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年轻人答道，“听起来很像琼，厄曼4太太。”
“琼卡洛？”爱丽丝问道。
他对爱丽丝的发音十分满意。
“詹——卡——洛——莫——里——萨——诺。”年轻人重复道。
“我们可以给你弄张小桌子和一把椅子，放在门廊里，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坐在外面。这是茶水和糕饼，你先吃一些吧。”爱丽丝说道。
“你能说得慢点吗？”爱丽丝问道，“慢——点，声音大些。”
“狗饼？”年轻人不解地问道。看到他满脸疑惑的样子，爱丽丝感到十分有趣。他的神情十分严肃，一对灵活的大眼睛转来转去，两道拱形的眉毛因为好奇而拉成了直线，噘得高高的嘴唇彰显着他的困惑。
“詹卡洛·莫里萨诺。”他说得很快，爱丽丝还是没有听清，但这个名字从他的嘴里读出来，反倒带了几分优美的韵律。年轻人敬了个礼，脚下的靴子发出清脆的声响，看起来像个芭蕾舞者，而不像电影里的纳粹士兵。他看起来要和善得多，侵略的意图似乎也没有那么强烈。年轻人的立正和敬礼姿势只保持了片刻。
“不，是糕——饼！”
“对了，”爱丽丝说道，“你叫什么名字来着？”除了英语人名，她一概记不清楚。
年轻人点了点头，似乎听懂了。
她把托盘放在那张简易的桌子上，意大利人则拿起桌上的两本书，放在了床上。
“我的问题，很蠢。”年轻人开始自我责备起来。
“茶水！”爱丽丝在门口叫了一声，进了屋子，走到意大利人所在的阴凉处。如果说上次与那些罕见的日本战俘打交道算是一种冒险的话，此时她又开启了另外一场冒险之旅。爱丽丝四下里窥探了一番。战俘身上暂时还没有汗臭味，反倒散发着一股蔬菜味和好闻的麝香味；应该是在来农场之前洗过澡了，爱丽丝心想。她本以为每个战俘都是凶神恶煞的模样，身上散发着汗臭味。不过用不了多久，邓肯就会让他在农场里汗流浃背的。
“这不怪你。是口音的问题，仅此而已。我给你倒些茶吧。”
来到羊毛工宿舍时，她看到意大利人正在屋里忙活着。年轻人穿着紫褐色的衬衫，把所有的衣服都堆到了那个连门都没有的柜子里，大衣和外套都挂了起来，眼下天气太热，这些衣服还穿不着。窗边放着一张桌子——用黄油箱上的木板搭成——桌面上放着《意英词典》和一本书，封皮上用意大利语写着“约婚夫妇”几个字。
爱丽丝倒了杯茶，两人一直站在原地。当问起是否要加牛奶或砂糖时，年轻人都说不要。这点倒是有些奇怪。不过对方的回答却充满感激，因为战争期间的砂糖供给颇为有限。接着，她切了块果干糕饼，放在一个小碟里，递给了他。
爱丽丝又在托盘里放了块糕饼，从后门走了出去。她的心里有许多问题要问，等见到那个战俘，一定会仔细地打量对方一番。
“老板的太太？”年轻人问着，冲她点了点头。
邓肯很快便被爱丽丝说服，决定对战俘宽容一些。“说得有理。”他对爱丽丝说。
“不是，我是赫尔曼先生的女儿，更准确地说，是儿媳。”
“别多想，我只是希望尼维尔在农场干活的时候，也能有个德国女人或者意大利女人给他用陶瓷杯，把他当人看。”
“女儿？”
说完，两人进了屋。她给邓肯端来一壶热腾腾的茶水和一块切好的果干糕饼，接着又端起当初装盛柠檬水的托盘。这时候，爱丽丝犹豫起来，不知该用什么杯子给战俘倒茶，是用金属杯还是陶瓷杯？最终，她抓起一个陶瓷杯，但心里仍然有些迟疑，不知邓肯会不会认为此举太过热情了。
“儿媳。我嫁给了他的儿子，尼维尔。”
“算了，你还是坐着喝你的茶好了。”爱丽丝说，“他们说，意大利人没什么危险。”
年轻人点了点头，轻轻地叫了声：“厄曼太太。”
“这个……”邓肯沉吟了一阵，最终说道，“还是去吧，不过，我跟你一起过去。”
爱丽丝觉得，他的声音比自己，比她认识的任何人都温和，语音轻缓，听起来就像莎士比亚写的台词。
在公公的坚持下，她一直叫他邓肯，但在爱丽丝看来，这种叫法显然不太恭敬。“我要给他送些茶水过去吗？”
“需要的东西，这里都有吗？”她问道。
“你的下午茶准备好了，邓肯。”
“都……都有，”年轻人说道，“一切都好。”
邓肯似乎想在家里制定一套规矩，至于具体有哪些规定，爱丽丝不感兴趣。
他一定是跟战俘营的警卫学了些英文，爱丽丝心想。不过他根本没碰那杯茶，也没吃糕饼，仿佛在等待她的允许一般。
“对了，”他说道，“我刚才带他去后面看了看羊毛工用的厕所，以后他用那里的厕所，不能用我们的。”
“尽管吃吧，别客气。”爱丽丝说道。
半个小时后，邓肯走了回来，把意大利人安排在羊毛工的宿舍里住下。透过厨房的窗子，她看到公公正在小屋和果树之间来回踱着步子，就像一个没带武器的哨兵。他似乎有些犹豫，不知道该看着这名战俘，还是放任不管。当然，她看不到意大利人在做什么，不知对方是一直待在屋子里，还是坐在屋前的门廊上与邓肯对望着。过了一会儿，邓肯走了回来，看到爱丽丝正在门廊里晾晒抹布，他停下脚步。
“你吃，太太？”
爱丽丝沿着走廊来到厨房。既然这名战俘跟她的预期不太一致，她心里不禁产生一丝好奇：这个年轻人是谁？他会认真干活还是一味躲懒？他到底是个聪明人还是个蠢货？
“不用了，我吃过了。”
类似的消息早在一年前就已传播开来。如果瑞士人真的能促成谈判，她必须重新了解丈夫才行，因为在她的心里，尼维尔还是多年前那个热忱满满的小伙子，而对于即将要回家的他，爱丽丝却没有任何概念。偶尔，她会回忆起从前的点点滴滴——那个跳舞跳得极好、网球打得不错的小伙子，头发总是梳得锃亮，不时会说些无伤大雅且十分耐听的笑话。每当想起他在希俄斯岛把上船的机会让给别人时，爱丽丝总会觉得愤怒，而不会感到钦佩。“兄弟，带他上船吧，我搭下一班就好。放心好了，我没事。”三年前，她在长老会教堂的婚礼上曾亲口发誓，自己会永远追随这位甘于奉献的丈夫，可如今回想起来，当年的誓词却是那样空洞，那样不切实际。那时候，大战还没有开始，没有那么多的军事任务，意大利战俘和日本战俘从没在镇子附近出现过。
年轻人始终犹豫着，仿佛仍在等待着命令一般。“好了，”她说道，“我就不打扰你了。吃完以后，就把托盘……就把那个托盘……送到屋子那儿。送到后门，门一直都是开着的。”
意大利人的出现立刻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每逢爱丽丝与盟军战俘的母亲或未婚妻聚在一起，人们总会不停地逼问：盟军会不会跟敌军交换战俘？偶尔收到红十字会的通知单时，爱丽丝的心里总会升起一丝希望。这些通知单上总会信誓旦旦地写着，英德两国政府有望通过“瑞士中介方”开展谈判。
说着，她缓缓走到门口，指了指后门的方向。年轻人再次点了点头，端起茶杯。爱丽丝注意到，轻轻端起茶杯时，他的手背上隆起根根骨头。
邓肯看了年轻人一眼，神情远比这个年轻人兴奋。等着邓肯怎么收拾你好了，爱丽丝心想。邓肯和年轻人朝着一片柠檬桉的林子走去。
“谢谢，厄曼太太。”他冲爱丽丝喊道。
“这份手艺也能派上用场。”邓肯说着，打算带他四处参观一番。“跟我来。”他说道。年轻人的岁数跟爱丽丝不相上下，此时，他提起背包，把外套搭在肩膀上，一路朝门廊走了过来。他跟在邓肯身后优哉游哉地走着，轻快的步伐带着节奏。不过在爱丽丝看来，他走路的样子跟澳大利亚人不同，看起来有些慵懒，仿佛意识到还有很多重活等着他去做，眼下要攒些体力，留些活计给后来的战俘做。如果真是这样，他恐怕打错了算盘。
“别忘了，把托盘送到厨房门口。”爱丽丝说，她似乎十分享受这种发号施令的感觉，“穿过果树林就能看到了。”
她听到那个年轻的意大利人说道：“是，我在农场干活，不过，机械修理……我多数做。”
“没问题，太太。”年轻人喃喃地答道。
爱丽丝看到邓肯走出大门，向战俘做了自我介绍。“赫尔曼。赫尔曼先生！”他大声喊着，然后用最简单的英语一字一顿地问道：“以前在农场干过活吗？”
美国口音。爱丽丝十分确定。那句“一切都好”是他跟警卫学来的，而这句“没问题”则是从战俘营播放的美国电影里听到的。
最终，邓肯与那名军士完成了面对面的交接。军士对邓肯说，如果有任何问题，一定要打电话给管控中心，而不是打给战俘营。那名瑞士来的医生最后又解释了一遍雇用战俘的条款。随后，三个人全都站了起来，邓肯再次跟两人握了握手。走到菜园大门口时，医生神情严肃地跟战俘说了几句话，又跟他握了握手，随后便上了那辆轿车，跟在卡车后面，朝着加韦尔路开去。
为了保持自己的身份和权威，她没有继续待下去，而是转身离开了。
躲在暗处的爱丽丝仔细地打量着这名战俘，根据加韦尔镇人的标准判断，这人的身材的确很高，之前设想的那种又矮又小的战俘形象立时化为泡影。这人腰间系着皮带，看起来十分利落，更加突出了他瘦削的身材。爱丽丝知道，他会用自己的劳动，换取每月几英镑的报酬，只不过这部分费用却不是由邓肯承担，而是由政府支付。她还知道，邓肯每逢周末都能载着意大利战俘去教堂做弥撒，毕竟家里还有些汽油。
后来，他悄无声息地把自己的桌椅搬出门口，搬到了羊毛工宿舍的门廊里。此时，她给他带去了晚餐——澳大利亚人把晚餐也叫作茶点，他们并不觉得这种说法跟午后茶点之间存在冲突。她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客套，其间只说了几句话而已。
此时，一名战俘已经按照司机的命令跳下车，背着包裹站在农舍大门外那条铺好的土路上。车上的人还要赶往其他农场，并没有下车，只是冲着那名战俘半开玩笑地喊了些什么。那名战俘手里拿着外套，身上穿着紫褐色的衬衫和短裤，脸上微微露出些笑容，他冲着车上的人打手势，示意他们小声点，别给他惹麻烦。
第二天依然十分炎热，一大早，爱丽丝就发现詹卡洛已经在给母牛多蒂挤奶了，一定是邓肯让他做的。他把满满的牛奶桶提到门口，爱丽丝接了过来，淡淡地说了一句谢谢，然后把牛奶倒进分离器里，开始摇动手柄。有件事她还没跟邓肯说起，不过她早已打定主意——吃早饭时，让意大利人到门廊里去吃，她不用把稀饭、奶油和面包端到羊毛工的宿舍里去，这样更方便些。不过眼下提起这事似乎不大合适，毕竟不能太着急。
此时，邓肯正坐在门廊前，一边抽烟，一边不住地朝大门口张望，等待卡车的到来。爱丽丝则在一旁望着公公。不久，一辆载重两吨、涂着伪装迷彩的卡车开到了农舍跟前，车篷敞开后，爱丽丝看到车厢里坐着五六个战俘。接着，一辆黑色的双门福特车开到卡车后面，停了下来，车上装着匕首般锋利的铁栅。福特车上下来一个身穿黑色西服的人。这人已经上了年纪，但看起来依然很精神。管控中心的军士走出驾驶室，跟老人碰了面，两人一同穿过门口的菜园，朝农舍走来。这位老人正是鲍勒尔的一位瑞士籍全科医生，偶尔替红十字会工作。这次，他负责一路陪同，将战俘送到农场。他的任务是，确保农场主能够为战俘提供符合标准的待遇。两人来到门廊前，邓肯分别跟他们热情地握了握手，然后把两个人带到一张桌子旁坐了下来。心存感激的邓肯早就准备好了钢笔和墨水。二人递过来两份文件让邓肯仔细阅读，一份是政府文件，另一份是红十字会的文件。邓肯仔细地读着，军士在一旁解释管控中心提出的条款，老人则提到了红十字会的要求。
于是，这天早上，她又一次端着托盘去找他，发现他正坐在门廊里的桌子旁。尽管他坐得规规矩矩，爱丽丝还是一句话没说，放下早餐便离开了，昨天说的话已经足够多，权当是对今天的补偿好了。如果再跟他搭话，恐怕又要说起来没完，如此一来，难保邓肯不会乱想。另外，她想保持一种让意大利人琢磨不透的神秘感。毕竟她还不了解他，在他摸清自己和邓肯的脾气之前，她一定要先把对方看透才行。
此前一天，邓肯接到了管控中心的电话，对方告诉他，战俘很快就会送到。从那时起，爱丽丝便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或许她可以从这名意大利劳力身上学到些有用的东西。她可以跟他聊聊天。镇子里的人都知道，“那群意大利佬不会带来什么麻烦”。他们是欧洲人，本质上和澳大利亚人没有太大区别。
4 因口音问题，詹卡洛将“赫尔曼”说成“厄曼”。
自从倔强的日本战俘上演了那场铲鹅卵石的好戏之后，大约过了一周，爱丽丝又看到一辆军用卡车来到赫尔曼农场，车上载着一名意大利战俘——邓肯之前提出过申请，想让战俘营派一名战俘到农场帮忙。据她估计，来的一定是个身材矮小、皮肤黝黑、精通各种农务的战俘，因此，她并没有像一周前遇到那群日本战俘时那样，表现出明显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