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的大楼是新建的，像个水泥与玻璃组成的大盒子。周围也是一片梧桐树，粗粗的树干上有着深深浅浅的伤痕。第一层的窗户上装着铁栏杆，窗上的锁在太阳下闪着光。
几天后，卡莱尔开车带埃纳尔去了专门治疗神经疾病的“水疗院”。这家医院在巴黎郊外，前往默东的路上。掩映在一片梧桐树之中。门口站着的接待人员把头探进了车窗，问他们要找谁。“克里斯托夫·麦伊医生。”卡莱尔说。接待人员把他们上下打量一番，咬了咬嘴唇，接着给了张卡片让他们填写。
填完卡片，他们还得在前门再填一张表。到了麦伊医生的诊室后，还有第三张等着。女护士白白的头发打着卷，让他们在一个小房间里等一下。等护士关门出去了，两人看着这个窄窄的房间，竟有种局促的安全感。
“为了格蕾塔。”
“我没告诉格蕾塔咱俩今天是到这儿来。”卡莱尔说。几天前埃纳尔无意中听到他们在谈论自己。“他不需要看心理医生。”格蕾塔的声音从门缝里钻出来，“另外，我也认识能真正帮他的人。那人不是心理医生，他是真的可以做点事，帮上忙。”接着她的声音低了下去，埃纳尔没能听到她后面说了什么。
“我是不快乐。但你为了什么？”
麦伊医生的诊室以棕色为主色调，弥漫着一股烟味。埃纳尔听到外面门厅里窸窣的脚步声。这个医院给人的感觉并不愉快，他心里升腾着一种躁动，告诉他他不该属于这里。棕色的地毯上还有轮床留下的车辙，埃纳尔想象着自己被绑在轮床上，推向医院的最深处，在那里度过余生，再也没有出来。
“因为你不快乐。”
“你真的觉得麦伊医生能帮我？”
“你为什么做这些？”
“我是希望如此，但还是要拭目以待。”卡莱尔穿着绉条纹的运动夹克和打了褶又浆洗过的裤子，系了一条黄色的领带。埃纳尔很欣赏他的乐观，看他穿着这套夏装，满怀期待地坐着。“我们至少应该试一试啊。”
“不是的，”卡莱尔表示抗议，“我们需要给你找到对的医生。就是这样。麦克布莱德医生可能是说错了，那又怎样？这并不意味着你应该放弃。”
他知道卡莱尔说得对。他不能再像这样长久下去了。过去六个月来，他身上的肌肉基本上都消退了。麦克布莱德医生给他称了体重，砝码往左边倾斜，埃纳尔意识到自己不比一个小男孩重多少。他还开始注意到自己皮肤上会出现很奇怪的颜色，每到早晨会呈现诡异的灰蓝色，仿佛他的血液不知为何放慢了流动速度。另外他呼吸也变得困难，只要多走几步，或者突然被类似于汽车刹车那种尖锐的声音惊到，就会头昏眼花。流血还是经常造访，让他既烦恼又欣喜。每当血腥味在他唇边或双腿间蔓延，他就会变得晕晕乎乎的。没人指点过他，但埃纳尔知道，这流血，都是因为他体内是个女人。他在书上读到过，雌雄同体的人，隐藏在体内的女性器官会不定期出现流血现象，仿佛在抗议，在挣扎。
埃纳尔在咖啡馆找到卡莱尔。他知道麦克布莱德医生是错的。不久前埃纳尔可能还会相信这个医生，在自怨自艾中离开。但此时此刻，埃纳尔告诉卡莱尔，这是浪费时间。“没人能理解我，”他说，“我觉得看医生没什么意义。”
麦伊医生人还挺不错的。深色的头发，系着一条黄色领带，竟跟卡莱尔那条很像。医生和卡莱尔就此大笑一番。接着前者就领着埃纳尔进入检查室。
“我常常觉得心碎，”麦克布莱德医生没有接他的话茬，“我只能对你这样的病人说，我什么也做不了。作为一个爱尔兰黑人，我觉得很悲哀。”他从水杯里抿了口水，双唇夹在杯沿上。接着他站起来，走到办公桌前面。他伸出手搭在埃纳尔肩上，领着他走到门口。“我唯一的建议就是约束自己。你只能一直和自己的欲望作斗争。忽略它们，无视它们，韦格纳先生。要是你不这么做……那么，你就会永远孤身一人。”
房间四周都贴了瓷砖，窗户上有铁栅栏，能看到那一片茂密的梧桐。麦伊医生拉开厚厚的绿色帘子，露出诊视台。“请坐，”他手放在桌面上说，“告诉我你为什么到这里来。”
“但我不是同性恋啊！那不是我的问题。我身体里住着另一个人。”埃纳尔都快从椅子里站起来了，“一个叫莉莉的女孩。”
他斜靠在一个有玻璃门的柜子上。手里拿着个纸夹板，举到胸前。他一边听埃纳尔讲述莉莉的故事，一边点点头，偶尔整一整领带，或者提笔在纸上写点什么。
“你不是第一个。”麦克布莱德医生说。
“我并不知道自己在寻求什么样的帮助，”埃纳尔说，“我觉得我不能再像这样活下去了。”
“我觉得您没搞清楚。”
“像什么样？”
“恐怕你是同性恋。”半晌，麦克布莱德医生“宣判”了。“咔嗒”一声，他盖上了钢笔的笔帽。
“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
麦克布莱德医生的电话响了。两人的目光都盯着黑色的听筒。每响一声，听筒就震起来。最后终于安静下来。
此话一出，麦伊医生的看诊就结束了。他出去了，把埃纳尔留在诊视台上，双脚悬空。外面梧桐掩映的院子里，护士正在陪一个穿着条纹睡衣的小伙子散步。他还披着件浴袍，没有系紧。小伙子留着胡子，步子很虚浮，仿佛整个人都被身边这个穿着及膝长围裙的护士支撑着。
“嗯，那么——”
麦伊医生回到诊室，说：“谢谢你来我这儿。”然后和埃纳尔握了握手，带他找到卡莱尔。
“不像。”
开车回巴黎的路上，两人很长时间一言不发。埃纳尔看着卡莱尔握在变速杆上的手，卡莱尔的目光集中在前面的道路上。良久，他终于开口了：“医生想让你入院。”
“我看起来像莉莉吗？”埃纳尔说，“你觉得我看起来像个女人？”
“为什么？”
“我以为我是在问她。”
“他怀疑你得了精神分裂症。”
“那就要问她了。”
“这不可能。”埃纳尔说。他转头看着卡莱尔，他的眼睛仍然盯着前方。前面是辆卡车，每次遇到地面的坑洼，车底就会有碎石飞到他们跑车的车盖上。“我怎么可能精神分裂呢？”埃纳尔说。
“她喜欢吗？”
“他想让我马上就把你的入院文件签了。”
“吻过，”埃纳尔说，“她吻过男人。”
“但这不对啊，我不是精神分裂。”
“韦格纳先生，我这样问只是因为——”
“我告诉他没那么紧急。”
埃纳尔想着怎么开口要一杯水才好，但却怎么也说不出口。他觉得也许应该站起来自己倒一杯，但身体好像根本动不了。所以埃纳尔就坐在那儿，坐在麦克布莱德医生那把盖了黄色羊毛，让人痒痒的椅子上，感觉自己就像个孩子。
“但你也不相信我是精神分裂吧，对不对？完全是胡说八道啊。”
“她吻过男人吗？”
“我也不相信。但是你……说起莉莉的时候，好像是很笃定有两个人在你身体里面，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医生喝了口水。埃纳尔看到他在玻璃杯的边缘留下了浅浅的唇印。他突然发现自己很渴。
“就是有两个人啊。”时间已经是傍晚。交通有些拥堵，因为一只德国牧羊犬被车撞了，就躺在路中间，别的车都只能绕道而行。狗已经死了，但看上去没有受伤，头靠在花岗岩的路面上，仿佛只是在休息。
“我好像没搞清楚您的意思。”
“你觉得格蕾塔也这么想吗？你觉得她也认为我疯了吗？”
麦克布莱德医生从一个银壶里倒了点水。“她喜欢男人吗？”
“肯定没有，”卡莱尔说，“她是最相信莉莉的人。”
“她不讨厌男人。”
他们绕过那只德国牧羊犬，交通一下子顺畅了。“我该不该听麦伊医生的？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在他那儿住一段？”
“那莉莉呢？她对男人有什么感觉？”
“这得你自己好好考虑。”卡莱尔说。他的手还握着变速杆黑色的圆头，埃纳尔感觉他还有什么话没说出口。风很大，来往的车声也很大，说话很费劲。在城里开车不是什么美差。埃纳尔看着卡莱尔，用眼神示意他直抒胸臆。他想说，你想什么就说什么吧，但终究还是没说出口。两人之间仿佛隔着什么东西，等他们回到玛莱区，站在公寓门口，这个“什么东西”消失了，在跑车发动机熄火的那一刻就无影无踪。卡莱尔说：“别告诉她我们去哪儿了。”
“但我不讨厌啊。”
埃纳尔很累，吃完晚饭就上床了。他还没睡着，格蕾塔也上了床。
“你讨厌男人是很自然的事情。”
“你睡得真早。”他说。
“当然不讨厌了。”
“我今晚很累。连续熬了好几夜了。这周画了六幅素描。还画完了那幅泥滩上的莉莉的肖像画。”她顿了顿又说，“你的背景画得很好。我非常非常满意。汉斯也这么说。我一直想告诉你来着。”
“是的。”
他感觉到她在自己身边，修长的身体在夏季的被单下散发着温暖的气息。她的膝盖触碰着他的腿，手指弯曲着放在他的胸膛。这也就是两人现在身体接触的极限了。然而，比起新婚燕尔，她为他宽衣解带的那些夜晚，这样的轻微触碰反而感觉更加亲密。她蜷曲着的手仿佛一只小动物，舒舒服服地贴在他胸膛上。膝盖的触感则很坚实。她的呼吸中带着潮湿的温暖；她的长发如同他颈项上生长蔓延的血管。“你觉得我疯了吗？”他问。
“讨厌男人？”
她坐起来。“疯？谁告诉你的？”
“你对男人有什么感觉？”麦克布莱德医生问，“你讨厌他们吗？”
“没谁。但你会这么觉得吗？”
卡莱尔就等在街对面的咖啡馆里，埃纳尔现在想的是他。读着《旅行指南》，从耳后拿下铅笔，给某个推荐景点做个记号。此时此刻，他也许已经喝完了一杯咖啡，在看表。
“这简直是我听过的最荒唐的事了。到底是谁跟你说的。卡莱尔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
麦克布莱德医生往上推了推眼镜。
“没有。只是我有时候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了。”
“大多数时候我就是思考她的想法。”埃纳尔解释说，比如吃撒了肉桂的苹果派时，他会想，要不要给莉莉留一块。要是他和压秤的屠夫讨价还价，他会想莉莉会不会还价。接着他就说服自己，莉莉不会跟这个瘦瘦的、金发乱七八糟竖着的，还有些英俊的屠夫发生口角。于是，他马上停下争辩，道了歉，请屠夫把他的羊肉包起来。
“不，”她说，“我们知道你到底是怎么了。你的身体里住着莉莉。你的灵魂是个美丽年轻的女孩子，莉莉。就这么简单。跟疯不疯的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你想她什么？”医生摘掉钢笔的笔帽，把露出的笔尖放在一张空白的纸上。
“我只是想知道你是怎么看我的。”
“是的。”
“我觉得你是我认识的最勇敢的男人，”她说，“好了，睡吧。”她的拳头攥得更紧了。一缕长发绕过他的颈项，膝盖挪开了。
“但你是埃纳尔的时候，会想起莉莉？”
一个星期过去了。埃纳尔花了一天清理自己的画室，把那些旧的画布都卷起来，放在角落里。没有了画布挡路，他觉得神清气爽。他很喜欢帮格蕾塔画背景，但丝毫不怀念自己创作的日子。有时候，想起自己已经放弃的事业，那感觉就像终于完成了旷日持久、令人厌倦的劳作。再想想那些作品，黑暗的沼泽地，暴风席卷的荒原，他竟然毫无感觉。随时随地都要有新的创作这样的事情令他筋疲力尽，他早已不想多费脑筋去画新的景了。他告诉自己，那些一小幅一小幅的风景画都是另一个人画的。还记得在丹麦皇家艺术学院时他常常跟学生们讲的话吗？要是你离了画画还是能活下去，那就赶紧离开。生活会简单很多。
“从来没想过。”
这段时间埃纳尔睡觉都很晚，起床时也总是一副疲倦的样子。每天早上他都对自己承诺，今天要做埃纳尔，可是来到衣柜前穿衣服的时候，看着属于埃纳尔的物品，总好像是看着阁楼上某个祖先的东西。
“你是莉莉的时候，会想起埃纳尔吗？”麦克布莱德医生问。
通常都是莉莉从卧室走出来，坐在格蕾塔画室的凳子上。她双肩高高耸起，把玩着搭在双肩上的披肩。要么她就背对着正在画画的格蕾塔，看着窗外，看着街道，看远远走过来的汉斯或卡莱尔。
“一个多月，”埃纳尔说，“去年冬天她在这儿待了很长时间。”埃纳尔想起那个已经消逝的冬天。他越来越发现，自己睡觉的时候心中相当茫然，不知道自己醒来会是谁。一天晚上，莉莉和格蕾塔看完歌剧走在回家的路上，被强盗拔刀相向。那抢劫的人是个矮个子男人，穿着黑色双排扣大衣。在冬夜模糊的月光下，他的刀看起来并不是特别锋利。但他还是挥着刀，威胁她们交出钱包。那个男人好多天没刮过胡子了，一只脚还紧张地不停踢着地面。“我可是来真的，两位小姐。别以为我不敢。”莉莉上前交出自己的钱包。格蕾塔拉了把她的手腕，说：“莉莉，别。”但男人一把抢过钱包，开始伸手去拿格蕾塔的。格蕾塔大喊：“你想都别想！”然后朝夜色中歌剧院金碧辉煌的大厅跑了起来。莉莉靠在墙边，强盗就在她眼前。他的一只脚又踢了一下人行道，好像在想下一步该怎么做。格蕾塔跑了一个街区才转身。莉莉只能依稀看到她的轮廓：双手握拳放在臀部，双脚叉开站着。接着她开始往莉莉和强盗的方向走回来。男人紧张地笑了一下：“她疯了吧。”边说边踢着地面。他转了一下手腕，手里那把几乎没有用的刀刀尖朝下了。接着他往和格蕾塔相反的方向逃走了。
卡莱尔后来又推荐了布森医生，奥特伊一家心理诊所的初级医师。“你是怎么听说他的？”埃纳尔问卡莱尔。他只来了短短六个星期，却已经在巴黎如鱼得水，倒显得比来了三年的埃纳尔更加自如。他已经收集了两盒名片，周末经常接到去凡尔赛或圣马洛的活动邀请。和平街上有个裁缝，已经能熟记卡莱尔的衬衫尺寸了。
麦克布莱德医生的诊室看上去似乎更像个律师的办公室。他的桌子由两根柱子支撑着，桌面上嵌着一层绿色的皮革。有一整面墙都做成了书架，还有一排橡木柜子。窗边一个架子上放着一本厚厚的医学词典。埃纳尔向麦克布莱德讲述莉莉的时候，医生一直面无表情，鼻梁上的眼镜推上推下。电话响了，麦克布莱德医生没有理会，让埃纳尔继续说下去。“你以莉莉这个身份存在，连续最长的一次是多久？”
他开车带埃纳尔去布森医生的诊所，埃纳尔踩在金属地板上，感受到发动机的热气。
卡莱尔先开车带埃纳尔去见了麦克布莱德医生。他是挂靠在使馆下的美国心理医生。诊所在蒂尔西特路，就在护照申领办公室附近。麦克布莱德医生一头茂密的硬头发，留着灰黑色的小胡子，脖子上和肚子上都挺有分量。穿着白衬衫，浆洗得像纸一样硬。他是波士顿人。埃纳尔和他谈话的过程中，他一直自称“爱尔兰黑人”③。他笑起来的时候，喉咙里仿佛闪着金光。
“汉斯跟我说的。”卡莱尔说。
眼前的一切深深印在埃纳尔脑海中：眼角余光中卡莱尔的一双长腿；那条坏腿现在弯了起来。球场上的美国姑娘大汗淋漓，胸部下方的衣服逐渐被汗水浸透了。她肤色黝黑，其貌不扬；大大的头，长长的手臂。她看上去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比如她手臂上那清晰可见的细长血管，或者她唇上的那片阴影，还有整个球场的人都不待见她。随着她拉大和那个里昂姑娘的比分，人们的不满越来越加剧了。仿佛全世界都在和她对着干，只有卡莱尔例外。他斜过身子说：“你难道不想让她赢吗？她赢了不是更有趣吗？”
“汉斯？”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去看了那种治生理疾病的医生，”卡莱尔说，“你难道不应该找个人讲讲你的感受和想法吗？我带你去找个人。我寻摸一阵子了。我带你去找可能会帮到你的人。帮你永远解开这个心结。别担心，埃纳尔，我有办法的。”
“是的，我给他打电话，跟他说我有个朋友，需要看医生。我没说是谁。”
埃纳尔给他讲了赫科斯勒医生的事情。只说出这个名字就让他一阵恶心。埃纳尔觉得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但万一他——”
埃纳尔和卡莱尔继续看着网球赛。天气很暖和。姑娘们都拿出帕子擦脸上的汗。“你去看医生了吗？”卡莱尔问。
“他不会的。”卡莱尔说。但接着又说，“万一他知道了又怎么样呢？他是你的老朋友了，对吧？”卡莱尔的金发被风吹得在脸周围飘拂，一看就是格蕾塔的双胞胎弟弟。他伸手把头发压在耳后。
“格蕾塔绝对不会说这种话的。但我看得出来。”
“汉斯问起你来着，”卡莱尔继续说，“他说他感觉到有什么事情不对劲。他说有天看到你在卢浮宫码头那边往塞纳河的方向走。他差点儿没认出你来。”
“她说的吗？”
卡莱尔的一只手拨弄着某个仪表，埃纳尔感觉那东西就要掉下来落到他腿上了。“他说你直接从他身边走过去了。”卡莱尔说，“他叫了你的名字，但你直接走过去了。”
“我很快就明白了，”卡莱尔说，“当然我并不是很了解内情。”一只棕色的小鸟飞来停在包厢的栏杆上，头四处乱转，在找树种子吃。“但我想帮忙。我想见见莉莉。看看我是不是能做点什么。格蕾塔做事就是这样的，寄信啊寄画啊什么的。她绝对不会主动来寻求帮助，但我看得出来，她需要人帮帮她。我看得出来，她觉得你需要帮忙，除了她，还需要别人。”他顿了顿又说，“她也很难过。别忘了，她也很难过的。”
听起来真是难以置信。“汉斯吗？”埃纳尔说。他看着车窗，能看到自己非常模糊的轮廓，仿佛只是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影子。他听到卡莱尔建议说：“也许你应该告诉他。他会理解的。”
“所以你知道了。”
布森医生和埃纳尔年纪相仿，来自日内瓦。一头黑发高高耸起，瘦长的脸颊，修长挺拔的鼻子。说话的时候，头总是习惯性向左偏，好像不确定接下来是该用陈述句还是疑问句。布森在一个白色的小房间里接待了埃纳尔和卡莱尔。房间里有一把躺椅，抬头就能看见明晃晃的检查灯。有一辆手推车，面上盖着一层绿布。布上面有十几把剪刀呈扇形排开，每一把的尺寸都不一样。墙上悬挂着一张人类大脑的图表。
“接着格蕾塔开始给我寄她笔记本上的莉莉速写，还有莉莉肖像画的草稿。她给我寄了一幅莉莉在柠檬树林里的，还有莉莉参加婚礼的。”他顿了顿，看着那个美国姑娘发球，“那些画很美。她很美。埃纳尔。”
这次卡莱尔守着埃纳尔进行问诊。不知为什么，埃纳尔在卡莱尔面前总觉得自己有点渺小，仿佛卡莱尔是埃纳尔的父亲，问问题和回答问题的都是他。有他守在旁边，埃纳尔几乎都不会说话了。透过诊室的窗户能看到一个院子，外面下着雨，一片阴暗晦涩。埃纳尔看到几个护士在铺了石板的路上小跑而过。
第二天又来了一封信，紧接着第三天又是一封。然后关于莉莉的信件变成了几乎每天一封。信纸上仍然密密麻麻写满了字，但现在还会出现一张小小的速写，画的是一个女孩的脸：莉莉戴着嵌了紫罗兰干花的帽子；莉莉在读《世界报》；莉莉抬着圆圆的大眼睛，看着天空。
布森医生说到身份意识比较混乱的病人，解释了治疗方法。“一般来说，他们都希望生活重新归于平静，”他说，“这就意味着做出选择。”
一天，大概是这些信持续写了六个月之后，卡莱尔的信箱里收到一纸薄薄的信笺。他告诉埃纳尔，之所以牢牢记得那天，是因为一月的阴雨已经下了整整一周，他的腿很痛，就像昨天才被车撞了似的。他走过车道，来到邮箱前，一手拿着竹杖，一手举着雨伞。信封上的字迹在雨中模糊，他赶紧走到装饰着帕萨迪纳橡木板的阴暗门厅，拆开信。雨水从他头发上滴到信纸上，他读着上面的文字。“埃纳尔要离开我了，”格蕾塔开门见山，“你的感觉是对的。结婚十年了，他要离开我了。”卡莱尔立刻就想开车去科罗拉多街的邮局发一封电报。他穿上雨衣，继续读着剩下的内容，这才慢慢明白格蕾塔的意思。
卡莱尔在做笔记，埃纳尔突然觉得，他千里迢迢从加州赶来，为埃纳尔跑上跑下，好像这是他最重要的工程，真是太可贵了。埃纳尔知道，他没有这个义务，不是非要这样做。卡莱尔根本不必去努力理解他。院子里，一个护士在湿滑的石板路上滑倒了，旁边一个同事赶忙把她拉起来。护士摊开掌心，满手的血。
但卡莱尔示意他不用说了。他把手肘撑在膝盖上，盯着球场，开始给埃纳尔讲格蕾塔过去一年来给他写的信。每周，厚厚的信封都会躺在信箱里，大概六页薄薄的信纸上写满了格蕾塔的倾诉。她的字里行间仿佛蕴藏着无限的愤怒，把信纸填得满满的，不留边缘。“有个人叫莉莉。”大概一年前，她在信中第一次提到，“来自丹麦的沼泽地区，我收留了她。”信里讲到莉莉在巴黎到处走，在公园里跪下来喂鸽子，走在砂石路上，短裙一翘一翘的。还说莉莉有时候会在圣殿老街格蕾塔画室里的凳子上一坐好几个小时，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她脸上。这些信几乎周周不落，都是在总结和莉莉一起的日子。信里面从来没提到过埃纳尔。卡莱尔回信里总是问“埃纳尔怎么样”或者说“给埃纳尔带好”。有一次甚至还问：“你们结婚十周年的纪念不是要到了吗？”格蕾塔从来没理会过这些话。
“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来我这儿的病人都算比较幸运的。”布森医生说。他坐在一把铁凳子上，那凳子稍微转一转就可以变高调低。白大褂下面穿着一条黑裤子和黑色丝绸袜子。“他们幸运，是因为我会问他们：‘你想做哪一个？’他们可以选。这当然不容易。但我们每个人不都希望有人问我们，你想成为谁？每个人心里都应该至少有那么一点点期盼吧。”
埃纳尔闻到黏土中浓重的尘土，还有风吹过白杨树的味道。“我不知道你在说什——”
“当然。”卡莱尔说，一边点头一边在笔记本上写着。埃纳尔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卡莱尔一直陪着他，开车带他去看这个那个的医生，每次看了医生失望而归之后，他就那样把着方向盘，说：“别担心。总会找到合适的医生的。”埃纳尔心中就会有一块石头落地，感觉自己的呼吸都变得平缓了。但他更希望这么帮自己的是格蕾塔。
卡莱尔转身看着埃纳尔，他正笑着鼓掌。额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接着球场就安静下来了，让那个里昂姑娘静心发球。卡莱尔说：“我知道莉莉的事。”
“选了之后，就到我的特别环节了。”布森医生说，“是个比较新的手术，我期待很高，因为很有前景。”
埃纳尔双腿交叠在一起，用脚摆弄着面前的那把藤椅。里昂的那个姑娘在场上“扬帆远航”，白色的褶裙都绷直了。拦下了那个狡猾美国人的一个反手拍，把脏脏的白色小球打了过去，得分。人群爆发出一阵欢呼。观众看上去都很英俊，个个都戴着帽子，身上散发着熏衣草和青柠的芬芳。
“是什么呢？”埃纳尔说。
卡莱尔，这个既像他姐姐又不像他姐姐的小伙子，说：“为什么不呢？”
“我待会儿告诉你，你可别太激动。因为听起来特别复杂，实际上还好。好像是特别极端的手段，其实完全不是。这是个比较简单的手术，对有行为问题的病人很有效。目前的几个病例都治疗得很成功，比我见过的任何疗法都有效。”
“格蕾塔不去我也不去。”埃纳尔说。
“你觉得对我这样的人有效吗？”
“你没想过来看看吗？”卡莱尔问道，“到加州来？比如冬天过来画画？”他挥舞着球场发的小册子，那条坏腿伸了出来，膝盖很僵硬。“你不想来画画桉树和柏树吗？还有橘园。你会喜欢的。”
“肯定有效。”布森医生说，“这个手术叫作‘额叶切除术’。”
那个美国姑娘拿下了第一分。她的扣球刚好过网，很有迷惑性地落在地上。
“什么意思？”埃纳尔问道。
“但有时候她是喜欢的。”
“就是一个简单的手术，把大脑前面部分的某些神经通路切除了。”
“你知道格蕾塔的，她不喜欢别人议论她。”
“脑手术？”
“不知道她什么意思。”卡莱尔说。
“是的，但并不复杂。不用开颅。根本不用。这就是这个手术的妙处。我只需要在你额头上钻几个小洞，大概就在这儿，还有这儿。”布森医生摸了摸埃纳尔的头和两边的太阳穴，接着停在他鼻子正上方的一个点上。“钻了孔之后，我就进去，处理里面的神经纤维，就是控制你性格的那些。”
“我听过她说，要是很多事情不变，那就回不去。”格蕾塔曾经说过，他们夫妻俩不可能融入帕萨迪纳的环境，在那里流言传得比在风中飞翔的小鸟都要快。“那个地方不适合你我。”她说。
“但你怎么知道哪些是控制我行为的呢？”
“格蕾塔说过吗？”卡莱尔问，“说过回家的事情吗？”
“嗯，这就是我的最新发现。你们是在报纸上看到我的？”
“有机会我想去加州走走。”埃纳尔说。比赛已经开始了，美国人发球。她把小球高高甩起来，埃纳尔几乎能看到她肩上的肌肉在随着高举球拍而抖动。格蕾塔听到网球着地的声音时，总觉得是橘子成熟落地。埃纳尔想着砖砌别墅后面的黑麦草网球场，用糖粉画出来的线在风中飘散。
“一个朋友介绍的。”卡莱尔说。
“没人觉得她能赢。”卡莱尔指着那个美国人说。他把手搭在额头上遮阳。他的下巴和格蕾塔一模一样：方方正正的，有点长，一张开就看到一口好牙。他们的皮肤也一模一样：在阳光下晒短短一小时就会变成棕色，脖子那儿有点粗糙。从前有那么一些晚上，埃纳尔总是热情地亲吻着这样一根脖子。他最喜欢格蕾塔的这个部位，亲吻得比嘴唇还要频繁。他把双唇贴在她长长的脖子上，轻轻吮吸，舌头慢慢旋转着去舔舐，双唇合起来，在她袒露的颈项上，在那微微凸起的青筋上，留下可爱的吻痕。
“嗯，那他一定是看了报上的文章。挺多媒体报道的。”
球场上有两个女人在做热身运动。一个是里昂来的，穿着一条白色褶裙。她在球场上跑来跑去，像一艘帆船。另一个看小册子上说是美国人，来自纽约，是个个子很高、皮肤黝黑的女孩，短短的头发亮闪闪的，像飞行员戴的皮帽子。
“这手术安全吗？”卡莱尔问道。
一个男人领着埃纳尔和卡莱尔来到一个微微倾斜、外面漆成绿色的包厢。包厢里有四把藤椅，每个上面都摆着条纹坐垫。这个包厢就在网球场的基线旁边。能看到球场上的红色黏土，那色彩就像莉莉有一次在芳斯百合前台买的胭脂。
“安全系数跟大多数手术一样。听着，我知道听起来好像很可怕。但我曾经有个男病人，他觉得自己是五个人，还不止两个。我进入他的大脑，把他给治好了。”
“你真的应该对别人多点信任。”一天，卡莱尔边开车边说。他的手从变速杆那个黑色的圆头上，友好而亲密地落在埃纳尔膝上。他是要和埃纳尔去奥特伊的一个网球场。球场就在布洛涅森林公园的旁边。像个水泥碗一样，在一片茂密的白杨中拔地而起。接近中午，烈日中天，在蓝天白云中显得空洞而刺眼。网球场周围有一圈铁门，穿着运动上衣、戴着草帽的男人守在门口，检票，撕成两半。
“他现在怎么样了？”埃纳尔问道。
卡莱尔买了一辆车，阿尔法·罗密欧的运动跑车。红色车身，四个辐轮，脚踏板上安着一个红色工具箱。他喜欢敞篷开。隔板上有六个仪表盘，和一个小小的银把手，卡莱尔在街角转弯的时候，埃纳尔总是紧紧抓住这个把手。地板是用钢铸的。卡莱尔开着这辆跑车满巴黎跑的时候，埃纳尔总感觉发动机的热气隔着鞋底升上来。
“他和母亲住在一起。很安静，但是快乐。就是他妈妈带他来看我的。”
所以卡莱尔就找埃纳尔了。一开始他还得努力调动一下埃纳尔的情绪，才能和他一起出去。卡莱尔蓝色的双眼比格蕾塔的更加清澈，里面仿佛有什么东西，能一眼看穿埃纳尔在想什么。埃纳尔坐在卡莱尔身边时很不自在，不停挪动着臀部，身体的重量一会在左边，一会儿在右边。有的时候坐得直直的，有时候又瘫倒在椅子上。
“但我该怎么做呢？”
卡莱尔很清楚，不要带格蕾塔一起。有一次，他告诉埃纳尔，还在很小的时候，卡莱尔提议去阿罗约塞科的射箭场，格蕾塔就会失望地叹气。“她一直忙着探索这个探索那个的，”卡莱尔说，“读狄更斯的小说，写诗，画圣盖博的风景，画我的肖像。但她从来不给我看画得怎么样。我要是说想看看她的水彩画，她就会脸红。然后双臂抱在胸前。”
“你到医院来，我给你做术前准备。你一定要休息好，身体不能虚弱。进手术室之前我会先让你住院，恢复一下体力。手术没多少时间。然后你就休养。真正的手术也就几个小时。术后大概两个星期你就可以出院了。”
“为什么不行？”格蕾塔会插嘴。
“那之后呢，我会怎么样？”埃纳尔问道。
“不知道行不行。”埃纳尔会回答。
“哦，我以为你已经知道了。”布森医生伸展了一下腿脚，推着手推车。“做手术之前，你必须想清楚，手术之后你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了。”
卡莱尔经常让埃纳尔下午和他一起活动。“我们中午见吧？”每天早上埃纳尔轻手轻脚出公寓的时候，卡莱尔都会这么说。而那时候埃纳尔通常都沉浸在对图书馆的热切期待中。
“真的就这么简单？”卡莱尔问。
啊，是啊，已经到中午了。
“一般来说是。”
有时候如果他睡着了，安妮·玛丽会伸出白如凝脂的小手，轻轻推推他。“中午了。”她说。有那么一会儿他还是迷迷糊糊的：“中午？”
“但手术之后，我会变成谁呢？”埃纳尔问道。
埃纳尔在图书馆待了一个星期，每天都有那么一会儿，他被自己在书中的发现激动得难以自持，把头埋在手臂上，低低地啜泣。
“这个，”布森医生说，“我们就无法预测了。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逐渐地，他读了很多很多相关的内容，已经能确定自己也有女性的器官了。在他的身体之中，埋藏着莉莉的器官，那些小小的血袋，那些鲜活的血肉，让莉莉成为莉莉。一开始好像很难相信，但他越来越觉得这样讲才有道理，这不是心理问题，而是生理问题。他想象着自己的睾丸后面——藏着一个子宫。他想象自己的肋骨像一个笼子，把一对乳房困在里面。
埃纳尔能听到院子里木鞋底敲打石板路的声音。雨越下越大了，砰砰砰敲打着车窗。布森医生稍微旋转了一下凳子。卡莱尔继续在本子上写着什么。外面，手受伤的那个护士出现在一扇门边，门顶上有一扇椭圆形的窗户。她的手上缠着纱布，正和同事说笑着。两个女孩看上去都不满二十岁，说不定还只是助手。她们一路跑到院子的另一边，那儿也有一扇门，上面也有椭圆形的窗。这扇窗镶着金色的窗框，亮着灯，雨点不断地砸在上面。
桌子很宽，有深深浅浅的刻痕。让埃纳尔想起哥本哈根老海滩鱼市里的渔妇们剁鱼头用的案板。埃纳尔面前这张桌子足够摊开好几本书了。看着那沙色的书页，埃纳尔开始把这想象成一片只属于自己的海滩，在这里，他能得到庇护。读这些书就能给他这种安全感。每天早上他都迫不及待地溜出公寓来到这里。仿佛每一句关于男女两性的话都能保护埃纳尔，让他安然度过接下来的一年，这关键的一年。因为他对自己承诺过，这一年，一切都需要改变。
①希腊神话中的神，最初被塑造为男性生殖器的象征。—译者
安妮·玛丽会把书斜插进一个架子中，放到埃纳尔的面前。她借给他一串毛毡包裹的铅珠，可以把书页压着，好让埃纳尔把相关的句子摘抄到他那本青灰色封面的小笔记本上。
②希腊神话中的美神，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女性之美的象征。—译者
有的书已经很老了，是上个世纪出版的，书上积着灰。翻开那些书的书页，会发出脆响，埃纳尔害怕学生们会从长长的阅读桌上抬起头来，从埃纳尔扭曲的脸上纠结的恐惧与解脱中，发现他的真实面目。
③波士顿是美国主要的爱尔兰人聚居地。—译者
第二天，柜台后面的女孩给埃纳尔找了更多的书。比如《两性》《正常与非正常的男人》《性别混乱研究》《性别危机》。最后那本是德文书，二十年前在德累斯顿出版的。大多数书里写的性别发展理论都是建立在假设和实验室老鼠身上。在一本书里，埃纳尔读到一个男人的故事。他是个巴伐利亚贵族，天生有阴茎和阴道。书里写到了他遭遇的重重困境，小时候的困惑，父母的嫌弃，孤独无助地在这个世界上寻找立足之地。埃纳尔情不自禁地闭上眼睛，想着，是啊，我懂。有一章里讲到了赫尔墨斯①和阿佛洛狄忒②的神话。书里还解释了性病理，有一个概念叫“性别中间状态”。埃纳尔知道这些都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情况。他很熟悉里面描述的那种双面性。那种对男女两性都缺乏完全认同的状态。他读着那个巴伐利亚人的故事，胸中感到一阵隐隐钝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