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让她们觉得我们穿得像野蛮人。”她答道，轻蔑的语气准会惹怒波卡洪塔斯(3)。而他则再次惊讶地发现，即便是最不谙世故的美国女人也会对衣着所体现的社交优势怀着如此虔诚的敬仰。
“也许卡弗莱夫人家什么人都没有——这个季节的伦敦就是一片荒漠，而你打扮得实在太美了。”阿切尔坐在双人马车中对身边的梅说。梅披着天鹅羽绒绲边的天蓝色斗篷，如此完美无瑕，让人觉得就连让她暴露于伦敦的污秽之中也是极不应该的。
“这就是她们的盔甲，”他心想，“她们借以抵御未知的一切，并借以表达对它的蔑视。”直到这时他才理解了为什么梅不会系上发带来取悦他，却会如此真诚地履行那庄严程式——挑选并定制满柜子的衣服。
他们到达伦敦不久便遇到了圣奥斯特利公爵，公爵立刻认出了他，热情地说：“过来看我，好不好？”但没有一个正常的美国人会当真将这个建议付诸行动，因此会面并没有下文。他们甚至躲过了梅在英国的姨妈——那位银行家的妻子依然住在约克郡。事实上，他们有意拖延到秋季才到伦敦，就是为了避免在社交季抵达而让那些从没见过面的亲戚以为他们是自命不凡地刻意为之。
他预料得不错，卡弗莱夫人家的宴会规模很小。他们发现，在狭长寒冷的客厅里，除了女主人和她的妹妹之外，只有一位披着披肩的夫人以及她的丈夫——一位亲切的教区牧师，一个寡言少语的少年——卡弗莱夫人说是她的侄子，还有一位黑头发的小个子绅士，她介绍说是侄子的家庭教师，报了一个法国名字。
他们从梅费尔出发，缓缓驶向遥远的南肯辛顿卡弗莱夫人和她妹妹的住处，一路上阿切尔就在思索这些事情。他原本也希望避开这两位朋友的盛情邀请；他在旅行途中向来遵照家族传统，做一个旁观的游客，有意傲慢地无视同侪的存在。仅有一次例外，那时他刚从哈佛毕业，在佛罗伦萨同一伙已经欧洲化的古怪美国人快活地过了几个星期，在华屋中与贵妇通宵跳舞，在时髦的俱乐部里与花花公子一赌半天。这一切虽然是人间极乐，在他看来却如狂欢节一般虚幻。那些见多识广的古怪女子似乎需要向遇到的每一个人讲述她们那许多错综复杂的风流韵事，气度非凡的年轻军官和染过头发的半老才子则是那些隐秘的主角或倾诉对象。这些人与阿切尔从小熟悉的人物截然不同，就如同温室里昂贵却散发恶臭的异国植物，无法长期吸引他的遐想。将妻子带进这样的圈子是根本不可能的；而在旅行过程中，也没有人表现出与他交往的渴望。
梅·阿切尔走进昏暗灯光下这一群面容模糊的人中间，悠悠然仿佛夕照下的天鹅。她的丈夫从未见过她如此高大而美丽，衣裙摇摆得如此大声；他发现，她那红润的面颊和窸窣作响的衣裙正标志着极度的幼稚与胆怯。
这些品质固然使她成为一个容易相处的伴侣，却很难给海外旅行带来生气；但他立刻就发现这些品质会很快发挥应有的作用。他不用担心自己会受到它们的压制，因为他对于艺术与知识的追求将一如既往地在家庭之外继续，而家庭生活本身也绝不会细碎沉闷——回到妻子身边绝不会像是在郊外漫步之后走进一个闷热的房间。等他们有了孩子，两个人生活中的空虚角落都将会被填满。
“他们究竟想让我说些什么？”她那双无助的眼睛正向他发出乞求，而与此同时，她那光彩夺目的形象却也在他人心中激起了同样的不安。美人即使缺乏自信，也依然能够唤醒男人内心的信任，牧师和那位叫法国名字的家庭教师很快就明白告诉梅，他们希望她不要拘束。
所有这些都会把他拉回到原有的思想之中。如果她的简单意味着琐碎狭隘，他也许会恼火、会反抗；但她的性情虽然单调，却同她的面貌一般美好，于是她便成了他那些旧传统的守护神。
但尽管他们百般努力，晚宴仍是令人兴味索然。阿切尔注意到他妻子想在外国人面前表现得自在，话题却无可救药地越来越狭隘，虽然她的容貌令人爱慕，谈吐却让对方扫兴。牧师很快就放弃了努力，家庭教师则操着优雅流利的英语，继续极有风度地对她滔滔不绝，直到女士们上楼去客厅，众人才都松了一口气。
阿切尔又恢复了所有祖传的婚姻老观念。虽然他还是无拘无束的单身汉的时候信口说过许多理论，但如今看来，恪守传统，完全按照身边朋友对待妻子的方式来对待梅，要简单得多。试图解放妻子毫无意义，因为妻子压根儿没想到自己是不自由的；他也早已发现，对于自以为拥有的那份自由，梅唯一能做的是将它奉上祭坛，以示对丈夫的崇拜。她与生俱来的尊严总是不允许她辱没这一奉献，甚至也许有一天（这已发生过一次）她会鼓起勇气把它完全收回，如果她认为那将对他有益。但她对婚姻的认识毕竟简单而淡漠，若果真发生这种危机，那必然是由于他的行为明显不可被容忍，但实在无法想象会出现那种情况，因为她对他的感情如此细腻入微。他知道，不管发生了什么，她都将忠诚、勇敢、毫无怨恨，而他也将因此恪守同样的美德。
牧师喝过一杯波尔图酒之后便不得不匆匆告辞，去赴一个约会。那个羞涩的侄子似乎身体很弱，也被打发上床了。阿切尔和家庭教师却继续安坐畅饮，而突然间阿切尔发现，自从上一次与内德·温塞特对谈之后，他还没有与人如此交谈过。原来卡弗莱的侄子由于肺病不得不离开哈罗公学去了瑞士，在气候温和的日内瓦湖边住了两年。这个小书虫被委托给里维埃先生照管。现在里维埃先生将他带回英国，并陪伴他直到来年春天进入牛津。然后里维埃先生直言不讳道，那时候他就不得不另谋职业了。
在伦敦，她感兴趣的只是看戏和购物。她认为这儿的戏院还不如巴黎咖啡馆里的演唱精彩：在香榭丽舍大街繁花盛开的七叶树下，她有了一番新奇的经历——从餐厅阳台俯瞰那些来观看演出的“交际花”，由丈夫为她翻译他认为适合新娘聆听的歌词。
阿切尔认为，像他这样一个兴趣广泛、多才多艺的人似乎不可能长期没有工作。他三十岁上下，面庞瘦削而丑陋（梅一定会说他相貌平常），将他的所有观点都表现得极其生动，而在他的活跃中却不见丝毫的轻浮与卑贱。
但事实上，她对旅行的兴趣比他预料的更加淡薄。她以为旅行不过是（一旦把衣服订妥了）有更多时间散步、骑马、游泳以及尝试有趣的新运动——草地网球。而当最后回到伦敦（他们将在那儿停留两个星期，阿切尔要订他的衣服），她不再掩饰对于旅行的热切渴望。
他的父亲英年早逝，生前是一个小外交官，原本希望儿子继承衣钵，但这年轻人酷爱文学，先是投身新闻界，继而开始创作（显然并不成功），最后——经过其他一些他未向听者提及的尝试与辗转——来到瑞士为英国少年充当家庭教师。不过在此之前，他长住巴黎，是龚古尔沙龙的常客，莫泊桑建议他放弃写作（在阿切尔听来，就连这都是无上的荣耀！），还时常在母亲家与梅里美交谈。他显然总是陷于贫困，忧心忡忡（还要供养母亲和待嫁的妹妹），而他的文学抱负看来已经落空。其实从物质而言，他的境况并不比内德·温塞特光明，但正如他自己所说，在他所生活的世界里，没有一个热爱思想的人会感到精神上的饥渴。而可怜的温塞特正是怀着这样的热爱，却几乎要饥渴而死。阿切尔不由得替温塞特羡慕眼前这位潦倒却生气勃勃的年轻人，他穷得如此富足。
他们并没有去意大利湖区。经过深思熟虑，阿切尔想象不出妻子在那一种场景中的形象。而她自己的意思（在与巴黎的裁缝待了一个月之后）是七月里登山、八月里游泳。他们便准确地施行了这个计划，七月在瑞士因特拉肯和格林德瓦度过，八月则去了诺曼底海滨一个叫做埃特塔的小地方，据说那里古朴而宁静。有一两次，在群山之中，阿切尔指着南方说：“那儿就是意大利。”梅站在龙胆花田中，快活地笑起来，答道：“希望明年冬天能去那儿，如果你不必非待在纽约的话。”
“您瞧，先生，为了保持心智的自由，为了不束缚鉴赏力和批评的独立性，付出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对不对？正因为此，我才放弃了新闻工作而选择这个单调得多的差事，成了一个家庭教师兼私人秘书。这份工作自然非常枯燥，却能让人保持道德上的自由，也就是法语所谓的‘自主’。当一个人听到高谈阔论，他可以参与其中，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不必妥协，或者可以倾听，并在心中应答。啊，高雅的对话——没有什么可与之比拟，对不对？思想才是唯一值得呼吸的空气。所以我从不懊悔自己离开了外交和新闻——那不过是自我放弃的两种不同形式罢了。”他又点起一支烟，神采奕奕地看着阿切尔，“您瞧，先生，能够直面生活，那么住在阁楼里也是值得的，对不对？但毕竟还必须挣够钱付阁楼的租金。我承认，如果到老了还在做私人教师——或者其他‘私人’什么的，那就跟在布加勒斯特做一个二等秘书一样，让人想想就心寒。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必须下定决心，下一个大决心。比如说，你看我能不能在美国找到机会——在纽约？”
纽兰·阿切尔夫妇踏上归途。对于这三个月的新婚旅行，梅在给女友的信中含糊地概括为“天大的幸福”。
阿切尔惊异地看着他。一个时常与龚古尔兄弟和福楼拜来往的年轻人，一个将精神生活视为唯一的年轻人，要去纽约！他茫然地注视着里维埃先生，不知该如何告诉他，他的那些优势和有利条件无疑将恰恰成为他成功的障碍。
“哦，我说——”阿切尔说着站起身，“你看，雾散了。如果我们赶去国家美术馆，也许还能看一眼画。”
“纽约——纽约——可非得是纽约吗？”阿切尔结结巴巴地说道，完全想不出他的故乡能够为一个将高雅对话视为必需品的年轻人提供何种致富的机会。
“哎，亲爱的！要是礼服在这儿就好了！可我把它送到巴黎去改了，预备明年冬天穿。沃斯(2)还没有送回来。”
里维埃先生蜡黄的脸上突然泛起一片红晕。“我——我想那是您居住的大都市，那儿的精神生活不是更加活跃吗？”他答道。然后，仿佛是生怕让听者感觉自己是在乞求帮助似的，他急忙又说道：“不过随口一提，只是自己想想而已。其实我看眼下并没有这个可能——”他站起身，继续说着，看不出丝毫拘束：“恐怕卡弗莱夫人会认为我应该带您上楼了。”
他突然有了主意。“不如穿上你的结婚礼服？那准错不了，对不对？”
返回路上，阿切尔思索着这一段情景。与里维埃先生共度的时光为他注入了新鲜空气，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邀请他第二天来吃饭；但是他已经逐渐明白，为什么已婚男人不能总是听从自己的第一个念头。
她将椅子往后面挪挪，叹了口气。“你真好，纽兰，但这帮不了我什么。”
“那个年轻的家庭教师很有意思，饭后我们聊了书和一些问题，非常投机。”他在双人马车里试探她道。
“穿什么都比不上你，亲爱的。”他答道，心想什么时候她突然像简妮那样对衣着产生了病态的兴趣。
梅从梦境般的沉默中惊醒——他曾经在这种沉默中读出多少意味，而六个月的婚姻却已令他懂得了其中的含义。
“是的。可其他女士会穿什么呢？”
“那个小个子法国人？他不是再平常不过了吗？”她冷冷地问道。他猜测她心里正暗暗失望，因为在伦敦受邀，见的却是一个牧师和一个法国家庭教师。这种失望并非出于通常所说的势利，而是老纽约在国外认为自己可能有失尊严时产生的一种感觉。如果梅的父母在第五大道款待卡弗莱姐妹，他们一定会邀请比牧师和教师更重要的人物来作陪。
“哦，也许她们是在家的时候穿新礼服吧；但无论什么时候，卡弗莱夫人和哈尔小姐不会。她们会戴着我妈妈的那种帽子——还有披肩，非常软的那种披肩。”
但阿切尔心里烦躁，便追问起来。
“纽兰！你怎么会问这么可笑的问题？她们去看戏的时候都穿着旧礼服，也不戴帽子。”
“平常——哪儿平常了？”他质问道。而她竟出乎意料地迅速答道：“怎么，我说他哪儿哪儿都平常，除了在他那个教室里。这种人在社交场合总是很令人尴尬的。不过，”为了缓和气氛，她又说道，“我想要是他为人聪明，我就不会察觉了。”
他试图解开她的迷茫。“可是英国女士晚上穿得难道跟其他人不一样吗？”
她说“聪明”就跟说“平常”一样让阿切尔很反感。不过他开始害怕自己会常常去想她身上让他反感的东西。毕竟她的观点并不新奇，他从小熟悉的每一个人都抱着同样的观点，他早已视之为必然而尽可以忽略的。直到几个月前，他才认识了一个对生活抱着不同看法的“好”女人。而如果男人结婚，那就必然是要选择好女人的。
“是的，当然。我是说我不知道该穿哪一件？”她微微噘起嘴唇。“我从没有在伦敦出门吃过饭。我可不想出丑。”
“啊——那我就不请他吃饭了！”他笑着决定道。梅不解地说：“天啊——请卡弗莱的家庭教师吃饭？”
“穿什么？亲爱的，我以为上星期已经有整整一箱东西从巴黎运到了呢。”
“哦，不是在请卡弗莱的那一天，如果你不愿意就算了。但我的确希望再跟他谈谈。他想去纽约找工作。”
纽兰靠在椅背上，笑吟吟地看着她。她显得更美，更像狩猎女神了。英国的湿润空气仿佛加深了她颊边的红晕，柔和了她稍显硬朗的纯真容颜，又或者，那不过是从她心底洋溢出来的幸福，如同穿透冰层的光芒。
她更惊讶也更冷淡了。他几乎认为她在疑心他染上了“外国腔”。
“对你来说是完全没关系的，纽兰，你认识她们。可我跟那么多从没见过的人在一起，会非常害羞的。况且我穿什么呢？”
“去纽约找工作？什么工作？大家都不请法国教师的。他想做什么呢？”
纽兰和他的妻子并没有想过要遵命，但卡弗莱夫人以其一贯的敏锐找到了他们，并送来了晚餐的请柬。让梅对着茶和松饼皱眉的，正是这份请柬。
“主要是享受高雅的对话，我想。”她丈夫有意这样答道。而她则赞赏地大笑道：“噢，纽兰，太好笑了！这不是太法国了吗？”
阿切尔母女离开博岑之后，就没有想到过会与卡弗莱夫人和哈尔小姐重逢。在阿切尔夫人看来，对于一个自己偶然帮助过的“外国人”，没有比刻意引起对方关注更“有失尊严”的了。但卡弗莱夫人和她的妹妹对这种观点一无所知——即便知道也会觉得不可理喻，对于这两位在博岑慷慨相助的“快活的美国人”，她们一直怀着无限感激。她们真诚地抓住每一个机会与来欧陆旅行的阿切尔夫人和简妮见面，甚至展现出超乎常人的敏锐嗅觉，总是能够了解到母女俩在往返美国途中何时会经过伦敦。这种亲密的友谊变得牢不可破，每当阿切尔夫人和简妮抵达布朗旅馆，总会发现这两位热情的朋友已经在恭候，她们跟自己一样，也用华德箱培植蕨类，也编织花边，读本生男爵夫人(1)的回忆录，对伦敦各大教堂的布道者均有品评。用阿切尔夫人的话来说，结识了卡弗莱夫人和哈尔小姐，“伦敦因此大不相同”。到了纽兰订婚的时候，两家的关系已经非常深厚，给两位英国女士寄去婚礼请柬已经是“理所当然的”，而她们则赠送了一束美丽的玻璃压制的阿尔卑斯干花。纽兰偕妻子即将起航赴英国时，阿切尔夫人在码头上的最后嘱咐是：“一定要带梅去看望卡弗莱夫人。”
他希望邀请里维埃先生，梅却拒绝考虑，但总的来说，他很高兴这件事就这样解决了。如果再有一次饭后交谈，就很难避免去纽约的问题了。而阿切尔越想越觉得无法将里维埃先生放入他所熟悉的任何一幅纽约场景之中。
卡弗莱夫人病得很重，并且她同妹妹哈尔小姐是独自旅行，因此极为感激阿切尔夫人和小姐的慧心慰藉，阿切尔家能干的女仆又照料病人恢复了健康。
想到以后会有许多问题自己都将不得不放弃了事，他不由心中一凛。然而，当他开销了车费，随着妻子的长裙裾走进房子里之后，他想起老话里说过新婚后的六个月最难度过，便感觉宽慰了一些。他想：“六个月之后，我想我们就差不多能磨去彼此的棱角了。”但糟糕的是，梅所着力的却恰恰是他最希望保留的那些棱角。
阿切尔夫人和简妮在游览欧洲途中一直恪守这一原则，以令人费解的矜持对待同行游客的友好表示，她们几乎创纪录地没有同一个“外国人”说过话，除了旅馆和火车站的服务员。对于同胞——除了早已认识和应当认可的——她们更是明显地不屑一顾；因此，除了偶遇契佛斯、达格内特以及明戈特家的几个人，在国外那几个月里，母女俩始终只是彼此交谈。但是再周密的戒备也会有疏漏。在意大利博岑的一天晚上，住在走廊对面的两位英国女士中的一位（简妮已暗暗了解了她们的名字、衣着和社会地位）来敲门，询问阿切尔夫人是否有某种药膏。原来另一位女士——这位不速之客的姐姐，卡弗莱夫人——支气管炎突然发作，而阿切尔夫人不带齐全副家用药箱是绝不出门的，恰巧拿得出所需的药品。
(1)Baroness Bunsen（1791—1876）：英国画家、作家，其丈夫为德国外交官。1868年本生夫人出版了丈夫的传记。
伦敦的秋天阴雨连绵，游人稀少，只有两个人是纽兰·阿切尔夫妇认识的，也是他们一心要避开的，因为根据老纽约的传统，在国外刻意引起熟人关注是有失“尊严”的。
(2)Charles Frederick Worth（1826—1895）：英国服装设计师，其设在巴黎的时装店开启了高级定制时装业。
“我们当然得同卡弗莱夫人一道吃饭，亲爱的。”阿切尔说。住处的早餐桌上摆着堂皇的不列颠合金餐具，妻子坐在餐桌对面，双眉紧皱，忧心忡忡地看着他。
(3)Pocahontas（1595—1617）：美国弗吉尼亚州印第安部落酋长的女儿，后嫁给英国种植园主，作为“开化的野蛮人”进入英国社交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