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莉手里的活猛然停住了，钩好的蕾丝垂到膝上。
“显然他是被你迷住了。”格蕾塔看到莉莉脸上潮热的红晕。她刚从画廊回来，又是乏善可陈的一天，十幅画都在墙上，没有买主。现在，眼前的这一切——丈夫穿着一件家常的棕色裙子；亨里克接到洛克菲勒夫人的邀请，去纽约格拉梅西公园的国家艺术俱乐部参加晚宴；还有玫瑰堡宫塔楼的影子里莉莉和亨里克并肩坐在公园长凳上的奇怪画面，都让她感到五味杂陈。格蕾塔突然问道：“跟我说说，莉莉，你有没有跟男人接过吻？”
这个问题好像是不受格蕾塔控制，只是借她的口自己蹦出来的一样。之前她从未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在性这个方面，埃纳尔一向是局促拘谨的，从来不会主动。格蕾塔觉得他不可能有如此奇异的欲望。毕竟，要是没有她，埃纳尔永远也不会发现莉莉。“亨里克会不会是第一个？”格蕾塔说，“第一个吻你的男人？”
莉莉坐在椅子上，往前挪了挪，开始讲起亨里克最近去纽约的所见所闻。他在那里和洛克菲勒夫人共进了晚餐。“他正在成为一个重要的画家。”莉莉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引用了艺术圈里那些人谈论亨里克的话，“你知道他是个孤儿吗？”莉莉说，又讲起亨里克年轻时候做水手学徒的事，那是在一艘前往北海打鱼的帆船上。接着莉莉说，就在国王公园的那条长凳上，亨里克郑重其事地说，他从没见过莉莉这样的女孩。
莉莉认真思考起来，眉头都皱成一团了。水手那混合着土豆与伏特加的声音又穿透了楼板。“你可别骗我！”他在大吼大叫，“你说假话我是看得出来的。”
“那个‘鱼画家’怎么样？”格蕾塔问道。
“在布鲁图斯，”莉莉开口了，“有个男孩叫汉斯。”这是格蕾塔第一次听到汉斯的故事。莉莉说起这个名字，脸上是一副心醉神迷的表情，手指紧紧压在一起，举在空中。她仿佛陷入了一种很恍惚的状态，给格蕾塔讲起汉斯熟练地爬上那棵老橡树，讲他有些沙哑的声音，还有他那个沉入泥沼之中的潜水艇形状的风筝。
“亨里克，”格蕾塔说，“我知道了。”她别过头去，用眼角的余光仔细打量着丈夫。她完全不知道他做这些到底想干什么，扮成莉莉究竟想得到什么。然而他就在那儿，穿着一条棕色的裙子和有盖袖的白色衬衫，脚上还是那双她给他的有锡制扣襻的老式皮鞋。是啊，他就在那儿。格蕾塔胸中突然充盈着一种隐隐约约的悔意。她希望自己在莉莉的来去这件事上，要么就参与更多，要么就完全不管。格蕾塔意识到，她永远也不会知道，到底怎么做才是所谓“正确”的。
“那之后你就没跟他联系过了？”格蕾塔问。
“我不是一个人啊，”莉莉说，“亨里克来看我了。他和我一起在长凳上坐了会儿。”
“我想他是去了巴黎吧，”莉莉一边说一边继续钩起了发网，“他是个艺术品经纪人，但我也只知道这么多了。为美国人做艺术品生意的。”接着她站起身来，走进卧室。爱德华四世正蜷在屋子里睡觉。莉莉关上了门。一个小时以后，埃纳尔出来了，好像莉莉从没来过似的。除了空气中飘散的淡淡的薄荷与牛奶的气味，莉莉好像从未真正存在过。
“你觉得这样好吗？你一个人出去？”
两个星期的画展接近尾声时，格蕾塔的画一幅也没卖出去。她再也不能把自己事业上的不顺归结为“经济不景气”了。大战已经结束七年了，丹麦的经济正在震荡中繁荣，在观望中增长。但这次画展的失败她并不惊讶。自从两人结了婚，埃纳尔的名气就一直让她相形见绌。说实话，他的有些画其实就是涂一层黑色的背景，再弄点灰色的颜料。但这些偏爱表现荒野与风暴的黑暗小画在挪威一年比一年受欢迎。与此同时，格蕾塔的画作完全卖不出去，只能去找那些不苟言笑的公司高管画肖像画来赚点佣金。她画的那些比较有个人特色的画，比如安娜的画像，比如趣伏里公园门口的那个盲女人以及现在的莉莉的画，却无人问津。毕竟，有了埃纳尔的画，谁还会买格蕾塔的呢？他那微妙而令人惬意的丹麦风格，不比明亮却鲁莽的美国风格要高明得多吗？这里是丹麦，十九世纪的艺术风格仍然被认为是很前卫新潮并且有待质疑的，全丹麦找得出来哪个评论家，敢说格蕾塔画得比埃纳尔好？这是格蕾塔的感觉，而如果刺激一下埃纳尔，他也会承认这可能是真的。“我讨厌这样的感觉。”有时候格蕾塔会说，双颊上浮现出强烈的嫉妒，可不止小心眼那么简单。
“不到一个小时。”钩针继续发出清脆的声音。“我出去了。我在国王公园走了走，在一张凳子上玩了会儿钩针。你去看那里的玫瑰了吗？”
然而，有一幅画引起了一些人的兴趣。那是一幅三联画，画板之间用铰链连接起来。格蕾塔是在市政厅舞会之后开始画的。每张画上都是一个女孩占满画幅的脑袋，但是在三种不同的状态下：女孩凝神思考，神情疏离，眼睛疲惫地垂着，泛着红晕；女孩因为恐惧而脸色苍白，腮帮子都鼓了起来；女孩过于激动，头发从发夹上垂下来，双唇湿润，仿佛沾着露珠。格蕾塔用一把上好的兔毛画笔画蛋彩，让女孩的皮肤散发着一种半透明的柔光，像萤火虫聚集在一起。这幅画她恰巧决定不用清漆。有那么一两个评论家站在画前，终于从前胸口袋拿出了铅笔。格蕾塔的心“突突”跳着，听着铅笔尖在笔记本纸页上摩擦的声音。一个评论家清了清嗓子想要说什么；而另一个，那个一边眼眶上有个灰色小肉瘤的法国人抢先问了格蕾塔：“这幅画也是你的？”
“你来了很久了吗？”格蕾塔问正在钩发网的莉莉。
然而，这幅叫作《莉莉三题》的画也没能挽救失败的画展。个子矮矮的拉斯姆森最近才去了纽约，用海默修依①和克罗逸②的画换了宾夕法尼亚州几家钢铁公司的股份。回来以后，他把格蕾塔的那些肖像画装箱送了回去。“那幅女孩的三联画我就留下了，在我那儿寄售吧。”他边说边把画名记在了本子上。
第二天，格蕾塔回到公寓时，看到莉莉正在用钩针做一个发网，钩针在她膝上互相碰撞发出脆响。埃纳尔和格蕾塔都没弄清楚莉莉在艺术家舞会那晚为什么会流鼻血。但大概一个月以后，她又开始流鼻血了。正值七月，整整三天，每天都会突如其来地爆发几次。埃纳尔说这没什么要紧的，但是格蕾塔很担心，就像母亲看见儿子老是咳嗽。最近，每到午夜，格蕾塔都会情不自禁地起床，走到她的画架前，画那个面如死灰的莉莉倒在亨里克的怀里。这幅画很大，几乎是真人大小了，颜色很鲜亮，比较平面化，比起格蕾塔记忆中莉莉在艺术家舞会后流血的场景，这幅画竟然显得更真实些。背景故意处理得歪歪斜斜的，可见龙头吐水的喷泉和维京人的铜像。脆弱的莉莉填满了画布的主要部分，一个男人的双臂环着她，他的发尖触碰着她的脸。真是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幕，格蕾塔边画边对自己说，恐惧、困惑与愤怒混合在一起，越来越强烈，直到现在那种感觉还清晰地留在她的脊背上。她知道有什么东西改变了。
几个星期后，拉斯姆森的画廊给格蕾塔寄来一封信，里面是一本巴黎艺术期刊的文章剪报。文章是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现代艺术的总结，在无数丹麦天才艺术家的作品照片当中，有短短的一小段很难被人注意的文字提到了格蕾塔。“野性的，如狂想曲般的想象力，”里面如此评价格蕾塔，“她画中的年轻女孩莉莉，如果不是那样美，就有点让人心生怯懦。”除此之外，文章再没提及更多相关内容。像通常的调查总结一样，文章蜻蜓点水，浮于表面。但拉斯姆森把剪报寄给格蕾塔时，她还是仔细地看了一遍又一遍，心情很复杂，跟谁都说不清楚。对于她来说，比这篇文章对自己的表扬更令人惊讶的是，竟然没有提到埃纳尔的名字。对于丹麦艺术的总结文章，竟然找不到埃纳尔的身影。她把剪报塞进衣柜的一个抽屉里。上面压着泰迪的老照片和父亲从帕萨迪纳寄来的信：橘子丰收啦，出去打土狼啦，圣塔莫尼卡有个女性画家协会，要是她想永远离开丹麦，回去就可以加入之类的。格蕾塔永远不会将这篇文章交给埃纳尔。这是属于她的。那些文字赞颂的是她的作品。她并不想和丈夫分享。
克里斯托街这个画廊很是狭小逼仄，展览期间哥本哈根刚好遭遇热浪来袭，于是空气中弥漫着隔壁奶酪店浓郁的味道。格蕾塔担心羊奶干酪的味道会沾染她的画布，以后都除不掉了。但埃纳尔告诉她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之前已经上了清漆。“它们是穿不透的。”他指着她的画说。因为“穿不透”也可以理解为“让人费解”，话一出口，就像一只恼人的蝙蝠，在两人之间盘旋。这评价也太不好听了。
但格蕾塔不能读了这篇评论就简单藏到抽屉里。她必须有所反应。所以她立刻提笔，给那位评论家写信。
她不得不承认，有的评论家之所以拨冗前来，只不过因为她是埃纳尔·韦格纳的妻子。“埃纳尔画得怎么样了？”有几个评论家都问她。“他的下次画展是什么时候？”还有个评论家之所以来，是因为格蕾塔是加州人，他想从她这儿了解一些加州“外光派”画家的情况，好像格蕾塔就该知道些什么似的，毕竟那只是一群胡子拉碴的男人，在尼古湖边晒得人发昏的阳光下混合着颜料罢了。
“感谢您深刻的评论。”她开了头。
格蕾塔的画都是很大幅的，看上去很有气势。从无到有的过程中，她要用特制的清漆把画布刷一遍。这些画闪着亮光，质地坚硬，仿佛可以像擦窗玻璃一样进行清洗。来了寥寥几个艺术评论家，他们小心翼翼地绕过铺了红色锦缎椅垫的椅子，品尝了格蕾塔放在一个银盘子里的蜂蜜饼干。她一直陪着这些评论家，但他们打开的笔记本上空空如也，真让人心烦意乱。“这个是安娜·芳斯马克。就是那个女中音兼高音歌唱家。”格蕾塔说，“让她摆个姿势可费劲了！”或者，“他是国王的御用毛皮制衣人。您注意到衣领上那一圈貂皮了吗？是他职业和身份的象征。”每每这样的话一出口，她就会立刻追悔莫及。这些话让她觉得愚钝和粗俗，这种感觉在空气中萦绕不去，仿佛已经浸润到了画幅当中。格蕾塔会想起自己的母亲，然后面红耳赤。但格蕾塔有时候就是这么冲动，兴之所至什么都不顾，根本没法停下来思考、计划和部署。她有着“西方精气神”，血气上涌时丝毫不知深思熟虑。
这篇文章将在我的剪报夹里占据一个特殊的位置。实在太感谢您的评价了。您下次来哥本哈根，如果可以的话请来找我。这是个小城市，但很精致。不知为何我总觉得您大概没有好好看过哥本哈根的真面目。与此同时，我还想问您一件事情。我的丈夫，埃纳尔·韦格纳，风景画家，和童年的一个亲密朋友失去了联系。他唯一知道的就是那位朋友住在巴黎，可能是个艺术品经纪人。不知您是不是碰巧认识他，汉斯·艾吉尔，是个世袭的男爵。他的故乡是日德兰半岛的布鲁图斯。我的丈夫想找到他。显然年少时他们两个十分亲密。就像所有回忆年少时代的男人一样，我的丈夫说起汉斯与他一起在布鲁图斯那片沼泽里度过的童年时，非常怀念。我想您可能至少听过汉斯这个名字，因为艺术圈比我们想的要小得多。如果您有他的地址，那就再次万分感谢了。请告知我，我一定会转交给埃纳尔的，他一定也会十分感激。
她在拉文思博街一个家具店买了十把椅子，用大红色的锦缎缝制了新的椅垫。她把椅子放在画廊里的每一幅作品前。“方便看画的人思考。”她一边放椅子一边对拉斯姆森说。接着，她给埃纳尔多年来记下的每个欧洲报纸编辑都写了邀请函，里面提到这是一次重要的“初次亮相”。写邀请函的时候格蕾塔有点下不了笔，每个字都好像在吹牛，而且冷冰冰的没有人情味。但埃纳尔催促着她做好这些事情。“如果一定要这样做的话。”她无奈地说。她亲自把这些邀请函送到各大报社，跑了《贝林时报》，跑了《国家期刊》，在《政治报》报社，一个戴着灰色小帽子的职员轻蔑地哼了一声，把她打发走了。
①海默修依（Vilhelm Hammershøi，1864－1916），丹麦画家，以肖像画闻名。
拉斯姆森先生是个秃头的鳏夫，一双眼睛小小的，像中国人。他和两个孩子住在阿马林堡附近的一栋公寓里。他说他要展示格蕾塔最新的作品，她差点就说自己不想让他帮忙了。接着她认真想了想，意识到还是想要他帮忙的。她有些害羞地对埃纳尔说：“不知道是不是你跟拉斯姆森说了什么。他来找我了，真是太好了。”
②克罗逸（Krøyer），可能是指丹麦画家 P. S. Krøyer（1851—1909）。
那个夏天，专卖埃纳尔的艺术商同意在自己的场地展示十幅格蕾塔的作品，时间是两个星期。这件事是埃纳尔安排的，请这位商人务必帮个忙。“我妻子很沮丧。”他在给拉斯姆森先生的信笺开头写道。不过格蕾塔本来是不知情的。遗憾的是，埃纳尔让她去寄这封信的时候，她打开看了。用热水壶烫了下封口的地方，用指甲一撩就开了。她看信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有时候对丈夫充满着强烈的好奇，难以自制地想探究两人不在一起时，他到底在做什么：他在读什么书；他在哪里吃午饭；他跟谁说话，谈论什么话题。这不是因为我嫉妒，心眼小，格蕾塔一边开解自己，一边小心翼翼地打开信封。不是的，只不过是因为我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