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瞥了一眼报纸，继续说道：“我知道泰恩赛德。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一会儿可以带你去桑德灵厄姆，咱们喝几杯。”
“不是。我是泰恩赛德人。我的父母都是爱尔兰人，但我是泰恩赛德人。”
“有人请客我自然不介意。”卡西迪说道，“当然，我不是说没钱喝酒，毕竟我马上就要上班赚钱了。不过如果有人请的话，我当然愿意奉陪。”
“你是爱尔兰人？”彼得气喘吁吁地问道。
彼得哈哈哈地笑了起来。刚听到这笑声，卡西迪便已经预料到，他又要咳嗽了。彼得咳得很厉害，出于礼貌，卡西迪不得不垂下了目光。最终，他鼓起勇气抬起头，发现炉边的麦克格雷太太正冲他微笑。
女人把他领进厨房，一个男人正坐在厨房里读《史密斯周报》——一份无聊的花边小报。男人抬头看了看他。这人长着鹰钩鼻；不过，他的鼻子之所以看起来突出，是因为脸上的其他部位都瘪进去了。看到卡西迪这张陌生的面孔，男人猛烈地咳嗽起来，放下手中那根已经卷好但还没点燃的烟卷。麦克格雷太太没有理会男人的咳嗽，拿起茶壶接了些水，随后向卡西迪介绍说，男人名叫彼得，是她的丈夫。
“瞧你，脸都红了。这里的人可没那么容易脸红，”她说，“在这个郊区，大家的脸皮可没这么薄。”
“嗯，你看起来不像是酗酒的人，也不像个赌徒。”女人说道，“就不用麻烦你们教区的神父写推荐信了！过来喝点茶吧。”
就这样，从几句简单的对话中，他便与麦克格雷太太建立了某种情感。从酒吧回家的路上，彼得又咳了几次，卡西迪不得不停下来，等着他咳完。最终，彼得站直了身子，两眼里咳出了泪水。
性格向来沉稳的卡西迪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不管对方要多少钱，他都要把这间屋子租下来，即便需要打零工也在所不惜。
“马蒂都快发疯了，因为我这样咳嗽。”他气喘吁吁地说着，用手捶了捶胸口。等喘息平静下来后，他继续说道：“我平时睡在后面的外廊里，这样就不会吵到她了。”
1923年，卡西迪第一次来到悉尼。当时他正四处寻找住处，最终看中了纽敦的一处联排房。开门的是个风韵犹存的妇人，黑色的眼睛里带着疑问，黑色的头发盘成一个发髻。她就是马蒂·麦克格雷太太。盛夏的晚上，她穿着蓝白相间、薄如蝉翼的长裙。女人带着他看了看卧室。对于自儿时起便饱尝困窘的卡西迪而言，这间屋子显得十分温馨，墙壁上还挂着一幅他认得的画像——《永恒的圣母》。房东夫妻俩都是天主教徒。
此后，卡西迪一直照顾马蒂和她的丈夫。到1943年，他已经照顾了他们整整二十年。此时的他已经变成了马蒂的情人。事情的经过还要从二十年前的一天晚上说起。那时他刚刚住进去两个月。当时正值夏季，晚上八点钟左右，马蒂刚刚洗完澡出来，恰好碰上卡西迪，而彼得却早早去了外廊，躺在那张不太舒适的床上睡着了。“对于彼得来说，睡在那里几乎变成了一种嗜好。”后来两人躺在床上时，马蒂对卡西迪说，“你说这是为什么呢？”马蒂问道。卡西迪用手指轻轻地在她乳房上画着圈，知道自己不必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不完全是因为他的肺病，”马蒂说，“因为从前的记忆在他心里留下阴影，他最怕待在封闭的屋子里。”
因此，对于圣诞节回家一事，海顿的反应十分冷淡。相比之下，埃蒙·卡西迪的心里却充满了期待。在海顿眼里，尽管埃蒙·卡西迪这个名字凸显着凯尔特人奢华与虔诚的双重气质，但他始终只是个平凡无奇的家伙。很久以前，卡西迪的父母从贫瘠困苦的爱尔兰偷渡到英国，藏身在装满货物的轮船甲板上，一路来到英格兰北部，在泰恩赛德船厂找了份工作。后来，他们的儿子也在这里工作。卡西迪的父亲生在爱尔兰的科克郡，对大英帝国谈不上热爱，不过他却参与建造了许多大型战船，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的海军贡献了一份力量。
起初，卡西迪还有些不自在，毕竟自己渐渐取代了彼得在马蒂心中的位置。工作期间，他也曾下定决心，想咬牙离开这家人，离开美丽而饥渴的马蒂太太和高贵但可怜的彼得先生——出于对幽闭空间的恐惧，他只能让夜间的清风来抚慰自己的胸腔。然而每次回到家里，彼得或马蒂都会过来陪他聊一阵。每次谈到热点问题，如杰克·朗被免职，墨索里尼大举入侵阿比西尼亚，帝国主义的矛头对准了农民，佛朗哥的军队逼近埃布罗河，大量的铁矿运往日本，德国吞并奥地利，等等，彼得总会不住地摇头。
去年九月份，海顿回悉尼探望了家中的母亲和结了婚的姐姐，随后又坐着电车去往中央车站，搭乘火车赶回加韦尔战俘营。开车前，他一时兴起来到后窗，用电筒向家人发出一串莫尔斯电码，算作临行前的告别。姐姐随后写信说，看到他如此顽皮胡闹，大家都笑得十分开心。事实上，他的这个举动看似搞怪，实际上却是在向女性亲属展示他的士兵风采。他所期待的并不是家人的笑声，而是她们的尊敬。他想表现的是自己知道许多别人不懂的知识，而不是像个小丑般胡闹。
一天傍晚，两人坐着喝茶时，彼得终于承认了他在家里的地位。“马蒂的事情，我都知道了，孩子。”彼得说道，“她还能瞒我一辈子不成？不过她并没有背叛我。都是我不好。一想到从前发生的事，恐惧就像烈性炸药一般爆发出来。”
在内心深处，海顿暗暗为卡西迪感到一丝悲哀：这位同伴长着一张平淡无奇的脸，一副蠢相表露得过于明显，平日里沉默寡言，最令人气愤的是，在他郑重其事地讲解如何组装机枪时，卡西迪从没表现出丝毫的兴趣。这种性格似乎注定了他的不幸——他的生活平庸到只用几个字就能加以概括，从来谈不上有什么奇闻趣事。海顿一直没有结婚。他以为这是自己生性害羞的缘故，但他并不知道，女孩们都是被他那张喜欢说教的、滔滔不绝的嘴巴给吓跑的。从巴勒斯坦、法国或比利时战场撤回来的士兵们，时常比对着各自的伤口，谈论弹片对他们的大腿、脖子或肩膀造成的伤害。在这些人面前，海顿总是一声不吭，心里默默地羡慕着他们的伤口。一战结束的时候，他还是个新兵，从来没有上过前线。眼下战事再起，他却被分派到战俘营，只能在脑子里幻想着维克斯机枪的样子。
这番谈话之后，卡西迪从马蒂的情人转变成家里的顶梁柱。他把工资全部带回家，交给马蒂，让她存起来，等需要用钱的时候，再由马蒂来分配。自然，她的收入也一并存了起来。就在希特勒拍案怒吼，下令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卡西迪所在的机械车间倒闭了。
身为一名优秀的士兵，海顿从二十五年前便开始研究维克斯机枪，此时已经算个机枪专家。第一次使用这种武器时，一战已经接近尾声，当时他正在比利时的后方战场。后来，他又在悉尼郊外的丛林里跟民兵组织一同训练，每每用到维克斯机枪时，海顿都会对它的构造赞叹不已。他对武器的执着以及他身上那种军人的仪式感，都是从家族的男性亲属那里继承而来的。他来自一个英国移民家庭，一百五十多年来，家族里的每一代人都在军队里担任着不起眼的职务，从埃及到孟加拉，足迹遍布大英帝国的各个殖民地。
1943年的时候，他的理想并不是当兵。他盼着能早些离开部队，回去照顾“两位老朋友”——三人的关系太过复杂，只能用这个称呼来简化。每次休假回家时，他都会发现马蒂的脸色变得愈发暗淡，多年的辛苦劳碌终于在脸上显现。她的血压很高，双手时常颤抖，每次拿东西时总是小心翼翼。而在此之前，她的动作多么利落啊！这一切都让卡西迪无比难过。
按照当初的设计，主路大门附近本该配置一挺机枪——机枪A，但如今那里空空荡荡，只有一圈铁网围着，根本没有机枪的影子，萨特少校仅仅提供了一本维克斯机枪的使用手册。海顿是个自命不凡的家伙，内心深处常常有一种壮志未酬的感慨。他认为，自己有义务根据这本手册的内容，指导卡西迪如何操作一挺根本不存在的机枪；毕竟卡西迪性情懦弱，应该听他的，况且萨特少校会时不时地暗示他们，要他们熟悉手册的内容。因此，卡西迪常常坐在宿舍里，听同伴讲解机枪的制造工艺如何精良，零件构造多么复杂，操作起来又是如何顺手。
圣诞节前夕，当他坐着火车离开加韦尔，远远地离开海顿脑子里那些虚构的机枪时，在家里等待他的，正是两位日渐衰老、需要照顾的家人。
这年的圣诞节，有两名士兵争取到了休假的机会，一位是二等兵埃蒙·卡西迪，一位是下士沃伦·海顿。两人是室友，但关系算不上亲密，因为卡西迪并不是个容易相处的人。两人虽然职位低微，但终究还是有些梦想的。他们都是“理论机枪组”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