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嘴，布罗岱克，别告诉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让我安静！这镇子里倒霉事够多的了！”
“可是，不管怎么说，迪奥代姆，你总不该……”
他随即飞快地走掉了，把我一个人留在西尔克街的街角。我想，迪奥代姆一定是在那个晚上开始给我写信的。“另外那个人”之死搅动了太多的东西，多到他无法承受的程度。
我惊得喘不过气来。
我把写字台和抽屉修理好了。我认为我干的活相当棒。我随后又用蜂蜡将它擦了一遍。很香。它在烛光下还熠熠生辉呢。我就在这个写字台上重新写起来。贮藏室很冷，但打字纸还把艾梅莉亚肚子上的温度保留了很久。因为我是把所有写过的东西都藏在她肚子上的。每天清晨，是我给艾梅莉亚洗脸穿衣，每天晚上，也是我给她脱衣服。每天早上，我把我写了几乎一整夜的纸页放在一个织得十分紧密的麻布小布袋里，然后把小布袋捆在她的肚子上，再给她穿上衬衫。每天晚上，我侍候她睡好，然后取下小布袋，布袋还保留着她的温热和香味。
“我什么也不愿听，布罗岱克，把那一切留在你心里吧，再说，你什么也无法肯定，也许他没有向任何人打招呼就走了，也许他摘下帽子，敬了礼，然后像他来时那样离开了。你啥也没看见，你是在自说自话！你的‘另外那个人’是否存在过，你搞得清楚吗？”
我在想，波朴切特在艾梅莉亚的肚子里生长，而我写的故事，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来自她的肚子。这样的比照让我高兴，也给了我勇气。
“发生过的事”那天晚上，迪奥代姆没有去客栈。他离开小镇，与邮递员阿尔弗雷德·武茨维勒和他的兔唇一道去了S城，是奥施威尔派他去送一些重要的文件。我想，镇长是有意支开了他。三天之后他回到镇上时，我想把一切告诉他，但他立即打断我的话说：
我已接近完成奥施威尔和别的人等待的那份报告。实际上，要结束报告只剩下很少的东西可写了，但我不愿意在写完我的故事之前把报告交给他们。我还需要走某些蹊径，我还需要搜集一些材料，还需要敲开某些人的房门。但不是现在，也不是即刻。
我知道迪奥代姆走出了自己的家门。我知道他已走出了小镇。我知道他在施陶比河岸上行走，他逆水流而行，也就是在追溯他的一生。他在回想我们俩长时间的散步，他在回顾我们在一起说过的话，他在回忆我们之间的友谊。他刚写完那封信，他一边逆着波涛往前走，一边追忆着那一切。他经过那丛顶部修剪成盆形的柳树，他想到了那几个姑娘，他走着，他继续走着，他试图赶走鬼魂，他试图最后一次与我谈话，我可以肯定，是的，我肯定他曾叫过我的名字。他在陡峭的蒂岑塔尔悬崖攀缘而上，那短短的登山活动使他倍感舒适，因为他越往上攀登，越感到轻松。到达顶峰后，他看了看小镇鳞次栉比的屋顶，看了看河水涟漪里映照的月光，他最后一次回望了自己的一生，他感到夜晚的风吹拂着他的胡须、他的头发。他闭上眼睛，跳了下去。他的坠落一直延续着。也许在他今天安息的地方，他还在继续往下坠落。
因为必须在此之前把导致“发生过的事”的那些日子连贯起来。大家可以想象一只弓上绷紧的弦，而且弦绷得一刻比一刻紧。作这样的想象就可以对“发生过的事”之前几个礼拜有一个概念，因为在那些日子，全镇的人神经都像弓弦那样绷得很紧，谁也不知道绷紧的弦会射出什么样的箭，也不知道真正的靶子是什么样子。
我已经不再相信我原来认为的：是别人杀了他，跟他们杀了“另外那个人”一样，尤其在我读了他的信之后。不是那样。我现在已经意识到，事情的真相不在那里。
这个夏季像火炉一样烤灼我们。老人们都说记忆里从未经历过这样的酷热。通常人们在八月中旬去森林深处，谁都可以在大岩石中间感受到被埋藏的冰川会从地层深处放出冷气，但如今，甚至去那里，感受到的也只是从地层冒出来的热风。各种昆虫发疯似的在干掉的苔藓上方忽闪着鞘翅乱转乱飞，它们发出的有如不和谐的小提琴声一样的噪音刺激着伐木人的脑袋，使他们变得时时刻刻动辄恼怒。山泉干涸了，井水降到最低点。连施陶比河都浅得像即将窒息的小溪，河里的鳟鱼、泉水鲑鱼和红点鲑鱼都成群地死去。牲畜喘着粗气。从它们瘪下去的乳房挤出的奶既少又稀薄，味道还很呛人。它们白天被赶回牲畜棚，夜幕降临时才被放出去。它们侧躺着，厚重的眼皮耷拉在亮亮的眼睛上，伸出的舌头发白，活像涂了石膏。必须上山去高山牧场才能找到一丁点清凉，最幸运的当然是山羊和绵羊群，还有它们的牧羊人，他们都可以在高高的山上大口呼吸新鲜的凉风。在下边，在大街上，在住宅里，所有的话题都围绕着大太阳。人们绝望地看见太阳每天清晨冉冉升起，然后快速升空，升到湛蓝无云的中天，在那里停留一整天。大家都很少动弹。人人都在家里思前想后。喝一小杯酒便能上头，不需要找什么借口就可以大发雷霆。干旱时期没有罪人。谁都不能转而攻击别人。于是，就有必要找一件事或找一个人出出气。
迪奥代姆也是在离那里不远的地方找到了死神。仔细想来，“找到了死神”这样的说法有点怪，然而，在我看来，对迪奥代姆而言，这样的说法十分恰当：要想找到什么东西，必须去找。我坚信迪奥代姆曾经找过死神。
希望大家别弄错了。我不是说之所以有“发生过的事”，是因为事件发生的前几个礼拜我们经历了一段火山熔岩期，是因为大家的头脑像放在大火上的开水锅一样沸腾起来了。我想，即使经历一个阴雨绵绵的长夏，那件事照样会发生。当然，时间可能从容一些。显然不会像那次那样匆忙，也不会出现我刚才描绘过的绷得太紧的弓弦。那件事也许会以别的方式发生，但一定会发生。
“另外那个人”常常来到这个地方，他也坐在草地上，在小本子上记下一些东西，画一些素描。我想，某些看见过他坐在那里，准确地坐在那里的人，一定会认为他并非无缘无故待在那个地方，因为那里紧靠着姑娘们沉默的坟墓。显然，正是在他常常停留于此的过程中，他已不知不觉开始被判死刑，那些“镇里人”已经在逐渐决定将他处死。不应该挖掘往日的可怕暴行，哪怕并非有意挖掘，哪怕从不希望如此行事，否则，那些暴行定会死而复生，并且扩散开去。那些暴行会像螺旋钻一样钻人的脑袋，不断放大，催生出新的暴行。
谁都害怕缄默的人。害怕什么话也不说的人。害怕光观看却默不作声的人。怎能知道装聋作哑的人心里想些什么呢？“另外那个人”只用一句话、一个词，答谢镇长的演讲，这件事本身就令人不快。翌日，节日的欢快过去，免费的酒宴和舞会过去之后，大家重又谈起他的态度、他的微笑、他的衣着、他脸上的胭脂；重又谈起他的驴、他的马、他给牲畜取的名儿、他为什么来到我们这里、为什么在这里停留。
施陶比河在这一段非常美丽。清粼粼的河水在灰色鹅卵石河床上缓缓流过。它喃喃细语着，汩汩低吟着。听起来好像人在歌唱。那是施陶比奉献给一些坐在草地上聚精会神听它吟唱的人的柔美音乐。
接下去的那些日子，不能说“另外那个人”设法挽回了大家的疑虑。我想，毫无疑问，我是他与之说话最多的人—除了派佩神甫，然而，在这方面，我未能得知任何情节，他们之间都谈到过谁，谈到过些什么事—而且大家可以评判，他对我说过的每一句话，我都在那几页报告过了。也就十行，或者多一丁点。他途中遇到了某某人，他认识那个人。提提帽子，点头致意，露出他的大脑袋，脑袋上头发很稀，很长，微微卷曲，他爱微笑，但从不开口说话。
那天晚上，我没有直接回家。我绕了一个大圈。夜，静谧而柔和。在流云逐渐淡去的天空，星星微弱的银光在黑夜里闪闪烁烁。在大地上，有一些时辰，一切都美丽得令人窒息，这种美丽，看上去那么广袤，那么柔和，仿佛就为了反衬出我们生存状态的丑陋。我步行一直走到在巴普蒂斯特尔布吕克河上游的施陶比河河岸，走到一片顶部修剪成盆形的柳树丛旁边，每年一月，贝伦施博尔格都要折磨那些柳树，把它们所有的枝桠剪掉。三个年轻姑娘的遗体就埋葬在那里。我知道。是迪奥代姆告诉我的。他把准确的地点指给我看了。没有坟墓。没有十字架。什么也没有。然而，我知道在草丛下面躺着三个年轻的姑娘：玛丽扎、特尔娜、尤迪特。名字很重要。那是她们的名字。是我给她们取的名字。因为那些“镇里人”不仅杀害了她们，而且消灭了她们的一切痕迹，以至于没有人知道她们姓甚名谁，她们来自何方，她们究竟是谁。
接下去，当然，是他那黑色的小本子，大家看见他作的笔记、速写、素描。有一天，我在市场快收摊时听见多尔夏、普芬林、福格尔和豪佐恩之间的谈话，总不是我杜撰的吧！被他做的那一切引起烦恼的人还不光是我提到的那四个！他在本子上乱画乱写究竟有什么目的？为什么要如此行事？如此行事会将他引向何处？
我烧掉了迪奥代姆的信。我烧掉它是理所当然。写信丝毫没有治愈他，他的心灵。而发现他在最后一页信纸背后写下的“镇里人”的名单也不会对我有任何好处。一点好处都没有。我并没有复仇思想。我在某些方面仍然是“狗布罗岱克”，一个宁可认输不愿挨咬的主儿。也许这样更好。
我们终于得到了答案。
我不知道有些东西是否有药可治。其实，讲述恐怕未必是一剂多么可靠的良药。也许恰恰相反，讲述只有助于我们保持伤口，犹如我们保持文火的火炭，以便我们兴之所至，可以随心所欲地让它燃得更旺。
那是在八月二十四日。
我不知道“另外那个人”是否有道理。
那一天，的确是他末日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