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范妮·兰瓦尔德（1811-1889），德国作家，犹太人，十七岁时改信基督教。
本书的结尾就像一部交响乐以杂乱无章的噪音结尾一样！主角死了，然后——一切都结束了。编者为了取悦我们而布下的所有线索都被扯断了。刚才还是白天，突然就天黑了。这个结局本身就是对作品的批判。它说，随着英雄的死亡，整部小说的结构都坠入了虚无，而围绕他的本质上也只是一种幻想，没有任何真实的、可能切实存在的生活。范妮·兰瓦尔德对于真理的追求，对于她眼中毫无疑问的时而可怕的忠实信念的美丽激情，是这样描述的：我在书中同亲王联系在一起的那些人，在他死后就没有用了，不用再赋予他们灵魂。一部严肃戏剧的结局应当如同一座坟墓，一部严肃小说的结尾却应当如同一片墓地。沉痛的目光所及之处，周围应当全是坟墓，并且不知道其中哪些当得起不朽的桂冠。
[2] 路易·斐迪南（1772-1806），普鲁士亲王，曾参与拿破仑战争。1806年挑起第四次反法同盟战争，在第一场战役中挑战法国人并阵亡。
编者倒是有几段叙述值得赞扬；毫无疑问的是，她可以胜任描写社会中一些令人深刻的、充满苦难的境况。她感受到了贫困、变得卑微的骄傲、被践踏的人性。凭借对于犹太社会的纯粹的、诚恳的表白，她开创了对于社会的阴暗面的观察和同情的先河。对于1806年普鲁士的军事状况、军旅生活、贫民窟、官员的腐败、官僚的无能和黑暗，她为何要调查这些？不是要呈现她出身贵族的的事实吗？不更是为了在这部画卷中出现的妇人的傲慢的旁观者之心吗？这人为何如此浮夸，为何要把1840年代无聊的少女小说的破旧的情感废物拿出来兜售？这难道不是虚荣的花哨吗？拉荷本身的爱情苦恼和对国王陛下的放弃的伟大情感难道不是装模作样的垃圾吗？这团混乱的东西会为我们展现任何对于人类心胸深处的伟大视角吗（而它本该如此，毕竟本书题赠说明瓦尔哈根·冯·恩梓是其教父）？当编者务实并且合理的时候，我基本可以读得下去。然而当她要抒发情感——她认为这是理想性——的时候，却将我们投入了她本来想反对的女伯爵哈恩那种领域：对于惯常之物的厌恶、对于千百年来人类心中甜美单调的习常的爱情道路的反感。你们难道觉得人母和已婚的妇女都是肤浅的，而只有这些拉荷、亨利叶、保兰之流值得成为文学创作的对象吗？在这本书中，我们若是除了诸多意志坚强的妇女们以外还能读到一位年轻貌美、并且具有意义的能让人产生好感的角色，那才是真正的鼓舞人心啊。
[3] 即下文提到的艾达，是范妮·兰瓦尔德的文学对手。
不论如何，她被她的妇人之心给连累了。她受到瓦尔哈根·冯·恩梓[7]的影响，想要描绘那重要的时代，实际上，虽然迎着歌德《马克上的缪斯和优雅女神》的嘲笑，却还是将施莱格尔、根茨、费希特和拉荷和她的“圈子”同一位值得爱戴的、友好温和的王室亲王扯上了关系。特别是因为拉荷的缘故，她有兴趣在小说中将自己和她明显地混而为一。然而这种努力在她作品很多重要的方面都没有实现。相反，仿佛是一种艺术家的天性对她说，让她片段性地描绘那位亲王，将他置于前景之中。比如说她并没有通过一位卡尔·魏格曼式的人物来提升并支撑她的小说，而且并没有在她作品中间歇性地着重描写那些重要人物，而是把这些人本身作为情节的主角，并且写出了一部富于浪漫幻想的传记，而非小说。路易亲王总是位于中心。她捏造出一些情感让他表露出来，她让人物聚集在他周围，她让这些人表现得高贵、或者至少是充满意义的，然而他们倒大多只是些毫无教养的轻浮之辈。这位保兰·维瑟尔，一位优雅的柏林朝臣，给人的印象臭名昭著，在我们的编篡者笔下却显得如此相对有趣而充满价值，身披现代思想和成果丰富的情感的巨大而斑斓的遮羞布，以至于人们想想就会震惊：第欧根娜[8]会对这本书说什么？当贵族社会在这位夫人面前层层剥落的时候，当她自己片片撕碎装潢华丽的沙龙和闺房——五彩斑斓的爱情和丑闻在其中交织，洒满香水的便条在身穿条纹服的骑手手中银质的托盘上呈递，所有“不被理解的”灵魂发出痛苦的叹息——之中的浪漫时，这里的人都千篇一律，而我们倒是对范妮·兰瓦尔德的强行扯淡有所保留，不会认为那位柏林官员的女儿十分有趣，警戒号角响起的时候她跑到窗边，爱上头盔和肩章，把亲王只能从平民女儿那里要求来的东西全然给予他。亨利叶·弗洛姆，保兰·维瑟尔成为了这位柏林大人物的“女人们”，并且不值得像在这本纪念书籍中那样为诗歌所如此矫饰。多少恢弘之言浪费在了鼠辈身上呵！多少平庸的思想被粉饰得光鲜亮丽！只要是观察过柏林的人，有谁看不出妇人和少女为了获得亲王眷顾而献的谄媚，就像当年利希特瑙时兴的那样？这种境况的受害者后来希望比里茨妇人所知的那样更加博学，他们想要用法语聊天，遍阅歌德和席勒，同根茨和施莱格尔接触；然而尽管瓦尔哈根·冯·恩梓向他们身上倾注了微光，他们却也还是和现实中别无二致。可怜的兰瓦尔德，在想要抬高犹太人身价的冲动中，描绘了一位犹太的拉荷·列文同一位普鲁士的亲王之间的关联，在这里被她心灵及其勇敢的翅膀闪得眩晕，在一个本不容掺杂文学想象的领域掺入了文学想象。柏林枢密大臣的女儿凯撒小姐，同亨利叶·弗洛姆一样不值得过多的人格塑造，她在同一位经济学家订婚的第二天同一位亲王私奔了。然而亲王的爱情主要只能是居高临下的，居高临下地对市民之流轻蔑地微笑，仅仅简短地发号施令：做我的人！一部情感充沛、富有情节、展现人类最崇高本性的小说最多也只能说是罕见的，我们目前所探讨的显然并非其中一例。除了对逸闻趣事怀有兴趣的读者以外，谁还能读得下去范妮·兰瓦尔德这篇混乱的作品？没有任何值得推荐、值得注意、或者值得赞叹的地方。人们心怀好奇、心怀兴奋地阅读这本书，却只能震惊于编纂者在写下这本书的时候也隐隐约约有这种想法：（删点东西吧！）
[4] 指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三世（前356年－前323年），世称亚历山大大帝，古希腊北部马其顿国王，30岁时已经创立历史上最大的帝国之一。
范妮·兰瓦尔德会对施利彭巴赫伯爵——或者更会对让他说出这番话的我——大动肝火。我看到，她会驳斥她对一位普鲁士亲王的爱情和热忱的全部后果，我听到她会这样喊叫：你们这些小人物，难道就不让人追随内心的情感了吗？难道所有一切都该分成党派吗？难道就再也不能心怀兴趣，心怀爱戴去拥抱人类世界每个有意义的事件——它们现在发生在奥雅巴哈式的黑森林村庄或者乔治·桑式的《魔沼》中或者大臣宅邸和君主宫廷的镶木地板上——并且认可社会阶梯各级的美丽、真实和勤恳的事物了吗？范妮·兰瓦尔德这样想过。她想要描述这样一副岌岌可危的国家的图景，她相信，一个现在自以为不可战胜的现在可以斥责历史的明镜，她就在这现在中，在国家、社会、军队和城市中写就了石破天惊的文章，哪个时代倘若不知道这篇文章，就会因此折损它的骄傲和荣誉。她的作品在一些显著的方面具有论战倾向，鼓励她将一位君主的形象牢牢作为她文学创作的中心点，并因此回击那些指责，在这些指责面前她必须作为一位敏感的朴素民主人物。
[5] 即《以松柏祭夏洛特·施蒂格里茨》中提到的拉荷，列文（Levin）是她婚前的姓氏。
我们承认，范妮·兰瓦尔德从妇人的角度十分真实地描绘了她的英雄主角。尽管他颇受非议，她却直接爱上了他。我认为她书中的这种倾向是最美好的。没有冷静的理性，没有任何推敲，没有任何或多或少的考量，她爱着这位亲王，就像拉荷·列文[5]爱着他一样。而正是这一点必然会让忠君联盟感到高兴，正是因此，施利彭巴赫伯爵才可以说：看看那里有一位民主人士，一位犹太女子，一位她的朋友西蒙和雅各比的原则的聪敏的拥护者，看那里一位三月的女英雄，在防御工事的时代中为普鲁士亲王建立起通向胜利的门户！这本书中的男女欢庆一位本来对人性并无贡献，却自视为霍亨索伦家族[6]的人的亲王的到来，就好像当我们的防御军团带着民主的鲜血染红的刺刀回到营房的时候，我们带着花环蜂拥上前，并且用忠君联盟的指控在火车站迎接他们一样！而此时一位民主人士在我们前头举着黑白的旗帜！一位贵族文学的敌人！这位我们不可战胜的艾达的对手！
[6] 霍亨索伦家族（Hohenzollerns），是欧洲的三大王朝之一，为勃兰登堡-普鲁士（1415年-1918年）及德意志帝国（1871年-1918年）的主要统治家族。族徽主要为黑白两色。
我们在这三卷以熟练笔法写就的书中看到，它讲述了一位世纪之交的普鲁士的亲王，这位亲王受他时代的天才热情荼毒太深，想要将自己从腓特烈大帝陈旧的制度和观点以及将这些看作是普鲁士诸邦的智慧女神象征的人的手中解放出来，搞搞音乐，犯下不少罪过，过度纵情征杀，憎恨法兰西人及其共和国，不惜一切代价让“科西嘉人”感到普鲁士武器的寒光。当1806年的外交策略践行了他的意愿并且宣战时，他便在对他所热爱、却痛恨其自由主义的根本律法的国家（因为他周围都是法国人）打响的第一场战役中阵亡了。正是这位路易·斐迪南亲王，时常被作为一位英雄角色、一位急于建功立业的年轻的亚历山大[4]而称颂，人们大概可能认为他的一生值得瞩目，他的死亡感人至深。然而这盛名在仔细的审视下看起来如何呢？这位传记作者、这位诗人要怎样才能更加贴近这特别耀眼的事件真实的核心和本质呢？
[7] 瓦尔哈根·冯·恩梓（1785–1858），全名Karl August Varnhagen von Ense，德国传记作家、外交家和军人，是上文提到的拉荷·冯·恩梓的丈夫。
头脑聪慧并且为人所知拥戴民主的范妮·兰瓦尔德[1]写了一部小说（《路易·斐迪南亲王》[2]（Prinz Louis Ferdinand）），这篇小说将带给她成为忠君联盟一员的荣耀。我看到她燃着自由之火的胸前早已挂上了荣誉勋章，施利彭巴赫伯爵将会在全部柏林官员妇人和公职人员夫人的庆祝聚会上为她佩戴上这勋章。因为不论从官员夫人的角度看来这本传记小说多么有违礼节，有违对大人物或顶尖人物的忠实虔诚而应受谴责，那位谨慎的普鲁士联邦成员清楚地知道，老式的忠君主义礼仪已经不再值得推崇了。普鲁士之心的这种高贵的核心基础价值已经不能再像昔日那样是本能的直接流露了，当时腓特烈·威廉的政权还在宗族的束缚中沉睡，这种价值观如今必须被“传播”，混在新时代的语言中说出，并用时兴的德国银器紧紧焊住。范妮·兰瓦尔德实实在在地做到了这一点。现在人们倒是又能仰望那被称作亲王的光芒万丈的陨石了。人们倒是能证明，即使在那些领域也可以充满人性，值得爱戴，并被视为高贵。人们倒是最终为在手工匠人和农民中寻找诗歌的那种误入歧途的文学提供了彻底的反例。女伯爵哈恩[3]为诗歌拯救了贵族，第欧根尼质朴的女诗人范妮·兰瓦尔德则为诗歌又拯救了国王和君主。
[8] 第欧根娜（Diogena），范妮·兰瓦尔德同名作品的主角。这部小说是对哈恩女伯爵《浮士德女伯爵》的讽刺性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