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蕾塔会把听筒放回去，只说一句“好吧”。她要等他出了屋子再去打电话。他有块手帕，她总是洗干净，熨好再交给他。每次他一咳嗽，就把那块手帕拿来捂住嘴。每当此时，格蕾塔就会用眼角的余光看看他有没有咳出什么东西。有时候手帕上干干净净的，她会默默舒一口气。但有时候伴随着剧烈的咳嗽，会有黏黏的痰液和泥一样的白色物质跑到手帕上。接着，他开始咳血。格蕾塔不让亚纪子动手，她都是亲自给泰迪洗衣服，包括他的手帕，所以他咳血有多严重，她心里一清二楚。她每天晚上都得换床单被罩，还要把他的手帕，有时还有衬衫，浸在一缸漂白剂中。苦涩的氯味儿直冲她的鼻腔，熏得她眼睛刺痛。血迹不好洗，她会伸出指尖使劲搓洗，这让她想起在丹麦画画时挂在画架上随时取用的罩布。而现在在帕萨迪纳这个宅子里，她完全不再画画了。然而，只要格蕾塔一拿起电话，泰迪就会说：“我不要看医生。因为我没病。上帝作证。”
那个夏天，父亲不在，她打理着橘园的事务，脑子里总是想着这些。她敞着车篷开过泥地，查看着这一大片土地。她要监管那些干活的，大多数都是从特卡特和图森来的十几岁的小伙子，帮着干点农活。有棵树的果子还没成熟就掉下来了，格蕾塔在树下看到一窝虫子缓缓爬过一个土块。她不由自主地担心起泰迪日益严重的咳嗽。将近一年来，他总是不断从肺里咳出黏乎乎的痰。晚上，他的汗水会浸透床单和被子，那汗是冰凉的，格蕾塔一开始还以为他在床上打翻了一杯冰水。他第一次咳嗽的时候，那声音就像打破了玻璃，充满了不祥，她马上就建议去看医生。他咳嗽着，她拿起电话听筒，打给理查德森医生，一个敦实的北卡罗来纳男人。但泰迪会抗议：“我没事。我不会去看医生的。”
有几次她还是把理查德森医生叫到家里来了。泰迪会站在阳光房里跟他打招呼，头发垂下来遮住了眼睛。“你知道，做妻子的就是小题大做，”泰迪说，“总是杞人忧天。说真的，医生，我没病。”
但至少雨停了，绿意重回帕萨迪纳。种满黑麦草的草坪如同厚厚的毛毯，大片的金鱼草开着粉色与白色的小花，在风中轻轻摇曳着，冰岛虞美人身姿轻盈，好像飘浮在土地之上。橘林中，白色小花让人误以为又下了一场小雪。格蕾塔眼里的橘子树根好像一个个手肘，想要推开潮湿的土壤，它们的颜色也是那种暗沉的肤色，粗细和男人的手臂一样。雨水把土地变得松软，蚯蚓钻来钻去好不惬意。看着这些小虫子灰蓝色的表皮，格蕾塔想起自己的孩子卡莱尔出生时的情景。她永远也忘不了那虫子一般的脐带，螺旋形地紧紧缠绕着，也忘不了孩子眼睛上糊的那层浅蓝色的黏液，和包裹在他身上的母亲体液的幽光。那死去的孩子仿佛还被包裹在一层薄薄的保护层中，是她那特立独行的身体自行设计出来的。
“那你咳嗽是怎么回事？”格蕾塔打断他。
1918年三月，冬日的霏霏淫雨终于停了。帕萨迪纳一片葱茏，绿得如同华德家别墅三楼，亚纪子保存在自己房间里的那块玉佛。格蕾塔和泰迪把他们取名“卡莱尔”的死婴埋在贝克斯菲尔德的草莓田里，重新回到帕萨迪纳。夫妻俩悲伤难过，同时还有些恐惧。华德夫人完全看得出来，每每焦虑地把玩着手上的戒指。
“就是农民的常见病，没什么大不了的。要是你在田地里长大，也会咳嗽的。”他微笑，继而大笑，搞得理查德森和格蕾塔也笑起来，虽然格蕾塔完全没觉得他的言行有什么好笑。
不过，格蕾塔犹豫要不要带埃纳尔去德累斯顿，还有第三个原因。
“可能是没什么大事，”理查德森说，“但你不介意我检查一下吧？”
所以，这是格蕾塔还不能带埃纳尔去德累斯顿的第二个原因。她必须要找合适的一天，她有空，埃纳尔也高兴，因为莉莉才来过，而且过得很开心，一点也不痛苦：要么就是在安娜公寓后面的草坪上打羽毛球打赢了，或者在高蒙电影宫看了场电影；一定要等这样的一天，格蕾塔才能向埃纳尔解释他和莉莉接下来面临的选择。这可不容易。格蕾塔想象着卡莱尔费尽口舌地说服埃纳尔，说布森医生医术过人，额叶切除术非常可靠。而她个人觉得这手术听起来实在残酷，令人毛骨悚然。她绝不会让埃纳尔经历这样的“酷刑”。但卡莱尔说对了一点：埃纳尔必须自己作出决定。格蕾塔必须要让他像自己一样相信，波尔克能够解决他们的难题。这个难题既定义了他们的婚姻，也毁掉了他们的婚姻。其杀伤力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别的”男人都要强劲。波尔克已经回德累斯顿去了，所以她必须自己去说服埃纳尔：握住他的手，把头发压在耳后，向他解释，德累斯顿那里有希望，闪闪发光的希望。
“说实在的，我挺介意的。”阳光房的地板铺着瓷砖，是泰迪在工作室里做出来的，琥珀色的，中间用黑色水泥勾缝。冬天，瓷砖很冷，穿着袜子也没法站。
格蕾塔抿了一口咖啡。啊，清咖啡实在太苦了，她真不爱喝！她说：“这是埃纳尔的事，”顿了顿又说，“当然要他来决定。”
“那要是严重了，再给我电话吧。”理查德森医生合上包，准备离开。
“必须要让埃纳尔来决定，”卡莱尔说，“他是个成年人了。必须要让他决定。”她的弟弟总是比较理性的那个。有时候，格蕾塔觉得他太实际了。
而格蕾塔，怀着要做一个好妻子的坚定信念，不希望丈夫跑去跟哥们儿抱怨说她占有欲强、总是鬼鬼祟祟地控制丈夫。于是她把头发压在耳朵后面，说：“那好吧。要是你不让理查德森检查，那就最好照顾好自己。”
卡莱尔的脚放在天鹅绒脚凳上。格蕾塔挺喜欢他待在这儿的。莉莉早上起得晚，起来了也会出去一上午，买东西或者游泳，卡莱尔待在家里，总算让格蕾塔听到一点响动。她觉得，也许自己已经通过某种无声的方式向他求助。“我不会让他去布森那儿的，”她说，“说不定那个手术一做，他就变成个小孩了，说不定连个婴儿都不如。”
在格蕾塔看来，1918年的春天是她记忆中最绿意盎然的春天。原因是后来泰迪进了疗养院，而他病房的窗外能看到阿罗约塞科峡谷和圣盖博山脉。泰迪睡觉的时候，她就坐在床边的椅子上，出神地看着眼前这片绿色。疗养院棕褐色的外墙抹着灰泥，有一座钟楼，就悬在阿罗约峡谷某座悬崖的边上。建筑周围有条小路，两旁都是玫瑰丛。病房都是钻石形状的，窗户可以用手摇上去，南北都能看到风景。泰迪的病床是白铁的，每天早上会有个护士过来，把他扶到摇椅上，接着卷起蓝色条纹的床垫，露出下面的弹簧。床垫放在床脚，好像一块巨大的太妃糖。
“和你说的手术也差不多吧。”
之前的大半个冬天，泰迪都待在疗养院，但身体丝毫未见好转，反而每况愈下。他的双颊深深凹陷下去，眼睛上糊着坏牛奶一样的东西。格蕾塔每天上午都来，第一件事就是抬起裙角，帮他把眼睛擦干净。接着她会帮泰迪梳头，那头发已经很稀疏了，就那么褪色的几缕，勉强挂在头上。有的时候，他会发高烧，前额全是汗。但他虚弱得都没法抬起手来擦一擦。她不止一次地推门进来，发现他躺在摇椅上，坐在手摇窗前，沐浴在阳光中，全身烧得通红。护士帮他穿上了法兰绒浴袍，在腰间系了一个结。格蕾塔看着他扭曲的脸，知道他想使劲抬起胳膊，用法兰绒袖子擦擦前额。豆大的汗滴从下巴淌下来，他好像刚刚淋了场倾盆大雨。但已经三月了，冬日的寒雨早已无影无踪。整个帕萨迪纳都是一片碧绿。灿烂纯净的阳光并未驱散泰迪肺部和骨髓深处的结核，只是让泰迪全身火烧火燎，在十点他每两天喝一杯的橘子汁到来之前，他就会因为过度发热而晕厥过去。
“听起来风险很大。”
到四月份，泰迪昏睡的时间越来越多。格蕾塔坐在摇椅上，扶手椅上白色的罩布已经有些撕裂了。而泰迪就躺在旁边的床上。有时他在睡梦中会微微翻个身，弹簧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在格蕾塔听来，那是他的骨头在呻吟。而那副躯体中充满了结核，仿佛灌满奶油的泡芙。泰迪的医生海塔尔经常到房间里来，白大褂敞开着，露出廉价的棕色西装。泰迪一直拒绝理查德森医生的治疗。要知道，理查德森在帕萨迪纳赫赫有名，不仅是华德一家的指定医生，也是亨丽埃塔、玛格丽特和多蒂·安妮等大家族的家庭医生。“对我来说，海塔尔医生就够了，”泰迪这么说，“我不需要上等人的医生。”
“还没。”她说。
“‘上等人的医生’到底是什么鬼话？”格蕾塔总这么回一句，但话一出口还是后悔自己怎么能跟泰迪嚷嚷。她不想违逆他的意思，更不想伤害泰迪，说自己比他懂得更多。这就是她内心的真实想法。所以她礼貌地默许了海塔尔医生每日的来访。这位医生总是一副急匆匆的样子，而且应该带的病例或者文件经常不带，连个像样的文件夹都没有。他瘦高个子，有一头金发，酷似挪威人，喜欢很淡很淡的咖啡。他是从芝加哥移居到这里的。不知为什么，他的鼻子尖、耳朵尖和粗大的手指尖，全都看起来像冻伤似的。
“你跟埃纳尔说了吗？”卡莱尔问道。
“你今天感觉如何？”海塔尔医生总是这么问。
“变性手术。”
“好一些了，”泰迪会这样回答，声音很真诚，好像真的相信，或者不知道还有其他的答案。海塔尔医生会点点头，在文件上某个地方划个钩。格蕾塔会道个歉，离开房间，说要给林子里的值班室打个电话，因为随时会从特卡特来一群收橘子的人。她会把护士站电话的听筒紧紧贴在耳朵上，再打一个电话给理查德森医生，只简单说一句：“他情况更糟糕了。”
“我当然相信你了。但到底什么手术啊？”
她母亲偶尔会来探视，一般是在下午，泰迪会有那么一个小时状况稍微好些。格蕾塔和泰迪安静地坐着，听华德夫人唠叨德尔马海滨别墅的开放，或者是格蕾塔父亲发来的电报，比各大报纸还要语气激动地说战争就要结束了。格蕾塔沉默不语，心里强烈地希望母亲能做些只有她才能干得出来的事情，把窗帘一把拉开，把泰迪强行拉下床，让他洗个热乎乎的温泉浴，送一杯加了波旁酒的茶到他嘴边。“好啦，我们来给你治病！”华德夫人会这么说，摩拳擦掌，把松散的一缕头发拨到耳后。“说什么乱七八糟的结核病啊！”格蕾塔真心希望母亲能这么说，这么做。但华德夫人没能实现她的心愿。她唠叨一番后就离开了，把泰迪留给格蕾塔。探视结束的时候，她戴上手套，隔着手术口罩亲吻泰迪的额头，只说了一句：“希望下次我来的时候，你能坐起来。”接着她会斜眼看看格蕾塔。走到病房外的走廊上，华德夫人会取下口罩，说：“你要确保他得到最好的治疗，格蕾塔。”
“相信我。”
“他不接受理查德森。”
“我没听懂。”
“他必须要接受。”
“做手术，”格蕾塔说，“这个教授想做三个手术。”
接着格蕾塔就会再次致电理查德森，给他讲泰迪的最新情况。
“怎么变？”
“是啊，我知道了。”理查德森医生说，“我已经问过海塔尔医生了。跟你说句实话，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了。”
“波尔克教授觉得他可以把埃纳尔变成一个女人，”格蕾塔说，“不是心理上，而是生理上的。”
卡莱尔从斯坦福开车来探视，把格蕾塔拉到一边，说：“我不喜欢这个海塔尔。他从哪儿来的？”她解释说，这是疗养院配的医生，但卡莱尔打断了她：“也许理查德森该插手了。”
“但布森医生也觉得他能帮埃纳尔改变。”卡莱尔说，“你那个医生说的也是这个？他说了要在额头上凿洞没？”
“我试过了。”
但她控制住了自己。
“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他觉得他能帮埃纳尔改变。”她说。然后道歉说没有奶油了。她本来想说，“虽然我很想做好，但是家务和事业，我都做不好。”但接着又觉得这话听起来太不真诚，或者说不知感恩，或者还带点其他什么情绪。唉，她也不知道。现在，穿着长裙和袖子很紧的衬衫，她觉得有点热了。她为什么要和弟弟讨论自己的丈夫呢？卡莱尔有什么发言权？
她想了想。屋里又传来泰迪的咳嗽声。整个床的弹簧都在颤抖。病人深吸一口气，努力呼吸着。“我要考虑一下。肯定能帮上忙的。是的。我就是需要想想。”
“哦，真不巧，我也找到了一个医生。”格蕾塔打断了他。她用烧开的水冲了咖啡。结果走过去一看，厨房里没有奶油了。她心中突然涌起一股强烈的情绪，仿佛变回了帕萨迪纳别墅里的那个小女孩，而日本女佣没能按照说好的那样端来蜜枣。她费了很大力气才压抑住狠狠跺脚的冲动。格蕾塔很讨厌小心眼的自己，但有时候她也没法控制。
“你知道情况有多严重，是吧？”卡莱尔握住她的手。
“我觉得这是埃纳尔想要的。”卡莱尔说。
“但泰迪很坚强。”她说。
卡莱尔解释了额叶切除术，说起布森医生放在手推车上的那些锋利的小钻头。他这么说起来，好像打苍蝇一样轻而易举。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卡莱尔走了，太阳滑落到山脚，紫红色的云影如同毯子一般逐渐覆盖帕萨迪纳的峡谷。格蕾塔握住泰迪冰冷的手。他手腕上的脉搏很微弱，一开始她根本没有感觉到。但逐渐还是传来了轻微而缓慢的跳动。“泰迪，”她说，“泰迪，能听见我说话吗？”
“但有个医生，”卡莱尔继续道，“布森医生。他觉得能帮到他。他以前治过一样的病。那些病人以为……”卡莱尔的声音突然有些慌乱，格蕾塔可从来不会这样，“以为自己不只是一个人。”
“能。”他说。
卡莱尔一五一十地说起每次看诊的经历，每次“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失望，每次埃纳尔经受的侮辱。“他比大多数男人更能忍。”卡莱尔说。格蕾塔心想，是啊，我早就知道。
“痛吗？”
“我带埃纳尔去见了几个医生。”卡莱尔开口道。开着敞篷车四处跑让卡莱尔活力倍增，格蕾塔看着他，觉得他更英俊了些。她闭上眼睛，听着双胞胎弟弟平缓而笃定的声音，几乎以为是在听自己的录音。
“痛。”
格蕾塔知道，卡莱尔和他一样，需要一直工作，一直有事做。在他们几乎高矮胖瘦一样的身体里，都有种对成就的渴望。一天，卡莱尔回到家里，抛出一连串的新闻，格蕾塔不得不暂停作画，把画笔放在松节油杯子里，坐在长椅上。
“你今天感觉好些了吗？”
她不能马上带埃纳尔去德累斯顿，这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就是卡莱尔，他正盘算着整个圣诞节都待在巴黎。有一件事情格蕾塔是很清楚的，卡莱尔和她至少有一点相似之处：他会很冲动地开始一件事，然后必须要得出个结果。格蕾塔没有画过任何一幅未完成的画。这是真的。尽管她现在可以承认，在丹麦时的那些早期画作，很多都不怎么样。唉，她真想在一片漆黑的夜晚回到哥本哈根，潜入那些大街小巷的办公室，把墙上那些毫无生气的肖像全都扯下来。哦，那时候的她是多么年轻，对自己的画作是多么没有把握啊，根本想不到后来的事业会如此辉煌！她想起自己给格鲁科斯塔德先生画的肖像，他是东亚公司和“哥本哈根自由港口”背后的金主。画他那一头银发时，她竟然只用了银色的颜料，简单画了些直线；而他那握着钢笔的右手，也只不过就是一块模糊的方形，涂了肉色的颜料。
“不，”他说，“我恐怕是更糟糕了，比以往都要糟糕。”
一天下午，全部的八幅画都卖出去了。买主都是坐豪车来的，司机们在沿街的一排豪车里敞着车门等待他们，胡桃木的嵌板反射着早秋的阳光。画展是汉斯安排的，他告诉很多报纸编辑，说这是一次不容错过的画展。画展当天他的西装翻领上别了一个蛋白石的领夹。每当有人从伯爵夫人家的墙上拿下一幅画，他就握紧格蕾塔的手。这面墙整个也镶了一个大画框，是老古董，上面沾着整整一个世纪的颜料。格蕾塔在巴黎艺术圈已经算是声名鹊起，且风头正劲。但看着支票簿的皮封面翻开，买主刷刷刷写下一个数字时，她的目光却是呆滞的。
“但你会好起来的。泰迪，帮我个忙好吗？我给理查德森打电话了。他明天上午就会来。请让他给你看看吧，我就这么一个要求。他是个好医生。我小的时候出水痘就是他治好的。当时我发了高烧，包括卡莱尔在内，人人都以为我活不下去了。结果我好了，活到现在，很健康。除了留了一小块疤，没有任何后遗症。”
但格蕾塔不能带埃纳尔去德累斯顿，至少现在还不行。原因很多，比如她最近要开新作品个展。所有的画作里，莉莉都躺在一张桌子上，双手交叠放在腹部，双眼紧闭，仿佛已经死去。这些画尺寸很小，只有一般的字典那么大。现在挂在一个伯爵夫人镶了木地板的门厅里，离这里不远，就是巴黎最好的画室，还有最好的药剂师。那位药剂师深谙美容之道，经常如数家珍地说起矿物泥面膜和酸橙汁洁面什么的。格蕾塔会给他一些帕萨迪纳纯精油，交换一些化妆品，因为莉莉的需求越来越大了。
“格蕾塔，亲爱的，”泰迪喉咙里的筋腱在跳动着，“我要死了，亲爱的。你也知道，是不是？我不会好起来了。”
格蕾塔想起皇家艺术学院台阶上的埃纳尔。天哪，那么年轻的他，已经是名教授了。那时候的他，看上去就像个快要进入青春期的男孩子。仿佛台阶上四目相对的两人都知道某天早晨他洗澡时，抬起胳膊，会发现腋下长出了第一缕金棕色的毛发。格蕾塔知道，他的身体一直是“不对”的。但现在她又想，这个问题也许不重要了。她一边摆弄着咖啡杯里的勺子，一边出神地想着，也许她应该告诉波尔克教授，回德累斯顿去吧。她突然在想，自己到底爱谁多一点，埃纳尔还是泰迪·克罗斯？她立刻在心里自言自语，这不重要。但完全说服不了自己。她真希望马上就拿出个令自己满意的定论，但根本是一团乱麻。接着她想到了莉莉，她背脊上端那块美丽的骨头；她双手举在心口，那么优雅，仿佛下一秒就要落到钢琴琴键上；她吐气如兰，轻言细语，仿佛拂过冬日里遍布帕萨迪纳花圃的冰岛虞美人的一阵微风；她的双脚安静地交叉着，露出白净的脚踝。我到底更爱谁呢，格蕾塔问自己。接着，波尔克教授清了清嗓子，喉结提了起来，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那么，我就在德累斯顿等着你和莉莉了。”
说实话，她不知道，至少那个时候不知道。但他的确要死了。比起康复，他死掉的可能性更大。他瘦骨嶙峋的手臂上挂着松松的皮，越来越蜡黄；眼睛里仿佛病毒感染一般充满了血丝；肺像一块海绵，浸满了血和痰液，扔到太平洋上大概一下子就会沉到海底。最令人目不忍睹的是他的骨头，他的骨头都被浸透了，仿佛有熊熊的火焰在啃噬着。她想着从未抱怨过只言片语的丈夫承受的巨大痛苦，悲痛欲绝。“对不起。”泰迪说。
“我什么时候能见你丈夫？”波尔克教授问道。
“为什么说对不起？”
窗外，落叶停在地铁入口的最上一级台阶上。匆忙赶来的人一不注意就会滑一跤，不过几乎都及时抓住了旁边绿色的铜栏杆。但格蕾塔还是有所期待地看着，等着看某人摔倒，擦破手上的皮，或者受更严重的伤。她当然不是希望发生这样的事，但心里知道必定会有那么一两个倒霉蛋。
“要离开你了。”
“五百次截肢，五百条命。”在圣安东尼街的咖啡馆，波尔克医生对格蕾塔说，“他们说我救了五百条命，但我不太确定。”
“但你不会离开我的。”
年轻人活了下来。至少活到了被抬上救护车。救护车上堆了好多抬病人的架子，这些架子让波尔克想起过去常在宪兵广场转来转去的面包车，售卖着每天新鲜出炉的面包。那就是他每天的晚饭。那时候波尔克还是个穷医学生，立志成为全德国都敬仰的医生。
“还有，对不起，要你帮我做件事。”他说。
夜逐渐深了，内脏处理好了。然而刺骨的寒雨无情地越下越大。波尔克开始拉扯士兵残破的皮肤，进行伤口缝合。接着来了一个护士，沙佩尔小姐，围裙上全是血。她照顾的病人刚刚把内脏全部吐在她身上，随即就死去了。她用了半分钟时间，擦了把脸，紧接着就来协助波尔克。他们一起拉扯士兵的皮肤，从胸骨那里一直生生拉到骨盆上面。沙佩尔小姐把皮肉挤在一起，波尔克医生用一根比鞋带还要粗的绳子，穿刺着士兵的身体。皮肤被拉得很紧，紧得好像帐篷里那些凳子的帆布凳面。那些凳子现在已经东倒西歪了，而在他们匆匆忙忙吃饭的地方，火炉的烟囱也已经熄灭了。
“做什么？你在说什么？”她感觉背脊上掠过一阵恐慌的凉意。房间里很热，弥漫着一股疾病的臭味。她心想，应该赶快去把窗户打开，让可怜的泰迪呼吸一点新鲜空气。
当时正值隆冬，冰雹不断猛击着帐篷，火把快要燃尽了，尸体像柴火一样堆积着。波尔克检查了一下年轻士兵的状况，事实上肝脏和肾都没问题，只要能把肠子理清楚，应该还有活下去的希望，尽管可能排便会受到永久性的影响。鲜血浸透了波尔克的袖子，整整一个小时，他都没把士兵脸上那块纱布揭开。因为，就算他已经晕过去了，感受不到痛苦，波尔克自己却无法忍受他颤动的眼睑显示的那种痛苦和绝望。他很认真地进行手术，全程没有看士兵的脸。小时候，波尔克给猪剥过皮，士兵的内脏看上去和猪没什么区别：温暖、光滑、黏稠。仿佛手伸进了一锅冬日炖菜里。
“你会帮我吗？”
“我很好奇，想看看你丈夫的骨盆。”波尔克教授说。格蕾塔感觉这么说真是太奇怪了。不过她挺喜欢波尔克教授这个人的，一开始好像冷冰冰的，越谈越觉得亲切。他求学于维也纳和柏林。在柏林的夏里特医院，有为数不多的医生发展了外科学和心理学的双重专业，而他就是其中之一。战时，他是个很年轻的外科医生，身体还在发育，变声期都还没结束，就做了五百场截肢手术。当然这要算上他割下来的那些手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双手因为提前爆炸的手榴弹已经几乎没救了，为了保手和保命，必须把手指割了。战场上波尔克的手术都是在帐篷里做的。门口的布帘随着炸弹爆炸而猛烈颤抖。他在微弱的烛光下镇定自若，为士兵们截肢保命。救护队员们抬着木板做成的担架来来往往，上面躺着的几乎都是已经被枪炮开膛破肚的士兵。半死的伤员不断被抬到波尔克教授的手术台上，上面还浸着前面那个人的鲜血。波尔克第一次接收这样的伤员。那个士兵的腹部已经被炸开了，内脏血肉模糊。那时候波尔克完全不知所措。但这个男人就在他眼前垂死挣扎，眼珠子翻来翻去，无声地请求波尔克救他一命。气罐已经空了，没法完全麻醉他。于是波尔克拿起一块纱布盖住这个年轻士兵的脸，开始手术。
“帮什么？”她不明白他说的话。她想赶快给理查德森打电话，说泰迪已经开始说胡话了。这真不是个好兆头，她知道理查德森会这么说，他慢吞吞的声音听上去会相当沉重。
格蕾塔又点了一杯咖啡，而且突然很想点一盘橘子来吃，那是能让她想起帕萨迪纳的食物。
“拿那个枕头……就是那个橡胶做的。罩住我的脸，就一下子。不会很久的。”
“你看，”波尔克教授说，“男性的骨盆是个空腔。性器官都是挂在外面的。骨盆里都是肠子，打乱重排都没问题。”
她停住了。她听明白了。这是丈夫最后的请求，而丈夫是她在世界上最想取悦的人。她最大的希望，就是想让他带着和自己的爱离开人世，希望两人的感情是他最后的记忆。摇椅上有个橡胶枕头。泰迪正努力抬手想指给她看。
波尔克教授找到正确的页码，抬起头。格蕾塔与他四目相对，那一瞬间她心中仿佛有只鸟儿挣脱了牢笼，翅膀一阵扑棱。书页上是男人身体的图示，骨架和器官都一目了然。还有各种繁复的线条，有的平行，有的相交，让格蕾塔想起卡莱尔刚来时看的那本《巴黎及周边地区》上的地图。波尔克教授解释说，这个男性躯体代表着大多数成年男子。画面上的人双臂伸展，生殖器像串葡萄似的悬挂着。这一页专门折了个角，到处都是铅笔做的标记。
“就压在我头上，一两分钟。”他说，“这样一切都好些。”
“但我做完以后，他就不是你丈夫了。”波尔克教授边说边打开那个包。他拿出一本封面是绿色大理石纹纸的书，皮质的书脊已经破损，就像一把旧阅读椅的椅面。
“哦，泰迪，”她说，“我不能这样做。明天上午理查德森医生就来了。等到那时候吧，让他给你看看。说不定他能给出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坚持到那时候吧，求你别说那个枕头了，求你别再指着那个枕头了。”她背上大汗淋漓，胸前的衬衫也逐渐被浸透。好像她也发了高烧，额头上汗珠直冒，一颗汗珠从耳朵边滑了下去。
“我能帮助你丈夫。”波尔克教授说。他脚边的包上有金色的搭扣和半圆形的提手。格蕾塔心想，会不会一切很简单，波尔克教授拿着这个黑包，去到家里，和埃纳尔待上几个小时，就完事了。她告诉自己，肯定不可能这样，但又从内心里希望可以这样。就像她有时候希望卡莱尔多往坏腿上搽一点精油，就会痊愈了；就像她从前希望泰迪·克罗斯长时间待在阳光下，就能让所有的病痛都从骨髓里蒸发掉。
她摇起房间的窗户，感受到清新凛冽的空气。那个枕头是黑色的，边缘厚厚的，闻起来像个轮胎。泰迪还在指着。“就那个，”他说，“拿过来。”她碰了碰枕头，皮厚得像热水瓶。有点漏气了，只有一半的气了。“格蕾塔，我亲爱的……最后一件事。就压在我脸上。我受不了了。”
格蕾塔觉得这位教授挺英俊的。一张长脸，下巴有点下陷，像一枚苹果的底部。因为腿太长，膝盖没法放到桌子下面。桌面是圆的，有一点污迹，大理石已经有了划痕，边缘的一圈黄铜也生了锈，很粗糙。格蕾塔觉得斜身和波尔克教授说话很不舒服，因为有些脱落的黄铜片会戳到她的胳膊下面。
她拿起枕头，抱在自己胸前。橡胶味弥漫了她的全身。她做不到。这样的死法太糟糕了。闷在这么个臭臭的旧物件下面，橡胶味成为生命中最后一种味道。她一边摸着枕头充满弹性的边缘一边告诉自己，这实在比最后要夺取他性命的疾病更糟糕，比她能想象到的任何东西都要更糟糕。不，她下不去手。于是她把枕头扔到窗外，黑色的枕头一路坠落，如同一只受伤的乌鸦，坠入深深的阿罗约塞科峡谷。
他们在圣安东尼街上的一家咖啡馆见面。选了靠窗的桌子，格蕾塔能看到在地铁附近来来往往的男人女人。因为天气的关系，大家脸上都是一副沮丧的表情。波尔克教授早早等在那儿，那杯浓缩咖啡已经喝完了。他好像对她的迟到很不满。格蕾塔解释说，之前在画一幅画，得画完；临出门又接了个电话。而波尔克教授一动不动地坐着，面无表情，拿着一把不锈钢小刀，修着指甲。
泰迪张了张嘴唇，露出舌头。他想说什么，但费了很大劲也没说出来，紧接着他就睡着了。
1929年初秋，格蕾塔第二次去见波尔克教授。她带着一个螺旋笔记本，写了一连串的问题。现在这个季节，巴黎很灰暗，路边的树在风中抖落一身的树叶。女人走上街的时候，都忙着戴手套。男人们冷得肩膀都耸到了耳朵边。
格蕾塔走到他身边，用手捂住他的嘴。他的呼吸如此微弱，好像一只蝴蝶轻轻扇动翅膀。四下里夜幕降临，疗养院的大厅寂静无声。冠蓝鸦在泰迪窗外的黄松上做了今日最后一次振翅。格蕾塔握着丈夫被汗水浸湿的冰冷的手。她无法再看着他了，只好把头转向窗口，看着阿罗约塞科慢慢陷入一片漆黑。而圣盖博山脉则变成黑暗中的轮廓，好像巨大的鬼影，黢黑的，没有脸，笼罩在华德一家居住的山谷上空，笼罩着峡谷，笼罩着橘林。格蕾塔屏住呼吸，直到感觉自己快要晕过去。等她终于开口呼吸，用袖口擦去泪水时，她放下泰迪的手。接着她又伸手到他鼻子底下去试探。夜色中，她终于知晓，出于个人意愿，泰迪·克罗斯已经撒手人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