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意大利战俘区，有些家伙仍然活在幻想中，坚信他们的领袖和法西斯的理念最终会取得胜利，坚信意大利法西斯会与德国兄弟联手，继续在意大利北部坚持抵抗。然而这些人的势力已经大不如前。C区的意大利神父弗鲁梅里终于可以根据自己的信仰，禁止战俘在做完弥撒时唱黑衫军的《青年赞》。战俘营刚刚成立时，战俘中的法西斯派和质疑派之间曾经爆发过群殴事件，甚至还动起了刀子。法西斯派最终取得了思想领域的统治权。而如今质疑派的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了法西斯派。自意大利加入同盟国后，有些战俘甚至还给艾博凯尔写信，主动要求替盟军效力。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信件言辞恳切，而且颇具文采，然而当时的战备物资匮乏，海上运输又缺少交通工具，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将这些人从地球的一端迅速运送到另一端。另外一些人则更为直白，要求在参战前回意大利休假，这样便可以趁机对家人讲述被俘经过以及战俘营中的生活，讲述他们如何在澳大利亚的农场劳作，那些农夫的家人如何与众不同，等等。
“我倒是希望C区的那群家伙也会忘掉他们的屁话呢。”萨特说着，脸上出现一副迷惑而又期待的神情。
意大利战俘区之所以收到如此多的信件，主要是因为澳大利亚的宗座代表8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给所有意大利战俘写信，相比之下，C区的日本战俘并没有精神领袖，因而收到的信件数量很少。
“不得不承认，”达涅利说道，“南方的罗马人早就忘记了这些屁话。”
C区收到的信件由涅夫斯基负责审阅。寄信人大多是日本战俘的父母、情人或妻子，信中内容大同小异——寄信人本以为儿子、爱人或丈夫战死疆场，但红十字会却说，他们的亲人或许正身处某个遥远的国家，此时还活着。信件中饱含着希望，写信人似乎认为——尽管这种观点会被军方所排斥——活下来远比奉献生命重要。此外，信中还提到些其他信息，比如家里的亲戚结婚、叔叔舅舅去世、庄稼的收成状况、空袭等等，主要目的是希望活着的亲人能收到这些信件。
“他们不再提起新罗马帝国了？”
这些信件会被送到C区的门口，由“三人组”代收，因为收信人的名字往往与官方登记的名字不符，许多战俘用的是假名。尽管红十字会也怀疑过名字的真实性，但仍然继续传递着信件。涅夫斯基先是列出收信人的名字，然后在暗中观察，看囚室的代表最终会把信件送到谁的手里，从而发现收信人的真实身份，以便红十字会与战俘家属取得联系。
“这些写信的人，要么抱怨饥荒，要么抱怨女孩们穿的裙子太短，逢人便调情，更糟的是，跟盟军战士调情。”达涅利对萨特说。
回信上的名字，大多不是战俘营里的人的，正如涅夫斯基所料——他曾经提醒过艾博凯尔——收信人通常会把信件交给囚室代表，信件上的名字多数都是化名，这样一来，被俘的耻辱便不会暴露。多数人会在信中告诉父母或妻子，他们的儿子或丈夫曾英勇地反抗敌军，最终战死沙场。红十字会则会把这些不幸的假消息传递给家属。战俘受到战友的压力，通常认为不该把自己所在的位置透露给家人。
意大利战俘虽然不归萨特少校直接管理，但他还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向达涅利中尉问起过关于这些信件的事情。
青木的囚室里住着几名激进的年轻人，大多是跟滕根臭味相投的人。在青木看来，这几个人似乎要比水兵平野更为极端。那个名叫大村的年轻人是个十足的虚无主义者。他本是侦察机上的一名无线电报务员，在飞机迫降时被俘，若论起神情之严肃，平野恐怕远远不及。在青木看来，这种外在的深沉正是大村的一种姿态，或是一种尝试，企图通过故作清高来填补被俘生活的空虚。还有一个名叫多茫的年轻士兵，他的歌声里始终弥漫着一股撕心裂肺的哀伤。此外还有个年纪更小的孩子，名字叫町井。尽管四个极端的年轻人看着令人厌恶，青木仍然尽力跟他们保持着友好关系。他和高达都有一样的心思，只想在大限到来前，在C区过一段平静日子，可就连这最后的宁静还要遭到这群毛头小子的搅扰，又何谈在临死前保持一贯的形象呢。这些人幼稚的举动有可能引发战俘群体的内部冲突，甚至会导致一部分人被转移。
达涅利会按照命令，取下信件上的邮票（难道总部要卖邮票不成？），然后读一读信中内容是否带有疯狂的法西斯主义色彩。最初寄到加韦尔战俘营的信件的确如此，但最近却几乎看不到关于法西斯的任何痕迹。信中的政治色彩已经极大淡化，更多的是左翼或社会民主主义的论调。写信人往往在信中大肆诅咒——诅咒意大利目前的悲惨生活，诅咒战争造成的破坏与饥荒。
尽管青木年纪较长，在众人眼里更是老成持重，但他不可能丝毫不受这些年轻人的影响。他们坐在那里望着他，眼睛里充满了无比的敬畏，而青木则坐在牌桌跟前，回答众人的问题。尽管他象征性地提出建议，让他们各自取回家人寄来的信件，仔细阅读，并且珍藏在心里；可他知道，这不过是一种假慈悲，如果他们仍然活着的消息传出去，这些家属举办的葬礼，便不再具有任何意义。最终，他们活下来也没有任何价值。看到平野望着自己，目光里仿佛要透出火来，青木只想说：别瞪着我，大兵，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当他跟沉默寡言的高达提起这些时，对方也表示，他的囚室里也有类似的极端分子，而他在处理这些不受欢迎的信件时，也采用了跟青木相同的手段。最终，青木在回信中谎称他们已经阵亡，此举虽然打破了全家人的希望，但左思右想之下，“阵亡”算是最好的结局。
写给意大利战俘的信件成袋成袋地被运进来，再由守备队的士兵抬进审查室。这种场景，萨特并不陌生。负责信件审查的官员是达涅利中尉，他的父亲是卡拉布里亚人，生活在滨海沿岸，以种葡萄为生。达涅利读了不少意大利小说，还读过报纸《意大利人在澳大利亚》，因此对意大利方言十分了解。
对于这一切，涅夫斯基并不感到奇怪。从一开始，C区的虚无主义氛围便十分明显。这些战俘刚刚来到加韦尔战俘营时，每个人都收到了红十字会发的明信片，根据《日内瓦公约》第36条，他们有权告知家人自己被俘的消息，而且可以勾选各个选项，告知家人自己的健康状况。去年冬季，涅夫斯基中士便提醒过萨特少校，说日本战俘填写的地名都是伪造的，比如，有的地址是“高墙里的猴子洞”以及“粪汤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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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博凯尔曾问过总部，是否有必要让涅夫斯基给这些战俘的家属回信，并告知真相，但总部却表示，这样做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战俘家属会以为那些信件被人做了手脚。
C区的弦乐声渐渐消失，意大利人拙劣的爱情歌曲也随着曼陀林的琴弦戛然而止。随后便是一阵沉重的脚步声以及哨兵换岗时的呼喊声。想着《莫顿一家》，萨特睡着了。
不过涅夫斯基和萨特注意到，有几名战俘的确保留了信件，并且进行了回复，其中一名战俘是基督教长老会的信徒，妻子早已去世。还有些战俘会偷偷写信，然后悄悄塞给警卫。在信中，他们向家人承认自己被俘，但种种“坦白”却让涅夫斯基感到十分可悲：我被敌人俘虏，现在还活着，被抓的时候我失去了意识，因为当时受了伤／得了脚气／患了疟疾／染上了恙虫病……
最终，萨特认识到，不论剧本如何修改，观众还是像往常一般痴迷，只要没有完全篡改就好。尽管最近一段时间他经常到悉尼，却根本没有机会监督录制工作。他从来没有听过他写的那些剧，只是单纯地享受创作的过程。如果这项事业叫作宣传，他希望自己能当全职作家；毕竟，这不是戈培尔式的宣传。身患皮疹的孩子的母亲是以萨特妻子为原型创作的，只不过剧中的那个伊娃更加完美，那个孩子正是根据大卫的形象改编而成的，他被炉甘石粉治愈，等待他的，将是无比强健的人生。至于其他人，包括父亲、警察、镇议员等，则是萨特希望自己可以变成的那种人。
不过C区却很少传出秘密消息。青木等人伪造的信件，涅夫斯基并没有寄出去，而是全都堆在了自己的办公室里。星期二这天，他要去镇里给流亡悉尼的一位朋友买生日礼物，顺便带上了这些信件。他来到一处农场，从拉着刺网的篱笆中间爬了进去，然后找个地方把那些信全都烧掉了。燃烧的信件冒出缕缕青烟，映着雾蒙蒙的天空，几乎分不清哪里是烟，哪里是雾。对于那些心存希望、仍在寻觅亲人的家属而言，眼前这堆纸灰至少能稍稍表达涅夫斯基的敬意。青木等人的谎言消失了，朴素而又未得到满足的信念得以在日本战俘家属的心中延续。
然而在腐朽的现实世界里，萨特却变成了一个痴迷于露水情缘、没有任何负罪感的好色之徒。在悉尼休假期间，他每晚都会喝得不省人事，与“澳大利亚作家联谊会”中的旧情人们混在一起。这些人时常在好事就要成了的时候谴责萨特缺乏政治眼光。在悉尼时，萨特不再去录音棚，他对录音的过程失去了新鲜感。每当制作团队对剧本进行编辑时，他都会心生恼怒。其中一个年纪不大、目光短浅、为人低调的家伙，居然信手篡改他的台词。每当萨特与他理论时，他都会让演员把台词改回来，小心翼翼地赔着不是。“对不起，萨特先生，我不是存心冒犯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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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广播剧里都存在着道德说教，《莫顿一家》也不例外。例如，莫顿家的女人们——母亲和女儿——时常谈论着要设计些外观朴素的裙子，因为一来她们对时尚不感兴趣，二来她们意识到，每节省一份丝织品，就能给特雷弗，或是其他高尚的年轻人贡献一份制造降落伞的材料。因此，她们强烈反对女人在黑市上购买丝袜的行为。此外，在使用家里的汽油时，莫顿先生总是十分节俭，从来不敢浪费。
作为一名飞行员和战俘营里的首位俘虏，滕根心里充满一种莫名的权威感，举手投足间透露出一股威严和霸气。然而不幸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他的威信正在渐渐淡去。为此，滕根想尽各种办法保持自己在C区战俘心中的形象。在青木看来，滕根并不是坏人，他本可以选择屈服，却偏偏要展示出绝不服输的一面。
在甘达巴哈小镇里，人们的婚姻并不总是幸福的，但他们总能够及时摆脱束缚，找到适合自己的伴侣。牲畜价格下跌后，会在随后几集里出人意料地上涨。出现旱灾时，不到一周，剧本里就会出现普降甘霖的情节。在《莫顿一家》里，从未发生过通奸之类的丑闻，也从没有人召妓。甘达巴哈小镇里根本不存在这种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莫顿家的女孩热尼莉自然是个处女，自1933年后始终保持着清白之躯。在不断流逝的岁月里，只有现实世界变得越发苍老、越发邪恶，而甘达巴哈小镇却始终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战俘代表会谈时，滕根坚决表示应禁止战俘继续打棒球。他说自己并不反对这项运动本身，而是觉得C区的棒球运动背后隐藏着敌人恶毒的诡计。
在他创造的世界里，男人参军是为了挽救大英帝国，为了挽救澳大利亚的种种美好——枝条编筑、板球、地地道道的女人。当然，这个世界里的男人早早便去参军，并没有像某些愤世嫉俗的人一般，眼睁睁看着希特勒入侵他国。莫顿家的儿子特雷弗辞去了镇里黄油厂的工作，成为一名英勇的飞行员，在北非和英国执行任务。
“我打过羽毛球。”他对青木和高达说，似乎在证明自己也有热情奔放的一面，“当时我被囚禁在布里斯班。但我打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观察敌人。他们之所以鼓励打棒球，是为了麻痹我们，让我们安心待在这里。敌人一定会躲在暗处说‘看看，他们打得多开心，这下咱们可以放心了’。敌人巴不得我们乖乖配合他们呢。”
在国王十字区的一次聚会上，广播界的一位朋友表示，他应该通过那些广受欢迎的角色，揭露资本主义才是罪魁祸首这一事实。然而萨特却争论说，偏远的小镇与工业化的大城市不同，那里的老板和员工之间，的确存在着亲密的友谊，就像剧中描写的一样。但事实上，这不过是他一厢情愿罢了。在莫顿的世界里，对民众——比如，虚构出来的甘达巴哈小镇里的民众——漠不关心的自由放任主义是根本不存在的。
听了滕根的话，高达的脸色仍然和蔼，他的性格本来就随和。他以青木所熟悉的姿态，冷静而确信地指出，打棒球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而且可以让思维活跃起来。“总不能让这群孩子整日愁眉苦脸地等死吧。”高达不满地抱怨道。
当时的局势无比混乱，处处充满着危机，心怀怨愤的无产人士与富有的绅士阶层矛盾渐深，后者甚至调动了一些不那么秘密的“秘密军队”，准备打内战。在《莫顿一家》里，根本不存在类似的危机。某一集中提到“大萧条”时期，莫顿先生的生计受到威胁，然而出于对老板的同情，他仍然坚守着自己会计师的岗位，没有放弃。剧集的世界里没有阶级斗争，老板和员工都是同一条船上的乘客，朝着同一个坚定的目标前进。最终，悉尼一家百货商场伸出援助之手，保住了老板的生意。资本家的援手！在剧外的世界里，这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滕根坚称自己没有这个意思，只是想让大家培养些别的爱好，比如说摔跤，这项运动就完全不同于棒球。“摔跤可以强健体魄，坚定意志。这是男人与男人之间、兄弟与兄弟之间的切磋。棒球就不一样，更像是一种精神鸦片。”
他曾经吹嘘说，真正的生活就该像《莫顿一家》里描绘的那样，而不是像沃尔特·迪士尼一样，躲在米老鼠那纯真的世界里消极避世。然而可悲的是，这种大话也只能说给自己听听。《莫顿一家》不仅给萨特提供了展示文采和专长的机会，还能让他活在一个更加美好的幻想世界里。他把自己变成了剧本中那个尽职尽责、心地善良的丈夫，从故事里的人物身上寻求着种种慰藉。他从1933年开始创造这些人物，在纽约时这一创作曾搁置了一段时间。
听到这番话，高达忍不住大声反驳起来。他认为滕根的看法在原则上不错，但禁止打棒球一定会引起众人的怨愤。让青木大感意外的是，高达居然会在乎众人怨愤与否——他真正在乎的，并不是能否保住战俘代表的头衔，而是怕禁止棒球比赛后，众人会更加消沉。滕根的声音突然变得刺耳起来，语气阴沉得可怕。高达继续指出，这件事必须由各囚室的代表投票决定，因为这样才更加符合民主精神。
起初，萨特见到C区那些古怪的日本战俘时，心里还有些新鲜感，但没过多久，这种感觉便被文案工作和日常事务消磨殆尽。此时此刻，唯一能令他产生兴趣的，便是观察战俘们的古怪癖性，解读他们的心理动机。在他的面前，战俘们故意闭口不言，摆出一副粗鲁而敌视的神情。对此，萨特早已见怪不怪，只把观察战俘和揣摩战俘心理视作管理工作之外的消遣。多数时间里，他要为艾博凯尔和悉尼总部撰写报告，申请设备物资，针对谋反叛乱、侮辱或袭击长官等粗鲁的行为作出禁闭处罚决定。按规定，他必须每天与上校和各区的指挥官开会，要接见C区的战俘代表，对这些人的行为、表情以及姿势，萨特已经了如指掌。此外，他还要处理澳大利亚守备队士兵的问题——酗酒、不服从指令、玩忽职守等等。萨特不愿意像小学教师那样，凡事都要吼上几句，因而对那些规规矩矩的军士和靠谱的老部下给予了相当的信任，凡事都要征求他们和涅夫斯基的意见。每天巡视过战俘营的外围后，他都要在下午四点钟清点人数。所有这些工作，都让他过得异常繁忙，多数时间里他都在重复同样的工作，或是为各种琐事奔走。
高达和青木都明白，滕根的看法定会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一来因为他的看法确实有着清晰的逻辑，二来因为他是飞行员，在战友们心中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三来，那些极端的年轻人十分尊敬和崇拜他。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滕根曾驾驶战机在空中翱翔，为地面的步兵兄弟扫清障碍，在敌人弄清空军和陆军谁的地位更高之前，滕根就具备了受众人膜拜的资本，即便不幸坠落，他依然是大地上的折翼之神。
1941年初，萨特跨过尚未遭到威胁的太平洋，回到澳大利亚，加入了军队——一方面出于爱国情怀，一方面为了寻求新生活。他被分配到一个守备营，开始了无聊至极的军队生活。当时敌人尚未入侵，但许多人，包括萨特自己，都暗暗盼着敌人的到来。不久后，他又被派到加韦尔战俘营。
接到通知后，各囚室的代表聚集在滕根的屋子里，共同商议是否有必要让所有战俘参与投票。众人在牌桌旁或席子上分别落座，滕根开始发言，解释了为什么棒球会让人产生虚幻的满足感。他认为，打棒球就要分组，而分组则意味着破坏团结——比如，南半区对北半区——比赛结束必然造成一队欢呼雀跃，另一队沮丧失落，除了分裂和冲突，他们能得到什么？这是敌人用来麻醉他们、分散他们精力的手段，想让他们安心接受各自的状况。
慕尼黑爆发危机那年，一个朋友邀请他到纽约工作，编写后来风靡全国的系列广播剧《白人在刚果》。对于两人的恋情而言，这是最为自然的结局。他在纽约赚了很多钱，然而大卫刚刚从寄宿学校毕业，当时还不能自食其力。大卫想跟不甚称职的妈妈离得近些，然而不久，他就自相矛盾地给在纽约的“中立方”写信，说自己这是惹了大麻烦；萨特担心儿子会被另一场“世界大战”毁掉。
他在提出这番看法时，口气稍稍放缓和了些，听起来更像是询问，而不是严厉的训斥。高达和青木并不想孤立他，而滕根也想保住自己战俘代表的位子，不想和囚室代表闹对立。他认为自己的出发点是好的，便对众人说，他并不认为棒球本身是一项邪恶的运动，只是想让大家重视这个问题。可他的话音还没落，人群里便传出一阵阵抱怨声。滕根早已习惯了这种反应，好在他的内心足够强大，并不在乎别人的抱怨。
两年以来，他一直跟玛西亚——尼莉·莫顿的配音演员——保持着情人关系。在热恋初期，他时常突然造访，站在制片人的录音棚里，只为听一听玛西亚鹅绒般轻柔的嗓音。她是个热情而现实的女孩，每当想起她，想起在夏日的傍晚来到她的公寓，想起海港闪烁着耀眼的灯光，他的心里便充满灿烂的阳光。两人的浓情蜜意持续了两年半，然后便不可避免地生疏起来。萨特不知女孩是否还想继续下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她怕丢掉工作，所以不敢主动提出分手。
讨论开始了。滕根阵营的精英大村表示，他理解滕根的看法：敌人之所以提供乐器，允许他们弹奏，无疑是为了麻痹大家。不过这种“优待”的背后还隐藏着另外一个原因——他们这些俘虏让敌人感到不安。大村认为，想让敌人继续感到不安，不一定非要靠拒绝棒球比赛。
妻子住院后，他又实施了第二步“报复”计划——到美国去工作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伊娃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儿子被俘后自然更加严重了。尽管两人的婚姻已经有名无实，他依然每隔一段时间就去探望，有时一周去一次，有时一个月去一次，总之绝不能让自己背负凉薄和冷漠的骂名。渐渐地，似乎连医院的护士都对他表现出鄙夷的神色。不过现在，这种不友好的态度稍稍有所缓和，毕竟他有军务在身，况且有些人已经知道，令全体国民都为之倾心的《莫顿一家》正是出自他的手笔。
大村（虽然十分敬重滕根，却不想丢掉囚室代表的位子）表面上对滕根的看法表示支持，实际上却断然否定了他的观点。滕根知道，自己的威信已经开始崩坍，速度要比预计的还快。他本以为反对自己的，会是那些头脑不灵光的陆军士兵，根本没料到一名空军士兵会挑战他的权威。
几年前，她住进了悉尼一家医院，在那里接受休克疗法。每逢萨特前去探望，她都会苦苦哀求，让他救自己出去。然而萨特却学着医生的口气说，她必须待在医院里，这都是为她的健康着想。不久之后，她又被转移到沿海地区的一家疗养院。现在回想起来，当初的坚持未尝不是一种报复行为。
接着，一个名叫库里的囚室代表开口了。这人本来就不喜欢滕根，口气比别人强硬得多。他曾经在布纳指挥过敢死队的突击行动，因一颗手榴弹爆炸而受伤，并得了脑震荡。
伊娃是不适合做母亲的，心情不好时便用酒精麻醉自己，长期抑郁不振。偶尔来了兴致，便像疯了一般宠爱孩子。这种爱是不稳定的。有趣的是，她对朗姆酒——农夫、羊毛工以及码头工人的专属——有着特别的嗜好。每次喝酒时还要在里面兑些牛奶，仿佛这样做，便能在酒精中混入一丝纯真。她并非不爱孩子，但她的爱时而表现为尽情娇纵，时而表现为近乎残忍的惩罚。
“我们囚室的那群兄弟，他们没有错。被俘的事情怪不得他们。”库里说道，“他们都是些可怜的孩子，打一打棒球又怎么了！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放松放松，可以暂时忘掉眼前的现实。再说，”他继续说道，“比赛的输赢用不着当真，过一两个小时，什么比赛、分数，全都忘了。”
伊娃和萨特1923年结婚，婚后的日子一直不太平静。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她开始指责丈夫性情冷漠。日子一天天过去，就连萨特也开始觉得，她的指责并非没有道理。在内心深处，他的确是个冷漠的人。但与此同时，萨特也在妻子身上发现了一些缺点，他甚至无法相信，当初相识那阵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些缺点。伊娃的父亲酗酒，母亲情绪抑郁，这些都遗传给了伊娃。她经常喝得醉醺醺的，拿着刀子威胁萨特，而他们的儿子——日后成为战俘的大卫——就站在厨房的门口，眼睁睁地望着这一切。现在回头想想，那流浪动物一般漂泊的眼神，似乎恰好预示了大卫被俘的命运。从孩提时代起，大卫便生活在监牢般的家庭里，无处可逃。
接下来的话更是一针见血。“我们步兵绝对信任自己的兄弟，”他不无尖刻地说道，“或许某人是习惯了待在驾驶舱里独来独往，跟我们这群兄弟的想法不同吧。”
在某些人看来，特别是在莫顿一家人眼里——如果他们存在的话——他在加韦尔的生活是无比孤独的。他与艾博凯尔上校一样，除了休假外，一直都生活在战俘营里。据说上校正打算在镇里租个房子，想尽快把妻子接来同住，但萨特知道，这一点，自己是做不到的。伊娃·萨特是个演员，曾出演过雷蒙德·朗福德早期导演的无声电影，并且红过一阵子。儿子出生后，她依然没有放弃演艺事业，在影迷眼里，她仍然是那个欲望如火的少女。澳大利亚人都评论说，她那燃烧着渴望的眸子，甚至比丽莲·吉许还动人。因此，举国上下都沉浸在这样一种美梦之中：不论是赛马、拳击还是影视表演，澳大利亚都有超越美国的可能。然而随着大战的爆发，这种梦想渐渐被人遗忘。
会议结束了。囚室代表们很快便认识到棒球比赛有锻炼身体、磨炼意志的价值，除了两人投了否决票外，其余的人全都赞同让这项运动继续下去。滕根早就料到自己会失败，却没有料到会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彻底。为了保持自己的一贯形象，他大声宣布：“我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我并不是个疯子，我让步。”
当然，这里的气氛并非永远那样哀怨。偶尔在夜里，C区的娱乐大厅也会爆发出阵阵笑声。那一定是战俘们在讽刺某人——麦克阿瑟将军、艾博凯尔上校、萨特本人，或是涅夫斯基。有时，C区在入夜后便静悄悄的，只能偶尔听到些叫喊声、短暂的哄笑声或怒骂声。只有这时，才能远远听到意大利人的歌声——偶尔还有“乐团”伴奏——轻快的曲调里流露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爱情的渴望。意大利人每晚都会唱歌，而萨特正是伴着他们的歌声，热情满满地创作《莫顿一家》。
他知道，必须做些什么才能恢复往日的权威，或许参加摔跤比赛是个好办法，毕竟他是个摔跤冠军。至于这个叫库里的家伙，眼下根本没时间去和他争个高下。
萨特少校写剧本，大多是在傍晚时分，在卧室旁边那个小客厅里。他住在军官宿舍里，每逢夜深人静，或是有风吹过的夜晚，就能听到日本战俘区和意大利战俘区里传来音乐声。因为距离日本战俘区不远，他已经习惯了C区的悲凉曲调。为了排解被俘的抑郁，他们时常弹奏乐器。大战爆发前，悉尼便出现了日本文化团，这些乐器正是他们运进来的——外形和吉他有些相似，长方形的木板上并排拉着几根琴弦。除此之外，还有那摄人心魄的长笛、声音听起来颇为不祥的大鼓、某种琉特琴式的乐器、竹管和军号。当然，并非所有音乐声都是悲戚的。有时候，C区传来的乐曲里明显带着些爵士风情——用日本战俘的话说，叫作“Jazu”——但本质上更像是蓝调音乐。有些歌曲一听便知道是古代的产物，对于萨特而言，这凄切悲凉的曲调仿佛是在忏悔，为战争之荒唐而忏悔。
8 罗马教宗向与梵蒂冈无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派驻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