讣告不会提到这一天，也不会提到有关格蕾塔的那个八月的下午。那是在两人婚前，战争刚刚结束，格蕾塔重归哥本哈根才一个月。她来到皇家学院他的办公室，草帽上别着大丽花。他打开门，她说：“我来啦！”这是战争爆发前夕她远走加州后两人第一次见面。埃纳尔问道：“怎么样？”她只是耸耸肩，说：“是这里怎么样，还是加州怎么样？”
“埃纳尔·韦格纳。”朗普先生愤怒得脸都涨红了。那个男人递给他一百克朗。然后把那幅画从墙上取了下来。接着，学院里的每个人，朗普先生、挤在教室门缝后面张望的学生、穿着笔挺衬衫的学校行政人员、后来密谋把朗普先生从高层窗户推下去却失败了的扫地孤女们，他们全都惊讶地不停眨眼。当然也包括埃纳尔·韦格纳，他就站在那级台阶上，就是后来格蕾塔吻了他的那级台阶。因为这件事太大了，太出乎意料了，整个学院的人不约而同地眨起了眼睛。每个人，不管是不是搞艺术的，都轻轻地摇了摇头。等到他们终于停止眨眼，太阳终于照在哥本哈根所在的半球；阳光越过学院的窗棂，洒进每一个角落，穿斗篷的男人已经走了。
她拉着他走出学院，来到国王新广场，看人群与车辆围绕着克里斯蒂安五世的骑马塑像川流不息。皇家剧院门口有个只剩一条腿的德国士兵，帆布帽子取下来倒放在人行道上，希望来来往往的好心人给几个子儿。格蕾塔挽起埃纳尔的手臂。她说：“哦。”然后给那男人放了些钱，问他叫什么。但男人都被她的慷慨震惊了，没听清楚她的问题。
“这幅画不错。”男人说，从斗篷下面伸出手，拿出一个钱夹，（据说，只是据说）是用蜥蜴皮做的。“画家名字叫什么？”他问道。
“我都没想到，”格蕾塔挽着埃纳尔继续向前走，“在加州，这一切好像都很遥远。”
穿斗篷的男人说起话来轻言细语，传言在学院的大小厅堂不胫而走，说他是巴黎的艺术商。他戴着一顶宽檐帽，用一根皮绳子拴着，学生们几乎看不见他的眼睛。他的嘴边有一小撮金色的胡子，卷曲地下垂着。他所到之处都留下一股淡淡的油墨味，像汽车尾气似的。比父亲才华稍逊一筹的代理院长朗普先生对这位陌生人做了自我介绍，然后陪着他走过学院的一个个大厅，地砖是青灰的，不加修饰，由一群还没到生育年龄的孤女负责清扫。朗普努力让陌生人在一些画面前驻足，那些都出自他最得意的门生，大波浪头发、双乳像苹果一样可爱的女生，大腿像火腿一样结实有力的男生。但据说，只是据说，这个披着斗篷的男人冷冷地说：“我自己会看。”根本没理睬朗普先生的建议。他看着一幅画点了点头，画上画了老鼠吃奶酪，作者是格特鲁德·格鲁伯，一个女生，黄色的眉毛毛茸茸的，仿佛金丝雀遗落在她脸上的两片羽毛。另一幅让他驻足停留的画，画的是卖鲑鱼的女人，作者是一个叫索福思·布兰德斯的男生。他的父亲在前往俄罗斯的游轮上被残忍杀害，就因为看了一眼杀人犯十几岁的新娘。接着，这个穿斗篷的男人就停在埃纳尔那幅小小的画前，黑暗的沼泽，寂静的夜晚，橡树和柳树都是模糊暧昧的影子，湿润的地面也黑漆漆的，如同刚开采出来的原油。角落里，就是那块点缀着云母的巨大卵石，旁边是一只白色的小狗，在寒冷的天地间睡着了。刚好在前一天，朗普先生才评价说，这幅画“就丹麦学院派而言，太黑暗了”。所以在墙上挂的位置也不甚理想，旁边就是储藏室，扫地的孤女们在那里放扫帚，换上朗普先生坚持让她们穿的无袖连衫围裙。
他们取道皇家花园一角，树篱枝叶太繁茂，需要修剪一下了；孩子们不断从母亲身边跑走，尽情玩耍；草坪上，年轻的情侣们躺在格子纹野餐毯上，希望周围的其他人全部消失，他们能好好享受二人世界。格蕾塔没说要带埃纳尔去哪里，埃纳尔也知道不需要问。阳光灿烂，天气温暖，国王大街两边家家户户都开着窗，夏日轻薄的纱窗飘摆着。一辆送货车从身边开过，格蕾塔又挽起埃纳尔的手臂。她说：“什么也别说。”
讣告当然不会提舌头的事。也不会提到埃纳尔卖出第一幅画的那天晚上，喝了很多乐堡啤酒，往运河里撒了尿。那时候他只是哥本哈根的一个年轻人，穿着粗花呢的裤子，腰上系着皮带，因为太瘦，皮带上不得不多打几个孔。他是皇家艺术学院的学生，拿到了专门针对乡下男孩的奖学金。没人觉得他能把画画作为严肃的事业去追求，他们觉得他也就学个一星半点的构图技巧、前景背景之类的，然后回到老家，在日德兰北边那些大会堂的屋檐上画北欧的主神奥丁。然而，就在那个早春的下午，当吸进肺里的空气还带着寒意的时候，一个披斗篷的男人走进学院。学生习作挂在走廊上，错落有致地排列在开阔的楼梯间的墙上，下面是白色的栏杆。多年以后，也是在那里，格蕾塔捧着埃纳尔的脸，爱上了他。埃纳尔的那幅黑暗沼泽挂得高高的，嵌在一个带人造金色树叶的画框里，买画框的钱是他去医院参加药学试验挣来的。
但埃纳尔的心怦怦直跳。因为那个在学院台阶上吻了他的女孩又回来了，好像一阵迅疾的风，这么快，这么突然，如同五年前她突然离开一样。她就像他的一个梦，令他懊恼，又令他向往。战争时，他常常梦到身在加州的她。但也不时想起她风一样地穿过学院的大厅，画笔夹在腋下，金属圈反射着周围的光线。她是他从教以来见过的最忙碌的学生，舞会、芭蕾舞场场不落，但也永远做好了干正事的准备。就算在别人都去喝酒聊天或呼呼大睡的深夜，她也常常在挥笔作画。他有时会揣度自己心中理想女性的模样，她越来越接近格蕾塔的样子。她好像是全世界最高大，也最迅速的女人。他还记得有一天，在学院的办公室，他在伏案工作之余抬起头，看到窗外她正从国王新广场的车流中跑过，引起一阵刺耳的喇叭声。她那条灰蓝色的短裙如同一个犁耙，从马车与汽车中穿行而过，搞得车夫和司机极其不满。她通常都会高高地挥一挥手，说：“谁在乎呢。”格蕾塔只在乎那些她觉得有意义的事。而对于埃纳尔这个随着年纪增长越来越沉默，画画的风格越来越孤僻，越来越觉得自己格格不入的人，格蕾塔就是他心中的理想女性。
他出生在一片沼泽之上。本是女儿心，却有男儿身。此事埃纳尔·韦格纳从未告诉过任何人，但他记忆的起点，就是透过祖母夏日衣裙的金属环看到的世界。他看到金属环那边宽大的袖子伸进摇篮里来抱他，他还记得小小的自己当时在想，哦，不是想，是感觉，这属于夏日的白色金属环会永远包围着他，仿佛那是天地中又一样不可或缺的东西，就像水、光、热。他穿着洗礼袍。那些蕾丝是死去的母亲的那些爱好编织的姨妈织的，从他小小的躯体旁垂下来，一直垂过他脚边。后来，埃纳尔看到这样的蕾丝，就会想起丹麦那些贵族家里带蕾丝的窗帘。深蓝色的棉质帘子垂过踢脚线，在黑橡木地板上散开，像巨大的扇子。骨瘦如柴的女佣刚刚用蜜蜡给地板做过保养。汉斯出生的那栋别墅里就挂着这样的帘子，每当这位出生在沼泽，男儿身的女孩儿走过去摸那些帘子时，艾吉尔男爵夫人就会不满地用舌头顶着自己的上颚。那是埃纳尔见过的最薄的舌头，甚至有点从中间分岔的迹象。
于是，那个温暖的八月下午，她出现在他办公室门口，拉着他走过哥本哈根的街巷，走过国王大街敞开的窗户下面，听着就要去北海边过暑假的孩子们兴奋的大呼小叫，还有准备伸展四肢的小狗愉快的吠叫。
埃纳尔感觉到脚下的火车轮在“哐哧哐哧”地前进，思考着自己讣告的开头：
来到她住的街上，格蕾塔说：“一定要弯腰。”他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但格蕾塔马上牵着他的手躲进街上停着的一排汽车后面。昨晚刚下了雨，路边湿漉漉的。阳光照在沾了水的轮胎上，把热乎乎的橡胶味送进他的鼻腔。后来，卡莱尔开车带着他在巴黎到处跑，为莉莉寻一条出路的时候，他总想起彼时彼刻的味道。格蕾塔带他弯腰走过一辆又一辆汽车，仿佛在躲避敌人的炮火。他们就这样穿过一个街区。这个街区住着詹森先生，他是一家手套厂的厂长，曾经有一场大火，吞噬了在脚踏缝纫机前辛勤工作的四十七名女工；还住着哈克森男爵夫人，已经八十八岁高龄，拥有整个北欧最大规模的茶杯收藏，多到她有时候发脾气摔掉几个也无所谓；还有汉森斯一家，有两个双胞胎女儿，一模一样，一头金发，十分美丽，让汉森斯一家总是担心有人绑架两个千金。你看那栋白房子，门漆成了蓝色，窗边种着红得像鸡血一样的天竺葵，从街对面都能闻到一股苦涩、浓郁而略有些猥琐的味道。战时格蕾塔的父亲就住在这里，现在战争结束了，他要回到帕萨迪纳了。
要是我的讣告，他们可能都不知道怎么开头，他心想。格蕾塔会自己写，然后亲自送到报社。也许那些有着稀疏金发的年轻记者就从格蕾塔写的着手，稍加删改，登在报纸上，字里行间全都变了味。
格蕾塔和埃纳尔躲在一辆拉布戴夫船型车的引擎盖后面，看着工人把大大小小的箱子从门前的台阶上搬下来，放到路边的卡车上。两人都闻到天竺葵和包装稻草混合的味道，还有那些工人身上的汗味，他们正辛苦搬运着格蕾塔的四柱床。“我爸爸要走了。”格蕾塔说。
埃纳尔靠在靠背上，看着车窗上自己的影子。夜幕正在迅速降临，影子越发模糊起来。天黑的时候他已经看不清自己的脸了。接着影子彻底消失了。车窗外什么都没有，只有远处一个以养猪为业的村庄闪烁着点点灯火。埃纳尔静静地坐在黑暗中。
“你也要走吗？”
埃纳尔对面的座位上放着一份《法兰克福日报》，是一个抱小孩的女人留下的。报纸上登了一份讣告，好像是个卖水泥赚了大钱的男人的，上面附了一张遗照，男人的嘴角看上去满含忧伤，他脸颊上肉鼓鼓的，有点婴儿肥，里面埋藏着某种情绪。
“哦，我不走。我要留下来，靠自己生活了。你不明白吗？”
所以埃纳尔就独自一人坐上了火车。他看着车窗上自己的影子，面色苍白，鼻子周围瘦得凹陷了下去。他感觉像个独居的隐士，偶然从小屋的窗户审视一下自己的样子。
“明白什么？”
“但我只能一个人才能坚持下来，不然……”他顿了顿，“我会很羞愧的。”
“我终于自由了。”
“就让我跟你一起去吧，”格蕾塔做了最后的努力，拉着他的手放在自己胸上，“你不应该一个人经受这些的。”
但那时候埃纳尔并不明白。他不明白格蕾塔铁了心要独自待在哥本哈根，待在几乎没人认识她的欧洲，做一个她自己理想中的女人。她需要和自己的家庭远隔大陆大洋，才能最终自由畅快地呼吸。埃纳尔那时还不明白，这其实是格蕾塔“美国精神”的又一个体现，她心中的激情催促着她移居异国，重新做人。埃纳尔以前从没想过自己会做出同样的事情。
埃纳尔离开巴黎之前，卡莱尔问过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真的明白波尔克要对你做什么吗？”事实上埃纳尔还不太清楚具体细节。他知道波尔克会给他变性，但也很难想象到底怎么个变法。当然，他知道要经历一系列手术，把他现在的男性特征抹掉。这些特征变得越来越累赘，就像令人烦躁的瘤子。“我还是觉得你去看布森医生更好些。”卡莱尔始终在坚持。但埃纳尔采纳了格蕾塔的提议。那天晚上，万籁俱寂，仿佛全世界的人都睡着了，只有夫妻俩醒着。他们安静地躺在床上，身上盖着被单，互相勾着小手指。在这个世界上，他最信任的还是格蕾塔。
报上的讣告当然也不会提起这件事。他们不会打听得这么清楚。和大多数报业人员一样，那些头发日益稀疏的年轻记者不会费心去调查个中的来龙去脉。时间紧迫，埃纳尔·韦格纳正逐渐远去，只有格蕾塔会记得他在这世上的点点滴滴。
接下来的一整段旅程埃纳尔都觉得很冷。出发前格蕾塔问他，要不要她一起来。埃纳尔拒绝了，但觉得格蕾塔明显受到了伤害。“为什么不要我陪？”她问。当时他们在公寓的前厅，埃纳尔没有回答。有些事情他说不出口，要是格蕾塔和他一起，他可能没有勇气坚持完成这整件事。她站在那儿，他脑子里会浮现出之前生活的点点滴滴。他一直告诉自己，我们以前是多么幸福。埃纳尔和格蕾塔是相爱的。埃纳尔害怕她要是跟来了，他可能就不会去见波尔克教授了。他可能会告诉格蕾塔，不如在法兰克福转车，往南边去，回到芒通，让那直接纯粹的阳光与大海把一切变得简单。他说：“不，我还是一个人去吧。”赌场前面公园里柠檬树的淡淡香味飘散而来。如果格蕾塔跟来了，埃纳尔可能会说他想回布鲁图斯，水藓地旁边的农庄已经入住了新的人家。他可能会试图逃跑，带着格蕾塔，回到他年少时的那间房子，羽毛地垫已经被磨得很薄，到处刺刺的；床边的墙上挂着画，画上汉斯和埃纳尔躺在岩石上睡着了；餐厅桌子的四条腿都掉漆了，埃纳尔经常藏在那下面，听父亲对奶奶说：“趁我还没死，再给我泡点茶来。”
这永远不会出现的讣告，在开头之后，应该有这么一段：
渐渐地，列车又慢慢加速了，德国的田野迎来了这一日的午后，早春的油菜开着黄灿灿的花朵，肆无忌惮地占领了大片“领土”，那种有着垂死味道的香气含着一种诱惑。
去年夏日的某一天，莉莉醒来，觉得浑身燥热，无法忍受。时值八月，这还是格蕾塔和埃纳尔婚后第一次决定不去芒通消暑。多半是因为他健康状况不容乐观。流血、消瘦、眼窝越陷越深。有时候吃饭，他都很难抬起头。大家都束手无策。没人知道埃纳尔到底想对自己做些什么。在那个燥热的早晨，莉莉醒来了。街角熟食店门口送货车排出的废气飘进开着的窗户里，熏得她满面灰尘。她躺在床上，犹豫着今天要不要起床。上午的时光倏忽而过，她一直盯着天花板上翻起来的石膏，盯着中间枝形吊灯灯座周围那些白色的假花瓣。
他们一走进来，埃纳尔就感觉两个军官对自己很失望，因为他看上去简直不可能惹出什么麻烦。秃指甲的那个请埃纳尔出示护照，等看到是丹麦护照，就更不感兴趣了。他一边看着队友，一边漫不经心地打开。这两个军官都张着嘴巴，发出沉重浑浊的呼吸。他们谁也没认真检查埃纳尔护照上的信息，也没有举起照片来看和埃纳尔的脸对不对得上。说起来，这证件照还是很久以前在哥本哈根一个闻起来有股霉味的摄影工作室里照的。两个军官什么也没说。其中一个把护照扔到埃纳尔腿上。另一个眯着眼睛看着埃纳尔，拍了拍肚子。袖口上的黄铜扣子晃动了几下，埃纳尔还以为自己会听到铜铃般的“咚咚”声。接着两个军官就走了。
接着她听到前厅传来人声。先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接着又是一个男人。啊，是汉斯和卡莱尔。她听着他们跟格蕾塔说话，不过听不到格蕾塔的声音，所以好像是两个男人一直在喋喋不休。他们声音沙哑破碎，让她觉得仿佛有谁在喉咙里抓挠。接着莉莉应该是睡着了，因为她再回过神来时，阳光照射房间的角度已然不同。现在是从街对面的绿铜房顶照过来的，一只老鹰在那里筑了巢。但汉斯和卡莱尔还在说话。接着他们来到她门边，然后进来了。莉莉经常想着要给房间门上把锁，但一直没行动。她看着他们走进来，那仿佛只是模糊的记忆，而不是实实在在正在发生的事。他们说：“来，起床。”接着又说，“小莉莉。”她感觉到他们拉起自己的双臂，不过那也遥远得像模糊的记忆。有人把一杯牛奶送到她嘴边，另一个人给她套头穿了条连衣裙。他们扶着她来到衣橱前挑了一双鞋子。她踏进一片阳光中，感觉自己的皮肤仿佛快要烧起来了。汉斯和卡莱尔感觉到了，于是找了一把竹骨的纸质遮阳伞，迅速打开了。
两个军官来到埃纳尔的包厢。他心里好像小鹿乱撞一样“咚咚”响，仿佛真的犯下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罪行。两个军官都很年轻，身材高大，穿着合身的制服，双肩显得十分挺拔。但埃纳尔觉得他们的制服浆洗得有些过分了，太硬，看上去不太舒服。帽檐下，两张年轻的脸红光满面，如同袖口上锃亮的黄铜扣子，埃纳尔突然觉得，这些还十分年轻的军官，大概本身就是黄铜做的：金灿灿的，亮闪闪的，冷冰冰的。他们身上也散发着一股金属的味道，大概都用了政府统一发放的剃须膏。一个军官的手指甲被他自己咬秃了；另一个军官手指的关节上有明显的刮痕。
不知怎的他们就把她带到了杜伊勒里公园。三个人散着步，两个男人一左一右搀着莉莉的胳膊。他们走过白杨树下，树影摇曳，莉莉觉得就像要跃出海面的巨大海鱼。汉斯打开三把绿色的折叠椅，他们一起坐在午后的阳光中。小孩子不断从面前跑过，年轻的情侣成双成对漫步而来，眼神闪烁的孤独男人们急匆匆走到属于他们的“地盘”，就在橘园美术馆附近。莉莉想起上次她独自一人来公园的情景。几个星期前，她出来散步，两个小男孩从她身边经过，其中一个咕哝一声“蕾丝边”①。两个男孩在十岁、十一岁上下，金发垂在耳边，穿着短裤，露出白白的、光洁的大腿。就是这么可爱英俊、少不更事的男孩，也说得出这么残酷、这么大错特错的话。
边境巡逻队到火车上检查护照。埃纳尔听到旁边包厢的动静，巡逻军官们的军靴踏在地毯上，发出闷响。他们说话很快，但听上去很无趣。其中一个军官一直在说：“不行，不行，不行。”
莉莉和汉斯、卡莱尔一起坐着。他们给她穿的裙子令她浑身燥热。袖子是裹肩的，有贝壳的印花，还是从芒通的公寓里拿回来的。那时候她就知道自己不能与埃纳尔共存。唯一的问题是她要不要作为莉莉生活下去？会不会一切都结束，她也长眠呢？会不会埃纳尔和莉莉手牵手永远离开呢？那就把这副尸骨，埋在他们出生的沼泽里。
埃纳尔乘坐的火车驶入了德国，在一片棕色的田野旁停下，刚刚翻过一遍的土壤上还残留着银色的霜雪。车窗外，一月天空中的太阳有气无力，田野边的桦木在寒风中挤在一起。目之所及，除了平坦的田野连接着铅灰色的天空，别无他物，只有一辆柴油拖拉机，不知被谁抛弃在冬日的荒野中，红色金属座椅下的弹簧在风里颤抖。
埃纳尔知道自己的讣告也不会写这个。讣告的内容可以报道他的每一件事，却没有道出他真正的人生。接着，火车放慢了速度，他睁开眼睛，乘务员在车厢走廊里大喊：“德累斯顿到了，德累斯顿！”
第十九章
①原文是法文“Lesbienne”，女同性恋。—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