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塞特不是自己选择当记者的。他是个纯粹的文人，却不合时宜地生在一个不需要文学的世界。他出版过一卷简洁优美的文学评论集，卖出一百二十本，送出三十本，其余的最终被出版商（根据合同）销毁，以便给更好销的东西腾地方，此后他就放弃原本的事业，当上了助理编辑，供职于一家妇女周报，发发时装图片和裁剪纸样、新英格兰言情小说和软饮料广告。
阿切尔知道温塞特有妻儿，但从未见过他们。两人见面总是在“百人团”，或者其他记者和戏剧界人士常去的地方，比如温塞特提议去喝啤酒的那个餐馆。他给阿切尔的印象是他的妻子体弱多病；也许这位可怜的太太的确有病，但也可能仅仅是没有社交能力或没有晚礼服，或两者都没有。温塞特自己极其厌恶社交礼仪。阿切尔穿晚礼服，是因为他觉得这样更干净舒适，但他从未静下心来想一想，干净和舒适对于囊中羞涩的人来说意味着两笔巨大的开支；而他认为温塞特的态度是无聊的“波希米亚”腔调，反而使上流社会的人们——他们换衣服从不声响，也很少提到仆人数目——显得尤其简单大方。不过，温塞特总能让他兴奋，每当看到这位记者蓄着络腮胡的瘦脸和忧郁的眼睛，他就会把他从自己的角落里拉出来，另找地方长谈。
他为“炉边”（报纸的名称）找到的话题妙趣横生，似乎永不枯竭，但在他的风趣之下隐藏着韶华未老却放弃以往努力的无言苦涩。他的谈话总能促使阿切尔衡量自己的生活而自感贫乏；但温塞特的生活实则更为贫乏。尽管两人对于求知都抱着浓厚的兴趣，交谈起来总是兴味盎然，但他们的观点交流通常仅限于业余爱好者的可怜水准。
内德·温塞特常有洞察力闪现的瞬间；那是他身上最有趣的地方，阿切尔也总是因此而纳闷，为什么他明明有这样的能力，却在其他人依然奋斗的年纪如此漠然地接受失败？
“事实上，我们两人的生活都不十分如意，”温塞特有一次说，“我是彻底完了，做不了什么了。我只会做一样东西，而它在这儿没有市场，我的有生之年是不会有了。但你有时间，也有钱。你为什么不做些事情？只有一个可行的办法：从政。”
他慢吞吞地穿过百老汇大街，阿切尔立定了看他远去，回味着他最后那句话。
阿切尔仰头大笑。这一刻，便可看出温塞特和其他人——阿切尔一类的人——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上流社会的每个人都知道，在美国，“绅士是不从政的”。但他无法直截了当地告诉温塞特，只是含糊答道：“看看美国政界正人君子的生涯！他们不需要我们。”
“唔——我猜她在更大的地方待过，”温塞特评论道，“好了，我该拐弯了。”
“‘他们’指谁？你们为什么不联合起来，也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因为她完全不在乎自己住哪儿——或者说她不在乎我们那些小小的社会标志。”阿切尔答道，暗暗为心中她的形象而骄傲。
阿切尔的笑停在唇边，变成一个略带傲慢的微哂。没有必要再讨论下去：人人都知道那几位以清白名誉冒险进入纽约市或纽约州政界的绅士的伤心命运。时过境迁，那样的事再也不会发生；国家掌握在大亨和移民手里，体面人物退入体育或文化之中。
“不知道，”温塞特突然问道，“一位伯爵夫人为什么住在我们那种贫民窟？”
“文化！是的——如果我们当真有文化！但也只是些零零碎碎的薄田，渐次衰败，因为缺乏——唔，精心耕作和兼收并蓄，无非是你们祖上欧洲传统的残存。而你们成了可怜的少数派：没有中心，没有竞争，没有观众。你们就如同荒宅墙壁上的画：‘一位绅士的肖像’。你们永远成就不了什么，谁都不行，除非肯卷起袖子，下到污泥里。只有那样，要么就移民……老天！要是我能移民……”
“啊——”这是他们永恒的论题：“聪明人”固执己见地不愿与上流社会来往，而两人都知道没必要争下去。
阿切尔暗暗耸一耸肩，将话题转回读书——谈起这件事，温塞特的见解即便难以预料，但必然会很有趣。移民！好像绅士能够抛弃祖国似的！这是不可能的，就像不可能有人卷起袖子下到污泥里。绅士只是待在家里，清心寡欲。但你没办法让温塞特这样的人看到这一点，正因为此，拥有文学俱乐部和异国风味餐厅的纽约，摇动第一下会如万花筒一般变化多端，但最终不过是一个小盒子，图案单调得都不如一条拼凑起来的第五大道。
“他们会的，只要你给他们机会。”
第二天早上，阿切尔找遍全城也没有买到黄玫瑰，结果很晚才到事务所，却发现他的迟到对任何人都没有影响，不免感到自己的生活精致却毫无意义，便蓦地愤怒起来。为什么此刻他不能在圣奥古斯丁的沙滩上陪伴梅·韦兰？他装模作样的工作骗不了任何人。在莱特布赖先生领导的这种主要从事大宗地产和“稳健”投资管理的老派法律事务所里，总有两三个年轻人，家境富裕却毫无工作热情，每天几个小时坐在办公桌后处理些无关紧要的工作，或者干脆读报纸。尽管大家都认为他们应当有一份职业，但挣钱这种粗俗的事情仍被视为有伤体面，而律师的职业则被认为比经商更适合绅士。不过这些年轻人都没有事业进步的希望，也没有这样的真诚渴求；在他们大多数人身上，已经能看见敷衍塞责的霉斑正在不断蔓延。
“哟——伯爵夫人！”内德·温塞特打了个唿哨，“没想到伯爵夫人会这么友善。明戈特家的人可不会。”
一想到同样的霉斑也可能在自己身上蔓延，阿切尔不禁打了个寒战。无疑，他另有志趣；他去欧洲度假旅行，结交梅所谓的“聪明人”，并尽力“赶上潮流”，正如他满怀向往地对奥兰斯卡夫人所说的那样。而一旦结婚，他实际生活的那个狭窄圈子又会有何变化？他目睹了许多年轻人，曾经抱着与他一样的梦想——尽管不如他热切，却渐渐沉入长辈那种按部就班、波澜不惊的浮华生活。
“她是奥兰斯卡伯爵夫人——明戈特老夫人的孙女。”
他在办公室派了个信差给奥兰斯卡夫人送去一封便笺，询问能否午后拜访，并请她将回复送往他的俱乐部；但他并没有在俱乐部见到回复，第二天依然没有消息。这一出人意料的沉默令他极为羞愧；第二天早上他在花店橱窗里看见一束灿烂的黄玫瑰，但不再理会。直到第三天早上，他才收到邮局送来的一封奥兰斯卡伯爵夫人的短信。但奇怪的是，信是从斯库特克利夫寄出的，范·德尔·吕顿夫妇将公爵送上船后就立即返回那里了。
阿切尔心头涌起喜悦。这个故事并没有了不起的地方：任何一个女人都会这样对待邻居的孩子。但他觉得，艾伦必然会那样，不戴帽子就跑过去，把孩子抱在怀里，又让可怜的温塞特太太呆住了忘记问她是谁。
“在剧院见到你的第二天，我逃走了，”信的开头很突兀（没有通常的开场白），“这里的好心朋友收留了我。我想静一静，仔细想一想。你说得不错，他们非常好，我感觉在这里很安全。但愿你能和我们在一起。”结尾是惯常的“谨启”，并没有提到回来的日期。
“哦——不是为了报纸；只是我自己想知道，”温塞特答道，“其实她是我的邻居——我们那儿可不是这么一位美人适合住的地方——她对我的儿子特别好，他追小猫的时候在她门前摔倒了，伤得挺厉害。她没戴帽子就跑过去，把他抱在怀里，还把他的膝盖包扎得妥妥当当。这么有同情心，又这么美，我妻子呆住了都忘了问她尊姓。”
信的口吻令年轻人惊讶。奥兰斯卡夫人在逃避什么？她为什么需要安全感？他首先想到的是海外的某种邪恶威胁；然后他想到自己并不熟悉她的书信风格，也许那只是生动的夸张。女人总是喜欢夸张；况且她用英语还不是很自如，说起来常常像是从法语翻译过来的。若是法语，第一句话“Je me suis évadée—”便仿佛在说，她可能只是试图逃避一系列无聊的约会；很可能就是如此，因为他认为她变化无常，很容易就厌倦了一时的欢愉。
“我想，你不是为了采访吧？”他笑道。
想到范·德尔·吕顿夫妇再次将她带到斯库特克利夫，而且这一次是无期限的逗留，他就觉得好笑。斯库特克利夫开门迎客是很罕见也很勉强的，即便有少数人能获此殊荣，得到的也只是一个冷冰冰的周末。阿切尔上次去巴黎的时候看了拉比什(2)的一出极有趣的喜剧《贝利松先生的旅行》，他还记得贝利松先生对自己从冰川里拉出来的那个年轻人抱着执拗的感情。范·德尔·吕顿夫妇将奥兰斯卡夫人从冰川一般的厄运中救了出来，尽管他们喜欢她确有其他原因，但阿切尔知道在所有那些原因之后是他们要继续拯救她的高贵而固执的决心。
阿切尔不知怎么有点生气。内德·温塞特想知道艾伦·奥兰斯卡的名字是要搞什么鬼？尤其是，他为什么把她同莱弗茨相提并论？这么爱打听可不像是温塞特；不过阿切尔想起来，他毕竟是记者。
得知她外出，他非常失望，并且几乎立刻想起前一天刚刚谢绝了瑞吉·契佛斯的邀请。他们在哈得孙河畔有一栋别墅，邀请阿切尔去度周末，而那里距离斯库特克利夫不过几英里。
他们一起慢慢往前走着，温塞特说道：“你看，我真正想知道的是你们那个时髦包厢里那位‘黑女士’的芳名——她跟波福特夫妇在一起，是不是？你的朋友莱弗茨好像迷上她了。”
很久以前他就已经玩够了在海班克举行的那些热闹的友人聚会，海岸航行、冰上帆船、雪橇、雪中远足都曾尝试，还有温文尔雅的调情和不瘟不火的恶作剧。伦敦书商刚刚寄来一箱新书，他更憧憬与这些战利品度过一个安静的周日。但这时他却走进俱乐部的写字间，匆匆写了一封电报，让仆人立即发出。他知道瑞吉夫人不会反对客人突然改变主意，而她腾挪有度的房子里也总能留出一个房间。
之前他就看见剧院另一头温塞特扛着肩膀的寒酸背影，还注意到他朝波福特的包厢瞥了一眼。两人握了握手，温塞特提议去街角的德国小餐馆喝杯啤酒。阿切尔却没有心情去谈他们可能会谈到的问题，便谢绝了，借口说他还得回家工作。温塞特答道：“哦，我也一样，我也要做那个勤奋的学徒(1)。”
(1)指英国版画家威廉·贺加斯（William Hogarth，1697—1764）作品《勤奋与懒惰》中的人物。
阿切尔来到门厅，正遇见朋友内德·温塞特。在简妮所谓他的“聪明人”朋友中，惟有温塞特他愿意与之探讨一些比俱乐部的通常水准和餐馆里的插科打诨更为深刻的东西。
(2)Eugène Labiche（1815—1888）：法国喜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