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写？要秘书干什么？”
“他为什么从不写信？”
年轻人的脸更红了。这个词从她口中说出，似乎同她说的任何其他词一样毫无特别之意。他险些脱口而出：“那么他派的是他秘书？”但奥兰斯基伯爵给他妻子的唯一那封信依然令他记忆犹新。他又顿了顿，然后继续发问。
她摇摇头。“没有，只是口信。他从不写信。我想我只收到过他一封信。”一说到此，她脸上泛起红晕，仿佛映得阿切尔的脸也红了。
“那么那个人——”
“带来一封信？”
“那位特使？那位特使，”奥兰斯卡夫人依然微笑着，答道，“我看是本该走了，但他坚持要等到今天晚上……为的是万一……有可能……”
“是的。”
“所以你来这儿考虑其中的可能性？”
“他派人来的？”
“我出来是为了透透气。旅馆里太闷。我要坐下午的车回朴次茅斯。”
她瞪大了眼睛，接着大笑起来。“见他？见我丈夫？在这儿？这个季节，他不在考斯就在巴登。”
他们默然坐着，没有看彼此，而是注视着路上的行人。最后，她的眼睛又落到他的脸上，说道：“你没有变。”
“你到这儿来是为了见他？”
他想说：“我变了，直到再次见到你。”但他没有说出口，却猛然站起身，扫视着炎热脏乱的公园。
他又一顿，琢磨着那个他认为不得不提的问题。
“这儿真糟。我们为什么不去海湾走走？那儿有点风，会凉快些。我们可以坐汽船去阿利角。”她抬起头迟疑地看着他。他继续说道：“星期一上午船上不会有什么人。我的火车傍晚才开——我要回纽约。我们为什么不去呢？”他低头看着她，突然脱口而出：“难道我们不是已经尽力了吗？”
“哦，高昂的代价。至少对我来说是高昂的代价。”
“哦——”她又轻轻说了一声，然后站起身，撑开遮阳伞，看一眼周围，仿佛在审视这环境，要确信自己不可能留在这里了。然后，她的目光再次落到他脸上。“你不可以对我说这样的话。”她说。
“他要你回去——愿付任何代价。”
“我会说你喜欢听的话，或者什么都不说。我不会开口，除非你让我开口。这会伤害谁？我不过是想听听你的声音。”他嗫嚅道。
又是一阵沉默。阿切尔的心奇怪地猛然一停。他坐在那儿，徒劳搜寻着措辞。
她掏出一只珐琅链子的金表。“哦，不要算时间，”他嚷道，“今天就交给我了！我要你摆脱那个人。他什么时候来？”
“哦，并不繁重。不过是偶尔在他餐桌的一头坐坐。”
她的脸又红了。“十一点。”
他重新在她身边坐下。“什么条件？”
“那你必须立刻过来。”
“我拒绝了。”她沉吟片刻后答道。
“你不用担心——如果我不来的话。”
“而你拒绝了——因为他的条件？”
“你也不用担心——如果你来的话。我发誓我只是想听听你的情况，知道你在做些什么。我们上次见面已经是一百年前——我们再要见面也许又是一百年。”
她点点头。
她还在犹豫，焦虑的目光注视着他。“我在奶奶家那天，你为什么不到海边来找我？”她问。
“提出这建议？”
“因为你没有回头——因为你不知道我在那里。我发誓只要你不回头我就不过去。”这么幼稚的坦白，他自己听了都笑了。
“是的。”
“但我是故意不回头的。”
“有人——来这儿见你？”
“故意的？”
阿切尔跳起来，后退了两步。她收起伞，心不在焉地坐着在沙地上画着图案。他又走上前，站在她面前。
“我知道你在那里。你们来的时候，我就认出了你们的马。所以我才去海边的。”
“是不合常规？我明白了。我想是不合常规。”她思索了片刻。“我没想到这一点，因为我刚刚做的一件事远比这个更不合常规了。”她的眼睛里流露出淡淡的嘲讽。“我刚刚拒绝拿回一笔钱——一笔属于我的钱。”
“要尽可能离我远一点？”
“不是危险——”
她轻声重复道：“要尽可能离你远一点。”
她看着他，闪过一丝旧时的恶意。“你觉得这很危险？”
他又大笑起来，这次是出于小男孩的满足感。“不过，你看这没有用。我还可以告诉你，”他接着说，“我来这里办的事情就是找你。但是你瞧，我们必须走了，不然就赶不上船了。”
“你一个人——住在帕克旅馆？”
“船？”她不解地皱皱眉，转而微微一笑，“哦，但我得先回旅馆：必须留张字条——”
“没有，我一个人来的。只待两天，没必要带着她。”
“你想留多少就留多少。你可以在这里写。”他掏出一只票夹和一支新式自来水笔。“我连信封都有——你瞧一切都是注定的！喏，把它搁在你膝盖上，我这就把笔准备好。这得顺着来。等着——”他将握着笔的手敲敲长椅靠背。“窍门在这儿，就像把温度计里的水银摔下去一样。现在试试——”
“娜丝塔西娅。她没跟你来？”
她笑起来，俯身在阿切尔铺在票夹上的一张纸上写起来。阿切尔退后几步，眼睛神采奕奕地注视着来往行人，却又什么都没有看见；而行人也纷纷停下脚步注视着眼前这不寻常的场景——一位衣着入时的女士在公园长椅上伏在膝头写信。
“改了发型？没有——只不过是娜丝塔西娅不在的时候，我自己尽力做成这样罢了。”
奥兰斯卡夫人将纸塞进信封，写上名字，装进口袋，然后站起身。
“你改了发型。”他说道，心跳加快，仿佛自己说了什么不可挽回的话。
他们返身朝灯塔街走去，快到俱乐部的时候，阿切尔看见一辆内铺丝绒的公共马车，正是方才为他送信去帕克旅馆的那辆，车夫正就着街角的水龙头冲洗额头解乏。
“我？哦，我也是来办事的。”她答道，转过头正脸对着他。他几乎没听见她说了些什么——他只是留意到她的声音，只是惊讶地发现，那声音他竟然丝毫都不记得了。他甚至忘了她那低沉的音色和略带嘶哑的辅音。
“我说了一切都是注定的！这儿就有一辆马车等着我们。你瞧！”他们大笑起来，在这个钟点、这个地方、这个公共马车仍被视为“外国新玩意儿”的城市，他们竟能找到一辆，可真是奇迹了。
“我来这里办事——刚刚到。”阿切尔解释道。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佯装见到她很吃惊。“但你怎么会到这荒凉地方来呢？”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说什么。他感觉自己仿佛隔着一片茫茫朝她高喊，而不等他追上，她便会再次消失。
阿切尔看看表，去汽船码头前，他们还有时间去帕克旅馆。他们驶过炎热的大街，在旅馆门前停下。
“哦——”见他低头看着她，她又轻轻说了一声，只是语调变了。她并没有起身，只是挪了挪为他让出位子。
阿切尔伸出手来要信。“我来送进去？”他问。但奥兰斯卡夫人摇摇头，便跳下马车，消失在玻璃门后了。刚刚十点半。阿切尔瞥一眼挤在路边喝冷饮的游客，如果那名使者等得不耐烦，又不知如何打发时间，便也坐在那些游客中间，那可怎么办？
“哦——”她说道。他第一次见她显出讶异；但那神情转眼就化作惊喜和满足的微笑了。
他等着，在马车前来回踱步。一个眉眼仿佛娜丝塔西娅的西西里青年上来要为他擦鞋。一个爱尔兰女人要他买桃子。玻璃门不一会儿便打开一次，走出几个人，头上的草帽因为天气炎热而推到脑后，这些人在他身边走过时都瞥他一眼。他很奇怪这门开得如此频繁，走出的人都如此相似——仿佛在这个时间、在所有地方，所有穿过旅馆旋转门、不断进进出出的人都是一个样子。
他步行穿过波士顿公园；就在树下第一张长椅上，他看见她正坐着，撑着一把灰色绸伞——他怎么会以为她的伞是粉红色的呢？他走近前，却惊讶地发现她神情颓然，坐在那儿无所事事一般。他看见她的侧影，垂着头，黑色的帽子下面，发髻低低地缀在颈际，撑着伞的手上戴着打褶的长手套。他又上前两步，她转身看见他了。
就在这时，突然出现了一张面孔，令他觉得与众不同。那张脸一闪而过，因为这时候阿切尔恰巧走到远处，正返身打算往旅馆走；与各种类型的面孔——倦怠的窄脸、惊奇的圆脸、温和的方脸——相比，那张脸所流露的如此复杂、如此特别。那是一张苍白的年轻面孔，不知是因为酷热还是因为焦虑，或者两者兼有，神情颇为黯然，同时又显得敏捷、生动而清醒——但也许那只是因为他与众不同。阿切尔似乎抓住了一线模糊的记忆，但那记忆立刻断了，随那张脸一同消失了。那显然是一位外国商人，在这样的环境中越发像外国人了。他已淹没在人流之中，阿切尔则继续来回踱步。
他找到帽子和手杖，走上大街。这城市突然间变得陌生而空阔，仿佛他是一个远道而来的过客。他站在台阶上踌躇了一会儿，然后决定去帕克旅馆。万一那信差听错了，她其实还在呢？
阿切尔不希望从旅馆那儿能看见他手里拿着表，而他粗粗估算时间，觉得奥兰斯卡夫人这么久还没有回来，只可能是因为她被那名使者耽搁住了。一想到这，阿切尔不由担心起来。
他站起身，走进门厅。一定是搞错了：这个时候她不可能出去。他为自己的愚蠢而气红了脸：为什么没有一到就送信去呢？
“她再不马上出来，我就进去找她。”他心想。
“夫人出去了，先生。”突然间，他听见身边传来侍者的声音。他一下子结巴起来：“出去了？——”仿佛这句话是用某种陌生的语言说的。
门再次打开，她出现在他身边。他们登上马车，刚一启动，他便取出表来看，发现她只离开了三分钟。松动的窗子咔嗒作响，他们无法交谈，只是一路在高高低低的卵石路上颠簸着，向码头驶去。
他看看手表，已经九点半了，便起身走进写字间，写下几行字，让信差送往帕克旅馆，他立等回音。然后他重新坐下再拿起一张报纸来看，心里计算着出租马车赶到帕克旅馆的时间。
他们肩并肩坐在乘客稀少的汽船上，发现彼此几乎无话可说，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想诉说的一切都已在这轻松的单独相处中、在幸福的默然无言中表达出来了。
早餐后他抽了一支烟，翻了翻《商业广告人报》。这期间进来了两三个他认识的人。他们像往常一样互相问候。世界毕竟还是老样子，虽然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自己是从时空的网隙中溜出来的。
桨轮开始转动，码头与船只在一片朦胧热浪中退去，阿切尔仿佛觉得那熟悉的习俗世界也正随之退去。他想问问奥兰斯卡夫人，她是否有同样的感觉，感觉他们正踏上漫长的旅程，并将永不复返。但他不敢问，也不敢说出任何可能打破两人间微妙平衡的话，令她不再信赖他。事实上，他无意辜负这信赖。多少个日夜，他回想起吻她的瞬间，只觉得双唇一次次被灼伤；甚至就在前一天，在去朴次茅斯的路上，对她的思念依然在他心中燃烧；而此刻，她就在身边，与他一起漂向那未知的世界，两人仿佛已更加亲近，却又会在一触之间分离。
他很有胃口地悠然吃着早餐，先是一片甜瓜，然后一边等着吐司和炒蛋，一边读着晨报。昨天晚上他告诉梅要去波士顿处理些公务，会在今天晚上搭福尔里弗号汽船返程，明天早晨再转车回到纽约。说出这个计划之后，他便一下子有了全新的活力。原本大家都认为他会在周初回纽约，但当他从朴次茅斯探险回来时却发现门厅桌角上鬼使神差地放着一封事务所来信，使他能够理直气壮地改变了计划。事情安排得如此顺利，他甚至有些羞愧了，一时间不安地想起劳伦斯·莱弗茨为了确保自由而费尽心机。但这不安很快就消失了，因为他现在没有心思琢磨。
船离开码头，向大海驶去，微风拂过，海湾上拉出一道油迹斑斑的波涛，浪花飞溅，荡开涟漪。蒸腾的热浪依然笼罩城市，前方却是波浪起伏，一片清新的世界，远方岬角上，灯塔映着阳光。奥兰斯卡夫人倚在船栏边，嘴唇微启，迎着凉风。她将面纱缠在帽子上，露出面庞，阿切尔被她那平静喜悦的表情打动了。她仿佛并没有将这次冒险视为不同寻常，既不担心与熟人不期而遇，也没有因为有这种可能而过分得意（那样更糟）。
阿切尔找了一辆出租马车，去萨默塞特俱乐部吃早餐。即便是上流街区也弥漫着凌乱散漫的气息，而欧洲城市是绝不可能因为酷热难耐而堕落至此的。穿着布衫的看门人懒洋洋地躺在有钱人家的台阶上，波士顿公园仿佛一个大办共济会野餐的游乐场。如果说阿切尔曾试图想象艾伦·奥兰斯卡出现在不可思议的场景之中，那么再也没有比热浪滚滚、无人问津的波士顿更不适合她的地方了。
小旅店空荡荡的餐厅里，一群涉世不深的青年男女吵吵嚷嚷。店主告诉他们，那是些来度假的教师。阿切尔原本希望两人单独待着，想到他们不得不在吵闹声中的谈话，他的心一沉。
第二天早晨，阿切尔走下福尔里弗号列车，踏进波士顿的酷暑天气。车站周边的街道上充斥着啤酒、咖啡和烂水果的气味，行人只穿着衬衫招摇过市，那无所谓的神态仿佛穿过走道去盥洗室的寄宿生。
“这里太糟了。我要一个单间。”他说。奥兰斯卡夫人并没有反对，只是等着他去找房间。单间对着一道木长廊，开窗便可见到大海。屋子凉爽却没有多少陈设，一张桌子铺着方格粗布，桌上摆着一瓶泡菜，一个罩子罩着一块蓝莓馅饼。没有比这更直白的“单间”了，分明是情人幽会的场所。奥兰斯卡夫人在他对面坐下时微微一哂，阿切尔仿佛觉得那流露出一种宽慰。一个从丈夫身边逃走的女人——而且据说是跟着另一个男人逃走的——大约已经掌握了坦然面对一切的艺术；但在她的从容中，却有什么东西消解了他的嘲讽。她如此安静，如此镇定，如此自然，显然已经摆脱了所有常规，让他觉得找个地方独处是再自然不过的，因为他们就是两个有许多话要说的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