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阿尔戈号：Argo，希腊神话中的一条船，由伊阿宋等希腊英雄在雅典娜帮助下建成。众英雄乘此船取得金羊毛。此后该船作为进献雅典娜的祭品被焚毁。南船座由此而来。
[2] 舍费尔（1826-1886），全名Joseph Victor von Scheffel，德国诗人，小说家。
[4] 《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原名《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Königlich privilegirte Berlinische Zeitung von Staats-und gelehrten Sachen）。该报从1785年起以这个名称在柏林出版。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该报遵循的是温和自由主义的办报方针。
[1] 哈梅林（1830-1889），全名Robert Hamerling，奥地利诗人。
[5] 赫尔曼·克莱特科（Hermann Kletke，1813-1886），德国抒情诗人，小说家，媒体人。
作为一位每周六次敲定报刊的编号的总编辑，还要时不时负责十份印刷得密密麻麻的副刊，每小时都要因为处理成千上万的请愿、修正还有各种技术困难而同排字工人打交道，还得献身于抒情诗歌的缪斯，赢得并且保持公众的认可，只能通过对比才能凸显自身，以及通过此处讨论的这位诗人本人适于政治领域的叙述、审慎和忖度的柔弱天性。哎呀，有些政治报刊的编辑只能在那神圣的夜晚休息（可以9点钟下班的人多么幸运啊！），这夜晚同月亮和星辰、喷泉的跳跃、形象良好的守夜人等等，在克莱特科短得几乎如同格言警句一般的诗歌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夜晚之后是梦想、死亡、彼岸，完全同社论文章相反，早上喝咖啡时，后者将我们同现世紧紧联系在一起。对于每一只我们的诗人在他的报纸上不情愿地任期游弋的“鸭子”，这里都有一只天鹅与之对应。那些天鹅、鲜花、帆船、太阳、尤其是通常很少涌入抒情诗人构思的金色，这位诗人将德国抒情诗全部移植到了引人入胜的领域当中，金色出现在晚霞、或火焰、或少女面颊、或荡漾的海波、或饱受赞美的高贵人格深处。很快，在这虚无主义的时代，并且特别是在新闻界中，这些诗歌中便会出现实际上罕见的、孩童般纯洁的、充满神圣的生活。而且这绝对不是一种同传统观念的指导思想一致的生活。就算是白发老人也依然能感受到美的魅力，再次强有力地重获新生的记忆，那声音有时会出现在藐视萨图尔努斯的伊斯兰智慧中——然而不久（而且对于这个千篇一律的结尾点题来说可能太过常见了）就有一场风暴，或者夜幕降临，或者死神过来敲门，就以前面提到过的这些图景作为结尾。倘若我们继续批评这种被过度使用的形式上的不足，那么首先就也是给出了对于远离冗长繁复之言的赞美；总编辑每小时都得说：“简练些！简练些！”，可是这要是放在抒情诗的领域中就得再行斟酌了。红笔并不适合诗歌。对于这种短小精悍的作品而言，要是像当年古比茨[6]在《福斯报》里面写的评论那样令人读上两遍才能读懂，那就有害无益了，实际上，克莱特科的很多诗歌形式上都如此紧凑，以至于说不定就有哪首不会让读者立即清楚地了解状况，而是必须投入更长的时间更深地了解其中使用的意像，才能一窥其构思和内涵。这位诗人可谓是十分随性。开玩笑地说，诗人受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家庭中的小状况而感动，他的语言丰富而有力地流淌，水晶般清晰。社会歌曲绝对值得传唱，并且雅俗共赏。我们时代的祝酒歌却可能无法满足这第二点？现在的人们认为本世纪人们情有独钟的一些类似于祝酒歌的东西仅适合围坐桌边的红鼻头们。
[6] 古比茨（1786-1870），全名Friedrich Wilhelm Gubitz），德国插画家，小说家，戏剧评论家，出版家。
……当今成卷出版的言辞中重要的新秀要数哈梅林[1]和舍费尔[2]，一位来自奥地利，另一位来自莱茵地界——北德耳中错得离谱的押韵形式（“reiten”对“leiden”）便来自那里。两位在这里都小有名气——一位通过在海德堡大学学习的学生们扬名，另一位则是通过在这里结婚的维也纳女人们。学校、沙龙、对话和新闻业对他们的成名贡献甚少，而现在这位周日早上在动物园津津有味地散步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会计，还会觉得30年前在柏林身跻经典名家之列的费朗诗人彻底满足了他的情感。那些后来在一艘不幸沉没的“阿尔戈号[3]”船上聚会的柏林诗人们，有些丢掉了生计，有些随风四散，或者踏上了其他职业道路，例如写作剧本。我们今天并不会更加详细的讨论这种和《福斯报》[4]关系密切的变化，只是从书桌上拿起一卷用金线装订的精致的小册子《赫尔曼·克莱特科诗集》[5]（柏林，施罗德（Schröder）出版社，187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