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除了从手册中了解日本战俘外，还从情报官察比恩上尉和涅夫斯基中士的建议中了解到了这些战俘的耻辱心态。涅夫斯基中士是个俄国移民，目前担任C区的日语翻译。“他们不仅仅感到可耻，”察比恩告诉他说，“还觉得必须感到可耻，就像是彼此都亏欠着对方一份耻辱一般。这里永远听不到有人说‘谢天谢地，我还活着’，这种话只能在内心深处回响而已。”
作为C区的指挥官，萨特少校和他的上司一样，早就明白日本战俘正背负着被俘的耻辱。萨特十分确定，儿子被俘后，心里会夹杂着各种各样的感受，但绝不会感到耻辱。大卫之所以被俘，都是因为他的指挥官傲慢无能。每每睡到半夜，萨特少校就会满身冷汗地突然惊醒，心里不住为儿子的遭遇愤愤不平，为他的可怜和无助暗自神伤。如今的新兵会在镇子边缘的训练营里接受各种训练，可当初他的儿子还没来得及接受任何训练，便被扔到了新加坡的码头上，整日躲避着敌军的轰炸和炮火。除了一味地服从，他甚至连命令的内容都不太理解。他的被俘不是耻辱，只是一种不幸。
萨特对涅夫斯基非常信赖。几年前，这位中士曾在中国的哈尔滨教授文学课，那时他刚刚毕业。自从日本人入侵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后，他便认清了当时的教育现实。尽管涅夫斯基已经躲进了大学，却还是被日本宪兵列入黑名单。当时正值大战爆发前的最后一个夏季，天气酷热难忍，苏俄军队已经穿过蒙古，进入中国东北，并赢得了几场对日作战的胜利。起初，涅夫斯基和父亲去往中国东北时，并不打算再回到家乡，没想到却被当成奸细。日本宪兵把他的公寓翻了个底朝天，希望搜到些能证明他是奸细的可疑材料。无奈之下，涅夫斯基只好伪造了证件，假装自己是波兰人，乘火车逃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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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这座精致的城市里，他在“小维也纳”找到一间公寓，暂时安顿下来。小维也纳是上海的租界区，这里的居民大多是犹太人。平日里，涅夫斯基给有钱的中国人和美国人做日语家教，因为这些人在做生意时，很快便要用到这门语言。不久，他又登上一艘美国轮船，逃到澳大利亚。仅仅两天后，小维也纳附近的街道上便出现了大批日本宪兵。
关于C区可能发生暴动的传言，渐渐地在镇里居民的嘴里越传越真，经过警卫们添油加醋地调侃一番，人们竟真的相信那些战俘总有一天会越狱。事实上，镇里人和艾博凯尔或萨特不同，他们更喜欢这种恐惧带来的快感，这种阴谋论能让他们暂时忘掉枯燥无味的家庭生活。
来到澳大利亚后，涅夫斯基在墨尔本大学谋得一个暂时的教职，负责教授斯拉夫语和日语。他本以为将来会安安稳稳地做个教书先生，整日里只跟那些对语言感兴趣的学生打交道，却不料被强行召进了军队。
战俘营的警卫都已接到命令，休假期间，不得在镇子里散播任何关于战俘营的谣言，或对里面的情况妄加揣测。之所以下达如此天真的命令，是因为艾博凯尔本能地感觉到，有两件事情始终令人放心不下。其中之一是警卫的生活无聊至极，啤酒还没下肚，嘴里便滔滔不绝地谈论起那些战俘——特别是C区的战俘——有多么危险、多么暴躁，以此来凸显自己的重要性。训练营的新兵们也是如此，每天被长官们骂得狗血淋头，只有在爱尔兰人那里，在皇家酒吧、商务和联邦酒店里，才能找到充当英雄的机会。
在萨特看来，涅夫斯基或许算得上是加韦尔战俘营守备队中最有学问的人。他的神情里流露着屈居微贱的萧索和饱经盘剥的悲凉。这种神情是背井离乡的人特有的，那些在国王十字区经营咖啡馆的人也是如此。在给电台供稿期间，他结识了很多演员和作家，国王十字区的咖啡馆曾一度受到这些人的青睐。就这样，无可替代的涅夫斯基对C区的战俘作出如下诊断：因耻辱而感到沉重。这便是C区的战俘在外出劳动时，总是装出一副懒洋洋的样子的原因。这是一种挑衅。他们不同于意大利人，甚至不同于韩国人，他们不允许自己因帮敌军干活而落下骂名。
另外，不论是战俘营的警卫还是训练营的新兵老将，令他们感兴趣的是电影院、酒吧、廉价酒水商店、赌马、牧师——教徒人数正日益增加，以及牛奶吧，甚至是加韦尔的珠宝商店。若想在星期六晚上看场电影，必须预订才行。那些大牌影星，比如曼尔·奥勃朗、埃罗尔·弗林等人的电影，必须在星期一的清晨买票才行，否则到了星期六根本没机会看。
截至1943年底，艾博凯尔上校与总部仍然在犹豫着，不知该不该让日军战俘充当劳动力。多数战俘都被告知有机会到高墙外面去劳动。但这话显然不是对这群日本小丑说的！之前，日本人的军队步步逼近，有实力带走成千上万的俘虏；现在，他们即将被驱逐出太平洋诸岛。必须防着这些对澳大利亚东南部土地肥沃的产粮区虎视眈眈的日本人，而加韦尔正好坐落在澳大利亚的小麦带上。不如暂时不派他们去，这样就可以省去不少麻烦，只管让他们在囚室里忍受枯燥和无聊好了，这是他们应得的惩罚。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计划和安排渐渐被淡忘了，军官们早已记不清是该发射两枚红色信号弹还是三枚，甚至连信号枪和信号弹放在哪里都记不大清楚。
尽管《日内瓦公约》或者人道主义传统并没有规定要持续优待C区俘虏，但人类的智慧却告诉萨特他们必须这样做。为此，萨特少校亲自督运了些木桩和拦网，围起一个类似奥运会链球场的场地，用来给战俘们打棒球。此外，他还运来二十多箱球棒、手套和球——都是从布里斯班或悉尼的美国供应商基地采购而来。大约一年前，萨特曾担任过鸦巢区乙级板球联赛的击球手，但他从未真正见过棒球装备——只在讲述“劣等球队奇迹获胜”的美国电影里见到过。比赛的时候，上百名战俘会为各自的球队鼓掌欢呼。不过在萨特看来，他们的比赛规则就像梵文一般高深难懂。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C区的战俘居然会对头号劲敌美国人的夏季运动如此感兴趣。日本曾试图取代美国海上霸主的地位，他们不仅想要占领广阔的太平洋地区，更想把对手的所有运动项目都抢夺过来。
艾博凯尔上校和手下的军官之所以如此自信，主要是因为他们心里清楚，沿着主路向北直走三英里，便是步兵团的训练营。营地里不仅有曾在荒漠和丛林里征战的老兵，更有一群十八岁左右、莽撞好斗的新兵。战俘营和训练营的资料柜里早就有准备好的文件，根据文件规定，一旦有战俘外逃，要立刻向空中鸣枪两声，然后发射三枚红色信号弹，训练营里的新兵以及久经沙场、负责新兵训练的老将会协助守备队围堵及搜捕逃跑的战俘。
一箱箱拳击手套沿主路被源源不断地运进来。此外，他们还为摔跤比赛准备了跌打药水，因为日本战俘显然对摔跤很感兴趣。除了这些，还有排球、球网、网架，更有纸牌、围棋和麻将。根据规定，每名战俘每天能得到五根香烟，不抽烟的人可以拿来做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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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往C区大门的主路上，日本战俘代表取走了上述物品，脸上丝毫看不出感激之情。对于这些人而言，不表露内心的感恩正是他们的信条。他们没有办法原谅自己。被俘的耻辱、敌人的可鄙、所处境遇之微贱，他们没有理由因为几箱拳击手套这样的小恩小惠便大事庆祝。
他按照上级命令，巧妙地维持着战俘营的稳定。关于自己的婚姻状况，他的说辞也显得巧妙无比：“我太太身体不好，受不了加韦尔的极端天气。”艾博凯尔住在军官宿舍区边缘的一栋小房子里，房子里有客厅、卧室各一间，还有一个卫生间，总体来说并不适合居住，冬天寒冷刺骨，夏天酷热难耐，不远处便是总部三名官员的住所。他的办公室位于管理区北侧，从办公室窗户里微微探出头，便能看到下方C区的几道刺网——这些刺网看起来是那样牢不可破。
艾博凯尔和萨特时常听到C区战俘的各种抱怨。比如，战俘们常常争论说，欧式马桶会损害胃肠（涅夫斯基曾告诉过艾博凯尔，日本的城里人认为蹲便更时髦，但即便换成蹲便也无法减少他们的抱怨）。此外，他们认为淋浴不利于健康。涅夫斯基对萨特说，日本人的标准配置是澡堂，在那里，男人之间可以相互搓背，对日本人而言，这种风俗习惯是极为重要的。但军队里的保健专家却表示，欧式马桶和淋浴设施最利于保持战俘营的卫生状况。这种规定再次向C区的战俘们证明，他们被一群野蛮人俘虏，因而没有必要感恩。
在C区的管理方面，艾博凯尔和萨特的主要依据是战争部印发的关于日本军队和日本文化的小册子，以及悉尼守备部队总部下发的指导性文件。上级原本也发了一本关于意大利人的手册，但艾博凯尔认为，意大利人的心思不难揣测。
很快，涅夫斯基变成萨特、艾博凯尔和“抱怨三巨头”——滕根、青木和高达——之间的沟通渠道。这三人是C区上千名战俘选出的代表。日本人的民主意识着实令萨特吃惊，但涅夫斯基却见怪不怪。这些战俘总是轮流负责厨房和菜园的工作，没有偏私，没人例外。他们更愿意在自己的菜园里工作，而不愿意到高墙外面的菜园——澳大利亚的农场——去干活。每间囚室和隔间（为了挡风，每间囚室都被墙分为两个隔间）都选出了领导人，组成了类似于立法机构的组织，每个人都有投票权，由全体战俘共同决定该向艾博凯尔和萨特提什么条件。如果天气好的话，沿着外墙直走，甚至能看到运动委员会和文化委员会投票表决的场景。
红十字会的代表团经常造访，来得最频繁的莫过于鲍勒尔的那位全科医生——一位瑞士移民，以及驻扎在悉尼的瑞士领事——他为瑞士领事馆的日本事务部工作。代表们从没发现过严重的缺陷——不论是他对战俘营的管理，还是下属萨特对C区的管控。此外，艾博凯尔还经常接见战俘营各区选出的代表，总体上能够满足战俘的要求，或是跟战俘达成一致。因此，他的职责仅仅是维持稳定，至于进军还是撤退等军事问题，跟他没有半点关系。
种种令人费解之处，涅夫斯基都为萨特进行了详细的解读：他们的傲气、良好的秩序、旺盛的精力、悲观与绝望……在萨特看来，这些特点出现在年轻人身上未免太过悲哀，那些年纪轻轻便受到本国文化束缚的人，大都如此。不过令少校欣慰的是，他至少不必去和B区的军官战俘打交道。那些军官战俘的数量不多，据说都是些贪生怕死的胆小鬼，绝对不肯献出生命，切腹自杀。情报人员从被俘的普通士兵那里听说，在滩头阵地被攻破时，英勇的军官会跟重伤的战友告别，郑重其事地洗过澡后，便会结束自己的生命。有的军官则会发起徒劳的冲锋，在冲锋的过程中被敌人打死。相比之下，B区的军官并没有选择送死，只会不断地解释说，被俘时他们要么受了伤，要么生了病。
上级的命令和本能的直觉告诉他，他在这里的职责不外乎确保战俘待在战俘营里，虽然谈不上给予他们多么幸福的生活，但至少要让这些人规规矩矩地服从安排或是懒散度日。的确，这里需要的就是一种懒散的氛围。上级告诉他，只管把《日内瓦公约》当作《圣经》来奉行即可。像不少信徒对待《圣经》那样，艾博凯尔觉得将《日内瓦公约》仔细读一遍就足够了。对其中的条款有了大致的了解后，他就把这份公约丢到了书架上，与那些从未翻阅过的军事法著作放在一起，毕竟最重要的是如何运用。
不过有一名军官比较奇怪，每次在主路集合时，他都会煽动C区的战俘起来反抗。相比之下，大多数军官都保持着沉默，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所有的劲头都放在了麻将、纸牌和围棋上面。他们几乎从来没有反抗过，只是偶尔在点名的时候会故意缺席或姗姗来迟。有些军官久疏锻炼、身体发福，只有在恐吓或者凌辱弱者时，他们才表现得无比积极。
1943年的时候，伊万·艾博凯尔心里还残留着一些幻想，认为这场战争会帮他爬到将军的位置。但此时他终于意识到，鉴于自己才能有限，今后的仕途或许会停滞不前，或许还会遭到贬斥，被派到军队里跟自己曾经的下属共事。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被派到某个偏远地区去监管驻军，毕竟自己不具备皇家参谋学院的教育背景。太平洋地区的危机刚刚爆发时，他心里曾再度燃起过星星点点的希望，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上级居然派他来看管加韦尔战俘营。
至于C区的管理工作，萨特最为在乎的是瑞士派来的汇报员造访加韦尔战俘营时，他们要提供几张出彩的照片。这些照片会寄给北太平洋岛屿上的日本军方，证明他们被俘的孩子得到了多么优厚的待遇。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萨特对管理C区这份工作还算满意。他要通过优待战俘的方式向日本人示好。这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