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面那里有条小溪。”你说，“在那片树林里。”
而后有天放学回家，我发现你父母醒着，他们双脚搁在咖啡桌上，占据了我通常坐着观看《脱线家族》和《盖里甘的岛》的沙发，正和我妈妈聊天。我妈妈坐在摇椅上，大腿上搁着一个碗，在削马铃薯，你母亲穿着我妈妈的一件尼龙纱丽，紫色的纱丽有着大小不等的红色圆点。航空公司告知了关于你母亲那件遗失行李的坏消息：行李在罗马被找到，却被送上了飞往约翰内斯堡的班机。我记得自己心想：那件纱丽穿在你母亲身上，比穿在我妈妈身上好看，你母亲的肤色比较适合那种深紫色。我被告知你在屋外，我没有出去找你，反而坐下来练钢琴。等到你进屋时，天几乎已经黑了，你接下一杯我还太小而不准喝的茶，你父母也喝茶，但六点前，咖啡桌上就出现了一瓶尊尼获加，你们住在我们家的那段期间，天天晚上都是如此。你只穿一件连帽上衣就出去了，脖子上挂着你父亲的照相机，冷冽的气候在你脸上留下痕迹：你的双眼闪闪发光，耳朵边缘通红，皮肤泛出光彩。
我妈妈变得紧张，警告你别去那里，正如她常常警告我，也正如你到达的那晚我对你发出的警告。但你父母却不像我妈妈那么担心，你拍了些什么？他们反而问道。
早上你们仍受时差之苦，全都起得很晚，这提醒着我们，虽然你们出现在这里，行李堆在走廊，牙刷挤放在我们水槽的一侧，你们依旧属于别处。下午我放学回家时，你还在睡觉，晚餐时刻——对你来说则是早餐时刻——你们全都婉拒我们正在享用的咖喱，反而想吃吐司和茶。头几天就是这样：我们睡觉的时候，你们醒着，我们醒着的时候，你们睡了；我们两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作息却恰恰相反。因此，除了没有睡在自己床上外，我的生活几乎没什么改变。我照常喝杯橘子汁，吃一碗谷物早餐，走出去搭校车。我没跟任何人提起你的到来；我几乎从不跟美国朋友们透露家里的事情。我小时候始终不喜欢过生日，一想到班上十几个女孩来到家里窥探我们的生活方式，我就感到心烦。再说，我也不知道该怎样称呼你。“家里的一个朋友。”我想是吧！
“没什么。”你回答，我感到这话是冲着我来，好像我应该为你觉得没什么可拍而负责。对你和你父母而言，郊区是个新的经验，你们对美国的记忆都在剑桥，我却只依稀记得那个地方。
“我不知道乔督利博士抽烟。”我妈妈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摆个烟灰缸出来？”
你端着茶，消失在我房间里，好像那是你的房间。你只有晚餐时才出来，而且总是一言不发，快快吃完，然后回去楼上。反倒是你父母对我献殷勤，他们问我问题，称赞我很有教养，钢琴弹得很好，主动帮妈妈做家事等等。“卡西克，你看，海玛自己做午餐。”晚餐后，我做了火腿或是火鸡三明治，放进纸袋里准备隔天带到学校时，你母亲常说。我还是个孩子，但只比我大三岁的你，却已经巧妙地避开了你父母的掌控。你不跟他们吵嘴，但似乎也不太跟他们说话，你出去的时候，我听到他们告诉我妈妈你多么不想回来。“当年我们离开的时候，他气得不得了，现在我们回来了，他也很生气。”你父亲说，“即使在孟买，我们还是养出了一个典型的美国少年。”
“你闻到的是香烟的烟味。”他回房上床的时候说，“有人在浴室里抽烟。”
我无法使用我房里的书桌，只好坐在餐桌旁做功课。我继续撰写古罗马的读书报告，直到你来之前，我对这个题目相当感兴趣，但既然你已经去过罗马，现在写起来感觉似乎很愚蠢。我真希望默默写作，但你父亲却跟我大谈竞技场的建筑结构。我听不懂他那套土木工程的解释，他说的也不符合我的需求，但为了表示礼貌，我还是乖乖聆听。我原本担心他会想看看我是否把他说的话纳入报告里，但他根本懒得理会。他翻找他的行李箱，给我看那些他买的明信片，虽然这跟我的报告毫无关系，他依然给了我一个十里拉的硬币。
那天晚上，我躺在爸妈房里的折叠床上，虽然早过了半夜，我却毫无睡意。我听到爸妈在黑暗中讲话，担心你父母也听得见。你睡着的那张床就在墙的另一边，如果我能伸手穿过墙，就碰得到你。我爸妈批评你父母，口气中带点惧怕，你父母的改变让他们感到困惑。我妈妈说，孟买比剑桥让他们变得更像美国人，她没有料到、也不理解这一点。我爸妈批评你母亲的短发、长裤以及她和你父亲晚餐后把威士忌从饭厅带到客厅继续饮用。大多时候是我妈妈在讲话，我爸爸只是听听，偶尔充满倦意地喃喃同意。我爸妈从未踏入酒类商店，也不知道是否应该再买一瓶——我妈妈说，以你父母喝酒的速度，明天前那瓶威士忌就空了。她评价说你母亲变得“时髦”，在她的词汇里，这个词含有轻蔑与不屑，暗示着她所鄙视的自我放纵。“一张头等舱的机票可以让十二个人坐飞机。”她说。我爸爸永远不知道我妈妈的生日，每年六月的头一天，都是由我制作卡片，请他跟我一起签名。我妈妈忽然坐起来，闻了闻空气。“我闻到烟味。”她说。我爸爸问她是否记得关掉烤箱，我妈妈说她确定关了，但她依然叫他起来检查一下。
等你们时差调整得差不多后，我们乘坐我爸妈的旅行车去购物中心。你母亲需要胸罩，她没办法跟我身材丰满的妈妈借这样东西。到了购物中心，我们的爸爸坐在摆着长椅和盆栽的区域等候。大人们给你一点钱，准许你独自四处晃晃，我则陪着我们的妈妈们到Jordan Marsh百货公司的内衣部。你母亲带着你父亲交给她的信用卡，领着我们走进去，我们通常去比较平价的席尔斯百货公司。去内衣部的途中，你母亲买了黑色的皮手套和一双拉链拉到脚踝的皮靴，买东西的时候根本不管价钱。我们走进内衣部，售货小姐反而朝着我走过来。“我们有些少女胸罩，刚刚才进货。”她对你母亲说，认定我是她的女儿。
你爬回房间里，只怕因为我的话而感到失望。你在我那白色框边的镜子里看看自己，镜中的你，头顶几乎被裁掉。“洗手间在哪里？”你问，半个身子却已探出房门。
“喔，不，她还太小。”我妈妈说。
“我不知道，这个圣诞节没下太多雪。”
“但是你瞧瞧，这些很漂亮。”你母亲边说边抚摸售货小姐拿过来的款式，白色的蕾丝胸罩挂在小小的衣架上，胸罩中央有朵玫瑰花蕾。我不像学校里许多女孩已有月经，依旧穿着印有小花的汗衫。我被带进更衣室，我脱下外套和毛衣、试戴胸罩时，你母亲满意地看着我。她也试戴了一些胸衣，她光着上身站在我旁边，毫无羞愧之色，反倒是我看着她暗红的乳晕、沉重下垂的乳房以及带点微微酸臭却不怎么难闻的黑色腋下，感到有点难为情。“完全合身。”你母亲说，手指沿着松紧带的下缘，轻轻划过我的肌肤，同时又加了一句：“我希望你知道，有一天你会变得非常漂亮。”虽然我妈妈反对，但你母亲依然帮我买了我毕生头三件胸罩，坚持这些是她送我的礼物。走出百货公司途中，她在化妆品柜台买了一支口红、一瓶香水以及一些保证紧致颈部皮肤和强化眼部的昂贵乳霜；她对我妈妈使用的雅芳产品毫无兴趣。她在化妆品柜台获赠了一个红色的手提袋，她觉得我可以用来装书，把袋子送给我，第二天，我就带着它上学了。
“我想念冷天气。”你说，“这种冷天气。”这番评论提醒我这一切对你并不陌生。“还有雪，什么时候才会再下雪？”
一个星期后，你父亲开始新工作，他上班的工程公司离我们家四十英里。我爸爸起先早早起床，先开车送你父亲上班，然后回东北大学教经济学。后来你父亲买了一部手动挡的奥迪轿车。你跟我们的妈妈们待在家里——你父母打算等到买了新家，再看看你要上哪一所学校。我又惊讶，又羡慕。半年不用上学！更令我懊恼的是，没有人指望你在家里做任何事情，你从来不必把盘子或是玻璃杯拿到水槽，也不必铺床，我偶尔通过半开的房门看到我房间一片混乱，毯子被扔在地上，你的衣服乱七八糟堆在我白色的书桌上。你吃很多水果，时常吃下整串葡萄，苹果也啃到核心，我看了觉得相当有趣，当年那个时候，我不吃新鲜水果，水果的口感和甜腻的香味令我反胃。你抱怨这里的水果吃起来没味道，或是口感不对，但不管我爸妈从超市买来什么，你都大口大口地吃下去。下午放学回家后，我看到你始终坐在沙发同一侧，瘦削、光裸的双脚勾在咖啡桌缘，阅读艾萨克·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小说是你从我爸爸地下室书架上拿下来的。我讨厌“神秘博士”，你却喜欢这部电视剧。
这三个字八成让你开心，你朝着我笑笑，但不是非常亲切，好像是我随口胡诌出这三个字。
我搞不懂你。因为你曾住在印度，所以我觉得你比较像我爸妈，而不太像我。但你却不像我在加尔各答的表亲，我拜访他们时，他们似乎很天真、很顺从，争相询问我在美国的生活，对于每个细节大感惊讶，好像美国是月球一般。你对我的生活一点都不好奇，有一天，学校一个朋友邀我星期六下午一起去看《星球大战：帝国大反击》，我妈妈说我可以去，前提是你得跟我一起去。我抗议，愤愤地跟她说我朋友不认识你。虽然暗暗喜欢你，但我不想跟朋友解释你是谁以及你为什么住在我们家。
“秋千架。”
“你认识卡西克。”我妈妈说。
“右边那个东西是什么？”
“但他甚至不喜欢我。”我抱怨。
“我打赌在此之前，大部分美国人甚至从来没听说过伊朗。”你说，让我觉得自己必须为邻居们的爱国情操和无知负责。
“他当然喜欢你。”我妈说，完全不知道我话中的含意，“海玛，他在适应，你从来不必经历这种事情。”
“那些黄丝带是献给在伊朗的人质。”
我们的谈话到此为止。结果我们发现你根本没看过“星球大战”系列，对《帝国大反击》也不感兴趣。
你对这个消息没有反应，反而问说：“大家为什么在邮箱上绑黄丝带？”
有天我看到你坐在我的钢琴前，用你的食指随意敲打琴键。一看到我，你就站起来，退回沙发上。
“去年有个男孩在树林里失踪，到现在还找不到。”那个男孩叫做凯文·麦格拉斯，比我小两届。整整一个星期，我们只听到直升机和狗叫声，在林中搜寻他的踪迹。
“你讨厌这里吗？”我问。
“为什么不能？”
“我喜欢住在印度。”你说。我个人觉得回印度很无聊，我不喜欢那些晚上贴在墙上在日光灯影中忽隐忽现的壁虎，也不喜欢那些亲戚们当着我的面任意发表的评论，比方说我没有遗传到我妈妈那双纤纤玉手，我出生之后皮肤越来越黑等等，但我没有说出自己的意见。
“大家都这么说。我爸妈和学校所有老师。”
“孟买跟加尔各答不一样。”你加了一句，仿佛看穿了我的想法。
“谁说的？”
“那里离泰姬陵近吗？”
“树林，但你不能去那里。”
“不。”你仔细看看我，好像头一次真正意识到我的存在，“你难道从没看过地图吗？”
“房子后面是什么？”
我们去购物中心时，你买了“滚石乐队”的某张唱片，白色的唱片封面有个像是蛋糕的图样。我仅有的几张唱片：阿巴合唱团、肖恩·卡西迪、一张我用零用钱从电视广告上邮购的迪斯科精选集，你全都不感兴趣，也不愿意用我房间的塑料唱机放唱片，你打开我爸爸摆放转盘和喇叭的柜子，我爸爸对他的音响配件非常慎重，不准我碰，甚至连我妈妈都不许接近。音响是他生命中唯一的奢侈品，他每天自己清理，星期六早晨用特别的布料擦拭组件，然后听他收藏的印度歌手唱片。
“你有没有去过屋顶？”你问。你没等我回答，接下来我只知道你拉开窗户，不见了踪影。我赶快跑到窗边，当我探身出去时，已看不到你。我想象你在屋顶滑了一跤，跌进灌木丛里，大家因为这个意外而责怪我，怪我笨拙地站在一旁，让你作出如此毛躁的举动。“你还好吗？”我大叫。依照逻辑，我应该叫你的名字，但我觉得害臊，因而没叫。你终于掉头回来，坐在车库上方的斜侧，往下凝视着草坪。
“你不能碰那些东西。”我说。
虽然气恼了好一阵子，但这会儿我却暗自高兴你将睡在这里。你将汲取我的存在，我心想，我不用做任何事情，你就能渐渐了解我，喜欢我。你穿过房间，走到窗边，打开窗户，探身到黑暗之中，冷空气随之涌入房内。
你转过身来，唱机的盖子已被掀开，唱片也已开始转动。你手执唱针的唱臂，用手指支撑住它的重量。“我知道怎么放唱片。”你说，毫不掩饰你的不耐烦。然后，你放下唱针。
“这是我的房间，喔，你的房间。”我马上更正自己。
你在我那充满了女孩子玩意的房里，肯定无聊极了。我们的妈妈成天在家做饭，看肥皂剧，你不得不跟她们待在家里，一定让你发疯。其实大部分是我妈妈在煮菜，你母亲虽然在旁陪伴，偶尔削削切切东西，但她已不再热中于烹饪，跟她以前在剑桥的时候完全不同。她说她被你们在孟买的法国厨师查瑞宠坏了，查瑞来自巴黎，手艺非常棒。她偶尔承诺烤个水果层层蛋糕，这是她始终坚持亲手烹调的一道甜点，但始终没有付诸行动。她依旧跟我妈妈借穿纱丽，还到购物中心给自己买了更多毛衣和长裤。她遗失的那件行李始终没有运来，她也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还说这下她有了买东西的借口，但你父亲替她抗议，打了好多次愤怒的电话给航空公司，最后只好算了。
晚餐后，我爸妈叫我带你参观家里，以及你将睡在哪里。通常我很喜欢带客人参观，稍稍骄傲地跟大家解释这是杂物间，那是楼下的半套卫浴等等。但这会儿我却没在任何地方多做停留，因为我察觉到你兴致索然。大人们一起支开我们，让我很紧张，心中那股女学童式的迷恋更让我不安。那时，我已经习惯暗自仰慕男孩子，比方说班上那些现在不会未来也不可能注意到我的男孩，但我从来没有迷上跟你一样大属于我爸妈那个世界的男孩。反倒是你带着我上楼，迅速地打开每一道门，探头进去看看，对一切都无动于衷。
你在寒冷的天气里穿越树林，沿着只有你一个行人的街道漫步，尽量不要待在家里。有次搭乘校车回家途中，我看到你在街上，心里很惊讶你居然走了这么远。“卡西克，你老是那样在外面游荡，会生病的。”我妈妈说。她依旧跟你说孟加拉话，尽管你以英语回答。结果感冒的是你母亲，她正好以此为借口，连着好几天待在床上。她拒绝吃我妈妈替大家烧的菜，只想喝罐头鸡汤。你去了离家一英里的小型超市，买了罐头鸡汤、Vogue、Haper's Bazaar回来。“去问问帕露婶婶要不要喝茶。”我妈妈有天下午说。我上楼走向客房，途中停下来上洗手间，你母亲居然在浴室里，身上裹着浴袍，愁眉苦脸坐在浴缸边缘，跷起双脚抽烟。
“一个人死前一定要参观万神殿。”你父亲说。我爸妈点点头，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万神殿。但我知道。事实上，我在拉丁文课堂上学到古罗马的历史，而且正在写一篇关于古罗马艺术和建筑的报告，资料来源则全是百科全书和学校图书馆里的书籍。你父母提到孟买和你们留下的那栋公寓，公寓在十楼，阳台俯瞰棕榈树和阿拉伯海。“真可惜你们没有过来玩。”你母亲说。稍后在卧室里，我妈妈却悄悄跟我爸爸说，我们从来没有受到邀请。
“喔，海玛！”她大叫一声，几乎跌到浴缸里。她赶紧在瓷砖上熄灭香烟，而没用那个她捧在手心的不锈钢烟灰缸，这个小小的烟灰缸肯定是她从孟买带过来的。
我们的爸妈聊到以前剑桥的老朋友，我爸妈告诉你父母谁搬走了，谁有哪些成就，哪些单身汉结婚了，哪些孩子出生了。他们讲起里根赢得大选，以及卡特的种种失策，你父母则讲起罗马，你们在那里转机停留了两天，趁机观光。你母亲描述罗马的喷泉以及你们排队排了三小时才看到的西斯汀教堂的天顶。“好多漂亮的教堂。”她说，“每个都像是博物馆，我看了真想变成天主教徒，只为了能在里面祈祷。”
“对不起！”我边说边转身准备离开。
“谁晓得？”他说，这样的奢侈显然令他感到骄傲，“说不定会变成一个可怕的习惯。”
“不，不，拜托，我刚才正要走。”她说。我看着她冲掉香烟，在水槽边漱口，重新上唇膏，用卫生纸抿抿嘴，卫生纸随后飘落到垃圾筒里。除了点在额头的圆痣外，我妈妈向来不化妆，我仔细观察你母亲习惯性的举动，她生病了，而且几乎整天躺在床上，但她却愿意花精力打扮，这更令我印象深刻。她专注地照照镜子，毫不闪躲，上口红这个小小的举动，似乎让她重拾先前因为我忽然出现而失去的镇静。她看到我在看着镜中的她，不禁微微一笑。“一天一支香烟不会害死我，对不对？”她神情愉悦地说。她打开窗户，从化妆袋里拿出一瓶香水，朝空中喷一喷。“海玛，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好吗？”她说，口气不像请求，而像是命令，说完就转身离开，随手把门带上。
“那是我的四十岁生日礼物。”你母亲解释。她微笑着看看你父亲。“一生仅此一次，对不对？”
晚上我们有时和你们一起去看房子。我们都坐上我家的旅行车；你父亲买的那部漂亮轿车，大家坐得不舒服。我爸爸犹豫地开到他不熟悉的地区，这些地区的草坪都比我们家附近的草坪大一点，房子之间也隔得远一点。你父母刚开始在列克星敦和康科德觅屋，这两区的学校比较好。我们参观的房子当中，有些空荡荡，有些满是现任屋主的东西，根据我试图入睡时偷听到的谈话，这些房子都是我爸妈买不起的。你父母跟房地产中介讨论售价时，我爸妈总是退到一旁，但钱不是问题，问题出在房子本身。我们开车回家途中，你父母总是认为房子光线不足，天花板低矮，隔间怪异等等。你父母跟我爸妈不一样，他们对房子的设计颇有意见，他们偏好现代感的房子，当我们开过一栋被茂盛的大树遮住的方方正正的房子时，他们两人会同感兴奋。他们希望找一栋有游泳池或是有空间可以建游泳池的房子；你母亲怀念住在孟买上俱乐部游泳的日子。“看得到水景，我们应该找这种房子。”有天下午你母亲阅读《波士顿环球报》的分类广告时说，这下找房子变得更加困难。我们大老远开车去史旺史考特和达克斯伯里，参观一些俯瞰大海的豪宅，还到森林中看看几栋有着私人湖面景观的房子，你父母对一栋贝弗利市的房子出了价，但第二度造访后，他们退出竞价，你母亲说房子的格局小里小气。
“头等舱！”我妈妈惊呼，深深吸了口气。“你们得花多少钱坐头等舱？”
你父母奢华的标准让我爸妈感到渺小而微不足道，也为我们简朴的家而不好意思。“你们住在这里肯定很不舒服。”我爸妈说，但你父母从来不曾抱怨，不像我爸妈每晚睡觉前总是抱怨连连。“我没想到找房子会拖得这么久。”我妈妈注意到几乎已经过了一个月，忍不住说。因为你们住在我们家，所以家里没有多余的房间招待其他人。“下个周末达斯古普塔斯一家想来找我们玩，但我不得不拒绝。”我妈妈说。我一再听他们说你父母变了很多，我们真不该让陌生人住进家里等等，他们还抱怨你母亲吃饭后不帮忙清理，她爱什么时候睡觉就什么时候睡觉，甚至睡到近中午才起床。我妈妈说你父亲太纵容、太关心你母亲，老是问她要不要喝杯水等等，她若觉得冷，你父亲马上起来帮她拿一件毛衣外套。
“头等舱的食物，分量真是惊人。”你母亲说，“香槟、巧克力，甚至鱼子酱，但我留了点肚子吃你烧的菜，希芭妮，我记得你的手艺。”她加了一句。
“都是因为她，所以他们才还在这里。”我妈妈说，“她只要皇宫，除此之外都不肯屈就。”
“我们降落前吃了晚餐。”你回答，你的英文稍稍带点口音，但不像我们的爸妈那么浓重。你的声音变粗了，不再是个小男孩。
“这不容易。”我爸爸委婉地说，“开始一份新工作，重头适应新的生活，我猜她不想离开印度，他则试图补偿她。”
我坐下来，对于让你们看到我睡在沙发上感到不好意思。你们刚刚飞越了半个地球，精神不振的却是我，更别说我已经打了个盹。妈妈端给我一盘食物，但她一直注意着你，你正婉拒再吃一碗。
“你绝对不会容许我做出这类举动。”
“天啊，海玛，你已经是个小姐啰，你不记得我们了，对不对？”你母亲说。她跟我说英文，口气愉快，不疾不徐，听起来令人开心。“来，可怜的小家伙，我们让你久等了，你妈妈跟我们说，你等我们等得肚子饿了。”
“别计较，”我爸爸边说边翻过身把毯子拉到下颌，“这又不是永远。他们很快就会离开，然后我们的生活就会恢复正常。”
我在她身旁睡着了，接下来我只知道自己一个人伸开四肢躺在沙发上，电视关了，家中另一端充满了声音。我站起来，脸还热热的，四肢发麻而沉重。你们都在饭厅吃东西，桌上排满了一盘盘食物，除了开水，还有一瓶尊尼获加威士忌，威士忌摆在你父母的盘子中间，只有他们两人饮用。你母亲坐在那里，一头柔顺的黑发剪到肩头，她穿着长裤和束腰长衫，颈间系着一条丝巾，看起来只有一点点像是我在照片里看到的那个女人。她上了亮色唇膏，搭配亮光闪闪的眼睑，看起来比我妈妈还有精神。她依然纤细，锁骨优雅地突出，不像我妈妈一样已被岁月磨损了容颜。你父亲看起来没什么变化，依然英挺，依然穿着西装外套、打着领带，只是换了一副不同的眼镜，以示承认自己已经迈入新的十年。你跟你父亲一样白皙，长长的刘海梳到脸颊一侧，双眼有点分神，却把一切看在眼里。我没料到你这么英挺，我根本没料到你这么迷人。
在那拥挤的家中，我们两家渐渐划出了界线。一边是我们家始终过着的生活：每个星期四晚上，我爸妈带我去超市买菜，然后请我去麦当劳吃东西。每个星期天，我用功准备每周的拼字比赛，看完“六十分钟”节目后，爸爸考我拼字。你们家也开始单独行动，有时你父亲早点下班带你母亲出去，不是去看房子，就是到购物中心买东西。她慢慢地、有系统地在购物中心购置了全副家当：床单、毛毯、盘子、杯子以及小家电。他们经常提着大包小包回家，把东西堆在地下室，有时把刚买的东西拿给我妈妈看，有时懒得展示。星期五晚上，你父母经常请我们到市中心的餐厅吃饭，那些餐厅索价过高，菜却普通，你父母不知道什么时候喜欢起牛排和烤马铃薯之类的东西，他们觉得换换口味也不错，我爸妈却不是这样。原本是为了让我妈妈休息一晚不用煮饭，所以才上馆子，但我妈妈却连这一点也抱怨。
一天晚上，我爸爸到机场去接你们。隔天我得上学，餐桌从中午就摆放妥当，我妈妈就是这样准备派对，但她从来没有在非周末时间准备如此丰盛的餐点。你们即将到达的前一小时，她预先开了烤箱，后来我爸爸打电话来说，虽然班机已经降落，但是你们其中一件行李却没有送达，那时我妈妈已经热了一锅油，开始油炸跟豆蓉一起上桌的茄子厚片，家里充满了油烟。那时我已经饿了，却觉得不该请妈妈打开烤箱，端出那些为你们准备的菜肴。我妈妈关了热油，我跟她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上正在播放的一部二次世界大战的电影，电影中一群筋疲力尽的男人走过漆黑的田野。我妈妈相当喜欢某个时期的老电影，这是西方社会最令她欣赏的一点。她从来不穿裙子——她认为那样不端庄——但她记得奥黛丽·赫本在每一部电影里每一景的戏服。
只有我不介意你们住在家里。我依旧抱着复杂的心情，默默喜欢着你。只要能够日复一日在旁看着你，我就心满意足。我也喜欢你父母，尤其是你母亲；我从她那里得到的关注，几乎足以弥补你对我的不闻不问。有一天，你父亲洗出那些你们在罗马的照片，我小心翼翼地捏着边缘，看照片看得很开心。照片中几乎全是你和你母亲，母子两人在广场上摆姿势或是坐在喷泉边缘。还有两张图拉真纪念柱的照片，两张拍得几乎一模一样。“拿一张放在你的报告里吧！”你父亲边说边递给我一张。“你的老师肯定会印象深刻。”
我研究你父母的照片；我们的相簿里贴着几张饯行派对那晚拍的照片。在其中一张照片里，我爸爸的头发墨黑而硬挺，看起来吓人，他穿着毛线背心，卷起衬衫袖口，神情急迫指着镜头后面的某样东西。你父亲一如往常穿着西装和领带，戴着眼镜的英俊脸庞凑近正在跟他说话的某个人，那对微绿的双眼跟其他人都不一样。你母亲的头发中分，强调出她窄长的脸庞；她那件纯丝纱丽的末端像围巾一样缠绕着两肩。我妈妈站在她旁边，整个人矮了一个头，衣衫也较凌乱，几簇散乱的发丝垂落在耳旁。她们两人的脸看起来都很红，两颊抹上一层腮红，虽然那段期间她们只喝白开水或是茶，但两人仿佛喝了酒，看得出来交情相当好。你不见踪影，而我最好奇的却是你。谁知道你躲到哪里去了？我想象你坐在我爸妈卧房角落桌子的下面，阅读一本你带来的书，等着派对告一段落。
“但我不在其中。”
家里已准备好迎接你们的到来。客厅的沙发多了一些新的抱枕，鲜橘色的抱枕和褐黄的斜纹软呢沙发相映成趣。植物和古董被重新排列，我的学生照加上了框，挂在壁炉上方。大门上的圣诞卡被拿了下来，那些卡片都是先前妈妈和我一张张黏上去的。我爸妈记得你父亲总是打扮得很体面，特地买了早上穿的晨袍，我妈妈那件是丝绒的，我爸爸那件像是男士晚间便服。有天我放学回家，发现原本在我床上的粉白床单，已被换成一条褐色的毯子。浴室里多了为你和你父母准备的毛巾，每条都比我们用的厚软昂贵，浅浅的蓝色也比较漂亮。我的衣柜被清得一干二净，杆上只剩下光秃秃的衣架。爸妈叫我清出两个抽屉，我把大部分的衣物搬到爸妈房里，这样一来，你在我房里的时候，我才不必进去拿东西。我拿了我的睡衣，一些上学穿的衣服和体育课需要的球鞋，我还拿了我从图书馆借出来正在阅读的书，还有堆在床边桌上的那一叠。我尽量不让你看到我的东西，因此，我清空了装满便宜手链和雅芳香水瓶的珠宝盒，我还拿走了摆在书桌抽屉里的日记。尽管自从圣诞节获赠这本上了锁的日记后，我只写了两页。我也拿走了七年级纪念册，册里有我的照片，同学们还在空白页写满了傻话。我觉得好像正在决定带什么东西大老远回印度，只不过这次我哪里也不去。但我依然把东西全都放进那个外壳满是剥落的胶带和贴纸、跟着我们来回横越世界好多次的皮箱，把皮箱拖进我爸妈的房间。
“没关系，就说你叔叔去了罗马，帮你拍了照片。”
我问你们会跟我们住多久——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我妈妈不愿明说；这全看你们花多久时间找到房子安顿下来。一想到必须放弃自己的房间，我就非常生气。其实直到最近为止，我还经常睡在爸妈房里的折叠床上，而不是那个放置我衣物和东西的房间。这事让我相当不好意思，也让我的心情更复杂。我妈妈认为美国人习惯让小孩一个人睡，真是冷酷，因此，她不加以鼓励，即使我们有足够的空间也不例外。她跟我说，直到她结婚的那一天，她一直跟她爸妈睡同一张床，这也没什么不对。但我知道这样不太正常，我的同学们就不这么做，如果被他们发现，我肯定会成为大家的笑柄。因此，上中学前的夏天，我坚持一个人睡。刚开始的时候，妈妈晚上不停过来看看，问我害不害怕，提醒我她就在墙的另一边，好像我还是个说不定会忽然停止呼吸的小宝宝。其实，第一个晚上我很害怕；房里一片沉静，吓坏了我。但我拒绝承认这一点，因为我更担心做不到自己三四岁就应该养成的习惯。结果却容易得很；我一直担心睡不着，担心得筋疲力尽，便沉沉入睡。第二天早上，我一个人醒过来，在我爸妈房里所没有的晨光中眯起眼睛。
你出现在照片中，站在一边。照片中的你往下看，被一顶鸭舌帽遮住脸。你可能是随便一个经过镜头前的观光客，但照片中有了你，我怕泄漏了暗藏在心中依旧希望得到回应的默默爱意，不禁心烦意乱。你已经成功地驱散我对学校里其他男孩的迷恋，因此，我只想待在家里，一心想着下午和晚上会不会看到你，晚上吃饭的时候你会不会注意到我。我躺在我爸妈房里的小床上，花了很久的时间想象你吻我。我年纪太小太没经验，顶多也只能想到接吻。我收下那张照片，把它贴在我的读书报告上，但贴上去前先剪下你的部分。我把你那一小方身影藏在日记的空白页里，一锁锁了好多年。
“当我们认识时，只有乔督利博士拥有博士学位，那是我们表示尊敬的方式。”
你期盼下雪，自从你来了之后，这个心愿依然未实现。偶尔短暂地下一阵雪，但地面上没有任何积雪。尔后，有天下起了雪，刚开始几乎看不到雪花，整个下午越下越大，等我搭校车从学校回家时，街上已经覆盖了一两英寸的白雪。那不是一场危险的暴风雪，但已强劲到足以打破冬日的单调与枯燥。那天晚上，我妈妈心情不错，决定煮一锅通常只在雨天烹调的扁豆饭，你母亲一反常态坚持帮忙，她站在厨房里油炸一块块马铃薯和花椰菜，还用锅子融化奶油，准备做印度酥油。她也终于决定要烤一个早就答应大家的英式水果层层蛋糕，我妈妈告诉她家里没有足够的鸡蛋，你父亲马上出去买蛋以及其他必需的材料。“等到午夜才能吃。”她边说边在炉子上把热牛奶和鸡蛋打在一起，打累了还准许我接手，“最起码需要四小时让蛋糕凝固。”
“爸爸也有博士学位，但没有人称呼他为‘博士’，”我指出这一点。
“那么，我们可以吃蛋糕当早餐。”你边说边弄碎一块你母亲切下的蛋糕，把蛋糕塞进嘴里。你很少进厨房，但那天晚上你在厨房徘徊，你母亲答应烤松糕令你相当兴奋，我猜你八成很喜欢这种我从来没吃过的糕点。
“他不是医学博士，我说的是他的博士学位。”
晚餐后，我们挤进客厅看电视，屋外依然下着雪，电视新闻说隔天我的学校停课，我爸爸的课也取消，听了令人开心。“你也请一天假吧！”你母亲对你父亲说，他也欣然同意，令大家倍感惊讶。
“他是哪一种医生(1)？”我问。虽然我的健康状况始终不错，但不知怎么地，那时我还是害怕医生。一想到跟一位医生住在一起，我就感到紧张，好像家里有个医生就会让我们其中之一生病。
“这让我想到我们离开剑桥的那个冬天。”你父亲说。他和你母亲啜饮着尊尼获加威士忌，那天晚上，我妈妈仍然婉拒，但我爸爸同意跟他们一起小酌，浅尝一口。“那个你们帮我们办的派对，”你爸爸边说边转向我爸妈，“记得吗？”
“海玛，我们不能这样招待客人，尤其是他们。你刚出生的时候，幸好有乔督利博士和帕露婶婶帮忙，他们从医院开车送我们回家，连着好几个星期送东西过来给我们吃，现在轮到我们帮忙了。”
“七年前啰！”我妈妈说，“那个时候啊，好像是另一生。”他们感叹当时你和我年纪多小，大家都年轻多了等等。
“地下室呢？”我想到爸爸在那里盖的书房，书房面积不大，四周都是金属书架。
“那天晚上真棒。”你母亲回忆，声音泄漏出大家似乎共享的感伤。“过去实在是不一样。”
“那样看起来不好。”我妈妈说，“卡西克现在几乎是个大人了，他需要隐私。”
隔天早上，窗上悬挂着冰柱，地上覆盖了一英尺的积雪。昨晚大家累得没吃的蛋糕，这会儿与吐司和茶一起端上来作为早餐。它跟我期望中的不同，先前我帮忙在炉子上搅打的热溶液，现在变得冰冷而黏滑，但你一碗接着一碗猛吃；你母亲怕你吃出胃痛，终于端走蛋糕。早餐后，我们的爸爸们轮流铲雪，清出车道。风势平息时，我获准出门。我通常一个人堆雪人，雪人瘦巴巴，而且歪向一边，我跟爸妈要了一支胡萝卜，他们却总是抱怨这是浪费食物。但这次你加入我的行列，用你光秃秃的双手触摸白雪，快快乐乐仔细端详，自从你来了之后，我头一次看到你开开心心。你把雪捏成一个小球，朝着我扔过来，我躲开，然后对着你丢雪球，打中了你的腿，我注意到你脖子上挂着一个相机。
“楼下。”我建议，“可以放在客厅里。”
“我投降。”你举起手臂说。“这真漂亮。”你看看我们的草坪，加了一句，白雪已让草坪变了模样。虽然下雪不是我的功劳，但我依然感觉受到夸奖。你迈步走向树林，我稍稍迟疑，你说你想让我看看树林里的某些东西。那天晴朗明亮，天空蔚蓝，白雪覆盖着光秃秃的树枝，林中几乎一览无遗，看起来似乎安全无虞。我暂且不去想那个遗失在林中、从来没被找到的男孩。你偶尔停下来对着某个东西对焦，却从来没请我摆个姿势。我们走了很久，直到我再也听不到铲雪的声音，再也看不到我们的房子。你蹲下来把雪推开，积雪下有个类似石头的东西，我刚开始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后来才看到那是一块墓碑，你发现了一排墓碑，一块块平贴在地面上。我动手帮你，先是用戴着手套的双手，然后用整只手臂，掘出被掩埋的墓碑。墓碑属于一户姓赛蒙斯的人家，共有六口。“他们都埋在这里。”你说，“妈妈、爸爸和四个小孩。”
“我们能把折叠床摆在哪里？”她问，“我们只有三个房间。”
“我从不知道这里有墓碑。”
直到你返回前，我始终把你想成是个八九岁的小男孩，你凝固在时光中，跟我接手的那些衣服差不多尺寸。但现在你已十六岁，比当年长大了一倍，我爸妈认为你最好住在我房间，而让我睡在他们卧室里的折叠床上，你父母则被安排住在走道尽头的客房。我爸妈经常接待来自新泽西州，或是新罕布什尔州的朋友们，他们到家里过个周末，享用丰盛晚餐，彻夜长谈印度政局，但到了星期天下午，客人们通常就回去了，我已经习惯其他小孩裹在睡袋里，睡在我床边的地上，身为家中唯一的小孩，我挺喜欢偶尔有人相伴。但是爸妈从来没有叫我百分之百让出房间，我问妈妈为什么睡折叠床的是我，而不是你。
“我想没有人知道。我起初发现的时候，墓碑被埋在落叶下。最后过世的是艾玛，她在一九二三年过世。”
在那之后，我爸妈成天只讨论此事。他们怀疑哪里出了问题：你父亲在印度拉森特博洛公司那个优渥得令人无法拒绝的职位，是不是成了泡影？你母亲是不是再也忍受不了印度的炎热和混乱？他们是不是认为那里的学校对你而言不够好？以前那个时候，国际电话通常简短。当然，很欢迎你们借住在我们家，我爸妈说，同时在厨房的日历上记下你们抵达的日期。不管你们基于什么理由而来，我从我爸妈的谈话里推测，那都是一种怯懦踌躇的表现。“他们早该知道不可能搬回去，”他们跟朋友们说，责怪你父母落得两头皆空。我们苦苦撑过了移民的生活，你们却远远逃脱；我爸妈似乎暗示，如果搬回印度的是我们，我们在那里也撑得过去。
我点点头，这个名字跟我的名字有点类似，让我略感不安，我不知道你是否也想到这一点。
到了第二年，我已经穿不下那件外套，它被捐给了慈善机构，令我大大松了一口气。你父母留给我们的东西，比方说烤面包机、陶瓦器皿、特富龙的汤锅和煎锅等等，渐渐也被换掉，最后家里再也没有你的踪迹。多年以来，我们两家没有联络。友情毕竟不像亲情，我爸妈对亲戚们尽心尽力，到邮局买来一叠航空邮简，每个星期按时寄出，还叫我在寄给外公外婆、祖父祖母的邮简下方，写下同样的三个句子，但朋友们却不值得花同样工夫。我爸妈很少提到你，我猜想他们以为我们的人生不会再有交集。你搬去孟买，孟买离加尔各答很远，爸妈和我也从未去过。因此，我们失去了联系，直到一九八一年的元旦，你父亲一早打电话来祝贺新年快乐，还说他在马萨诸塞州找到了新工作，你们家即将搬回来。最后，他问找到房子前能不能借住在我们家。
“看到这些墓碑，我真希望我们不是印度教徒，这样一来，我妈妈就可以葬在某个地方。但她要我们保证把她的骨灰洒在大西洋。”
有次我把外套留在校车上，那时是冬末，天气不冷，校车的窗户开着，每个人都脱下外套摆在座位上，我搭乘跟平常不同路线的校车，这个路线会把我直接载到钢琴老师家附近。快到站时，我站起来走到校车前端，司机提醒我过马路要小心，她拉下控制车门开关的把手，清新的空气顿时涌入车内，我刚要下车，有人却对着没穿外套的我大喊：“喂，海玛，你忘了这个！”车上居然有人知道我叫什么，把我吓了一大跳；我已经忘了外套里面有个绣着我名字的标签。
我看着你，一脸困惑，所以你继续解释，你母亲罹患乳癌，癌细胞已扩散到身体各处，这就是你们为什么离开印度的原因。你们会离开倒不是为了治病，而是不想被打扰。在印度，大家都知道她时日无多，如果你们待下来，亲朋好友不免纷纷到你们那栋滨海的漂亮公寓，齐聚在她身旁，试图帮她逃避那些她无法躲避的事情。你母亲不想被众人的关注逼得喘不过气来，也不想让她爸妈见证自己身体恶化，所以要求你父亲把你们全都带回美国。“她已经在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找到一个新的医生，他们说是去看房子，其实是我爸爸带她去看病。她春天要动手术，但这只是多给她一点点时间，她不想让任何人知道，等到她走了之后再说。”
正如预期，派对进行到一半开始下雪，大伙狼狈地穿着覆着一层白雪的潮湿大衣抵达家中，我们只好把大衣挂在浴帘的杆子上。多年以来，我妈妈一直讲着派对结束后，你父亲不知道开了多少趟车送大家回去，甚至送一对远在布伦特里的夫妇回家，他还说这一点都不麻烦，刚好有机会再开他的车等等。你离开的前几天，你父母再度造访我家，带着汤锅、煎锅、小型家电、毛毯、床单、用了一半的面粉和糖，以及几瓶洗发精过来，我们一直称这些物品为“你母亲的东西”。“帮我把帕露的煎锅拿过来。”我妈妈常说。或是：“我想我们得调低帕露的烤面包机的温度。”你母亲还带过来许多购物袋，袋中装满曾经属于你但你母亲认为我也许用得上的衣服。我妈妈把这些衣服收起来，几年以后，这些衣服跟着我们从伊曼广场搬到沙伦，等我穿得下这些衣服后，妈妈也把它们放进我的衣柜。这些大部分是冬天的衣物，你在印度用不上，其中包括厚厚的运动衫以及蓝色和褐色的套头毛衣。我觉得这些衣服很丑，不想穿，但我妈妈不愿丢弃，因此，我被迫穿上你的毛衣，下雨的时候套上你的雨鞋。有年冬天，我被迫穿上你的外套，那件蓝黑色的外套有着橘色的衬里，帽兜边缘有着一圈灰褐色、扎人的边，我非常讨厌那件外套，连带也让我开始讨厌你。我一直不习惯从右边勾上拉链，也不习惯和班上那些穿着粉红、粉紫蓬松外套的女孩们如此不同。我问爸妈可不可以有件新外套，他们回答不行。外套就是外套，他们说。我很想把它丢掉，满心希望它会不见。班上很多男孩子都有同样款式的外套，我真希望大家放学冲进走廊旁的小房间穿上外套时，有人不注意取走我那一件。但我妈妈竟然在外套里面熨上一个绣着我名字的标签，这是她从她订阅的《好管家》杂志上学到的点子。
这个消息重重落在我们之间，我非常震惊，好像你狠狠朝我脸上打了一拳似的。我哭了起来，刚开始泪珠静静滚落，滑下我那几乎冻僵的脸颊，然后我开始啜泣，双眼哭得红通通，鼻子在寒风中抽搐，整个人在你面前变得很丑。我站在那里，双手按着脸颊来接泪水，不好意思让你看到我这副可悲的模样。虽然你一辈子从没帮我拍过照，但我很怕你会举起相机，捕捉到我这副德性。你当然什么都没做，也什么都没说；你已经说得够多了。你站在原地，低头看着艾玛·赛蒙斯的墓碑。等我终于镇定下来时，你迈步走回我们家的后院，我跟着你走在小路上，不一会就各走各的，两人都觉得跟对方在一起很不自在。回家后，你帮忙铲除车道上的雪，我进屋洗个热水澡，我们的妈妈都以为我的脸被冻得通红浮肿。你也许以为我是为你或是你母亲而哭，但我不是。那时我还太小，无法感受到怜悯或是同情，我只觉得家里有个濒死的女人，心里极度恐惧。我记得站在你母亲旁边，我试戴胸罩，我们两人在更衣室里都光着上身，一想到我离患了癌症的她那么近，我就感到不安。我很生气你告诉了我，也很生气你先前没跟我说，心中又是苦恼，又感觉受到背叛，重新开始讨厌起你来。
我妈妈怀着我的时候，结识了你母亲。那时她还不知道自己怀孕；她觉得头晕，在小公园的一张长凳上坐下。你母亲坐在秋千上，轻轻前后摇晃，你则高高荡过她的头顶，这时，她注意到有个身穿纱丽，发间一抹朱砂的年轻孟加拉女人。“您还好吗？”你母亲用敬语问道。她叫你跳下秋千，然后你们护送我妈妈回家。就在那趟回家途中，你母亲提到我妈妈说不定已经怀孕，她们马上变成好朋友，在我们的爸爸们出去上班时，她们成天在一起，聊着她们遗留在加尔各答的生活：你母亲那栋在焦特布尔公园的漂亮房子，芙蓉和玫瑰花丛在屋顶盛开，我妈妈那栋在曼尼克塔拉的简朴公寓，公寓里面三个小房间住了七个人，楼下是个肮脏的旁遮普餐厅。在加尔各答，她们说不定没什么机会碰面，你母亲上教会学校，是位名律师的女儿，你外公是加尔各答声望最高的律师之一，他是个吸烟斗的亲英分子，还是星期六俱乐部的会员，我外公则是邮政总局的办事员。来到美国前，我妈妈从未坐在桌边吃饭或是使用室内马桶，但在剑桥，她们同样寂寞，这些差别就都不重要了。在这里，她们一起上街买菜、抱怨先生，不是在你家就是在我家的炉子上烧菜，菜烧好后再平分给两家。她们一起织毛衣，其中一人织烦了，就相互交换正在织的作品。我出生时，朋友中只有你父母到医院探望，我坐在你那把旧高脚椅上被喂着吃东西，也坐在你那辆旧婴儿车里被推着沿街散步。
两星期后，你离开了。你父母在北岸地区买了一栋马萨诸塞州知名建筑师设计的房子，房子的屋顶完全平坦，四面全是落地玻璃窗，楼上的房间位于室内露台的一侧，客厅的天花板高达二十英尺。房子没有水景，但有一个让你母亲游泳的泳池，正如她所要求的。你们搬进去的第一晚，我妈妈带了食物过去，这样你母亲就不必煮饭，殊不知这正帮了个大忙。我们赞美房子和周围环境，不久后，空空荡荡、回音荡漾的房间却将充满病痛与悲伤。有个卧室有扇天窗；你母亲跟我们说，她打算把床摆在天窗下。这一切只带给她两年快乐的时光，当我爸妈终于得知真相，赶到她垂死的医院时，我只字未提你曾告诉过我什么。就这点来说，我信守了诺言。到了那时，我们的爸妈只是普通朋友，不得不同住了几个星期，之后我们两家渐行渐远，你母亲曾保证夏天邀请我们过去游泳，但她的身体越来越差，恶化的程度比医生预期得快。你父母与外界隔绝，依旧对她的病情保持缄默，也很少请客。我爸妈一度继续抱怨，觉得受到冷落。“唉，我们帮了他们这么多忙。”他们沉沉入睡之前说。但到了那时，我已经搬回自己房里，身处墙的另一边，睡在你曾睡过的床上，再也听不到他们说些什么。
妈妈有着更迫切的考虑。除了食物够不够吃、好不好吃外，她还担心天气：天气预报说当晚晚些时候会下雪，而那时我爸妈和他们的朋友都没有车，大部分的宾客，包括你在内，不是住在哈佛或是麻省理工学院后面，就是只隔着麻省大道大桥，离我家走路不到十五分钟。但有些人住得比较远，从莫尔登、梅德福、沃尔瑟姆搭乘公车或地铁过来。“我想乔督利博士会载大家回去。”妈妈一边松开我的头发，一边提到你父亲。你父母稍稍年长，而且是比较资深的移民，我爸妈则不是。你父母在一九六二年欢迎外籍学生的法律改变前就离开了印度，我爸爸和其他男士还忙着考试时，你父亲已经拿到博士学位。他有车，开着一辆银色单人坐椅的萨博轿车到安多弗的机械工程公司上班。许多晚上，当派对结束得太晚，我在某张陌生的床上睡着后，都是那部汽车载我回家。
(1) doctor，可解释为“医生”，也可译为“博士”。
我以前见过你，次数多得数不清，但直到我们家在伊曼广场的那栋房子里替你们家举办饯行派对，我才开始记起你已出现在我的生命中。你父母决定离开剑桥，但他们不像其他孟加拉人一样迁往亚特兰大或是亚利桑那州，而是放弃我爸妈和他们朋友所面对的挣扎，索性搬回了印度。那时是一九七四年，我六岁，你九岁，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派对前的几小时，我妈妈忙着迎接每个人的到来：家具擦得亮晶晶，桌上摆好纸盘和餐巾纸，家里充满羊肉咖喱、炖饭和比翼双飞淡香水的香味，妈妈在特别场合才用这种香水，她总是先替自己喷一些，然后再喷些在我身上，香水瓶稳稳一喷，我身上的衣服就暂时出现淡淡黑印。那天晚上，我穿着外婆从加尔各答寄来的衣服：裤管逐渐收窄的白色宽长裤，裤腰宽到挤得下两个我，上身是一件绿松色长衫以及一件塑料珍珠镶边的黑绒背心。我洗澡时，这三件衣物依次放在我爸妈床上，妈妈用别针把一条厚厚的束带别在宽裤腰上。我站着全身发抖，指尖起皱发白，束带慢慢聚拢硬挺的裤腰，妈妈最后再将束带紧紧打个结。裤子的内接缝盖着纺织公司的印章，圆圆的印章内有些紫色的字母，我记得我为此非常不高兴，吵着要穿其他衣服，但妈妈保证洗过之后，印章就会消失，她还说反正长衫很长，没有人会注意到印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