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他那悲痛欲绝的样子，我目瞪口呆。我不知道我当时怎么想，也不知道怕什么。我怔怔地望着他。
“大卫少爷——”哦，他哭了，哭得昏天黑地，为那颗破碎的心！
“哈姆，可怜的好人！看在老天爷的份上，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
“哈姆，这是怎么回事？”
“大卫少爷呀，我那亲爱的人——我心中的骄傲和希望——我为她舍命的那个人，我现在情愿为她把命舍了的那个人——她走啦！”
我们往外走去。在门口与他擦肩而过的时候，我看见他的脸惨白像死人脸一样的这叫我很吃惊，吓了一跳。他连忙把我推出门外，然后把我们身后的门关上。门外只有我们两个人。
“走啦？”
“大卫少爷，请你到门外来看看爱弥丽和我有什么东西给你看？”
“爱弥丽跑啦！哦，大卫少爷，想一想她是如何跑的，我祈祷仁慈的上帝，宁愿要了她的命，也不愿意让她毁了身子，毁了名誉！”
哈姆晃了一下脑袋，好像是说爱弥丽就在门外。佩戈蒂先生从窗台上拿起蜡烛，剪一剪烛花，放到桌子上，然后忙着捅火，这时候，一动未动的哈姆，忽然说道——
直到此刻，他那张仰视乱云翻滚的天空的脸，他那不住颤抖紧紧握在一起的双手，他那痛苦得抽搐的身躯，在我的记忆中，依然与那片荒漠的沙滩联系在一起。他是黑沉沉荒原上唯一的物体。
“爱弥丽呢？”佩戈蒂先生问道。
“你是有学问的人，”他匆忙地说道，“你分得清对与错，好与坏。我进了门该怎么说才好呢？我该怎样把这事儿向他诉说呢，大卫少爷？”
只是，进来的只有哈姆一个人。自从我进门以后，外面的雨下得更大了，因为他头上戴的一顶大油布帽子遮住了半边脸。
我看见门动了，便本能地伸手去抓外面的门闩，想争取一点时间。可惜太晚了。佩戈蒂先生把头伸出来；即使我活到五百岁，我也绝对不会忘记他看到我们俩时脸上的变化。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你瞧，”佩戈蒂先生又搓了几下大腿，满脸含笑说，“我能有这副样子，那是因为，她还没有我膝盖高的那会儿，我就老跟她在一块儿玩儿啦，我们扮成土耳其人、法国人，扮成鲨鱼，扮成各种各样的外国人——哦，天哪，一点不错；还扮狮子、扮鲸鱼，扮各种各样叫不上名的玩意儿。你知道，我已经习惯了。嘿，再瞧一瞧这支蜡烛吧！”佩戈蒂先生说着，神采飞扬地向那支蜡烛伸出双手，“我心里明白，等她结了婚，出了门子，我就把蜡烛放到那儿，就像现在这样。我晚上呆在家（唉，不管我发了什么大财，不住在这个船屋里，又能到哪里去住呢？）但她不在我这里，或者我不在她那里时，我就把蜡烛放到窗台上，坐到火炉旁，装作等待她回来的样子，就像现在这样。这就是你们说的那个小娃娃，”佩戈蒂先生说着，又大笑了一阵，“活像只海刺猬！嘿，在那时候，我一看见蜡烛冒火花，就自言自语地说，‘她在看它了！爱弥丽来啦！’这就是你们说的那个小娃娃，活像只刺猬！说曹操曹操到，”佩戈蒂先生忽然停止了笑声，两只巴掌一拍，说道，“她果然来了！”
我记得，当时屋里一片悲泣哀号声，女人们都围在他身边，大家都在屋里站着；我手里拿着一片纸哈姆给的，佩戈蒂先生，头发乱蓬蓬，脸色和嘴唇煞白，背心扯烂了，鲜血点点滴滴从胸膛上滴下来（我想，血是从他嘴里冒出来的），目不转睛盯着我看。
“是不像，”佩戈蒂先生大笑，“那就不要看嘛，只去——只去想好啦。我可不在乎这个！喏，听我说呀。我上咱们爱弥丽那座精致的小房子去来着；我在那里转了又转，我要是认为那些小玩意儿就是她本人，我就——我就是那个！我把那些玩意儿来回拿放，手轻轻地抚摸，就好像那是咱们的小爱弥丽。我动她的帽子什么的时候，也是那样轻手轻脚。要是有人碰那些东西，成心粗手笨脚的，我可不许——无论如何我也不许。这就是你叫作小娃娃的家伙，看样子活像个老大的海刺猬！”佩戈蒂先生说完，哈哈大笑，发泄他那种真挚诚恳的感情。
“念吧，先生，”他用低沉的、颤抖的声音说。“慢慢念。不知道我能不能听明白。”
“很不像。”佩戈蒂回答。
在死一般的沉寂中，我看着那封泪痕斑斑的信，开始念道——
“喔，”佩戈蒂先生两条腿叉开站在那儿，满足地两手上下搓揉着腿，一面看看我们，一面看看火炉，说道，“我很难说我就不是个娃娃。可是，看起来又不太像。”
“当你，在我天真的时候就爱我超过我应得到的程度的人儿，看到这封信的时，我已经去远了。”
佩戈蒂说道，“你真是个小娃娃！”
“我已经去远了，”他慢慢地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停下！爱弥丽去远了。啊！”
“你瞧！”佩戈蒂先生高高兴兴地说。“你瞧哇，格米治太太！”格米治太太微微哼了一声。“又按照习惯，点起来了！这是为了小爱弥丽。你瞧，那条小路天黑以后不好走；只要这个时候我在家里，我就把蜡烛放在窗口上。你瞧，”佩戈蒂先生弯腰俯身向我，高兴地说，“就可以达到两个目的。爱弥丽就要说啦，‘总算到家啦！’她还要说，‘我舅舅在家里呢！因为我要是不在家，蜡烛绝不会点亮。’”
“早晨——我就要离开我那可爱的家——离开我那可爱的家的时候——唉，我那可爱的家啊！——”
佩戈蒂先生好像很吃惊，没想到他说的话竟然被人这样曲解了。他想要反驳，但佩戈蒂拉了一下他的袖子，并对他摇头，他才作罢。他伤心地朝格米治太太望了片刻，又瞅了一眼那架老荷兰钟，站起身，剪掉烛花，把蜡烛放在窗台上。
信上的日期写的是头一天晚上。
“我就知道从前没人肯留我！”格米治太太呜呜咽咽起来，“现在有人给我讲实话了！我孤苦伶仃，老找别扭，怎么指望别人需要我哪！”
“——我是永远不会回来了，除非他把我以阔太太的身份带回来。过好几个钟头以后，到了晚上，你才能看到这封信，但是看不到我了。噢，但愿你知道我此时怎样地撕心裂肺！但愿我曾那样委屈过的你、永远不会饶恕我的你，能知道我此时是如何难过！我太坏了，信上不必提我自己。哦，你就想着我实在太坏，借此安慰你自己吧。哦，发发慈悲，告诉舅舅，就说我过去疼爱他，还不及现在疼爱他的一半。哦，把过去你们怎样对我亲、对我好、都统统忘掉吧——把我们打算结婚的事也忘掉吧——就当我小时候就死了，埋在什么地方了。我祈求我弃之而去的上苍，对我舅舅发发慈悲吧！告诉他，我过去对他的疼爱，不及我现在对他疼爱的一半。安慰他吧。爱一个能像我以前那样对舅舅好的女孩，一个忠实于你、配得上你、一个知羞知臊跟我不一样的好女孩吧。上帝保佑所有的人！我会常常跪下来为所有的人祈祷的。要是他不能把我以阔太太的身份带回来，我无法为自己祈祷了，那我也要为大家祈祷的。我把我临别的爱献给舅舅。我把我最后的眼泪和最后的感激献给舅舅！”
“呃，要是没有你，我有了钱如何花呢？”佩戈蒂先生带着埋怨的神气说道。“你这是说哪里话来？我如今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你和我在一起吗？”
信上就只有这几句话。
“对，对，丹尔！”格米治太太说。“我不配跟有人留钱给他们的人住在一起。任何事儿都跟我别扭。我还是离开这儿清静。”
我念完信许久，他仍然站在那儿怔怔地望着我。我终于鼓起最大勇气，抓起他的手，恳求他尽量克制自己。他回答说，“我谢谢你，先生，我谢谢你。”但是依旧木然不动。
“不对，不对。”佩戈蒂先生安慰她说。
哈姆对他说了一句话。佩戈蒂先生对于哈姆的痛苦是深切地感到的，所以便使劲儿握着哈姆的手；只是，除此之外，他依旧和刚才一样，没有人敢打扰他。
“我能有什么称心的事儿呀，丹尔！”格米治太太回答说。“我这个人，除了孤苦伶仃，就没有一件事是顺心的！”
渐渐地，他的眼睛终于从我的脸上移开，环视一周整个屋子，仿佛他从迷离的幻觉中醒过来了。然后，用低沉的声音说道——
佩戈蒂先生说。“打起精神来，我的老嫂子！”（但是他却背对着格米治太太，冲着我们直摇头，显然他发觉近来发生的事惹得她想起死去的丈夫来了。）“不要垂头丧气的！为了你自己，打起点精神来，看看是否有些称心的事儿自自然然就来了呀！”
“那个男人是谁？”
格米治太太呻吟了一声。
哈姆瞥了我一眼，我不由得倒退了一步，突然觉得好像当头挨了一棒。
“哈！哈！”佩戈蒂先生一面大笑着坐在我身边，一面搓着手，这不仅表示了他已经摆脱了近来的烦恼事，松了一口气，也表示出他那纯朴善良的天性；“天下再没有哪个女人比她更心安理得了！这话我跟她说过了。她已经为死去的人尽到了责任，这是死去的人也知道的；死去的人对她做了他该做的，她也对死去的人做了她该做的问心无愧！”
“哪个人可疑？”佩戈蒂先生说，“他是谁？”
“谢谢你，佩戈蒂先生，我心里明白。呃，佩戈蒂！”我说着，过去吻了她一下。“你老人家这时觉得怎样了？”
“大卫少爷，”哈姆请求道。“请你出去一会儿，让我把必须说的话对他说了。少爷，这话不好让你听见。”
“是不太湿！”佩戈蒂先生摸了摸我的肩膀说。“跟锯末一样的干！请坐吧，先生。我是诚心实意欢迎你哪。”
我又觉得当头挨了一棒。我颓废地坐到一把椅子上，什么话也没说，我的眼睛模糊了。
“谢谢你，佩戈蒂先生，”说着，把外套脱下来递给他，让他挂起来。“还不算太湿。”
“我要知道那个人是谁。”我只听见这句话又重复了一遍。
“这伙人里，你是第一个来的，大卫少爷！”佩戈蒂先生笑容满面地对我说。“如果你的外套淋湿啦，就快脱下来吧！”
“前些天，”哈姆吞吞吐吐地说，“有一个仆人，不时地来这一带转悠。另外还有一个绅士，他是那个仆人的主人。”
船屋里看着真舒服。佩戈蒂先生已经过足了晚上的烟瘾，正忙活着准备晚餐。炉火烧旺了，炉灰拨过了，小爱弥丽常坐的那只小矮柜业已在老地方安置好了。佩戈蒂坐到她的老地方，看起来好像她从未动过窝似的，除了衣服变了样。她又拿起盖儿上画着圣保罗教堂的针线荷包、那个装在像小房子似的盒子里的码尺和那一小块蜡头儿；所有这些东西好像都从未受过干扰。格米治太太躲在她老呆的那个角落里，看上去有些烦躁；唯有如此，也就自然了。
佩戈蒂先生仍和刚才脚下扎了根似的动不了，但这时眼睛望着哈姆。
片刻就望见了佩戈蒂先生的家，望见窗户上闪烁的灯光。在沙滩走起来很费力，不过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一会儿，就来到门前，我便径直走了进去。
“昨天晚上，”哈姆再说，“有人看见那个仆人跟——跟咱们可怜的女孩——在一起。这一两个星期，他一直藏在这一带。人们以为他走了。大卫少爷，不要待在这儿！”
我和他们在教堂墓地的小栅栏门那儿分了手；那个小栅栏门，就是我前面提过的很久以前斯特拉普背着罗德里克·兰登的背囊歇脚的地方。我没有直接往回走，而是沿着通向洛斯托夫特的大道走了一小段路。然后我才转身，朝雅茅斯走去。我在距以前提到的那个渡口处一家颇为排场的啤酒馆吃了一顿饭；这样白天就过去了，待我走回雅茅斯，天色已晚。这时下起了大雨，那是个恶劣的风雨之夜：但是一弯月亮从乌云背后露出了脸，因此天并不十分昏暗。
我觉佩戈蒂的胳膊搂住了我的脖子，那时候即使房子倒塌，压在我身上，我也动不了。
我的老保姆要在次日同我去伦敦，办理遗嘱。那天小爱弥丽要在奥默先生的铺子里呆一天。大家说好当天晚上在那个老船屋里团聚。哈姆仍向往常时间把小爱弥丽接回来。我就可以从容不迫地走回去。佩戈蒂兄妹两个就照他们来时的样子回去，天黑之后在火炉旁等待我们归来。
“今天早上，天还没有亮，就有一辆奇怪的马车停在镇外去诺里奇的路上，”哈姆继续说。“那个仆人到马车旁，又走回去，然后又过去。在他又走到马车旁时，爱弥丽和他在一起。车里还有那个男人。”
那件事不会因为我写它而变得更坏，也不会因为我那不情愿的手辍笔停写而变好。事情已经发生了。没有办法消除它，也没有办法改变它原来的面目。
“唉呀！”佩戈蒂先生说着，身子向后倒去，两手伸向前，好像要把他害怕的东西推出去。“不必说，那个人是斯蒂尔福思！”
行笔至此，我不由得悚然心悸。好像看见乌云滚滚，正逼近远处那个小小的镇子——那时候我正孤单地在路上走着，要返回那个镇。现在我真害怕靠近它。一想起那个难忘的夜晚所发生的事，我就难以自持；如果继续写下去，旧景必定会重现眼前，我就更难忍受了。
“大卫少爷，”哈姆断断续续的声音叫喊道，“这不是你的错儿——我绝不是在埋怨你——可是，他的确就是斯蒂尔福思，就是那个该死的坏蛋！”
出殡那天，我并没有郑重其事地参加葬礼，假如我可以冒昧地说的话。我没有穿黑长袍，也没带飘带，像吓唬鸟儿似的；那天清早我就徒步走到布兰德斯通，当佩戈蒂和她哥哥执拂的灵车来到墓地上时，我已经在那儿了。那个疯疯癫癫的老绅士，朝我小时候住过的那间卧室窗口，老远瞧着我们；齐利普先生的小娃娃，在奶妈肩头冲着牧师摇晃他的大脑袋，转动那对金鱼眼。奥默先生气喘吁吁，站在后面；除此之外，就没有别人了。事情办得非常安静。等一切结束，我们在教堂墓地呆了一个钟头，还从我母亲坟前的树上采摘了几片嫩叶。
佩戈蒂先生没有喊叫，没有流泪，没有挪动一下，他好像又突然醒了过来，从墙角的钉子上取下他那件粗布大衣。
我既要做这种深奥的工作，并绘佩戈蒂算一笔归她名下的遗产清账，将一切善后事宜安排妥当，又要给她作仲裁人，为她出谋划策（这是我们都高兴的事），所以，巴吉斯出殡前的那一星期，就在忙忙碌碌中过去了。这段时间，我几乎没见过小爱弥丽，但我听说两星期后她就要不声不响地结婚了。
“搭一把手！我穿不上了，没有气力了，”他匆忙说。“搭一把手，帮我。唉！”有人搭手帮他穿上大衣，他说，“再把那顶帽子递给我！”
我认为自己在尽可能郑重地大声朗读那份遗嘱，不厌其烦地重复向有关人等阐释其中条目内容时，俨然是一个诉讼代理人了。我开始觉得从博士公堂学到的那些东西，用处大多了。我精心研读了那份遗嘱，公布它的每一条每一款都符合遗嘱行文规范，并在空白处用铅笔作了标记；我居然懂得那么多，连我自己都惊诧莫名。
哈姆问，他要上哪儿。
我发现，这几年他聚敛财宝的功夫没有白下。他的财产折合成现金，达到三千镑之多。他将其中一千镑存款的利息馈赠给佩戈蒂先生作养老之用；他死后，本金由佩戈蒂、小爱弥丽和我仨人，或我们中间的后死者平分。他的剩余遗产全部归佩戈蒂接受；他认定佩戈蒂是他其余遗产继承人和最后一份遗嘱的唯一执行人。
“我要去找我的外甥女爱弥丽。我要把那条船砸沉了。如果我早看出他是个什么东西来，我非在砸沉船的地方把他淹死不可，否则，这么些年就白活了。”他发疯似的伸出攥紧的右手说，“要是他坐在我面前，我不把他淹死，那就把我砸死好了。要把他淹死，没错儿！”
年复一年，巴吉斯先生带着这只箱子，每天在旅途上奔波。为了更好地掩人耳目，他编造了一套瞎话，说这只箱子是属于“布莱克波厄先生的，暂交巴吉斯保管，以待索取”；他一字一句把这瞎话写在箱子盖儿上，天长日久，字迹已模糊不可辨认了。
“上哪里去？”哈姆大吼一声，挡在门口。
建议在箱子里找遗嘱，是我的功劳。经过一番搜查，果然在箱子底一只牲口草料袋下面找到了；草料袋里，除了干草，还藏着一只带表链和表坠儿的金壳怀表；这只表，巴吉斯先生在婚礼那天戴过一次，在那以前和以后，从没有人见过；还有一个像人腿的银制烟斗塞；一只柠檬形状的盒子，里面装满小杯子和小碟子，我猜想，那是我小时候巴吉斯先生买来打算送给我的，后来他自己喜欢上，就不舍得拿出来；还有八十七个半几尼，都是一几尼一枚，或者半几尼一枚的；还有二百一十镑崭新的钞票；另外，还有几张英国银行股票收据、一个假先令、一块樟脑和一个牡蛎壳。牡蛎壳里面已摩擦过多次，发出七色光彩，由此判断，巴吉斯先生对珍珠只有一种笼统模糊的概念。
“上哪里都行！我要走遍全世界找我的外甥女。我要把可怜的受屈辱的外甥女找回来。谁也别拦我！我要去寻找我的外甥女！”
我因能终日陪伴佩戈蒂，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充其量，也区区无多）而感到满足，现在想来，仍为能替她尽心尽力，感到欣慰。然而，使我个人的和职业的兴趣得到最大满足的，还是管理巴吉斯的遗嘱和阐释遗嘱内容。
“不能去！”格米治太太一步跨到他们中间，大声哭喊着说道。“不能去，不能去呀，丹尔，像你现在这样子，你可不能去！过一会儿再去找她，那也不晚呀，我的可怜的丹尔！如今这个样子可不能去。你先坐下原谅我给你带来的苦恼，丹尔——比起这个来，我受的那些别扭事儿又算得了什么！——咱们谈一谈过去，想一想她和哈姆都是孤儿，我是个穷寡妇，是你把我们都收留下。谈一谈这些过去的事，丹尔，你的心就会软下来，”她说着，把头俯在佩戈蒂先生的肩膀上。“你的苦恼也就会减轻一些；因为，你是知道那句话的，丹尔，‘你们如此对待我最小兄弟中的一个，也如此对待我了。’这句话，在这个屋顶下，在这个我们栖身多年的屋顶下，绝对会应验的！”
应佩戈蒂的恳求，我决定暂时呆在我寄宿的地方，呆到那个可怜的马车夫的遗体跑完最后一趟去布兰德斯通的旅程再走。我作出这个决定，不费吹灰之力。很久以前，佩戈蒂就拿出自己的钱，买下了一小片茔地，作为她和那马车夫将来的长眠之所。
他这时变得很温顺；当听见他哭起来时，我那颗负担过重的心，找到了同样的解脱，于是我也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