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卢帕说。
“好，我要那一种。”
“请给我三个。”我告诉收银员。
“波士顿奶油派。”
我们坐到包厢里，我坐在塑料桌的一边，我的继妹们坐在另一边，她们兴高采烈，一口气吃完才停下来，热切地互相看看，交换着我插不了嘴、属于姐妹之间的秘密。我享用着我的甜甜圈，心中惊讶她们的嘴比我小多了，跟我比起来，她们花了比较久的时间才吃完甜甜圈。我觉得自己跟她们在很多方面都不一样，但与此同时，我却无法否认那些让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事情。我爸爸当然是其中之一，但从某方面来说，他似乎最不相关。我跟她们一样经历了那段从印度来到马萨诸塞州的旅程，我的年纪够大，对旅程带来的惊讶已感受不到，却也还太小，没有资格对旅程表示任何意见。她们会记得这一切，或许不像我对头几个月在你爸妈家的记忆那么清晰，但她们会记得。我跟她们一样失去了双亲之一，现在也被要求接受取代之人。我心想，她们记得多少关于她们爸爸的事？那时琵欧大概才五岁吧。我妈妈过世三年半，但我对她的记忆却已慢慢消散，那数千个跟她相处的日子，只剩下几个普通的印象。我已经尽可能拥有了妈妈的陪伴，相比卢帕和琵欧，我算是幸运的。她们两姐妹似乎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她们的某些举止流露出这种信息，仿佛太早失去了什么，而且尚未复原，结果两人虽然看似无忧无虑，心中却已留下印迹。
“卡哥哥，你最喜欢哪一种？”
“喜欢吗？”我问。
她们似乎很高兴可以试试两种方案，两人下车，手牵手走过停车场。Dunkin' Donuts在一个购物广场里，广场还有一家酒类商店，一家寝具专卖店和一家专卖派对用品的商店。停车场里挤满了赶着最后一刻购买圣诞礼物的车潮，但甜甜圈店内空无一人，店里的音响设备播放着圣诞歌曲，卢帕和琵欧只怕不熟悉这些平庸的曲调。我帮自己点了咖啡，问女孩们想要什么，她们瞪着各式甜甜圈，琵欧费劲踮起脚尖，卢帕的嘴巴微张，舌头轻触着嘴角。我想我应该把琵欧抱起来，让她看得清楚一点，我一提议要抱她，她马上抬起双手，跑到我怀里。她比我预期中重，我把她抱到柜台上，她则继续瞪着眼睛看。
两个女孩都点头，琵欧说：“另一颗牙齿松了。”她张开嘴巴，用舌头把一颗带着咖啡色印渍的小小牙齿顶向前。
卢帕赞成免下车点餐，琵欧说要进去店里。“这样吧！”我说，“我们全都进去，回家的时候，我再利用免下车点餐来续杯。”
咖啡太烫，喝不下去，所以我打开杯盖，把杯盖留在柜台上。琵欧向窗外望去，看着进出停车场的车辆。卢帕盯着摆出来的甜甜圈、咖啡热饮器以及一缸缸冒泡泡的红色综合果汁。
“如果选择免下车点餐，我买了咖啡，然后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喝，不然我们就坐到店里。”
“你想再吃一个吗？”
“怎样最好？”卢帕问。
她摇摇头，避开我的注视。她比琵欧含蓄，有时似乎觉得新环境不怎么样。“我想带一个回家给妈妈。”
我不知道怎样回应其中任何一句话，只好一言不发倒车驶出我们长长的车道，开向镇上。最近的一家Dunkin' Dounts离这里不到十五英里，驶近店里时，我感觉到得太快，想继续开下去，于是我一直开，朝向下一个小镇前进，那里有个我妈妈以前喜欢偶尔去散散心的海滩。我开上高速公路，沿着空旷、冷寂的公路加速开了一小段，感觉相当惬意，女孩们没问我们要去哪里，各自静静看着窗外。这段路够短，不讲话也不至于感觉不自在。我开进下一个小镇，沿着一条看得见灰色海岸线的道路行驶。我指给卢帕和琵欧看，但她们什么都没说。“我们可以进去店里或是选择免下车点餐，”车子一驶近甜甜圈店，我就对她们说，“你们喜欢怎样？”
“上面有颜色的那一个。”琵欧跪立在包厢里，指指甜甜圈说，“那个最漂亮。”
“她还怕我们会掉到游泳池里。”
卢帕不同意。“我喜欢盖着白雪的那一个。”
“她看不到邻居，所以害怕。”卢帕加了一句。
“这是一块美金。”我微微起身，伸手拿皮夹，“你们要不要多买两个？”
“她不准我们出去。”琵欧说，“我们一定得跟她一起出门。”
“我们不能碰钱。”卢帕说。
“当然。”我说，甚感惊讶这是她第一次一个人在家，几乎想笑她。“好好享受吧！”
“这只是一块钱，就算你们走去那里的路上，把钱弄不见了，”我边说边回头瞄了收银台一眼，“也无所谓。”
“我一个人在这个房子里安全吧？”
“‘无所谓’是什么意思？”琵欧问，黑色的眉毛眯成一条线。
“你这话什么意思？”
“不要紧。”
我回去客房拿皮包和钥匙，当我回来时，女孩们已经穿上外套，两人的红色外套款式相同，一定是我爸爸帮她们买的。外套厚厚的拉链和明亮的尼龙外层让她们变了个样，忽然间看起来像是百分之百的美国人。她们坐在我车后座的报纸、卡带、教科书和空可乐罐之间。“这里乱七八糟的，对不起。”我边说边把每样东西从座椅上扔下来。卢帕帮着琵欧，两人解开一条安全带扣，然后仔细系上安全带。琦川身穿家居服，站在御寒的外层门后面往外看。她不放心让我带她的两个小孩到一处她从未听过也不可能找得到的地方，但她依然挥挥手，勉强挤出微笑。我踩下油门，正准备倒车时，她打开外层门，探出头来大喊：“我在这里没问题吧？”
她们溜出包厢，走向柜台，各自握着那张一元钞票的一角，好像纸钞是游行队伍里的小型旗帜。我原本背对柜台，这下我半转过身子观看，我看到卢帕指了一次，又指一次，然后两人一起把钱推给收银员，收银员折起纸袋的封口，把袋子推前推后，不确定交给哪个女孩，最后把纸袋留在柜台上给卢帕。
“要，拜托。”卢帕和琵欧同时说。她们看看琦川，她点点头表示同意。
“你们为什么没说话？”当她们回来时，我问道。
“我一下子就回来。”我说。我注意到女孩们正抬头看着我，我犹豫了一下。“你们要不要跟我去？”
卢帕把零钱还给我，看来想要反驳。“我们做错什么了吗？”
“喔，不。”她说，那种口气好像不是她学不会，而是她不屑开车。“我不想学。”
“没有，但是你们可以说想要哪一种口味，而不是用手来指，收银员把甜甜圈拿给你们时，你们也可以说声谢谢。而且，你们应该先说声你好。”
“开车不难，我确定你一定拿得到驾照。”
卢帕低头看看桌子。“对不起。”
她摇摇头。
“别道歉，我只是说你们两人不必害羞，你们越常在这些场合说英文，英文就会越好。你们的英文已经不错了。”
“倒也不一定。你会开车吗？”
“不像你的英文。”卢帕说，“他们在学校会笑我们。”
我点点头，她看来有点失望。“没有车子，哪里也去不成？”
“我也害怕去上学。”琵欧摇摇头说，双手遮住眼睛。
“但你得开车？”
我并不想帮她们打气，但不这么做似乎有点冷酷。“我知道你们的感受，刚开始也许会有几个小朋友嘲笑你们，但没关系，以前也有小朋友嘲笑我，我十六岁的时候才从孟买回来美国，也得从头适应一切。虽然我在这里出生，但离开之后再回来，还是不容易。”
“几分钟而已。”
“那是你妈妈过世之前？”琵欧问。她一脸严肃地提出问题，还带着一丝悲伤，好像她真的认识我妈妈，说不定她想起自己的爸爸，我不太确定。
“店多远？”
我点点头。
“别担心，我会去‘Dunkin' Dounts’喝。”她还没机会问，我就继续说：“那是卖甜甜圈的店，甜甜圈是一种蛋糕，中间有个洞。”
“她是怎样一个人？”
“但是厨房里没有咖啡，我也没看到。”
“她……她是我妈妈。”我说。我被这个问题吓了一跳，忽然觉得在这两个小女孩面前毫无防卫能力。我认识她们不到一天，但从许多方面而言，她们却比相识多年的朋友们更了解我。四年前，坐在我对面的会是我妈妈，我们母子沿着大风飞扬的海滩散步后，她会一边啜饮热茶，一边抱怨茶一点味道都没有。
“我需要咖啡，我在学校都喝咖啡，已经习惯了。”
“你有她的照片吗？”卢帕问。一时之间，她的目光锁定了我的目光。
琦川皱皱眉头，一脸困惑。“早上不喝茶？”女孩们也从电视机前移开目光，等着我回答。
“没有。”我不想给她们看那张我皮夹里塞在身份证后面的照片，所以说了谎。照片是在我们孟买的公寓里拍的，那是早在她生病前，我们家正举办派对，相机拍摄的角度让她的脸看起来朦朦胧胧。妈妈过世后，我把照片剪成小张，放在我的皮夹里，但从那之后，我从来没有把照片拿出来看。
她跟我说孟加拉话，我跟她说英文，就和昨晚一样。我想她说不定听不懂我温吞的美式发音，但她似乎听得懂我说些什么。
“家里为什么没有她的照片？”卢帕问。
“没关系。”我说，“别起来，我不需要茶。”
“我爸爸不想留下任何照片。”
“我帮你端杯茶。”琦川边说边把她的杯子摆在鸡尾酒桌上，准备起身。“我没帮你泡茶，你爸爸说你回家的时候，喜欢睡得晚一点。”
“妈妈一直在找。”琵欧说，“她每个房间都找过了，但一张都没找到。”
“早。”琵欧和卢帕齐声说，然后双眼很快又盯着电视机。
我们回来的时候，琦川坐在窗边座椅上注视着我的车。她明显流露出焦虑的神情，却没问我们为什么去了那么久。琵欧和卢帕没给她机会说话，她们很快冲过去，仿佛好几天没看到她似的，一边把甜甜圈拿给她，一边告诉她开车出去多么好玩以及我多么慷慨。琵欧骄傲地说她们自己付钱买了甜甜圈。这两个小女孩显然很喜欢我，因为女儿们接受了我，所以琦川也愿意试一试。但我需要独处，家中开放式的设计却让我没法独自看电视或是听音乐，而不跟她们有所交流，于是，我只好坐在客房的床上，一边看着后院，一边翻阅《波士顿环球报》。然后我出去慢跑，在蜿蜒的小路上，冒着寒风跑了五英里。我回来的时候，她们坐在米饭、豆蓉和昨晚的剩菜前，正在吃口味浓重的孟加拉菜肴当午餐。琦川邀我一起吃，我婉拒，反倒洗了澡，然后拿着电话进客房，打电话给洁西卡。
“早。”我说。
“你为何不干脆过来我家？”她建议。我真希望我能，一心想着跳上车，开到她爸妈家。但我无法离开，我做不到，最起码目前还不行。当我回到走廊把电话挂回原位时，我发现她们全都上楼睡午觉去了，就像我在印度的亲戚们一样。自从回家后，我第一回在沙发上伸伸懒腰、看看电视，不知不觉地，我自己也睡着了。我醒过来的时候，她们都在楼下，而且跟我坐得很近，却表现得好像我不存在似的。屋外已经变暗，呈圆弧形弯下的立灯投下一圈光影，洒在鸡尾酒桌上。琦川帮女孩们梳头发，重新编辫子，然后梳理起自己的长发。她用手指打理，缓缓松开原本绑成一条辫子的浓密长发，柔顺的发丝几乎流泻到她的腰际。这幅景象令我反胃：我没法不想到妈妈一簇簇地掉落的发丝以及那顶丑陋的假发，直到她过世那天，即使在医院里，她依然坚持戴着假发，那件人造的物品，却比她身上任何部位看起来健康。
我听到屋内传来电视的声音——一从客房出去，我就会看到她们。我穿上牛仔裤，这下我不能只穿着内裤在家里走来走去，真是烦人。我在浴室里刷牙，慢慢刮着胡子。我不想吃东西，但很想喝杯咖啡。昨天的晚餐又是丰盛得令人不好意思，琦川在我爸爸、我和女孩们身边绕来绕去，等我们吃完后再私下进餐，跟我们在孟买的女佣们一样。我想象餐桌上摆着一大堆东西等着我吃，但桌上却没有早餐，我走向客厅，琦川和女孩们也没问我要不要吃东西，她们坐着，双脚搁在沙发上，正在收看《家庭赛乐赛》(3)，在高耸的天花板下，她们显得渺小，身影没入客厅的晨光之中。女孩们打扮整齐，但琦川穿着一件寒酸的红黄印花的宽松家居服，没有化妆，没戴珠宝的她，看起来甚至更年轻。她正在喝茶，我妈妈装饼干的小铁罐打开了摆在她旁边。
卢帕坐在琦川后面帮她妈妈按摩头皮，拔下几根白头发，琦川则往后靠，闭上双眼。我猜这是例行公事，不需要指示，也不需要解说，她们自然而然就会做。我站起来观看，想象有一天琦川其他发丝也会变白，想象着她陪伴在我爸爸身边，变成一个老妇人，正如我妈妈原本应该注定如此。想着想着，我真的对她起了怨恨，琦川好像知道我的想法，睁开双眼看着我。她一脸不好意思，很快把头发盘绕在手中，然后站起来走进厨房，几分钟后用托盘端了一壶茶和几杯阿华田回来，托盘上还有两个圆形深盘和一个小碟子，深盘中摆着两种不同口味的孟买混合小吃，碟子上放着切成四块的甜甜圈。
我套上一件毛衣，噼啪拉开玻璃门，点燃一根香烟。冬季的落叶尚未被扫去，依然散落各处，在微风中飞舞。以前暑假我从学校回家，这个游泳池让假期比较好过，但夏天时，一个朋友的爸妈去了欧洲，我跟他待在布鲁克林一起看管房子，没有回家，我爸爸便懒得在泳池中注水。昨天晚上吃饭时，他提到必须更换滤网。我们住进这栋房子的第一个夏天，我妈妈会定期使用泳池，每天早餐前来回游四十趟。到了第二年夏天，她已因化疗而身体孱弱，只在热天的时候把双脚放进池中泡泡水。夏末时，她就过世了。
“你要喝杯茶吗？”她问我。
据我所知，唯一住过客房的是一位叫做佳莉比恩太太的护士。那时我妈妈已经病得我爸爸和我照顾不了，但她尚未决定要在医院而不是在家里安息。我们请了佳莉比恩太太到家中照顾她，佳莉比恩太太是个褐色短发，带着柔和南方口音的中年妇女，她嫁给一个亚美尼亚人，从她婆婆那里学会烹调各式点心。她经常带来装满羊肉馅饼和葡萄叶包饭的保鲜盒，放在冰箱里给我爸爸和我吃，现在我一看到这些菜肴，就想到我妈妈临终之前的那段日子；除此之外，她还主动帮家里买了面包和牛奶，我们连说都不用说。她通常晚上离开，但有两个星期，她住在家里，帮妈妈注射吗啡，清理便盆，在一个看起来像是用来摆食谱的皮面小本子里做笔记。她沉静中带着乐观，让我以为她能够让妈妈活下去，倒不是治好妈妈，而是让妈妈一直撑下去。“这是最痛苦的部分。”她有次跟我说，“你们等着，以为最痛苦的时刻还没到，其实对你们和对她而言，这就是最痛苦的部分。”那个时候，她这番话安慰不了我；我无法想象妈妈再也无法用肺呼吸，再也无法用她疲倦的双眼凝视我们，我也无法想象再也看不到她那变形却依然美丽的脸庞，还有什么能比这些更痛苦？但她过世几天后，我明白佳莉比恩太太说得没错：没有什么比等待死亡更痛苦，其后所感到的空虚比等待时的沉重负担来得容易承受。
我说好，从托盘中端起她事先泡好的茶，茶里加了热好的牛奶和太多的糖。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时，我爸爸已经去上班。我不知道现在几点，继续在床上躺了一会儿，起先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在客房以及为什么听到小女孩低声窃笑，笑声飘过天花板而下。客房在一楼，位居厨房后面的回廊旁，单独在房子一侧。我占用了一张双人床，床垫搁在贴近地面的床架上。床的对面是一扇通往后院和游泳池的玻璃拉门，游泳池已盖上黑色的油布。我们刚搬进来时，我妈妈花了很多精力布置这间客房，她亲自选购了一床蚱蜢绿的凉被、玻璃拉门的窗帘、床头柜上的闹钟以及隔壁浴室里的肥皂碟，她还叫我在五斗柜上方挂上一幅紫色和粉红色的默图伯尼画(2)。我不知道她期盼谁来访，但到了那时，为了提振她的精神，她想做什么，我们总是迁就她。现在我则高兴自己不必待在楼上那个曾属于我、与爸妈房间仅有一墙之隔的卧室。以前晚上听到妈妈刺耳的喘息和呻吟已经够糟了，现在则可能听到爸爸和琦川睡前聊天，想象他们并肩躺在毯子下，我更庆幸有这间客房。
“这是从Haldiram店里买来的。”她边说边递给我其中一个深盘，“全加尔各答最好的。”
我朝他的方向瞥了一眼。自从妈妈过世后，他养成了一种表情，让他的相貌从此有些不同。那种表情不是悲伤，而比较像是气恼而无奈，就像我小时候他看到玻璃杯从我手中滑下来摔得粉碎，或是当我们打算出去野餐，天空却是多云。我们最后一次踏进妈妈病房的那天早上，他脸上就流露出那种表情；其后我每次从学校回家，迎接我的也是那种表情；他似乎依然对着妈妈露出那种表情，怪她让他伤心失望。但现在那种表情不见了。“不容易。”我对着自己飘浮在黑暗中的身影摇摇头说，“对我而言不容易。”
“不，谢谢。”
“慢慢喝。”(1)我爸爸说。
“这个房间很冷。”她继续说，“风从玻璃窗直接渗进来，为什么没有装窗帘？”
我还没倒酒。先前我一直靠着厨房操作台站立，一手端着杯子，一手拿着我爸爸从藏酒之处帮我取来的威士忌。现在我把酒倒进杯里，跟妈妈一样，不加水，只加一块冰块。我喝光我倒的酒，然后再倒一杯。
“那样会破坏景色。”
“我不指望你做任何事情。”我爸爸平静地说。他没有因为我的话而生气，也许甚至感到放心，因为这下我们终于正式对立，不必再作假。他似乎已经在脑海里演练了好几次这种状况，而且已感到厌烦。“我只问说你介不介意出去买棵树。”
“楼梯也太滑，”她指指通往二楼的悬空阶梯，“而且没有扶手，我好怕卢帕和琵欧会跌下去。”
我知道琦川和她的女儿们也许窝在饭厅里，听着我和爸爸交谈的每一个字，但我还是直接说：“那两个女孩的年纪几乎不到我的一半，你指望我跟她们一起玩吗？”
我转头看看一块块沿着白墙而下、设计得有如空书架的原木阶梯，即使在身体最虚弱的时候，我妈妈照常爬上爬下，毫无怨言。
“我想我们得买些礼物。”我爸爸加了一句，“我们还有好几天，礼物不必太贵重。”
“为什么没有扶手？”琦川再说一次。
“你是说圣诞树？”自从妈妈去世之后，过去三年来，我们都没有在家庆祝圣诞节，反倒渐渐习惯受邀到朋友家过节，往往人家还穿着睡衣时，我们父子已经打扮整齐到达他们家中。我通常只收到一个纸盒，盒里装着一件毛衣或是式样保守的衬衫，却看着其他小孩拆开一打打的礼物。以前在孟买时，妈妈总是在圣诞节举办派对，她在我们公寓里四处挂上灯串，把礼物摆在一株木槿盆栽之下。一年之中，她只有这个时候提到剑桥，满心温情地讲到你家以及被我们抛下的朋友。她总说少了寒冷的气候，摆饰精美的商店，以及邮箱里的卡片，圣诞节的感觉就大不相同。
“因为我们喜欢那样。”我说，察觉到自己听起来有点卖弄。“因为那样才漂亮。”
我困惑地看着他。直到此刻为止，我还没有完全意识到爸爸白天得去上班，我也得一个人和琦川以及两个小女孩待在家里。
我们再也无话可说。我们坐着看了一个又一个电视节目，琦川拿着一支勾针编织某样东西。我心想，接下来的四个星期，她都在旁边，我怎么熬得过去？我们都等着我爸爸，等着他回来跟我们解释为什么我们一起坐着喝茶，只要他人在就说得通。爸爸回家后叫我到外面帮忙；他车顶上绑着一棵圣诞树。“我本来打算明天就去买。”我边说边帮他解开绑住圣诞树的绳子。我没戴手套，这样工作起来顺手，但在夜晚寒冷的空气中，双手也感到疼痛。我们把树拖到屋内，竖在客厅一角高高的石头壁炉旁边。琦川和女孩们围了过来。
“明天我去上班的时候，你说不定可以去买棵树。”我爸爸说，“有个地方离一二八号公路不远，也许女孩们可以跟你一起去，她们对这事非常兴奋。”
“但它看起来跟外面其他的树都一样。”琦川指着玻璃窗外说。
以前爸妈在我或是任何人面前，从不隐瞒他们喜欢喝尊尼获加威士忌。我妈妈过世后，我刚满十八岁，于是我取代了妈妈，晚上陪爸爸啜饮一杯又一杯掺了水的威士忌，两人喝得微醺，然后才有理由上床睡觉。上了大学后，我几乎不喝这玩意，而更喜欢啤酒，但每次回家，我总想尝尝威士忌，不经意看到杂志或是广告牌上的威士忌广告时，我总是想到妈妈。
“其实不一样。”我说，“我们家周围的是松树，这棵是云杉。”
“不要讲就好，特别是在女孩们面前。”
地下室某处有个箱子，我爸爸说，箱里装着基座、灯饰以及挂在树枝上的圣诞树吊饰。我们在这栋屋子里的第一个圣诞节，也就是妈妈在世的最后一个圣诞节，买了这些东西，我很惊讶爸爸没有把它们扔掉。他叫我到地下室找那个箱子，我们在这栋房子里只住了几年，其中大部分时间妈妈已不在人世，而我也离家上大学，因此，我们的地下室看不到杂七杂八的东西。过去的岁月中，没有让我们胡乱累积东西的阶段，只有迫使我们丢掉东西的种种事件。尽管如此，墙边依然有些叠成一摞的纸箱，有些是曾经装着电视和音响喇叭的空箱子，有些依然被胶带贴得好好地，里面装满了我爸妈从孟买运过来却懒得拆封的无用之物。
我想问爸爸到底怎么回事，居然娶了一个年纪只有他一半大的古板女孩。但我反而只从他手中接过酒瓶，“如果我吓到她，这没关系吧？”
我用车钥匙划开几个纸箱，打开封盖，其中一个装着我爸爸以前的工程教科书，另一个纸箱里是一套用《印度时报》包着的晚餐餐具，多年以来，我用这些边缘有一圈橘色小钻石的餐盘吃饭，但我早就忘了，直到此刻才又想起来。我还找到我的放大机、钳子、一套托盘以及几瓶旧的定影液，这些都是我高中最后一年设置暗房时添购的东西。妈妈有时下楼陪我，我手忙脚乱把底片装到冲洗卷筒上，她则静静坐在黑暗中。我们一起闻着化学药剂的味道，化学药剂具有腐蚀性，我有橡胶手套保护双手，丝毫不像化疗在妈妈体内造成的伤害。她经常用她的手表帮我计时，让自己熟悉整个过程，熟到可以告诉我什么时候该把溶液倒进、倒出显影槽。我们都知道我最终还是得买个定时器。“一定像是这样。”她有次在那完全漆黑、沉寂、密闭的空间中说。她不必多作解释，我也知道她正想象死亡的感觉。“我想就是这样。”
“她有点古板。”他从冰箱旁边的空隙中抽出折叠梯，把梯子摊开，爬到梯子顶端，打开冰箱上面的橱柜。橱柜相当高，即使爬上梯子还是不容易够得到。他从柜子里取下一瓶剩下一半的威士忌。
我正在寻找由妈妈的笔迹标示着“圣诞节”的纸箱，这三个字不是写在容易被看到的箱子侧面，而是写在箱顶一角。我对箱内的东西没有特殊情感，但依然不想看到它们。我想象琦川仔细检查每样东西，一想到她将会翻遍纸箱，我就升起一股怒气，就像今天一整天，我看着她料理家里的厨具和茶壶，一度还拿着听筒跟我爸爸打电话，得知他正在回家路上。我看在眼里，心里同样气恼。当年爸爸试图抹去妈妈在家中的痕迹，我怪他做得太过分，但现在我却怪他做得不够。
“吓到她？”
“我找不到。”我回到楼上后说。爸爸没有继续逼问，也没有坚持自己下去找，他在琦川面前表现得不一样，似乎比较愿意接纳生活中小小的不如意。我自告奋勇去店里购买我们需要的东西，庆幸又有理由离开家里。我回来之后，爸爸和我一起修剪圣诞树，琦川和女孩们从沙发上注视着我们。我们把树放进基座，旋紧螺丝，在树枝上挂上灯饰。我们没有任何私人或是特殊的吊饰，只有一盒宝蓝色的小灯泡，因此，这棵树看起来不像某人家中的圣诞树，却比较像是摆在银行或是办公大楼大厅一角的圣诞树。但是卢帕和琵欧很开心，大声宣布她们从来没有看过比这个更漂亮的东西。爸爸上楼，拿着装满礼物的购物袋下来，礼物全都包在专人黏贴绑扎的绿金色包装纸中。他把礼物放在树下，八个盒子聚集在一起。“你们每个人都有两样。”他随便对着我们其中一人说。卢帕和琵欧随即站起来过去看看，兴奋地发现小标签上写着她们的名字。
“好一阵子了。我也不想吓到琦川。”
“我们能拆开吗？”琵欧问琦川，琦川不知如何作答。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等到圣诞节早上才可以拆。”我说，“在那之前，你们只可以看，轻轻摇一摇也可以。”
“我不喝酒了，这样我晚上睡得比较好。”
“真漂亮！”琦川说，圣诞树已经修剪整齐，这令她印象极佳。
“为什么？”
“卡西克，照张相吧？”我爸爸建议。
他瞄了琦川一眼，两人默默交换某种信息后，她走了出去。“我把酒收起来了。”厨房只剩下我们两人时，他对我说。
我摇摇头，我把那部爸爸的雅西卡日本老牌相机留在了学校。
我爸爸也来到厨房。“威士忌在哪里？”我问他。
“但你总是随身带着相机。”爸爸脸上短暂地露出气恼而无奈的表情，也就是那种他在妈妈过世那天所浮现的、跟琦川结了婚之后却消失的表情。
“你需要什么？我帮你拿。”琦川跟在我后面说。看到她站在我们厨房里，我忽然对她感到厌烦。我不记得妈妈曾在这里煮菜，但厨房比家里其他地方留有更多她的身影。她以前浇灌的吊兰依然在窗台上盛开，她钟爱的那个旭日形设计、分针微微颤动的橘白时钟，依然在墙上准时运作。虽然她很少收拾碗盘，事实上，那段日子大多由我负责洗碗，但我依然能想象她双手伸在水槽的水龙头下，纤细的身子贴着操作台。我不理会琦川，径自打开一个橱柜拿玻璃杯，然后打开另一个拿威士忌，但我在里面只找到一盒盒谷物早餐和一包包从加尔各答带回来的孟买混合小吃。
“我忘了。”我说。这是真的，我确实随身带着相机，即使以前回家时，周末安安静静，我和爸爸整天没见到任何人，我也把相机带回家，带着它出去散步。但这次我知道我不想记录任何事件，所以把相机留在学校。
“你还没吃完。”琦川边说边拦下我。她试图从我手上拿走盘子，但我不放手，然后走进厨房帮我自己倒了一些爸爸存放在洗碗机上面橱柜里的威士忌。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忘了。”我爸爸说。
对此，我没有作出答复。“很好吃。”我反而用孟加拉话说。我指的是食物，以前在其他人家里吃过饭后，妈妈曾教我这么说。我站起来把盘子端到厨房。
“我也不明白。”我回答，“你已经好几年不想照相了。”
“卢帕和琵欧很想参观水族馆和科学博物馆。”我爸爸说，“卡西克，也许哪天你可以带她们去。”
“那不是真的。”
她们跟我用英文交谈，口音和腔调都很浓重。当年我们借住在你家时，完全听惯了英文的你，我的口音和腔调听来肯定同样浓重。但我知道她们的口音很快就会减弱，而后消失，就像她们那身不合时宜的毛衣和愚蠢的发型。
“确实如此。”
“我们都很高兴待在你的房间里。”卢帕加了一句。她讲得有点僵硬，略微冷淡，好像背诵某些她被迫背下来的话。“我们非常感激。”
我们陈述着事实，却也在争吵，而只有我们完全理解这个争执所涉及的深度。我走进厨房倒了杯酒，端着酒走到餐桌旁，琦川告知大家再过几分钟就可以吃晚饭。吃饭的时候，没有人说话，大家吃完之后，琦川跟昨晚一样清理所有碗盘，把它们端进厨房，好让爸爸和我饭后轻松一下。妈妈在世的最后几年，爸爸和我从来没办法像这样轻轻松松，我们必须负责清洗碗盘，把它们放进洗碗机，好让妈妈静静休息，现在我们再也不必承担这种责任。我坐着喝光我的酒，卢帕和琵欧滑下座椅，回去客厅继续看电视，我爸爸站起来跟在她们身后，拿着报纸安坐在他的躺椅上。他翻到刊登大幅相机广告的那一页，拿起原珠笔画圈。
“我叫琵欧。”缺了一颗牙齿的女孩说。
两天后是圣诞夜，爸爸没去上班，他提议我们五个人一起去市区，带着琦川和女孩们参观一下波士顿。我找不到借口，只好跟他们同行。我坐在爸爸车子的后座，被夹在卢帕和琵欧之间，虽然路程不远，但很奇怪地，这次出游却感觉意义重大。妈妈在世的最后两年，我们不停进出医院，除了偶尔带她到海边散步外，我们哪里也没去，也没有出外游玩。当年我跟爸妈从孟买飞往马萨诸塞州途中，一家人在罗马转机，那是至今最后一次感觉像在度假。我对新英格兰的印象只限于我家附近，以及前往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的路上，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直到再也没必要为止。
“我叫卢帕。”个子高一点的女孩说，她的声音沙哑，跟她妈妈一样。
爸爸先开车带我们到剑桥参观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琦川问说我应该可以到这些学校读书，为什么反而选择离家里如此遥远的大学。我没理会她的问题，正如我没理会许多她对我说的话。“他想离开马萨诸塞州。”我爸爸解释。
我觉得这个昵称很愚蠢，但我爸爸似乎对此感到自傲，而且“卡哥哥”比琦川提出的“大哥”顺耳。“我怎么称呼你们呢？”我问我的继妹们。
我原本以为我们会在不同的地方下车走走逛逛，但琦川说天气太冷，我爸爸也同意。他绕过肯德尔广场，开过麻省大道大桥，转到装点着灯饰和圣诞花环的共和大道，然后在公共花园和波士顿公园附近绕了一圈。他指指议会大厦的金色屋顶以及比肯山丘陡峭街道两侧的美丽房屋，那些房屋后面就是爸爸和我一起去了无数次的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有天早上，我们很早被一个电话吵醒，第一道强烈的橘红色晨光划破天空之际，我们就开车前往波士顿市区。妈妈闭着双眼躺在床上，看起来跟前一天晚上一样，只不过所有的机器都已关掉，这个我们度过无数寂静时刻的病房，感觉更加沉静。我碰碰她的皮肤，感觉冰凉，好像她刚从寒冬中散步回来。这时，我抬头看着医院的窗户，但我爸爸却把头转向琦川。“美国的婆罗门阶级(4)就住在这里。”他边说边因自己的诙谐而笑笑。坐在前座的琦川露出微笑，我看了就知道她已坠入爱河。
“这个点子真聪明。”琦川对我爸爸说，我到家之后，这是她第一次直接跟我爸爸说话。她语带赞许，听起来好像习惯于赞美小小的成就，这时我才想起来她以前是小学老师。“没错，卡哥哥比较好。”
我爸爸给我一件毛衣和衬衫当作圣诞礼物，后来又给我一个装了十张一百元钞票的信封。“你需要钱买东买西。”我告诉他不需要那么多时，他这样说。我爸爸还安排了五天的迪士尼假期；这个假期再加上树下的那些玩具，就是他送给女孩们的礼物。“欢迎你一起来。”他在圣诞节早上宣布这个消息之后对我说，但我婉拒，编了一个学校冬季班之类的借口。我爸爸没有试着说服我同行，但卢帕和琵欧却很难过。“你为什么不想去？”她们一直问，当她们发现我从没去过迪士尼乐园时，两人更是困惑。我感觉她们需要我的保护，正如我需要她们一样，让我们避开琦川和爸爸已经成为夫妻的不争事实。我若在场，则证明了我妈妈曾经存在，正如她们代表着她们已经过世的父亲。“你一个人待在家里不会寂寞吗？”琦川问了我不止一次。在此同时，我却猜测她跟我爸爸一样，知道我不去之后松了一口气。我当然打算一个人待在家里，但除此之外，我没有任何计划。
“这是卡西克大哥的简称。”他解释。我心想，这是他忽然想到的，还是经过仔细思考的？他向来对于文字颇具创意，以前周末的时候用孟加拉文写诗，而且高声朗诵给我妈妈听，从她的评语中，我猜想这些诗作相当机智。我这位土木工程师爸爸也是诗人，这始终是我们的家庭秘密。虽然我从没问起此事，但我想妈妈过世后，他就不再写诗，正如他不再做许多事情。
既然她们即将远行，我觉得自己应该对女孩们好一点。为了补偿我不去迪士尼乐园，我一天带她们去科学博物馆，另一天带她们去水族馆，她们两次外出都很乖，从不抱怨或是过分要求，我帮她们各买了一个便宜的塑料龙虾玩具，两人都高兴得不得了。她们跟我一起去哈佛广场，我去买唱片，她们在Herrell's吃冰淇淋，就在这个时候，琵欧咬了一口冰淇淋卷筒，原本松动的牙齿掉了下来，我赶紧用餐巾纸止住她嘴巴里的血，把黏糊糊的牙齿放进我的口袋。开车回家的路上，我跟她们说掉牙仙子的故事。虽然我才二十一岁，但我记得自己心想，哪天若有了小孩，不知道是什么感觉。我不怪她们叫我爸爸“爹地”，她们从来没有提到过自己的父亲，但有天晚上，我醒来听到琵欧在噩梦中放声大叫，一再吵着要她的亲生爸爸。
我们全都一脸困惑，转头看着他，都是因为他，所以这会儿我们才聚在一起。
在除夕的几天前，我爸爸和琦川受邀到一个朋友家参加节日派对。琦川小心翼翼走下悬空阶梯，盛装穿上暗绿色的纱丽，戴上一串石榴石项链。爸爸出现在她后面，随后走到她身边，他现在无时无刻不陪在她身旁。他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身穿一件自从妈妈过世之后，我就没看他穿过的呢绒休闲外套。这些情景看在眼里，感觉真是奇怪。没有人期望我参加派对，但卢帕和琵欧打算一起去，两人穿上相同款式的红黑花格裙，头上戴着同样的黑天鹅绒发箍。出门前，正当我爸爸从橱柜里取出大衣时，卢帕转向琦川问：“我们可以待在家里吗？”
“叫他卡哥哥，好吗？”我爸爸建议。
“当然不行。”琦川说，“这样不礼貌。”
“你们可以叫我卡西克。”我对女孩们说，她们听了把手缩回去遮住小嘴，咯咯笑得更厉害。
“但是卡哥哥也不去。”
“让大哥好好吃饭。”琦川说。她对于该怎么称呼我相当谨慎，但这会儿却毫不犹豫称我为这两个女孩子的“大哥”。
“说真的，她们也许会觉得很无聊。”我爸爸说，“我想那里八成没有跟她们年龄相近的小孩。”
“你们想吃一点吗？”我边问边指指还在我盘上的煎饼，出乎我意料的，她们向前一步，两人都伸出一只手，另一只手遮住发出咯咯笑声的小嘴。我看到比较矮小的那个女孩缺了一颗门牙。
“我没替她们准备晚餐。”琦川说，“她们还没吃饭。”
琦川再度出现时，身边跟着她的两个女儿，乍看之下，除了身高差了几英寸，这两个小女孩长得一模一样。她们在我们有暖气的舒适的家中穿得过多，两人一身厚厚的毛衣和袜子。我知道她们很快就会排斥这身色彩不协调的印度式穿着，转而喜好购物中心买来的衣服。她们的毛衣都是用同样的粉红色毛线织成，颜色鲜艳得令人生厌。女孩们不太像琦川，她们肤色较黑，长相较为甜美，两人都是心形脸蛋，梳着两条垂在身侧、系着红丝带的小辫子。
“我可以打电话叫比萨。”我自告奋勇，从沙发上抬起头来对着卢帕和琵欧眨眨眼。“我们可以自己开个派对。”
桌上的小玻璃碟通常用来吃冰淇淋，小碟子的摆设让我感觉太正式，在我的记忆中，外公外婆在加尔各答用餐时就是这么老派讲究，他们洗完澡后，每天早上都接受有如国王般的款待。我不知道怎样做最好，应该边吃边从每一个碟子里舀一汤匙，还是一次把每样东西全都堆在盘子上？我索性只吃盘中的煎饼，煎饼热乎乎的，而且非常松脆，让我想到在孟买的星期天早晨，享用着我们巴黎厨师查瑞准备的煎饼。我可以听到妈妈在厨房开心地抱怨，饼必须在油未热时放到锅里炸，并吩咐查瑞再炸一份。
女孩们拍拍手，琵欧笑得露出新缺了的一颗牙。琦川跟我说她们九点前必须上床睡觉，然后跟着爸爸一起穿上大衣，出门参加派对。这是他们头一次单独出门，他们一出去我才想到，我不但帮了他们一个忙，也帮了卢帕和琵欧。女孩们脱下鞋子，但仍穿着裤袜和礼服，跟我坐在一起看电视。我们传来传去轮流吃着一包马铃薯片，吃光了之后，我打电话订了比萨，穿上大衣准备出去拿比萨，卢帕和琵欧瞪着我。
“吃吧，卡西克，”我爸爸边说边在我旁边的椅子上坐下，“菜要凉了。”
“你要去哪里？”琵欧问。
她突然走回厨房，我坐下，虽然不想吃，但嘴巴却冒出口水，忽然庆幸眼前摆着一大堆食物。在此之前我只吃了一块洁西卡母亲烤的水果蛋糕，我送洁西卡回家的时候碰见她母亲，蛋糕很可口，她母亲也多切了几块包在锡箔纸里让我在路上吃，但洁西卡在那张她小时候房间里的四柱床上吻了我，之后我心烦意乱，把蛋糕遗忘在他们家客厅的咖啡桌上。
“出去拿我们的晚餐。”
“我们吃过了。”琦川说，换回讲孟加拉话，“你从很远的地方开车过来，还有更多菜。”
“你要把我们单独留在家里？”
我转向爸爸问道：“你们都吃过了吗？”
“那里离家里只有十分钟，你们还没有注意到我不在，我就回来啰。”
“请。”这次她用英文说，同时指指椅子。
她们没说什么，但两人看起来真的很害怕，琦川居然灌输给她们这种惧怕的心态，想了令人厌烦。“好吧，如果你们愿意，就跟我一起去吧。”
“请叫我‘玛莫妮’。”她用孟加拉话说。她的声音比我妈妈低沉一点，稍微有点沙哑，听了出奇的令人心安。“你反对吗？”她带着微笑亲切地说，谨慎地等着我的反应。我摇摇头，没有报以微笑。
我们开车过去，结果留在餐厅里吃了饭。用餐的时候，我喝了一杯啤酒，抽了几根香烟，卢帕和琵欧从高高的纸杯里啜饮可乐，她们再问一次我要不要一起去迪士尼乐园，我跟她们说我会考虑一下，这个谎言却已足够让她们重新燃起希望。我们回到家里时，电话正响着，是洁西卡打来的。于是我倒了一杯酒，拿着电话去了客房。我跟她说我爸爸要带琦川和女孩们去迪士尼乐园，洁西卡建议她可以趁他们不在家的时候过来找我。我很想她，晚上躺在床上时，我思念着她，渴望着她，但我不想在我爸妈的房子里见到她。我没这么说，但她察觉到我的不情愿，我们第一次起了争执。那是一场尴尬的对话，谈话间充满了长久的沉默，即使从未演变为真正的争吵，但也令人疲惫。躲着她让我充满罪恶感，正如先前表示不去迪士尼乐园，也让自己感到歉疚。但我知道我若应允任何一方，只会让自己感觉更糟。我跟洁西卡说了同一个先前跟女孩们说的谎言，告诉她我会考虑一下，然后挂了电话。
这时她才穿过通往厨房的回转门，出现在我面前。她比较接近我的年纪，而不是和爸爸年纪相仿，这点我早就知道，但看了依然令我吃惊。她有一头黑色的长发，除了鼻子宽扁，脸蛋还不难看，但我觉得她的脸太圆，称不上漂亮。她比我预期中高一点，也比我妈妈高，她在发上抹上一道朱砂，红色的粉末成了她整个人最醒目的部分，我妈妈却始终规避这个传统习俗。
当我开门出去再倒杯酒时，我发现卢帕和琵欧已经不在客厅看电视。我以为她们一直坐在电视机前，这时我大声叫唤她们，跑去厨房和浴室看看，然后上楼走向我以前的卧房。我没有听到她们说话的声音，我看看手表，发现已经十点了，心想她们说不定睡了。我打开房门，探头进去看看。自从返家后，我头一次进去自己的房间。房里灯还亮着，我看到我的旧床和一张紧靠在旁边的小折叠床，两张床中间毫无空隙。我贴在墙上的东西，诸如吉米·亨德里克斯(5)的海报以及我从杂志里撕下的一张摄影家保罗·斯特兰德的作品《盲女》，依然没被取下。衣柜的门开着，前面摆了一张椅子，好像有人特别把椅子摆在那里，用它从架子上取下某样东西。我以为房间会因为卢帕和琵欧而变了个样子，但房里只多了一张床，墙角摆着她们圣诞节收到的玩具，玩具整齐地叠成一小堆，除此之外，房里没有她们的痕迹。卢帕和琵欧坐在玩具旁边，身上仍然穿着礼服，她们背对着我，面对地毯上某样我看不到的东西微微低头。“这张她看起来很悲伤，”我听到琵欧用孟加拉话悄悄说，然后卢帕说：“她和卡哥哥笑起来一模一样。”
我没听到讲话或是脚步声，厨房里也没有煮菜或是水流的声音，琦川和两个小女孩似乎小心地藏在家里的橱柜中，跟其他东西一样被柜子所吞噬。“她们在哪里？”我终于问道。
“你们在做什么？”我说。
“这是一项大工程。”他说，“这个地区把屋顶盖得斜斜的确实是有道理的。”
她们一听到我的声音，吓得跳起来，各自站到一边。灰色的地毯上大约有一打我妈妈的照片，照片像扑克牌接龙游戏一样排列在地毯上，八成来自那个我妈妈过世后我爸爸封藏在衣柜里的纸盒。即使远远看去，那些被舍弃的影像依然朝我猛然袭来：妈妈穿着泳装，置身在我们于孟买俱乐部的游泳池畔；妈妈把我抱在她大腿上，坐在以前我们剑桥家中的木头台阶上；妈妈和爸爸在我出生以前，站在白雪覆顶的树篱前。
“你不打算修理吗？”我爸爸对房屋结构很感兴趣，对这类事情始终相当挑剔。
“你们到底以为自己在做什么？”我这时说道。
“好一阵子了。”
卢帕看看我，一双黑色的眼睛闪闪烁烁，琵欧哭了起来。我走进房间，捡起照片，把它们面朝下放在我的旧五斗柜上。我一把抓起窝坐在地上的卢帕，猛摇她的肩膀，她小小的身子松软无力，裹在黑色紧身长袜里的细弱双腿左右摇晃。我很想把她摔向墙壁，但我反而拖着她走到折叠床旁，强迫她坐下，心里很清楚自己捏她捏得太用力。“告诉我，你从哪里找到这些的？”我大声质问，距离她的脸只有几英寸。
“什么时候漏水的？”我问。
这时卢帕也哭了起来，但她指指衣柜。我走向衣柜，仍然坐在地毯上啜泣的琵欧摇摇头说：“已经不在那里了。”她爬向她姐姐坐着的折叠床，拉出一个周围是白边的黑色鞋盒，原本把盒子封起来的胶带已被撕掉，我一把抓起琵欧，猛然把她拖离床边，用力把她推到一边，好像她一靠近鞋盒就会污染了它。
我对食物毫无兴趣，依然站着低头凝视餐桌。我已经吃不惯印度菜，平常我在学校餐厅用餐，妈妈过世后，我每次回家不是跟爸爸出去吃饭，就是买比萨，因此，家里那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大煤气炉，现在只用来烧开水泡茶。煤气炉有个嵌入式的烤架，当年我们搬进来时，妈妈非常喜欢这个煤气炉，还说可以用烤架做烤肉串。我抬头看看桌子上方的天花板，天花板一角已因漏水而变色。
“你们没有权利看照片。”我告诉她们，“这些不属于你们，你们了解吗？”
“坐下。”我爸爸说，“你一定饿了。”他跟我一样紧张。他手中没有端着酒，鸡尾酒桌上也没有摆着威士忌，通常到了这个时候，桌上已经摆上一瓶尊尼获加。
她们点点头，卢帕好像因为寒冷而颤抖，琵欧紧紧咬着嘴唇，热泪从她们的小脸滚滚而下，但我嘴里依然不停冒出那些我不该说，也不该被人听见的话语。“好，这下你们亲眼看见我妈妈多漂亮，你们的妈妈根本没得比，她不过是帮我爸爸洗衣烧饭的女佣，那就是为什么她在这里，你们两个也是。”
我一脱下外套，我爸爸就把它挂在一个橱柜里，然后带我走到餐桌旁。我妈妈以前坚持用一些忠于现代建筑的家具来布置家里：一组排列成U形的黑色皮沙发，一盏从头顶上呈圆弧形弯下的铬钢立灯，一个玻璃桌顶的肾形鸡尾酒桌，一张白色玻璃纤维制成的餐桌以及同样款式的椅子。我妈妈向来不准在餐桌上铺上任何桌布，现在桌上却铺了一块印度花样的方布，方布极可能是条床单，而且没有盖满桌面，餐桌中间非但不是妈妈习惯摆上的一大盆鲜花或水果，而是一个不锈钢的盘子，盘上搁着一个式样普通的盐罐和两罐腌菜，一罐是辣芒果，一罐是甜青柠，两罐都没瓶盖，标签带着污渍，汤匙胡乱插在腌渍油料里。桌子一端为我摆了一个盘子，盘上有一叠半透明的煎饼，旁边几个比较小的碟子里排成半圆形，装着豆蓉和蔬菜。
女孩们这会儿不再哭泣，两人低下油黑的头凝视着地毯，身子动也不动，也没说话回应。我拿起鞋盒和其余妈妈的照片走出房间，我要把照片带离家中，走得越远越好。我回到客房，匆匆收拾东西，然后走进我的车里，心中暗想爸爸和琦川很快就会回家。我的举动似乎出于自发，几乎不由自主，仿佛受到紧急状况之下肾上腺加速的驱使，但事后想起来，我知道从某些层面来说，我早就想要逃走。卢帕和琵欧一直没有走出房间，也没有开门看看或是问问我在做什么，我发动车子时，她们也没有从屋子里冲出来，哀求我留下来。
我走进家门，闻到空中充满浓浓的菜香，感到有点不习惯。除此之外，家里还是一样，我给四周森林拍摄的黑白照片，在妈妈的坚持下加装了相框，现在依然一排排挂在大门旁边的墙上。这栋房子到处都是嵌入式的橱柜，柜子隐藏了我们日常生活的种种痕迹，始终给人一种家里没人住的感觉。现在我已不住在家里，更觉得这栋房子大得吓人，客厅的天花板双倍挑高，再加上四面看出去就是森林的玻璃窗，让人觉得这里比较像是个公共机构，而非私人住宅。沿着其中一面玻璃墙有个靠窗座椅，座椅长到可以让二十个人并肩而坐，我妈妈的葬礼上，就有二十位宾客并肩坐在那里。
我不晓得要去哪里，但我开上高速公路，开始朝北方前进。我很快就离开马萨诸塞州，驶过新罕布什尔州的一小部分，过了桥进入缅因州。开到接近缅因州的波特兰时，我转进一条比较窄小偶尔靠近海岸行驶的双线道路。我开车直下漆黑、空旷、绵延的道路，路边偶尔出现一排排教堂、餐厅和房屋，打破了单调的景致。我看不到大海，但闻得到咸湿的海水，听得到猛烈的海风，那个声音就像燃烧中的大火，贯穿车子紧闭的窗户和车门。我原本打算连夜行驶，但后来感到疲倦，找了个地方休息。大部分的旅馆和汽车旅馆在这个季节都已不营业，看起来照常营业的几家也因太晚而歇业，我正考虑是否停在路旁打个盹，立即看到一家汽车旅馆，二十四小时营业的招牌在停车场上闪闪发光。
我听了就知道家里确实多了另一个人，这人让我爸爸毫不犹豫地说“我们”，而不是“我”。我只字未提我绕道去了洁西卡的家并在那里待了两小时，反而只说交通状况非常差。我不知道爸爸是否为了我提早下班回家，或是他那天根本没去上班，我从他的外表看不出来，他已经不穿西装，而像是周末居家一样，穿着深蓝色长裤和米色毛衣。他的白头发比我记忆中的要多，虽然他依然英挺、精神奕奕，但岁月已逐渐在他脸上留下痕迹，他鼻侧的皮肤下垂，那双淡绿色的双眼——这个特征让我妈妈坚信，我爸爸的家族带有爱尔兰人的血统——已不像从前那样充满好奇。我试着想象仅仅几个星期前，他穿上丝质长衫，头上戴着婚礼礼帽，我心想不知道谁帮婚礼拍照、爸爸会不会拿照片给我看。
第二天我被海鸟的叫声吵醒。我在破烂的黄铜床上坐起，透过窗户第一次看到大海。我记得与房间相比，窗户小得不成比例，好像旅馆本身就是一艘船。海中波涛起伏，灰色的海水比天空的颜色略深，大海虽近，但在我熟睡时，我却不知道离大海有多近，也不知道海水起伏。房间潮湿阴冷，贴着白沙地和蓝色小船锚的壁纸，浴室里的药品柜空空荡荡，柜子周围生了铁锈。柜台人员跟我说几英里外的路边有个餐厅，而我现在在佩诺布斯科特湾的某处。
“我们以为你会早点到。”他说，“你说你午餐前就会到家。”
早餐后，我沿着海港在镇上走走，走过钉上木板的商店以及夏天才有人住的房屋。但我大部分时间待在旅馆里，不是坐在房里的扶手椅上看着大海，就是到楼下的酒吧喝酒，心中对自己昨晚的行为厌恶至极，又害怕自己，又感到羞愧，眼前一直浮现卢帕和琵欧低着头，两人等着再度被抓着猛烈摇晃、默默咽下那些我不敢跟爸爸和琦川提起的事情。我也想到我离开后，她们被留在家中，而我却很清楚她们多么害怕单独在家。我不知道爸爸和琦川回家后会作何反应，也不知道卢帕和琵欧会告诉他们什么，我猜她们已经和盘托出，表达了我无法也不愿表达的情绪。我知道我不告而别，一定会让爸爸担心，但一想到自己如此对待那两个小女孩，心里更加难过。我应该跟卢帕和琵欧道歉，但我也知道事情做都做了，现在说什么都永远无法弥补了。
午后时分，我开车直上那条通往我们家车道的路，绵延数里只见我们家的灯光，在一块块变硬了的积雪中闪烁。这不是一栋舒服或是特别吸引人的房子，石阶砌建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直接通到家门口，两旁都是过于茂盛的杜鹃花丛。我看到车道上停着另一辆车，这表示我爸爸在家，而他站在御寒的外层门后面，等着我拿行李进门。
下午的时候，我找到公共电话亭，打电话到爸爸的办公室。“我知道你不快乐，也知道这对你不容易，”他跟我说，仿佛他已经料到我会离开这回事。“但你可以表现得像样一点，等到早上再走。你最起码说声再见吧。”
我不在乎她的东西全都被分光。离开孟买后，她婉拒了大多数她和我爸爸受邀的派对，已经没什么场合穿戴这些珠宝和纱丽。在她即将走到生命终点前，我放学回家，时常看到她裹着毛毯坐着，凝视那个她已经没力气下水游泳的泳池。有时我带她出去透透气，母子两人慢慢穿过房子后面的银桦和松树，我陪着她在低矮的石墙上坐坐。偶尔心情好，想走远一点，她就请我开车带她到海边。“你一定要把我的红宝石项链、珍珠和那套祖母绿宝石留下来，送给你将来要娶的小姐，”有次我们出去散步时，她跟我说。“我短期之内不打算结婚。”我告诉她。她听了之后感叹道，她希望自己也能说短期之内不打算离开人间。最终我还是违背了她。她过世后，我无法打开她藏在皮箱里的珠宝盒，一一察看那些扁平红盒里的东西，更别说为了将来的幸福，挑拣东西留下来。
我没有提出解释。我说不出理由，反倒问说当他们回家时，两个小女孩怎么样。
考完试后，我开车回马萨诸塞州，途中顺便载洁西卡回她爸妈在康涅狄格州的农庄。我决定去斯沃斯莫尔学院读书时，我爸爸把那部我们从孟买搬回来之后买的奥迪送给了我，他说这样一来，周末和放假的时候，我比较容易从宾夕法尼亚州开车回家。但我知道这是个借口，其实他只想摆脱另一样我妈妈碰过或是曾经拥有的东西。我们最后一次从医院回家的那天，他把每一张妈妈的照片，不管在相框中或是相簿里，全都放进鞋盒里。“选几张吧！我知道照片对你很重要。”他跟我说，然后把鞋盒用胶带封起来，放进衣柜的某一处。他也马上送走她的衣服、皮包以及她的一盒盒化妆品和香水。那或许是我对那段时期的你，留存下来的最后记忆：有天你和你母亲到家里，花了一下午跟其他人一样翻找我妈妈的抽屉，摸摸她的东西，拿着她的毛衣和围巾在胸前比画合不合身，试试香奈儿五号香水喷在身上好不好闻。你、你母亲和其他孟加拉女人不需要的东西则被捐给在印度的慈善机构，因为在新英格兰地区，我们找不到地方捐赠那些纱丽以及成套的罩衫和衬裙。这一切都是按照我妈妈的指示。“我不想让这些漂亮的布料变成窗帘。”她在医院的病床上告诉我们。我爸爸一位叫做吉姆·斯克林的同事帮我们安排了一艘船，我们坐船到格洛斯特海边，把我妈妈的骨灰撒入大海，她的金饰却被送回加尔各答，分给那些曾为我们家族工作的贫穷女人，比方说奶妈、厨娘，或是女佣。
“她们睡了。”我爸爸说，“但你不应该把她们丢在家里，卡西克，那么晚了，你不该这么做，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琦川非常不安，她担心你是因为她才离开，也怕她说了或是做了什么惹你生气。她尽了全力，你知道的。”
“我爸爸。”我边说边挤回床上，在她身边躺下。我待在她身边好一阵子，她则继续与填字游戏奋战，身上那股陌生的香味依然挑逗人。她对我的家庭一无所知，不知道我爸爸最近去了加尔各答，也不知道我妈妈在我上大学前的暑假辞世。在我们交往的几个星期当中，我没有跟她提到其中任何一件事情。但那天早上，在她身边哭了一阵后，我跟她说了。
这下我才知道女孩们什么都没说。琦川不知道我怒斥她的女儿们，也不知道我伤了她们，让她们饱受惊吓。
“谁打电话来？”她边说边转头看看我。强烈的阳光从她身后的窗户斜斜照进来，让她的身影变得如此模糊，令人几乎看不清她的五官。
“我们后天去佛罗里达州。”我爸爸说，“你打算在那之前回来吗？”
我走回宿舍房间。那天早上有个女孩在我床上；我套上衣服，光着脚跌跌撞撞去走廊接电话时，她还在睡觉。现在她俯卧躺着，手上拿着一支笔，正在完成我先前抛下的填字游戏。她叫洁西卡，我在西班牙语课堂上结识了她。
“我想不会。”
“我说我不介意。”
“你会准时回去上课吧？”
“你说真的吗？”
“会。”
“没关系。”
“好，那么我们过几个星期再谈。”
“我想，”他继续说，“既然你房间刚好大到可以让两个女孩子住，卡西克，你介不介意回家的时候睡在客房？反正你已经带走大部分的东西，不过是个睡觉的地方而已，但如果你介意的话，请跟我直说。”他似乎比较在乎我对这个安排的反应，而不在乎我对忽然多了一家子人作何感想。
他挂了电话，他甚至懒得问我去了哪里。
我不知道哪个更糟糕——爸爸为了爱情而再婚？或者只是为了有个伴，所以主动跟一个陌生人交往？我爸妈经由媒妁之言而结婚，但其中也带着一丝浪漫色彩。他在一个婚礼上第一次看到妈妈时，深深地被她吸引，第二周就跟她求婚，他们的感情一直很好，但直到她生病，他似乎才完全地不顾一切地爱上她，因此，我见证了他们之间早该在我出生前就褪色的爱情。他溺爱着她，每天带着鲜花回到我们在孟买的公寓，早上跟她赖在床上，很晚才去上班。他很想跟她独处，几乎让我这个少年觉得碍手碍脚。
第二天早上，我回到车里，连着好几天，我做着相同的事情：开车沿着海岸而上，饿了就找家餐厅吃饭，累了就找个旅馆休息，用爸爸圣诞节给我的钱支付一切费用。我没有特别买张地图，一个加油站的工作人员跟我说，我最终会开到加拿大。大海不时出现在我面前，依稀可见小小的海岛，斑驳的灯塔以及陆地的一隅。天气严寒，冷得让我无法下车，但我偶尔还是走出车外，看看大海或是探索小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地方，这里完全不像马萨诸塞州北岸，天空也不一样，天色暗淡，缺乏色彩，看起来紧绷而令人畏惧。但最令人畏惧的是大海，海面有时几乎全黑，我知道它冰冷得足以让我丧命，也猛烈得足以将我撕裂。海浪无边无际，拍击着没有沙滩的岩岸，我开得越远，越是人烟罕至，比我去过的任何地方都荒凉，但正因如此，这种景致深深吸引了我，带给我好久以来没有感受到的平静。
“卡西克，我很烦。”他说，“我不想每天回到一个空荡荡的家里。”
大部分的渔村都停工了，捕龙虾的渔船冬季停靠在岸边，木制的捕龙虾器叠成一摞，空无一物。我希望自己带着相机，但那几天没有留下任何纪录。食物通常相当难吃，但现在回想起来，我依然想念小餐馆中苦涩却味道很淡的咖啡，整叠泡在枫糖浆里的薄饼，黏稠的杂烩汤，以及油腻的煎蛋，仿佛在那之前，没有其他食物喂饱过我似的。酒馆是唯一始终看得到人的地方，这些奇怪的小酒馆感觉上比较像是客厅，墙上挂着渔网，桌上摆着贝壳当作烟灰缸。渔夫在小酒馆里喝酒，其他酒客也在渔村生活了一辈子，我跟他们无话可说，他们的脸被烟草玷污的胡子所遮掩，双手粗糙龟裂，口音难以理解。他们称不上友善，但也没有敌意，我知道自己引人注目，不过我不跟人打交道，电视播放什么，我就看什么，静静观察大家打撞球。我不需要任何人做伴，在此之前，我从未单独旅行，但我发现这样也不错。世界上没有人知道我在哪里，也没有人找得到我，感觉好像已经死了；我的逃避让我品尝那种妈妈永远拥有的庞大力量。
他几个星期前才认识琦川，结婚前，两人只见过两次面。他们到市政府公证，然后在旅馆举行了一个小型的晚宴。“这都是亲戚们安排的。”他解释，说得好像这不是他的错。这话却比他先前说的所有事情更让我生气。我爸爸不是一个随便任人摆布的人，我很清楚除非他愿意，否则没有人胆敢帮他找个新太太。
我花了五天开到加拿大边境，又花了四天往回开，几乎花光了爸爸给我的每一分钱。在那几天当中，一年划下了句号；多亏有天晚上在小酒馆喝到一杯免费的威士忌，我才知道已经到了年终之时。我确定如果妈妈来到世界的这个角落，一定会说服爸爸替她买下其中一栋房子，这些我开车经过的数百栋房子俯瞰开阔的大海，有些甚至单独坐落在小岛上。酒馆和小餐馆里总是堆满了列出滨海房产的小册子，从简单的分时度假别墅到有着角塔的豪宅，一应俱全。有时我没有其他东西可读，所以稍稍翻阅。翻着翻着，我想到以前离开孟买之后，爸妈在马萨诸塞州四处找房子。而就在那年冬天，当我独自徘徊在缅因州海岸的时候，我想到了你，也想到五年前的另一个冬天，我们在你家一起度过了几星期。
“女孩们讲得比较好。”我爸爸继续说，“她们上英文教学的学校，我已经依照她们的年级，替她们在学校注册，一月就开学。”
你现在应该上大学了吧，说不定跟我一样回家过圣诞节，但我记忆中的你跟卢帕差不多大，我也记得当年在大风雪后的那一天，我说了一些话惹得你跟卢帕和琵欧一样哭泣。我以前厌恶住在你爸妈屋檐下的每一天，现在却带着怀旧之情回想起那段日子。虽然我们不属于那里，但那却是最后一个感觉像个家的地方。我妈妈假装没有生病，我们身边围绕着一群不知情的人，因为如此，所以我多多少少也相信，她能跟你妈妈一样长长久久活下去。第二个家就不同了，我们随时打电话给医生，药瓶散放在各处，家中每个角落每个房间都充满她病中所用的物品。虽然妈妈为那栋房子投下许多精力和金钱，我们却始终无法好好住下，也由于她的状况，我们始终快乐不起来。就在那里，妈妈准备毅然前往另一个我们无法与她同行而她也回不来的地方。
我没说出已经到嘴边的话：妈妈从小就学英文，不必到美国才努力学习。
接近加拿大边境的一天，沿着俯瞰芬迪湾的悬崖行走时，我发现一个格外令人屏息的地方。一个路牌告诉我，这是美国最东端的州立公园。小路穿过气味浓郁的松林垂直而下，不太好走，松树顶端纤弱细长，点点雪花飘落在较为低矮的树枝上。风势凛冽，穿蚀一切，陡然而下可以见到大海。我独行走过小路，好久好久，我看着海浪来来回回，厚重的浪头打在岩石上，浪花猛然分散，那种永不停息的动作反而带给我平静。隔天，我回到同一个地方，这次带着装了妈妈照片的鞋盒。我坐在地上，打开盒子，开始一张张浏览照片，好像是一叠我快快翻过稍后再细看的邮件。但照片实在太多，看了几张之后，我变得跟爸爸一样，再也看不下去。只要指尖一松，我手中握着的照片就会随风飘到波涛汹涌的大海里，散落到妈妈的骨灰已经长居的海中。但是，我却办不到。因此，我把照片放回盒中，动手挖掘僵硬的泥土。我手边只有一支木棍和一块尖锐的石头，挖出的洞口也不怎么样，但小洞够深，足以掩埋鞋盒。我用泥土和石头盖住小洞，大功告成时，空中正闪烁着第一道月光，我在那道月光之下，调头走回车上。
“可能吧。她当然会努力学习。”
在我大学毕业的几个星期前，爸爸打电话来说要卖掉我们的房子，他打算跟琦川和女孩们搬到一栋设计较为传统的房子里。房子位于不那么偏远的波士顿郊区，附近住着其他孟加拉人，镇上还有一家印度超市，这些对琦川而言，比我妈妈所重视的现代化建筑、靠近大海等等更加重要。我不打算跟着爸爸搬进新家；我已经做好安排，毕业后前往南美洲旅行。始终没人提起圣诞节期间所发生的事情，琦川、卢帕和琵欧跟着我爸爸坐在草坪的折叠椅上，观看我的毕业典礼。轮到我上台时，他们全都一起鼓掌，而且还穿戴我的毕业服和帽子，站在我旁边跟我拍照。女孩们知道今天我是主角，对我相当尊重，但与此同时，我们却好像从来没有见过面。我知道她们一直没跟琦川或是我爸爸透露我那天晚上的所作所为，这是我们三个人之间的秘密，她们借由沉默来保护我，却也借此惩罚我，那天晚上的往事如今成了我们之间唯一的联系，其他一切都相形失色，她们极其礼貌的态度揭示出这一点。她们只跟彼此说话，虽然两人的口音已经美国化，但是我这两个继妹，这两个最像是我亲手足的女孩，如今却比她们刚刚抵达时更难理解。“大家靠近一点，”我爸爸从新买的相机后面下达指示，我伸出手臂揽住她们，卢帕和琵欧的肩膀却变得僵硬。“我们两人都向前进啰，卡西克。”毕业典礼后，爸爸跟我说，“新的路途等着我们探索。”不必明说，我也知道我们都感激琦川，谢谢她在那个留有妈妈一丝踪影、妈妈最终称之为家的地方烦心，也谢谢她逼着我们带上了那里的门。
“比我的孟加拉话还差？”
(1) 原文为“easy”，可解释为“慢慢喝”或是“少喝点”，但也有“容易”之意。原文中，爸爸叫儿子别喝得太急，下文儿子却对“easy”另有解释。
“她们两个星期后到，你回家过圣诞节的时候会见到她们。”我爸爸说，然后加了一句：“她的英文不太好。”
(2) Madhubani，印度的一种绘画风格，画作内容多为宗教图案。
“她在家里吗？”我问，“你要我跟她说两句话吗？”这话像是挑衅，而不是出自客气。我不太相信他的说词，自从妈妈过世后，我和爸爸打电话的时候，经常怀疑他所说的话。比方说，随便哪天晚上，他跟我说他去那间我回家的时候他经常带我去的意大利餐厅吃饭，其实可能只是坐在电视机前面，迅速吃掉一罐杏仁干掉几杯威士忌。
(3) FamilyFeud，美国广受欢迎的益智节目，主要由家庭五人上该节目，回答出制作单位向一百人作问卷调查的游戏。
但这会儿爸爸说外公外婆和祖父祖母都没事，他们想念我，跟我问好。然后他提到琦川。她的先生在两年前过世，不是因为癌症，而是患了脑膜炎。琦川是小学老师，几乎比我父亲小二十岁，有两个女儿，分别是七岁和十岁。他主动说出这些细节，好像翔实回答我没有提出的问题。“我不指望你在乎她，甚至喜欢她。”我爸爸说，“你是大人了，你的生命里不需要她，跟我不一样。我只希望你最终能够理解我这个决定。”他显然已经准备面对我的愤怒——严词责备，愤怒指责，用力摔了电话等。但他讲话的时候，我心中却毫不激动，只有一股微微的恶心的感觉，好像当年在孟买得知妈妈不久于人世时的心情，那种心情袭击全身，从此常驻心中，始终没有完全消散。
(4) Brahmin，印度种姓等级中的最高等级。现也可泛指上层人士。
“我得告诉你一件会让你生气的事。”他开始说道。我心想，说不定外公、外婆、祖父、祖母，其中哪一位老人家生病了，尤其是外婆，说不定她再也承受不了唯一的女儿四十二岁就过世的事实。我妈妈过世后的几个月，最令人难以承受的莫过于跟着爸爸回加尔各答，造访妈妈小时候住的屋子，见到抚养她长大的男男女女，这些人早就认识她，爱着她。自从一九六二年爸妈结婚之后，外公外婆就活在淡淡的悲伤里，妈妈偶尔回到他们身边，先是从波士顿，然后从孟买，好像冥后珀耳塞福涅一样，暂时为家中带来欢乐和光明。她把乳液和蜜粉随意摆在梳妆台上，端着从小使用的茶杯喝茶，睡在她小时候的房间里。即使我们从马萨诸塞州打电话通知妈妈已经过世，外公外婆依然抱着希望，盼望着迟早有一天，妈妈会坐上飞机，再次走进家门，就连爸爸和我进屋后，外婆还问说妈妈是不是坐在出租车上，出租车却早已开走。更何况客厅已经挂上妈妈的照片，偌大的照片四周悬挂着夜来香花环。“她没跟我们在一起，外婆。”我说，外公外婆这下才崩溃，哀悼着痛失爱女。他们的悲伤是如此鲜明，我爸爸和我则做不到，在妈妈病中，我们日复一日、自始至终陪伴着她，早已失去了那种特权。
(5) Jimi Hendrix（1942—1970），美国六十年代著名摇滚吉他歌手、作曲家。
我没有参加我爸爸的婚礼。直到我在史瓦斯摩学院读书的最后一年，有个星期天，爸爸一大早打电话来，我才知道这回事。我被猛敲房门的声音吵醒，然后听到一位楼友叫着我的姓。还没接电话，我就知道那是爸爸；除了他之外，没有人会九点前打电话给我。我爸爸向来早起，他认为早上五点到七点是一天当中的最佳时刻，他通常利用这段时间看报，然后出去走走。我们住在孟买时，他经常沿着海滨大道散步，我们搬到北岸地区后，则在附近安静的小路上走走。现在当然不一样；那些他曾珍惜的独处时光，现在却是寻常之事，甚至成了禁锢。我知道他再也懒得出去散步，也知道自从我妈妈过世后，他几乎没睡过一晚好觉。我已经几个星期没跟他讲话。他回加尔各答探望外公外婆和祖父祖母，他们四人都依然健在。当我拿起悬挂在电话线一头、等着被接起的听筒时，我以为他只会说他已平安回到马萨诸塞州，而不是我多了一个继母和两个继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