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到辩护人讲话了。这是一位攻读过法学的年轻人，受委托为案件进行辩护。他的语气已显示出他对本案的观点；没有人能比他更擅长为无罪的人辩护了。说实话，郝耶达尔区长夫人在他之前已经先发表了讲话，还抢用了他那天早晨准备好的几个方面；因为她用了“社会”这个主题，这让他大为光火——噢，他本是可以就社会问题长篇大论一番的。首席法官因为不适时的仁慈而没有进行阻拦也让他极其不悦；这只是一场辩护，本来就准备得很简单——接下来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情势大好，艾瑟克尔心想——事实上这件事该是结束了。
他从头讲述了巴布罗的一生。她的家人勤劳可敬，但并不富有；早年便外出帮佣，第一次是在区长家。法庭在那日清早已经听过她的女主人郝耶达尔区长夫人对她的看法了——没有比这更好的推荐。巴布罗之后去了卑尔根。到这里公诉人还念了在卑尔根聘用过巴布罗的两位年轻人写来的诚恳的证明书——很明显她是被信任的。巴布罗之后回来给这个荒野里的未婚男人当管家。她的麻烦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如今情况再次好转。公诉人最后觉得自己说得差不多了，已经把所有嫌疑和邪恶尽可能引向了这个男人；现在他停了下来。不止这些，当然，他环视了一下众人，甚至没有提出判刑的要求。他最后只简单说了几句，根据证人的证词，他本人不予提出法庭对被告处以罚刑。
她发现自己怀了这个男人的孩子。至于隐瞒孩子一事，博学的公诉人已经非常委婉非常体谅地提过了。巴布罗有没有故意隐瞒她的情况，也没有否认过怀孕一事，那两个村里做证的姑娘表示她确实怀孕了；但问起的时候，她并未否认，只是不置可否。一位年轻姑娘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不置可否还能怎样？也根本没有其他人来过问此事。去跟她的女主人坦白吗？她根本没有女主人，女主人就是她自己。当然，她有个男主人，但一个姑娘不可能会将此事告诉男主人；她只有独自承受；不能唱歌，不能低语，只能秘而不宣。隐瞒真相？不，她只是将秘密藏入心底罢了。
艾瑟克尔·斯特隆感觉自己又身处险境了。他抬头四顾，却没有碰到一个人的目光；所有的眼睛都盯着说话的公诉人。但他终究看到了坐在后面的吉斯勒，神情极为高傲，下唇噘起来，很是鄙视的样子，脸朝着天花板。他在肃穆法庭上的分外冷淡，以及丝毫不忌讳的响亮的一声“哼”，让艾瑟克尔充满了力量；他感觉不再是自己孤单一人对抗这个世界了。
孩子出生了——一个健康壮实的男孩；出生后曾活过，也曾呼吸过，但之后窒息而死。法庭已经了解他出生后的情况了：事情发生在水里，母亲滑入河中，孩子出生了，但她没能救下他。她躺在那里，甚至之后都不能及时站起身。婴儿身上没有施暴痕迹；没有什么能表明他被故意杀害；而是在出生时意外淹死的，就是这样。这是世界上最自然的解释了。
“哼。”庭上有人出声道。
他博学的同行提到关于那块布的事，疑惑她为何那天随身带了半件衬衫。情况很清楚；她是为了捆松枝才带的。她原本也可以带——这么说吧，带一个枕套；但她带了破衬衫。不管怎样，她总得带什么去；不可能拿手抱着那些东西回家吧。这没什么可疑神疑鬼的。
虽是如此，但最后做决定也绝非易事。公诉人衣冠楚楚，无疑也是个善良的人，但没准他最近受了什么气，或者突然记起来自己是国家的司法人员，理应照章执法。一件难以理解的事，但很明显他没有早上那么宽厚仁慈了。他说，如果犯罪被证实，那么这就很严重了。从证人的证词来看，情况已经不乐观，如果证词被证明属实的话，那就真的很不乐观了。这就得看法庭怎么判决了。他希望大家注意三点：第一，之前他们是否隐瞒了孩子出生的事，法庭是否清楚地掌握资料。在这一点上他发表了个人看法；第二，包裹布，也就是男衬衫——为什么被告随身带着？是不是已经预谋好随时要用到？他就这个问题进一步作了探究；第三，那个挖好的可疑坟墓，既未向神父也未向区长上报过孩子的死亡。这就是那个应该担负主要责任的人，法庭必须作出正确的判决，这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如果这个男人是共犯，而且私自把尸体埋了，那么很明显他的女佣之前就的确是犯罪在先，才能有共犯一说。
但仍有可疑的一点：被告在怀孕期间是否得到过照顾和关心？她主人对她好吗？若真是如此，那倒也还好。姑娘自己在审判中提到了男人的好品质；这再次证明了她崇高的品质。而这个男人，艾瑟克尔·斯特隆却并未试图增加女方的负担，或者责怪她。他做得很对而且明智，他自己的情况大部分要视女方的结果而定。如果她被判刑，他也难逃法网。
在小城市里这是一出有趣的喜剧。公诉人的满脸森严，被告辩护人的慷慨陈词。法庭好像有责任聆听巴布罗以及她杀害孩子这一案件经过。
考虑到本案的有关资料和证词，我们不能不同情这位姑娘的处境。无须怜悯，只要公正而人性地对待她就足够。她和男主人从某方面讲已经订婚，只因两人脾性不同、兴趣分歧，因此尚未完婚。姑娘不想将自己的未来托付给这样一个男人。说起来令人不快，但我们回顾一下之前说到那块布的时候；这里应该注意的是姑娘带的不是自己的内衣，而是男主人的一件衬衫。这就引起了一个问题：男人是不是有意给她提供衬衫的？在这里，我们难免会想到，这件案子中，男人，也就是艾瑟克尔有共犯嫌疑。
整个大厅满是人，再次开庭。
庭上有人“哼”了一声，响亮而尖利——太过明显，因此说话的人停了下来，所有人都四处找是谁在扰乱公堂。首席法官蹙了蹙眉。
为了早做准备，他又在法庭上坐了下来。他可能为自己的权力而自鸣得意吧；他知道有一块裹布是用男人的衬衫做的——还有所谓拿来做扫帚的松枝；还知道在卑尔根海港上的婴儿浮尸——如果他愿意，大可以在公堂上让事情的局面扭转；他的一句话就相当于一把利剑。但毋庸置疑，不到关键时刻他是不会多说一句的。没有他干涉，一切仍进展得很顺利；甚至连公诉人都已经说自己要站到被告那方。
但辩护人重振了一下精神继续说，在这方面，我们也不必担心，应该感谢被告人自己。将罪责给别人分担一部分似乎对她有利，但她自己却从未试图这样做。她去河边的时候——也就是去捡松枝的路上，虽然带的是艾瑟克尔·斯特隆的衬衫，但她毫无保留地为他开脱了其共谋嫌疑。完全没有理由怀疑被告所说的这点；她的陈述经证实完全符合事实。在这点上明显也一样。如果衬衫的确是男人给的，那在此之前也就肯定存在一场谋杀——但诚实的被告却并未将一项没犯过的罪行强加到这男人身上。她的直白和坦率让人尊敬；她完全没想信口胡诌，把罪责加给别人。被告曾多次在庭上表现出了这种美德，比如她尽力将婴儿包裹好，还把婴儿体面地埋在了之后区长发现的地方。
吉斯勒为此次受益匪浅的谈话表示感谢，然后道别。
说到这里首席法官仅仅为了形式插了句话，说据调查区长发现的是第二号墓——艾瑟克尔从第一号墓将其移到了这里。
“是的……”他心不在焉地说，“没错，是的，无疑是这样……”
“确实，说得没错。我接受改正。”辩护人对法官极其恭敬。绝对没错。但——艾瑟克尔自己也陈述过他只是将尸体从一个坟墓移到了另一个。一个女人无疑比一个男人更善于包裹婴儿——谁最善于包裹呢？难道不是一个温柔的母亲吗？
公诉人庄严地伸出手去取桌上的文件，好像表示他已经没有时间再谈下去了。
首席法官点了点头。
“我们对飞禽走兽都有保护措施。”吉斯勒说，“但对我们的小孩子却没有，说起来不觉得奇怪吗？”
不管怎样——如果这位姑娘是另外一种人，她不会直接把裸着的婴儿埋掉吗？甚至可以说她完全可能会将婴儿扔进垃圾里；她可以把裸着的婴儿放在树底下让其冻死——当然，如果还没死的话；可以把婴儿独自放到火炉里烧掉；还可以把婴儿带到赛兰拉的河里扔掉。但她没有那么做；她用一块整洁的布把婴儿包起来，然后埋好。坟墓被挖开后，还能看到婴儿整洁地躺在布里，这只能是一个女人而不是男人包裹的。
“莱昂纳多·达·芬奇？真的吗？嗯，例外肯定会有，否则就不会有常规了。但是总的来说……”
辩护人继续说，现在要看法庭要将什么罪名加到巴布罗这姑娘身上了。但在辩护人看来，已经没什么罪名要加给她了，除非法庭觉得对孩子死亡一事隐瞒不报当成一种罪名加给她。但是，在这点上——孩子的死亡已成事实，无法改变；那个地方离牧师和区长都有数英里远；因此理所当然应该让婴儿在那个干净的坟墓里长眠。还有，如果说埋掉婴儿也是一种罪，那么被告肯定没比婴儿父亲犯下的罪更重——这种微乎其微的罪名大可以略过。现在人们越来越注重改造罪犯而不是实施惩罚。惩罚罪犯已经是以前一种过时的制度了——只有在《旧约圣经》里还有以牙还牙，以暴制暴的治罪法。那种法律精神在如今的社会中已然不复存在。如今的法律更为人道，处罚也根据罪犯的犯罪动机和目的的不同程度而适当调整。
“还有莱昂纳多(2)也是。”
不行！法庭绝不可以给这姑娘判刑。审讯的目的不是为了增加罪犯的人数，而是带给社会一个善良而有用的成员。需要注意的是被告现在即将得到一份新的工作，将受到最好的监督。郝耶达尔区长夫人熟知这姑娘的情况，加上她自己作为人母的丰富经验，她已经为这姑娘打开了自己家的大门；法庭应该知道，决定对被告判刑或无罪释放是它的重大责任。最后，他要向博学的公诉人表示感谢，他宽厚仁慈，不曾要求对被告判刑——这正面地证明了他极为人道的一面。
“嗯。”
辩护人坐了下来。
“鹿特丹的伊拉兹马斯。”
接下来的审讯没花太多时间。总结无非就是把双方的陈述再重复一遍，用枯燥、单调又庄严的口气将事情梗概作了简明概括。各方面都算令人满意；公诉人和辩护人双方都提出了法庭应该考虑的问题，因此首席法官觉得自己的任务非常容易。
“伊拉兹马斯……”
天花板上悬下来的两盏灯亮了起来——光线昏暗，以至于法官都看不清自己的笔记。他庄严地宣布孩子的死亡没有向有关部门上报——但根据当时的情况，因为母亲当时体虚，因此父亲的责任比母亲的更大。接下来法庭就要决定生而不报以及灭婴一事是否证据确凿。然后又从头到尾把证据再概括一遍。之后就是例行的指令：要意识到法庭之前已经说过的责任，最后，还要照常提醒一句，如果案情另有疑点，案情应该允许朝有利于被告的方向转变。
或许吉斯勒对这位身材魁梧，扬扬得意的法律界人士有些嫌恶吧。他说道：“伊拉兹马斯(1)就是个私生子。”
现在一切都已清楚分明，准备就绪。
“没错。”公诉人说，“孩子们的结果非常悲惨。但是，从各方面仔细想想，这样也好。私生子的生活很艰难，而且往往也没有好结果。”
法官们离开公堂，进了另外一个房间。他们要审查某位法官带的一份写了几个问题的文件。只去了五分钟他们便回来了，所有问题答案都是“否”。
吉斯勒站起来，最后说：“确实。但是那些孩子呢？”
不，巴布罗没有杀死自己的孩子。
“噢，郝耶达尔区长夫人啊！……不过，在我看来，她的讲话非常优秀。再说了，给这些人判刑有什么好处呢？未婚母亲在生孩子之前受的苦已经够多了，周围环境的残酷和无情已经让她们的地位变得很低——这些惩罚已经够重了。”
接下来首席法官最后说了几句，宣布巴布罗无罪释放。
“真有意思。”吉斯勒说，“公诉人您和郝耶达尔区长夫人在法庭上的发表的意见居然一致。”
公堂上的人都走了，这出闹剧也就到此为止……
公诉人继续道：“作为一个男人，从个人角度上看，我还想多说一点，我绝不会对杀死自己孩子的未婚母亲判刑。”
有人抓住了艾瑟克尔·斯特隆的胳膊，正是吉斯勒。
“很高兴你这么说。”吉斯勒说着鞠了一躬。
“嗯，”他说，“你终于没事了！”
“嗯，一个女人当然不像男人那样有力气去挖土。她那个样子——应该已经筋疲力尽了。总之，”公诉人说，“我想，现在我们对灭婴案的审判都较为人道了。如果我是法官，我根本不会给那位姑娘判刑；而且根据本案这种情况，我肯定不会给她判刑。”
“是啊。”艾瑟克尔说。
“我想他只是想埋得体面一点。”吉斯勒说，“开始时根本没有埋。”
“但他们却无缘无故浪费了你这么多时间。”
“那个男人——嗯，看来情况不妙。”公诉人说，“自己悄悄在树林里埋下尸体——看来不妙，非常不妙。”
“没错。”艾瑟克尔又说。他终于慢慢缓过神来，过了片刻他又补充道：“结果还好，我很高兴没有变得更糟糕。”
“不，她没在我家当过帮佣。”
“没有更糟糕？”吉斯勒说，“他们倒是敢试试看！”吉斯勒咬牙切齿，艾瑟克尔猜想本案中他自己肯定使了力；他肯定干涉了。天知道，兴许正是吉斯勒掌握了整个大局走向才让形势变得如他所愿吧。总之，这是个谜。
“我指那个姑娘。是她争取到了法庭的同情。”
艾瑟克尔至少知道，吉斯勒在整个过程都是站在他这边的。
“没，他从来没当过我的帮佣。”
“真要感谢你！”他说着伸出手。
“她给你当过帮佣吗？”
“谢我什么呢？”吉斯勒问。
“嗯，是有一点。”吉斯勒回答——“或者，不如说，关心这个男人。”
“哎——为这一切。”
“你很关注这个姑娘吗？”公诉人问。
吉斯勒马上顾左右而言他。“其实我什么也没做。太麻烦了——不值得。”话虽如此，吉斯勒似乎没有因为听到感谢而不高兴；好像他在等着，现在听到了。“我现在没时间站这儿和你聊了。”他说，“你明天就要回去了？好，那再见。还有，祝你好运。”说完吉斯勒穿过街道，到那边去了。
当很少的几个证人陈述之后——奥琳未被传唤，只有区长、艾瑟克尔自己、坚定的专家以及村里的两个姑娘做证——陈述完后已经是中午休庭的时间了，吉斯勒再次上去找公诉人。公诉人认为情况对巴布罗很有利，这样当然最好。郝耶达尔区长夫人的讲话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就要看法庭的裁决了。
在回家的船上，艾瑟克尔遇到了区长和他夫人。巴布罗还有那两位被传来做证的姑娘也在。
吉斯勒和公诉人说了一会儿，但看起来似乎没有干涉的必要了；他想帮艾瑟克尔，让他回到自己的农场上，但看起来，艾瑟克尔根本不需要帮忙了。案子的发展远比巴布罗预料得顺利，如果她被宣判无罪，那就根本不存在共谋一说。这得看证人的证词来定了。
“哎，”郝耶达尔区长夫人说，“结局这么好，你高兴吗？”
没错，吉斯勒到城里来了。不是叫他去出庭做证的，但他来了。开庭之前他自己花了两天时间对事情进行研究，还把艾瑟克尔在曼尼兰跟他说的事情始末记下来了。对吉斯勒来说，大部分文件都不能使他满意；这个郝耶达尔区长夫人明显心胸狭窄，一直费尽心机证明艾瑟克尔是共犯。愚蠢，白痴——他怎么知道荒野里的生活，怎么知道艾瑟克尔只想用孩子来拴住他的这个女助手，让她留在那个地方！
“是啊。”艾瑟克尔说；结局这么顺利让他很高兴。
审讯进行到中午再过一点儿便结束了，因为证人不多，案情也简单。坐在那儿的艾瑟克尔·斯特隆本是充满希望的，但是很突然地，公诉人和郝耶达尔夫人好像一致要给他一点苦头尝尝，因为他没有上报孩子的死亡，而是把他埋了。在这一点上他被严厉盘查，要不是他忽然看到吉斯勒也在法庭上估计就顶不住了。是的，吉斯勒在法庭上。这给了艾瑟克尔勇气，他不再觉得自己是孤身一人在与法律抗衡，不会再被打倒。吉斯勒朝他点了点头。
区长插进话道：“我在当任期间已经遇到第二例这样的案子了——第一例是赛兰拉的英格尔，再就是现在这个。不行，认同这种事没好处——法律是公正的。”
噢，这位法官不是存心要和郝耶达尔夫人作对，一点儿都不是——他是一位非常仁慈像神父一样宽厚的人。之后当公诉人向证人提出几个问题的时候，坐在那里的法官大多只是在做笔记。
郝耶达尔区长夫人猜得到，对她前一日发表的讲话艾瑟克尔无疑会不高兴，所以她现在想打个圆场，至少弥补一下。
接着法官说：“我想你刚才说只有杀过孩子的女人才会成为最好的保姆，是吧？”
“昨天我为何说那些话，你应该明白吧？”
说完，郝耶达尔夫区长人走了下去。
“嗯——是——的。”艾瑟克尔说。
郝耶达尔区长夫人终于停下来。从法官和旁听的观众脸上的神情来看，她知道自己作了一番精彩的演讲；整个法庭陷入一阵沉默，只有坐在那里的巴布罗因为心情起伏而不时擦着眼睛。然后郝耶达尔区长夫人用下面的话结束了演讲：“我们妇女有良心，也有感情。我把自己的孩子留给陌生人照顾，特意长途奔波来此为坐在这里的这位不幸的姑娘出庭做证。男人制定的法律不能阻止女人的思想；我认为，这位姑娘已经为自己的无罪承受了足够严厉的惩罚。请判她无罪吧，让她自由，我自己可以为她担保。她会成为我家最出色的保姆的。”
“当然，我知道你明白。你肯定不会以为我是在想方设法叫你难堪。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一直都很看重你。”
“但是，”郝耶达尔区长夫人说，“如果这是有罪的——或者让我们这么说，明显有罪的——那些杀害婴儿的未婚母亲理应接受这样悲惨的命运，那么那些有犯罪嫌疑但没有杀死孩子的母亲应该怎么判呢？社会给她提供了什么补偿吗？什么都没有！我可以证明我认识这位被告姑娘；她小时候我就认识她了；她曾经在我家做过事，她父亲是我丈夫的助理。我们妇女敢于直接对男人的控告和迫害提出相反的想法；我们敢有自己的想法。这位姑娘首先因为生了孩子但一直隐瞒，其次是因为将孩子杀死，所以才被拘捕并剥夺人身自由。我毫不怀疑她根本没有犯罪——法庭最后也会得出这个明显的结论。隐瞒孩子的出生——孩子是在大白天生出来的。确实，当时只有母亲自己——但那时候谁有可能会和她在一起？那地方在荒郊野外，能找到的也只是男人——这种时候她怎么能找男人来呢？任何一个女人都会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想都不用想。接着——说她之后杀死了孩子。孩子是在水里出生的——母亲不小心滑进了冰冷的小河里，孩子这时候出生了。她为什么到水边去呢？她是一个女用人，是一个奴隶，也就是说，她还有日常工作要做；她想去取一些嫩松枝来打扫房子。过河的时候，她滑倒并掉进水里。她那么躺着；孩子出生了，然后被淹死。”
艾瑟克尔只“嗯”了一声。但他听到这话还是很高兴很感动。
“再看一下问题的另一面。为什么男人就不用负法律责任？那些有灭婴嫌疑的母亲会被投进监狱受尽折磨，但那些父亲，那些诱奸者，却连碰都没被碰过。他是孩子来到世上的原因，也是犯罪的一部分，他必须承担；而且，他所负的责任应该比母亲还要重。如果不是他，就根本不会有这次犯罪。他为何就可以逍遥法外呢？因为法律是男人制定的。这就是答案。这种男人制定法律的暴行本身也在祈求上帝加以干涉。而且如果我们在选举时一直没有发言权，我们就根本毫无办法。”
“是啊，我就是这么想的。”郝耶达尔区长夫人说，“我那时候不得不把罪责移加一部分到你头上，否则巴布罗就会被判刑了，你也是。我是为了顾全大局，真的。”
“但是——即便被社会如此虐待，受迫害的母亲依旧可以站起来。这些犯错的姑娘往往在自己犯错之后才展现出她们最好的和最崇高的品质。法庭可以去问问那些未婚母亲和非婚生孩子收容所的负责人，情况是不是这样。经验显示，正是这些姑娘——这些因社会压力要杀死自己孩子的姑娘，她们能成为最出色的保姆。这肯定是大家应该严肃思考的问题吧？
“真心感谢你。”艾瑟克尔说。
“不管怎样对她的处罚都不应该那么重。”郝耶达尔区长夫人说，“当然，我们都同意。”她继续，“应该留下婴儿的生命，但这是不是意味着没有一部简单而人性化的法律用在这位不幸的母亲身上？想一想，考虑一下她在妊娠期间的情况吧，她要时刻隐瞒自己的身孕，还要时时担心孩子出生后该何去何从。没人可以想象。”她说，“母亲也是出于好心才杀死孩子的。母亲想拯救自己，也想让她心爱的孩子免受活罪。这种羞辱她无法承受，所以这个计划才会在她心里逐渐成形，将孩子置于死地。她偷偷把孩子生下来，在前后二十四个小时内，这位母亲都处于精神混乱的状态，因此在杀死孩子的那一刻，她不应该为这一行为负责。实际上，她整个过程都是神志不清的，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当孩子生出来后她的每一块骨头都还在痛，她就不得不马上把这个小东西杀死并藏起来——想想这需要她多大的努力啊！当然，我们希望每个孩子都可以活下来；每一个生命的消逝都会让我们难过。但这个结果是社会的过错；是这个毫无希望、残忍、喜欢散布丑闻、冷漠而恶毒的社会的过错。它找准机会随时要用自己的权力去摧毁一个未婚的母亲！
“而且也不是别人，而是我四处走动，为你们俩求情。当然，你也知道，我们不得不做一件事，也就是把一部分罪责加到你头上，这样才能保全两头。”
听到这里，首席法官低声嘟哝了一句。
“是。”艾瑟克尔说。
“在目前这个例子里，一个女佣生下了孩子。一个未婚先孕的姑娘在这期间当然会想尽办法隐瞒自己的情况。她为什么要隐瞒呢？因为社会的压力。社会看不起那些未婚先孕的姑娘。社会不仅没有保护她，还迫害她、轻视她、羞辱她。就是这么残忍！没有哪一个有良心的人在这件事上不会义愤填膺。这位姑娘不仅仅要把孩子带到世界上，这对她来说已经非常艰辛，她还要因为这件事而成为罪犯。我敢说，这位如今站在被告席上的姑娘意外生出孩子，而且在不幸落水时孩子淹死了是一件好事。对她和孩子都好。如果社会一直是这样的态度，一位未婚母亲即便把孩子杀死了也应该是无罪的。”
“当然你从没怀疑过我会害你吧？我一向尊重你。”
“我们妇女，”郝耶达尔区长夫人说，“是占了全人类一半人数的不幸且受压迫的群体。法律是男人规定的，妇女在这上面毫无发言权。但有没有男人站在一个分娩的妇女角度上为她想想？他感觉过分娩的痛苦吗？感受过分娩时的阵痛吗？经历过在分娩时因疼痛而大叫吗？
是的，出了这些丑事之后听到这些话真让人感激涕零。艾瑟克尔多少也感动了，觉得自己不得不作出点表示。送点什么给郝耶达尔区长夫人，只要他能弄到——或许是一块肉。眼看秋天也快到了，他有一头小公牛……
除去那些法律术语外，她的演讲如下：
郝耶达尔区长夫人遵守诺言，要把巴布罗带去同她一起生活。在汽船上的时候，她也一直在照顾这个姑娘，不让她着凉，不让她挨饿；还留心不让她跟那个卑尔根男人胡扯。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她没做什么，只是把巴布罗叫到身边来。但没多久巴布罗又过去了，侧着脑袋，笑着用卑尔根方言同他聊天。这时候她的女主人把她叫过来，说道：“巴布罗，你现在可不能这么随便跟男人说话了。难道忘了你刚刚经历的事吗？忘记了从哪里来的了吗？”
郝耶达尔区长夫人接下了这个案子的责任。她不辞辛苦上下走访，还要求出庭做证，要在法庭上作一番演说。轮到她发言的时候，她站在众人面前，的确是个伟大的女人；她从各方面就灭婴一案进行分析，在法庭上作了一番演说——甚至看起来好像她在演说之前就已经得到畅所欲言的允许一样。是的，不管别人怎么说郝耶达尔区长夫人，但她可以作演讲倒确实是，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她也有所了解，这是毋庸置疑的。她居然能说那么多，真是神奇。好几次首席法官看似想提醒她不要离题，但也许不忍心打断，所以一直由着她说。演说的最后，她主动把有用的一两点信息交了上去，还在法庭说出了一个叫人惊讶的提议。
“我只是跟他聊一会儿。”巴布罗说，“听得出来他是卑尔根人。”
既然巴布罗把一切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艾瑟克尔还有什么要担忧的呢？至于巴布罗自己，还有一些影响力大的人在做工作。
艾瑟克尔没和她说话。他注意到她脸色苍白，皮肤光洁，牙也变好了。他给的戒指她一枚也没戴……
巴布罗绝对不会让他把自己的罪行夸大，也不会为难她的前主人兼情人；她清楚这件事的恐怖细节，也知道这一类型的较早的那件案子；她不会这么笨的。是的，巴布罗非常聪明；她为艾瑟克尔说了好话，声称他完全不知道孩子的出生，一直到事情出了以后才知晓。他在某些方面确实和别人不同，他们相处得也并不和谐，但他是个安静的男人，在各方面也都是个好人。没错，他确实挖了一座新冢，把孩子从原处拿到那里埋了，因为原地太潮湿，尽管实际上那里是干燥的，这只不过是艾瑟克尔奇怪的思维方式罢了。
现在艾瑟克尔自己走在回家的路上。尽管刮风下雨，他却满心喜悦；码头上还有一台割草机和一只耙子，他已经看过了。噢，这个吉斯勒！在城里的时候对这事却只字不提。是啊，吉斯勒是个神秘莫测的人。
那究竟还有什么让他烦恼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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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段时间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啊！这个在庄稼地里忙碌农活的男人，出庭做证的时候他已经体验到了这辈子最艰难的阶段。把巴布罗的罪恶夸大对他没什么好处，所以他尽量少说，甚至他知道的他都没有全说出来；他的每句话都是挤出来的，大多时候都只说“是”或者“不是”。这还不够吗？他难道还要在原来的基础上乱说一通吗？噢，但毕竟还有一些严重的时刻；有几位身穿黑袍，神情严肃的法官，好像只要看他们心情说上几句就能给他判刑。但他们毕竟还是善良的，没打算把他送上绝路。而且，碰巧还有几位有影响的大人物在试图挽救巴布罗，这些对他也有利。
(1) 伊拉兹马斯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年，荷兰文学家、语言学家，是一位神父的私生子。
一个男人正走在山路上，不管刮风下雨。秋雨也开始倾盆而下，但他毫不在意，看上去满心喜悦。来人正是艾瑟克尔·斯特隆，刚刚从城里的法庭上回来——他们释放了他。没错，这个男人很高兴——码头那里还放着他的割草机和耙子，还有就是，他已经被无罪释放。灭婴案与他无关。一切发展得都很顺利！
(2) 莱昂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代表画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