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总是有秘密的小男孩。就是这样。和我们没什么不同。”
“那时候他是什么样子的？”
天空很高远，没有一丝云彩，风掠过赤杨树的叶间。格蕾塔强迫自己不要去想过去和未来。日德兰半岛的夏天，也是他年少时经历过的夏天，那时候的埃纳尔一定既快乐又忧伤。而现在她来了，他却去了。她是格蕾塔·华德，高高地站立在草地中，影子投在坟墓上，她回家的时候，也不会和他一起了。
“好好保存着。”汉斯的手仍然在她腰上。
开车回哥本哈根的路上，汉斯问：“加州呢？我们还去吗？”
“我带了他的画来。”她说。
霍希车的十二个气缸正强有力地运行着，震得她全身的皮肤都战栗起来。太阳很灿烂，敞篷也放下来了。格蕾塔脚踝边有张窄窄的纸条，被风吹得旋转起来。“你说什么？”她双手拽着头发，几乎是用喊的。
墓地里有个木头的十字架，上面刻着“韦格纳”。“他父亲。”汉斯说。这座坟墓荒草丛生，高高的赤杨树投下浓荫。墓地旁边是一座教堂，墙壁刷得很白，地面很坚硬，凹凸不平。太阳把黑麦草上的露水烤干，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甜甜的味道。
“我们要一起去加州吗？”此时此刻大风正好吹来，她的头发、裙角和那张纸条一起飞舞起来。而她脑子里也掀起了一场混乱的风暴：帕萨迪纳她小小的闺房，那个能看到玫瑰园的拱形窗户；阿罗约塞科崖边上那座小小的宅子，现在已经租给了一个有小男孩的家庭；科罗拉多街上泰迪·克罗斯旧工作室那空洞的窗户，火灾以后被改建成一家报社；还有帕萨迪纳艺术与工艺学会那些戴着毛毡贝雷帽的成员。格蕾塔怎么能回到那样的生活中去呢？但她又想了很多其他的，想起宅子的后院，覆盖着厚厚的青苔；借着鳄梨树叶间透过的光线，她给泰迪·克罗斯画了第一幅肖像；卡莱尔在加利福尼亚大道旁的小街上盖的那些小房子，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新婚夫妇们喜欢在那里安居；还有那绵延的橘园。格蕾塔抬头望着天空，那灰扑扑的蓝色让她想起男爵夫人早餐厅墙上那些古董盘子。已经六月了，帕萨迪纳的黑麦草应该已经被烧光用来开垦了，棕榈树的叶子也应该被太阳晒得脆脆的了，此时此刻女佣们大概已经把轻便小窗安放到凉台上去了。屋后面有个凉台，落地窗上安着铰链。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她经常打开窗户，望着外面，目光穿越阿罗约塞科，一直到林达维斯塔山，她会速写帕萨迪纳这绵延的干燥的绿野碧山。她想象着在那个凉台上打开颜料盒，装好画架，画出眼前的景象：桉树那灰棕色的模糊影子、灰绿色的柏树林、在夹竹桃林中若隐若现的意大利风格别墅的粉色外墙、在最高处俯瞰一切的灰色的水泥栏杆。
“还是别了。”汉斯阻止了他，手搭在她腰上，就这样搭着，一直陪着她穿过原野，踏上回去的路。长长的草叶扫过她的小腿，爱德华四世跟在后面。
“我准备好了，去吧。”格蕾塔说。
“要是我们跟她说，想进去看看，你觉得她会让我们进去吗？”
“什么？”汉斯在风中喊着。
吃过早饭，汉斯带着她走过一条水藓田边的小路，来到一个农庄。茅草的屋顶、木头的房檐，一缕青烟正从烟囱里袅袅升起。汉斯和格蕾塔没有走近那个院子，里面有个鸡圈，养着几只母鸡，还有三个小孩儿，正拿着棍子划土玩儿。门口站着一个黄头发的女人，太阳照得她眯缝起眼睛，看着自己的孩子们，两个男孩，一个女孩。马棚里一只小马打了个喷嚏，孩子们大笑起来。老爱德华四世在格蕾塔的腿边颤抖着。“我不知道他们是谁，”汉斯说，“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了。”
“你会喜欢那里的。在那里会感觉整个世界都非常遥远。”她伸出手去，抚摸着汉斯的膝头。一切就这样有了归宿：她和汉斯回到帕萨迪纳；她意识到那里没人真正了解她到底经历了什么。亨特谷俱乐部那些女孩们现在肯定都结婚了，孩子们都在俱乐部的球场上学网球。她们对她一无所知，只会知道她和一个丹麦男爵一起回来了。格蕾塔耳边已经响起了她们的闲言碎语：“可怜的格蕾塔·华德啊。又成了寡妇。最近这个丈夫不知道怎么了，好像是个什么画家，而且好像是神秘死亡哟。应该是在德国吧，我听别人说的。但大家别担心啦，她回来了，还是跟一个男爵一起。对啊，我们的‘激进小姐’也回到帕萨迪纳来了，只要她和这个男人结婚，她就成了男爵夫人了。她哦，做男爵夫人！”
“快一年了。”格蕾塔回答。她看看餐桌的这头，又看看那一头，想起世界另一边的另一个早餐厅，那里有个和男爵夫人并无区别的女人，还在颐指气使，飞扬跋扈。
这就是格蕾塔未来生活的一部分，但一想到要回家，就稍稍有些安慰。她的手搭在汉斯膝头，他朝她微笑。他握着霍希车的方向盘，往哥本哈根开，指关节都发白了。
“啊对，棕色，”夫人说。她让爱德华趴在膝上，喂它三文鱼吃。“肯定是个好小伙子。去世多久了？”
卡莱尔的信已经到了。读完以后，格蕾塔把信放进一个正在收拾的行李箱。好多东西要寄回家去的：她的画笔，她的颜料，十几本笔记本，和给莉莉画的速写。东西多得就像卡莱尔在信里的喋喋不休：手术比波尔克预计的要长，几乎做了一整天。莉莉正在休养，还在打吗啡，所以几乎都在睡觉。卡莱尔写道，我在德累斯顿可能要待得比预计的长，长几周。她的康复时间比任何人想的都要长。目前进展很缓慢。教授是个好人。他也向你问好。他说他不担心莉莉。要是他不担心，那我想我们也不应该担心，你说是不是？
“不，棕色的。”汉斯说。
一周以后，格蕾塔·华德和汉斯·艾吉尔登上了德国劳埃德航空公司的飞机，这是返回帕萨迪纳之行的第一程。他们要先飞到柏林，然后去南安普顿；从那里改坐船。飞机反射着美好的夏日阳光，停在阿玛格尔机场的柏油跑道上。格蕾塔和汉斯站在一起，看那些瘦瘦的男孩把他们的行李箱和木箱搬进飞机银色的“腹部”。柏油跑道的那边有一群人，围着一个平台。一个戴着大礼帽的男人正在平台上发表演讲。他留着胡子，插在讲台一角的一面小小的丹麦国旗在风中飘扬着。他背后就是“齐柏林伯爵号”飞艇，长长的艇身，风暴一般的灰色，就像一颗巨大的有纹路的子弹。人群也开始挥舞起丹麦国旗。她在《政治家》上读到过，“齐柏林伯爵号”要准备飞往北极。格蕾塔看着人群欢呼，飞艇从停机坪上缓缓升起。“你觉得他们能成功吗？”她问汉斯。
第二天格蕾塔在早餐厅见到了艾吉尔男爵夫人。从这间餐厅远眺就是散布在树林之间的沼泽。房间周围有很多铁架子，上面摆着盆栽的蕨类植物。墙上挂着一套青花瓷的盘子。夫人形容憔悴，瘦骨嶙峋，手上皮包骨头，血管十分明显。她的头型细长，靠皱纹丛生的颈项支撑着。银白的头发一丝不苟地梳到脑后，把她的眼睛都拉长了。夫人坐在桌子的一头，汉斯在另一头，格蕾塔在中间。男仆端上烟熏三文鱼、水煮蛋和切成三角的黄油面包。艾吉尔男爵夫人只是说：“我怕是不记得埃纳尔·韦格纳了。W-E-G，是吗？这房子里来过太多小伙子了。他是红头发吗？”
他正伸手拿那个小牛皮的小提箱。可以登机了。“为什么不能呢？”
“现在没什么需要。”她说。接着就是一片沉默。只有泥煤地上的蛙鸣，榆树林中猫头鹰的叫声。“那好。”汉斯说。格蕾塔听不清他退回房间的脚步声，袜子在地毯上摩擦的声音很微弱。她告诉自己，属于两人的时间会到来的。一切都顺其自然。
发表演讲的显然是个政客，但她认不出来。可能正在竞选议员。他身后站着飞艇的机长，弗朗兹·约瑟夫·兰德，戴着海豹皮的帽子。他没有笑。眼镜上面的眉毛拧在一起，看上去忧心忡忡。
窗帘上装饰着好多蓝色小镂空，垂在地板上，像拖尾婚纱一样形成一个漂亮的扇形。汉斯敲了敲门，然后隔着门说：“格蕾塔，你要是有什么需要，我就在走廊那边的房间。”他的声音里有某种深意，格蕾塔能感觉到他弯曲的手指压在门板上，另一只手轻轻搭着门把手。她能想象他站在走廊里，只有楼梯尽头墙壁上一盏壁灯发出微光。她想象着他把额头尖靠在门上。
“该登机了。”汉斯说。
他们到布鲁图斯时，已经天黑了。砖砌的别墅黑乎乎的，男爵夫人已经到三楼房间休息去了。一个头发花白，鼻子朝天的男仆领着格蕾塔来到一个房间，床上盖着一块蕾丝。他打开台灯，长着朝天鼻的脸向前微微倾斜，拉开了窗户。“不怕青蛙吧？”他问道。话音刚落她就听到了沼泽里的蛙鸣。男仆走了以后，格蕾塔又把窗户开大了些。夜晚的天气很晴朗，半弯的月亮低低地挂在空中。白蜡树和榆树丛之间有片开阔地，格蕾塔看到了那后面的沼泽，很像一片潮湿的田野，或是帕塞迪纳的大草地，浸没在一月的大雨后。她想着冬天倾盆大雨过后钻到地上来的蚯蚓，它们在石板路上扭来扭去地打着滚，努力不让自己淹死。她小时候曾经从母亲餐盘里偷走黄油刀，把这些虫子切成两半，装在盘子里，用一个银色的铃铛遮住，然后拿给卡莱尔。哦，她真的曾经是那样的小孩吗？
她挽起他的手肘，在飞机上找到两人的座位。从小小的舷窗还能看到那架飞艇和人群。但飞机越开越远。那些穿着衬衫和背带裤的男人们开始解下自己的背带来挥舞。机长站在小小机舱的门口，挥手告别。
乘渡轮前往奥尔胡斯，一路波涛汹涌。横渡之时汉斯和格蕾塔仍然坐在霍希车的前座上。车里有一股爱德华的皮毛味，它的皮毛因为淋了雨而卷了起来。两人没说话。格蕾塔把手放在仪表盘上，能感觉到渡轮引擎的搅动。汉斯问她需不需要咖啡，她说需要。他抱着爱德华四世去拿咖啡。而她一个人待在车里，想着莉莉和卡莱尔正在进行的旅程。再过几个小时，他们大概就能在诊所安顿下来，住进病房了，病房窗外能看到后院的柳树，那条路直通易北河。格蕾塔想起波尔克教授，她捕捉了他的样子，画了一幅画，没拿出来卖，而是卷起来，放在衣柜后面。格蕾塔告诉自己，等几天后她回到哥本哈根，整理一下家具、衣物和画作，就把这幅画寄给教授。可以挂在克雷布夫人的前台后面，装个灰色的木相框。要么就挂在他诊室里，就在沙发上面。未来几年，其他和莉莉情况一样的绝望女人们一定会带着朝圣般的心情，坐在那个沙发上。
“他看上去好像在想，自己到底还回不回得来。”格蕾塔说。轮盘一转，她这架飞机的门锁上了。
开出了城，就是另外一番景象。汉斯这辆金色的霍希①，尽管关着白色的敞篷，仍然不失潇洒地在空旷的田野中一路驰骋。雨仍然在下，那一片片多花黑麦草、猫尾草、羊茅和鸭茅全都湿漉漉的，草间还形成了一个个水洼。路边掠过红、白和紫苜蓿，还有普通的三叶草，都弯着腰，滴着水。田野那边有一个个冰川湖，深深凹陷着。
“不列颠女皇号”的航程很顺利。柚木甲板上摆着条纹的躺椅，乘客们都在那儿休闲。格蕾塔想起十岁时表演的倒立。她安好画架，把螺丝扭紧在画架腿上的洞眼里，从一个箱子里拿出一张空白画布，钉在画框上。在轮船的甲板上，她开始凭着记忆作画：帕萨迪纳的群山从阿罗约塞科峡谷中升起，连绵不断；初夏里，蓝花楹的花朵凋谢了，棕色的树枝干枯萎靡；最后一朵百合花也在热气中垂头丧气。一闭上眼睛，这些情景就浮现在眼前。
暴风雨还在继续，开车出城一路都很湿滑。公寓房的外墙全是雨水，路边积满了大大小小的水洼。格蕾塔和汉斯看见一个臃肿的女人骑在单车上，整个身子挤在一件雨衣里，在一个下坡路上撞到卡车屁股上。格蕾塔亲眼看到女人带着恐惧闭上双眼，她抬起双手紧紧捂住嘴。
早上汉斯总是待在特等舱里，查看文件，为去加州做准备。他们说好在华德家的花园里举行婚礼。下午他会搬一把甲板椅坐在她旁边。“我们终于离开了。”他说。
现在，格蕾塔在等汉斯的车喇叭。窗外，尖顶、山形墙和那些斜斜的屋顶在暴风雨中都是一片黑暗。皇家剧院的圆顶也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十分晦暗。接着汉斯的喇叭传来了，格蕾塔抱起爱德华四世，关了灯，关上门，锁孔里发出沉重的闷响。
“回家去，”她回答，“我从来没想到，自己竟然会想回家。”
真好笑，格蕾塔心想。这么多年过去了，太阳日复一日地升起，照耀着丹麦，照耀着整个地球；又日复一日地落下，坠入阿罗约塞科峡谷和圣盖博山脉。加州几年，哥本哈根几年，巴黎又几年，结婚又守寡，又结婚又“守寡”，现在她身在空空如也的“寡妇之家”，到处堆满了行李箱，与一幅幅画相依为命。要是不受大雨影响，莉莉和卡莱尔今天晚上就到德累斯顿了。昨天，她和莉莉在渡轮码头道别。周围全是人，提着沉重的行李，怀里抱着宠物狗，一群人还把单车推上了甲板。汉斯和卡莱尔也来了，格蕾塔和莉莉站在那里，和其他成百上千人一样在道别。女校长招呼着一群小学生。清瘦的小伙准备远走他乡去谋生计。伯爵夫人前往巴登巴登泡一个月的温泉。而格蕾塔和莉莉肩并着肩，手牵着手，忘记了周围的世界。格蕾塔最后一次把全世界都忘记，都推开，她所知所感的一切，都缩小到她和莉莉所站的这个亲密的小圈子里。她用手臂环住莉莉的腰。她们说好要写信。莉莉保证会照顾好自己。莉莉的声音几乎都快听不见了，她说两个人就美国见吧。格蕾塔说好，尽管很难想象那样的情景。但她还是说，好，当然了。但仔细想想，她的整个灵魂和精神，她的“西方精气神”都为之一颤，因为，这场码头的告别，好像宣布了她的某种失败。
一切就这样有了归宿。格蕾塔翻来覆去地想着，湿湿的笔尖蘸进颜料里。动荡变迁的过去，无限延展的未来。她一直在经历，既轻率鲁莽，又小心翼翼。而这一切就这样有了归宿。英俊的汉斯在躺椅上伸展着腿脚。他的一半身体在阳光里，另一半在阴影中。爱德华四世趴在他脚边。船的引擎不断运转着，轰隆轰隆。船头把无尽的海水劈成了两半，让这漫无止境的海有了些许变化。夕阳西下，格蕾塔和汉斯都还在趁着天光工作。空气中有浓重的咸盐味，空阔的海上，红色的薄暮开始降临，直到月亮升起，轮船栏杆上的白色小灯点亮，夜晚的凉意把他们都送回了特等舱。他们终于在一起了。
莉莉和卡莱尔动身去德累斯顿的第二天，哥本哈根遭遇了一场夏季暴风雨。格蕾塔在公寓的前厅，给边桌上那盆常春藤浇水。没有太阳，房间里很昏暗。爱德华四世在她那个行李箱画台边睡觉。楼下的水手出海去了，说不定此时此刻正在暴风中翻卷，一阵雷声隆隆而过，水手的老婆咯咯一笑。
①霍希（Horch），早期汽车品牌，创建者奥古斯特·霍希是德国汽车工业的先驱者之一，也是奥迪公司的创始人，奥迪四环徽标中其中一环就是指霍希汽车。—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