋奶布丁吧？”
“对，就是你这么大，”他说。
“这是布丁。”我回答。
打断了我们的话题。
“馅儿饼味道好吗？”他说。
院子里响起了驿车的号角声，“请问我该给堂倌多少钱才对呢？”我红着脸说。
于是他拿起一块排骨抓起一只土豆，大吃起来，等这份又吃完了，他给我端来一份布丁。有好一会儿他好像有什么心事，心神不定。
最后我给他几个便士就上车走了。
“哎呀，太好啦！”他喊道，“我还以为那不是排骨呢。要想解这股酒劲儿，用排骨就可以了！我真幸运！”
我发现大家都认为那份饭菜是我独自个吃了，这可真叫我不好意思。我之所以能发现这一点，是因为我听见那个女人对管车的人说，“乔治，对那个孩子多操点心哪，恐怕他会涨破肚皮呢！”同时，又看见女仆们都围过来，一边看我，一边笑，说我是个小怪物。我那位不幸的堂倌朋友，恢复了常态，精神勃勃，看到这种情况，跟人们一齐起哄。
“是排骨。”我说。
我们下午三点从雅茅斯出发，预计第二天上午八点左右到达伦敦。车从一个村庄穿行而过时，我便想像农舍里是什么样子，人们都在做什么；男孩子们跟在车后奔跑，攀到车上，抓着车悠荡一会儿，这时我猜测，他们难道也没有父亲，难道在家里也不快活？我想了很多，然后就是想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
“这儿是什么呀？”他把叉子伸进我的盘子里，问道。“是排骨吗？”
太阳终于出来了，我的旅伴们睡得舒服了一点。他们这一夜，鼾声如雷，嗝声不断，睡眠之困苦简直难以想像。太阳升高了，他们一个一个地醒来。但人人都说自己没有睡过，谁如果说他睡了，他便特别生气。这种情况，我听了，感到疑惑，就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不明白。我不明白，在人类所有的弱点中，为什么我们最不甘心承认的弱点，竟是在车里睡觉这件事呢。
我回答说，只要你喝下去没事，你帮我喝了，我很感激你。于是他就喝了下去没一点事，比刚才还精神呢。
远远望去，伦敦真是个令人惊奇的地方，我相信，我所喜爱的那些英雄们的惊心动魄的悲喜剧都在那儿扮演着；在我的想像中，那儿比世界其他城市有更多的奇观、更多的罪恶。我们慢慢接近伦敦，并按照原计划我们要去的白圣堂区一家客店。那家客店究竟是叫蓝牛，还是叫蓝猪，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是叫蓝什么来着，我们驿车后背上就画着它的招牌哪。
“喏，你要知道，我们这儿的人要了东西不可以剩下。不过，我可以替你喝。我喝惯啦，要是一口喝下去，我想不会出事的。要我替你喝呀？”
下车的时候，管车的看了我一眼，然后喊道：“这儿有人等着接一个从萨福克郡的布兰德斯通来的后生吗？后生登记的名字是摩德斯通。”
我听了这件事，吓了一跳，就说，我还是喝点儿水吧。
没人回答。
“他来这儿了，”堂倌望着酒杯说，“要了一杯这样的麦酒——我劝他别要，他非要不可——喝后，躺到地上死啦。这种陈年老酒他压根就不该要。”
“请你再用考波菲尔这个名字问一问看，先生。”我在车上不知道怎么办，就说。
“不认识，”我怯生生地说，“我可没那么荣幸——”
“有人来接一个从萨福克郡布兰德斯通来的后生呀？他登记的名字是摩德斯通，也叫考波菲尔，有人来接吗？”管车的说。“我说，有没有？”
“昨天来了一位先生，”他说道，“一位绅士，名叫托普索亚——你认识他吗？”
没有人来接。我着急地望着四周。
“是不少。”我微笑着回答。见他那么高兴，我也觉得很开心。
梯子拿来了，我跟那个女人下了车：我等到她把篮子拿开，才敢动的。这时车上的乘客都已走光，行李也很快搬走，这时候仍没有人来认领我。
“哎呀，”他说，“看来东西不少，是吗？”
我比鲁滨逊·克鲁索还要孤单，我怀着这种心情走进账房，值班账房先生招呼了我一下，我就到柜台里面，坐在他们给行李过磅的磅秤上。我坐在那里想。如果没有人来领我，店里的人能让我在那里坐多久？他们不会叫我那七个先令都花光了的？正当我着急的时候，一个人走进来，跟账房先生说了几句，账房先生马上把我从磅秤上拽下来，推到那人身边。
我谢过他，说，“想喝。”他马上给我倒一杯酒。
我和那个新相识走出账房，我边走，边偷看他。那人很年轻，很瘦，脸色苍白，下巴颏同摩德斯通先生的一样黑。他身穿一套黑衣服，那身衣服也是暗淡无光，袖子和裤腿都很短；他还系着一条白色领巾，但并不干净。
“还给你预备下半品脱麦酒哪。你想喝吗？”
“你就是那个新来的学生吧？”他说道。
我道了谢，坐到桌旁；但是他就站在桌对面，眼睛紧盯着我，每次我看到他的目光，脸就变得通红，特别不自在。他看我吃到第二块排骨时，说道：
“是的，先生。”我说。
他给我端来排骨和素菜，揭盘盖儿时那副慌张的样子，让我很不好意思。一会儿，他在桌旁摆了一把椅子，并客客气气地说，“来呀，坐下吧！”这下我才放心。
“我是塞勒姆学堂的教师。”他说道。
咖啡室是个很大的房间，房里挂着大地图。见堂倌为我铺了桌布，又在上面放了盐醋瓶子，让我很不好意思。
我不由得站起来鞠了个躬。我不能向一位教师提那些平凡的事，我委婉地向他说明，这只箱子或许今后还用的着；我们又返回去，他告诉账房，下午他来取。
我把其中原因对她说明以后，她马上拉铃，并喊道：“威廉！带这位少爷去咖啡室。”只见从院子里跑出一个堂倌来，他把我带到了咖啡厅。
“对不起，先生，”我说道，“那地方远吗？”
“你是摩德斯通少爷，”那妇人说道，“刚才你为什么说姓考波菲尔呢？”
“离布莱克黑斯不远。”他说道。
“是摩德斯通吧，太太。”我说。
“那地方远吗，先生？”我害怕地说。
“那不行，”妇人回答道。“这儿没有给姓考波菲尔的预付饭钱的。”
“不近，”他说，“得走六英里哪。咱们坐驿车去。”
“考波菲尔，太太。”我说。
我已疲惫不堪，没有力气，让我支撑着走六英里路，实在太难了。我对他说，我一整夜没吃东西了，如果他能让我买点吃的，我会非常感激。他听了很惊奇——这时他停住脚步，看了我一眼——想了一会儿，说他要去看望住在附近的一位老人，我可以买上点面包带到那位老太太家里吃。在那里我们还能喝点牛奶。
“姓什么？”那妇人问道。
就这样我们找到一家面包店，隔着橱窗向里张望，我要买这，要买那，他说吃了上火都不让买；最后我们买了一块小巧精致的黑面包，花了三便士。然后，又在一家食品杂货店买了鸡蛋和咸猪肉。这样，我那第二个先令找回来的零头，还剩下很多，因此我认为，伦敦买东西很便宜。我们把吃的东西带好以后，继续往前走。我们过了一座桥，到伦敦桥（一点不错，我记得他告诉过我，说那就是伦敦桥，不过我当时半睡半醒，没有留意），一直走到一个穷苦人家的房前。从房子外表和大门上方一块刻石的铭文来看，我肯定那是一所贫民救济院，因为石上刻着：此房为二十五位贫寒之家妇女兴建。
“是啊，太太。”我说道。
我们走进这些年老而贫穷的妇女之一的家，只见这家的老妇人正在吹火，要把一口小汤锅烧开。她看见我们就站起来行了个礼。
驿车停在院子里，就在这时，一个妇人从一扇窗户里探出头来，说道：“那位年轻的先生是从布兰德斯通来的吗？”
“请给这位少爷热下早餐，可以吗？”塞勒姆学堂那位教师说。
巴吉斯见我承诺了他委托的事，就又不说话了。我经过几天来发生的事情，觉得很累，就躺到车上一个麻袋包上睡着了。一觉醒来，车到了雅茅斯。
那个老太婆说。“当然可以。”
他摇头，不同意我的建议，我答应替他转达。当天我在客店里等候驿车的时，给佩戈蒂写了一封简短的信，上写道：“亲爱的佩戈蒂。我平安到了这儿。巴吉斯愿意。问我妈好。又写了一遍：他说他特别想让你知道——巴吉斯愿意。”
“菲毕特森太太今儿怎么样？”教师问，只见那个老太婆身上穿了那么多，我真庆幸当时没把他当一堆衣服坐上去。
“巴吉斯先生，可是，明天你就又回到布伦德斯通啦，”我说，那时候我离家就很远了。“你当面对她说，我想会更好。”
“她今天生病了，”头一个老太婆说。“她的病又重了。万一炉子里的火熄灭了，我相信她会被冻死的。”
“是，就写巴吉斯愿意。”
我们都给老太婆那儿看。那天很暖和，但她好像只想烤火。在我看来，她连火上的汤锅都有些妒忌；她眼看着那炉火为我服务，给我煮鸡蛋，烤咸肉，她心里不平衡；因为，在这种烹饪没人看着的时，有一次，我那双眼看见她对着我晃了晃拳头。我的早饭做完了，她见火空出来，非常高兴地大笑一声——我得说，她笑得特别难听。
“写上‘巴吉斯愿意’，”我重复一遍。“就写这一句话吗？”
我坐下来享用我的早餐呀，头一个老太婆对那个教师说：“你的笛子带来了吗？”
“啊！”他说，“你要是给她写信，你就写上这么一句：‘巴吉斯愿意’，行吗？”
“带来啦。”他说。
“是啊。”我回答。
“你吹一次吧，让我听听。”那个老太婆说。
“喔，你听我说，”巴吉斯先生说道。“你要给她写信，是吗？”
教师听了这话，掏出笛子，开始吹起来。经过多年思考，我认为，世界上没有比他吹得更糟糕的人了。一会儿笛声听不见了，耳边却响起车轮声，我又踏上旅途。驿车猛然颠簸了一下，笛声又回到我耳朵里，塞勒姆学堂的教师坐在那里，吹着笛子，而那个老太婆则笑眯眯地在一旁听。但接着一切都消失了，一切都没有了，只剩下沉沉的酣睡。
我回答说是。
我好像在做梦。
“你说，你家的苹果馅儿点心，”巴吉斯先生想了一会才说，“都是她做的，饭菜也都是她做的。是吗？”
我这一个盹儿打了很长时间，这时塞勒姆学堂那位教师已把笛子收好，叫醒我带我出去。我们发现驿车在身边，便爬上车顶；但是我还是特别困，当我们中途停车时候，他们把我叫到车厢里；那儿没有乘客，我便大睡起来。当我醒来的时候，发现驿车正在山坡上爬行。不一会儿，我们到达了目的地。
“是吗？”巴吉斯先生说。
走了几步，我们——教师和我——就到了塞勒姆学堂跟前。
“没有。她没有情人。”
“这就是那个新生。”教师说。
“是啊！”他说，“我是说她。”
安着假腿的那个人看了看我——锁住我们身后的门。我们正往那座房子走去，他突然喊起我的带路人来。
“佩戈蒂没有相好？”
“喂！”
“情人，”巴吉斯先生说，“情人就叫甜心儿。她没有相好吧？”
我们回头看去，看见他站立在小屋门口，提着一双靴子。
“你是说甜点心吗，巴吉斯先生？”我认为他又想吃点别的点心，问他要哪一种。
“喂！梅尔先生，修鞋匠来过了，”他说，“这双靴子没法修补了。”
又过了一会儿，他说：“她没有甜心儿吧，我想？”
说着，他把靴子朝梅尔先生扔过来，梅尔拾起来靴子，我们继续往前走着，他看着那双靴子（恐怕他这时很伤心）。这会儿我才注意到，他脚上穿的那双鞋破得更厉害，袜子也不能穿了。
“是吗？”
塞勒姆学堂是一座砖结构建筑物，房子周围一片寂静，于是我对梅尔先生说，我想学生们大概都出去了；梅尔先生告诉我这是假期。
“我们的点心，我们的饭，都是她做的。”
他把我带进了教室，我愣愣地看着它，这么冷清荒漠的地方我还没见过。到现在，那间凄凉的教室仍历历在目。
“是啊！”
梅尔先生丢下我，提着他那双没法修补的靴子上楼去了，我小心地走到屋子另一端，一路上看着这一切。我忽然看见课桌上平放着一块硬纸板，上面写着：“当心。他咬人。”
“先生，你说的是佩戈蒂吗？”
我马上爬上课桌，以为桌子底下有一条大狗。但是我怎么也看不见它。这时候，梅尔先生回来了，他问我在桌子上干什么。
“这点心是她做的吗？”巴吉斯先生说。
“对不起，先生，”我说道。“我在找那条狗呢。”
“我把你送到驿车，驿车把你送到你去的地方。”车把式告诉我他叫巴吉斯。
“狗？”他说道。“什么狗？”
“可能是这样，”车把式说。
“那不是一条狗吗，先生？”
“那你到雅茅斯就不走了，是吗？”我问。
“什么一条狗？”
“哟，你看这匹马，”车把式将缰绳一抖，引起我对那匹马注意，“走不了一半路，就累趴下了。”
“要当心的那个东西呀，先生，那个会咬人的？”
“离伦敦不远。”我说。
“不，考波菲尔，”他严厉地说，“那不是狗。那是一个学生。人家给我的指示，要我把那个牌子挂在你的脊背上。一开始就对你这样，我很难过，可我必须这样做。”
“你要到哪儿？”车把式问。
他说着，把我扶下了课桌，后来我无论走到哪里，背上背着牌子，心里才踏实。
我现在有空看那个小钱包了。那是只硬皮子做的钱包，带有暗扣儿，里面装着三个发亮的先令，那一看就是是为了让我更喜欢，佩戈蒂用白粉子擦亮的。可是，那里面最宝贵的，是一块纸包着的两枚半克朗，纸上有我母亲写的几个字：“给我儿大卫。附致我的爱心。”我一看这个，又哭了起来。
任何人都难以想像我为了那块牌子受的那份罪。总之，凡在这个学堂的人，都看见了这个牌子，都知道得当心我，因为我咬人。我记得，当时连我自己都怕起自己来了，认为我确实是个咬人的小狗。
这时，我已经哭得没有泪了，我想，再哭也没用了。
这个运动场里有一扇旧门，学生们都喜欢把名字刻在这扇门上。门上斑斑驳驳，布满这种题铭。我很担心假期结束后学生们都回到学堂里来。看到这个名字，他们会是什么态度呢？
车把式看着我，好像在问我，佩戈蒂还要回来吗？我说，“我想她不会回来了。”“走吧。”车把式对那匹懒洋洋的马说。
生活单调无味，时刻担心新学期开始，这种苦恼简直难以忍受！每天梅尔先生叫我做很多的功课；因为没有摩德斯通先生和摩德斯通小姐在，这些功课我都做出来了，而且还做得不错。在做功课之前和做完功课之后，我都到运动场上散步——是在安假腿的那家伙的监视之下。那座房子特别潮湿——当我回想往事的时候，这一切又呈现在眼前。一点钟，我和梅尔先生在那间饭厅的一端进餐，饭厅里摆满松木桌子，散发着油腻的气味。然后，我们接着做功课，到吃茶点时。我当时发现每天从早晨直到晚上七八点钟，梅尔先生都在教室里他自己那张桌子上，把整个半年的账目一笔一笔结算出来。晚上工作完后，他就拿出笛子吹起来。
我正向车外看，佩戈蒂从树丛里出来了，爬上了车。她给了我一些点心和一个钱包抱了一下我就走了。
现在我眼前出现了很多画面。而我心里最怕的，是那个安假腿的人把门上那锁打开，让可怕的克里克尔先生进来。在上述情况下，我认为我就是个危险的人物，但在这些情况下，我都得背着向人示警的那块牌子。
我们走了半英里路，我一直哭着，这时车停住了。
梅尔先生不和我多说话，但他也不虐待我。我想，我们已经结成无言之交了。有件事我忘记提啦：他有时莫名其妙，特别古怪，但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