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所有感到被这本书攻击的人带着不安的期待注视着本书题赠的那人。努马·庞皮里乌斯[11]有他的厄革里亚，一位充满神秘感的女占卜师，她传授他智慧，他用这智慧将罗马从强盗国家提升为了井然有序的共和国。普鲁士的国王虽然不会让贝蒂娜做他的首席顾问，但是他通读了她的书稿，默许了本书的题赠，并且以千般避免监察的自由保护此书免受警察的迫害。因此德国和普鲁士可以特别怀有期待，此时一位热烈灵魂的强大口才，如同一位先知，以时代的名义在路上说出的话，即使不能点燃实干之火的鼓舞人心的火花，却也还是会在其中留下一阵温暖的躁动，施人以体贴和宽容。
然而这部杰出的作品针对的是十分严肃的问题，不容以滑稽收场。它以最深的痛苦的七和弦作为结尾，它的结尾动人心魄，撕心裂肺，是悲剧性的。若是有人能够目注这柏林的福格特兰地区[8]贫穷的叙事，而不泪流成河，那他一定是铁石心肠。贝蒂娜展现了一位慈悲之人列出的清单，此人在受苦受难的柏林福格特兰地区走门串户，叩击门扉，进入屋中彻底去了解此处集中展现的那些苦涩的生活境况。说出了名姓，指出了门路，此处所有虚构都停止了。这里有上千人住在饥馑和苦难之中，睡在稻草上，随时准备着被驱逐、被赶到大街上，同白发垂髫一起，处于永恒的战斗中，要么就挨饿，要么就乞讨，或者出于绝望而偷盗，被警察捕猎，市里的贫困救济站本应是他们最亲近的官方保护伞，却抛弃了他们。每个感情丰富的心灵都要感谢贝蒂娜分享这幅图景。这幅画卷的每滴眼泪都会抵消那些尊贵的大人物的文学幻想；这些真实的，活生生的牟利罗[9]作品比任何理想中的变形都更加崇高。这些色彩中爬满了毒虫，然而这些色彩是真实的，而她将这本书题赠的那位君主，在阅读这段叙事的时候一定取消了一场宫廷舞会，一定将一场军事演习的闪闪发亮的、仅仅搅起尘埃的铠甲已经确定的预算削减了一半。因为此时刺入我们心灵的并不仅仅是贫穷，不，还有关于即使在这些人的绝望中也未曾消亡的美德的叙述，关于即使衣衫褴褛也秉持的对祖国和君主的宽容与忠诚的叙述。一位可怜的乞妇交出了她去世的丈夫在自由战争中获得的荣誉勋章（五个勋章）。这荣誉勋章一共给她换来了五个塔勒[10]（几乎还不足这勋章的表面价值），现在她在忍饥挨饿。当即使是这位勇敢的女人在这部作品中描写的崇高的胸怀博大的人物的戏剧人格——以牧师和市长的角色恰如其分地塑造出来——也会堕落的时候，人们不能相信这附加情节会了无痕迹地溜走。需要彻底重建的不仅只有柏林的穷人救济中心——这最不受人欢迎的居住机构之一——，还有更高层次的、囊括整个国家的体制，是的，我将其称作共产主义的问题：若要将人类从人类手中拯救出来，重新构建兄弟情谊的纽带，避免这孕育着不祥的、带有可怕威胁的未来，会发生什么？急需答复，并且这答案不论用语言、用救济都无法表达，必须只能在大刀阔斧的创新中实现。这位高尚的女人，她将这问题扔上了王座前的阶梯，扔上了免罪的群体的镶木地板，这群体由奢侈、耽于逸乐的懒惰和卓绝的无用的鼻子和僧侣的智慧组成，标榜辉煌贡献的野花花环戴谦逊地戴在她的头上，如同她曾经从浪漫的自然自然秘仪期间编织的最美丽花冠。
[1] 贝蒂娜·冯·阿尼姆（Bettina von Arnim，1785—1859年），德国著名女作家，德国第二次浪漫主义的关键人物。其作品极具吸引力，充满独立和世俗精神，本文是对贝蒂娜《国王的书》（Dies Buch gehört dem König）的评论。
谁要是想按照字面意思理解顾问夫人在第二卷书中的主张，那他就只能证明自己是个无聊的人。无聊的人都不理解幽默。然而这位勇敢的敌对者所提出的为反对犯罪而建立的道德改革的很大一部分都应当被理解为幽默。她并不真想让强盗头子当将军，让屠夫汉斯[7]作战斗领袖，而是以她扎眼的、独特的表达方式表达悲叹，悲叹那被犯罪行为所消耗的勇气、智慧和坚固的中心并未被用于崇高的、于民众福利有益的目的。这番证词的辩证半是规劝，半是嘲讽。它彻头彻尾是一种柏拉图-苏格拉底式的精神，为富于艺术性的对话赋予了生机，同时融合了远见与高翔的预言，那种苏格拉底式的讽刺，讥诮着将对手已被囚禁的鸟儿再次放飞，好让它在获得短暂的自由后再次将其捕获。《同法国喜鹊的对话》（Gespräche mit einer französischen Atzel）是以几乎泛着泡沫的过分讽刺写成的。这里的顾问夫人正是那飞走了的鸟儿。壁炉上黑色的鸟儿有聪明的眼睛，头上有活泼的皮冠，看起来仿佛是一位被施了法术的地狱使者。这个小贼像个卡布新 (Capuchin) 修士一样怒喝咒骂，它服侍的不是天堂，而是魔鬼。它希望整个世界都是魔鬼的，并且上上下下反反复复地抹黑上界的事物。有不少人会把这喜鹊的话当真，谴责它放肆的闲谈，说它亵渎了精神上及现世中的同胞之情。有人认为贝蒂娜灵魂异想天开的抒情诗十分幽默，为了喜鹊而作，并为之辩护，就仿佛在某一场会议上即使是蚱蜢也能找到代言人。倘若一只老鼠吞下了圣餐并上演了奇迹，那么魔鬼为什么就不能附在一只喜鹊身上？福音主义教会报刊针对这喜鹊发表的下一篇论战将会十分滑稽。
[2] 有一篇关于喝啤酒的德国歌谣，其中有“‘那么亲爱的同志，请您决定几口喝完。’‘众所周知七口干。’”的桥段。
最近有一位牧师发表了一番关于一处受到众议纷纷的坟墓的神圣言谈。一位死于决斗的来自卡尔斯鲁厄的冯·格勒先生的尸体下葬了，这位牧师并没有责任像各路报刊那样奉承这具尸体，他却在谈论决斗的时候，说出了一番值得尊敬的话：若是想想，基督教义的温和精神对人性起到的作用尚如此之小，以至于无法避免任何事故或争吵的发生，他就得为基督教而感到脸红。他说：脸红！这位牧师，圣言的虔诚仆从，为其学说的作用之微小而脸红。公职人员大概也会为他所供职的国家而脸红，大臣大概会为他放在公文包中鸡毛蒜皮的小事而脸红，我们的法官大概也会为罪犯而脸红吧？不。顶多只有那位得处决违法者的可怜仆人会发抖。那么十九世纪被称作政治的还算什么呢？我们伟大的国家领导者们除了自己之外还维护何人呢？那种真正具有保护力量的、在一切事物面前为了人类而保卫人类的政体之光芒，怎能透过这种以官僚主义、敕令、禁令、同盟、队列、利益平衡所构成的政体而照射出来？当贝蒂娜涉足这一领域，她便挺身而出，成为了女先知，成为了预言家。她将这本书题献国王，直指国王，文中句读如此令人着迷，如此热烈而感人至深，以至于我们必须要说这封信是不朽的，却无法在现世中实现其意义。
[3] 腓特烈·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 von Preußen，1795年10月15日－1861年1月2日），霍亨索伦王朝的普鲁士国王，1840年至1861年在位。
这第二卷书献给犯罪和武力。人们已经相信，贝蒂娜想将罪犯树立为烈士，并认为盗贼优于诚实的百姓。后者是幼稚的，前者是真实的。人们写了诸多关于监禁、罪犯和惩罚理论的书，人们也出资赞助行为矫正机构，可是在真正应有的政体——以我们时代的角度看来——之下仍然应当预期会有犯罪发生。现在我们若是相信人类天性的原善或者原罪，那么由于我们的教养和教育给了我们这样崇高的概念，而这个词被用于形容人类天性，我们便因此期待着奇迹的发生。我们为何极少实现这一奇迹？它们为何失败得如此频繁？我们平日里的胡来绝不够治愈愈发恶化的社会弊病。学校等等的古老竖琴十分不快，它不再能够引来炉边的狗，更别说能够令人着迷并将人类变成人类了。霍乱面前任何药物都束手无策。当时人们建立新的传染病院，新的隔离区，新的康复区域，不再保留旧物，平日里最瞧不起的家庭补救措施也被高看了。现在有一场道德上的霍乱：比如柏林每个冬天都有许多人死于道德霍乱，并不是偶发事件，而是十分普遍，以至于监狱都满员了。天啊，人们增加守夜人和宪兵的数量，市民聚集在一起构建防御工事。每个人都把自己和别人隔离开来，这个由孤立个体所构成的国家里的惹事人就变得于人无害了。为了不远未来的困境而设立这种政体的时候，人们就也得任其成立；然而若是将其实用价值提升到一种理论上的、持久的意义上，人们便会直接问，基督教的世界就是这样延续了一千八百多年的吗？没有当犯罪尚在襁褓中时就将其扼杀的办法吗？国家是否一直并且永远只是利己主义的一种聚合物，在其中仅有那些在摇篮中就已受到亲爱的命运之神微笑眷顾的诚实者、纯洁者和幸福者能够维系自身吗？
[4] 卡特琳娜·伊丽莎白·歌德（Catharina Elisabeth Goethe），歌德的母亲，于1743被任命为国王顾问，因此有“顾问夫人（Frau Rat）”之称。
更加令人不安、起到更直接作用的是第二卷。人们将本书的这一部分称作是共产主义的。人们听说其中的内容，便为这奇怪的新词感到目瞪口呆：共产主义。倘若共产主义是最热忱的、燃烧的对人类的爱，那就可以期待共产主义会有许多的追随者了。
[5] 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年12月21日－1886年5月23日），十九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也是西方近代史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被誉为“近代史学之父”。
我们时代那种典型的、领薪俸的、末世的、述说祝福的神学会因为第一卷书而撕扯下她的黑色长袍，痛呼三声。从基督教的观点看来，这第一卷书基于一种绝对的信仰无能。贝蒂娜在此处不允许理智和教义有任何交集。再也没有任何谜样的眨眼，带着生活阴暗面那种神秘的可能性，再没有阐释，没有寓言，仅有一个简单的问题：酒能否变成水，水能否变成酒？人们不会说贝蒂娜通过这种对基督教的彻底否认，将现代世界的前提完全消除了。对我们时代及其科学斗争投上一瞥，便可发现若是自由已经获得了无数的胜利，那么我们就只能在贝蒂娜已经铺就的道路的中途搭起茅屋和帐篷，更不要说凭借这一半路来建起教堂了。这本书的成就对于我们时代思想开放的神学能起到多少帮助，尚且不可估量。首先得来一场对敌人的野猎，让我们等待恶狼之谷的幽灵到来吧！
[6] 伊奥斯（Eos）：希腊神话中的黎明女神。
这本国王之书的第一卷致力于宗教，第二卷致力于国家，两卷中的论证方式都属于原始的激进主义。一个千年以来被偏见、谎言和幻梦所束缚的灵魂，被千般自欺和思想无能的忧虑所压制的精神，仿佛从此站了起来，如同天马珀伽索斯一般挣脱羁绊，用带有翅膀的四蹄飞向太阳之马的轨道。贝蒂娜如同粉红色手指的伊奥斯[6]播撒着晨曦。她勇敢的手中拿着新律法的石板，这些石板尚且是空的，然而上面所写的不会有一字谎言，她以口中呼吸所吹散的字迹也不可能再次被写上。她给出的是负面否定，但是负面否定之中有自由的人类精神之最圆满的积极意义。这种自由并非是现世的。她本身并没有痴心妄想的欲求，却并不满足，她是斗争的、作战的自由精神，希腊式的自由，在角力学校中，在学术界中，在奥林匹克竞技中证明自己。这自由也有所建树，却并非黑暗森林中无光的祈祷室，而是自由翱翔的瞭望塔，是清风吹拂的山巅的神殿。这耀眼的艺术穿过山谷和密林，并非走向无目的、荒凉的平庸，而是走向一处升华的、崇高的平原，走向一种无所不包的蓝图，囊括神的庄严与人的福祉。这篇以至高的、大师般的风格写就的论战是保护性的；因为还有什么比自然、理智与自由的精神更加值得保留呢！
[7] 屠夫汉斯，德国强盗约翰-毕克列尔的绰号，在莱茵河两岸组织了德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盗窃活动之一。
贝蒂娜属于那种既像鸽子般纯洁，又像蛇一样聪敏的人。她首先并没有向普鲁士的国王发话，她反而描述了他的政治、他参谋们的政治，她如实描绘了一位大臣，却以与她的诗歌和“礼仪”相称的方式，将论战藏在预言的外衣之下。她说的看上去是公元7年看上去是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看上去是拿破仑，并让歌德的母亲顾问夫人[4]代替她讲述。那些感情脆弱的人和伪善的人总想将事件和个人区分开来，并总是抱怨“不够谨慎”，当他们看到，如此惊天动地的思想可以被加在安眠于这神圣的基督土地上的法兰克福公墓中的顾问夫人身上的时候，便会感到十分可怕。这思想是贝蒂娜借她之口说出的。谁若曾做过施莱尔马赫的门徒，谁就会知道苏格拉底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充当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同样写过苏格拉底的色诺芬，喜欢仅仅让这位引人入胜的讲师仅仅说些他实际说过的内容，柏拉图却让苏格拉底成为了一种概念，一种诗性的人格，正如戏剧家笔下的人物。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依照柏拉图的意愿讲话。而苏格拉底无须为此在阴间迁怒于柏拉图。父亲要对儿子负责，国家要对国民负责（贝蒂娜尤其乐于行使这一义务），教师要对学生负责。伟大人物的天才影响深远，并且以他们精神产物的形式继续存在着。同苏格拉底一样，顾问夫人内在的精灵，那崇高的神圣性和突然的神启，也正是如此，并未随她消散遗失，而是凭借灵性的翅膀环绕她的儿子沃尔夫冈，现在又环绕着贝蒂娜，贝蒂娜可以斗胆在当今之妄念的鬼魂当中召唤这位夫人勇敢的英灵，让她像讨论神父施坦恩（Pfarrer Stein）和市长冯·荷茨豪森（von Holzhaussen）那样，讨论格林兄弟、讨论兰克[5]、讨论洪堡。
[8] 柏林福格特兰地区，即Ackerstraße，十九世纪被称为贫穷和利己主义的代名词，这一地区当时也叫做“柏林的撒哈拉沙漠”。
谁若还没读过这两卷小书，谁若还犹豫，这样一本不能像小说那样一口闷，而是像学生们所说“众所周知七口干”[2]，必须慢慢吸收的书是否会有趣，那么下面的解释会有用的：这本奇书的确完全对得起它的波斯书名。这书名并不装模作样。这本书的确属于国王，并且必须叫这个名字，不能另取它名。它是一封信，一封公开信，写给国王并且是直接写给腓特烈·威廉四世[3]。它是一份时代的演说，出自女人的之口，由一位无畏的女预言家撰写，因此上面覆盖着上千个男人的签名，因为贝蒂娜在此仅是集体意见的喉舌，这位勇敢的带头发言者是一位圣女贞德，并非用双臂而是用热情，用信念想要拯救祖国。不论哪个男人说出这些话，都会被投入铁窗囚牢，只能由一位女人说出，真是令人悲伤。在这天时地利人和之处，在这场巧合中，人们因为她“古怪的”天才和社会地位而侧目，她站出来发表一份对于我们当今政体的批判，对于宗教和社会的批判，此前上千人亦有此意，却从未有人如此坚决、如此英勇、怀抱如此改革之心地说出来，这其中自有天意。一位天使以火焰之剑化解了这场恼人的时代之争。你们退缩着，垒起一摞摞的书籍，说着一串串的诅咒，而一个女人身上显现出了灵感的力量，天启的力量，她并不想跻身教授之列，获得荣耀和凡俗的称赞；这信念的热度，如同火焰风暴席卷大地，既不能被削弱也不能被熄灭。诗歌用自由的手帕向这里招呼；诗歌向来是一位骑士，一切闹剧在它面前都会烟消云散。
[9] 巴托洛梅·埃斯特万·牟利罗（Bartolomé Esteban Murillo，1618年1月1日－1682年4月3日[2] ），巴洛克时期西班牙画家。以街头顽童、卖花女孩和乞丐的肖像等等描绘当时日常生活景象的作品而闻名。
这位神奇的女士新近写就的国王之书并不是那种如同秋叶般舞动一时，便在积雪下被人遗忘的书，这本书作为一项事件，一桩作为，远远超越了一本书的概念。《国王的书》属于世界。它是历史的一部分，就像但丁的《神曲》、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就像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它说出的事情未曾有人说出口过，可是由于千百万人都感受到了这些事情，便不得不说出来。人们会争论这些事情，会取笑这将其说出的女人之口，人们在我们时代的日常事务以及通俗报刊中已然津津有味地在争论、在取笑了。然而此类事件还会带来强烈的后果。勇敢的施特劳斯的《耶稣传》正是如此。在向被阐明的真理低头之前，人们会首先为之震惊。
[10] 当时欧洲通行的一种银币。
正如同人们午饭过后因为吃了腌制的菜肴而感到口干舌燥，生出一种几乎难以忍受的干渴，便把一口最纯粹的、最解渴的泉水灌进干得冒烟的喉咙，满怀渴望地舒展湿润的肺叶来呼吸一样，贝蒂娜的新书也是如此解渴，如此令人耳目一新。她文风优美，她惯用的表达方式生出奇妙绝伦、精雕细琢的花朵，这位优雅的女魔术师此次给我们带来的并不是令人着迷的五光十色的刺激，向我们展示幻想中的玫瑰之光里的世界；并不是南方的葡萄汁液，其中洋溢着东方花朵的香气或者以童话世界中碾碎的珍珠作为佐料；这次是从健康理性的水塔中流出的纯净的、清冽的泉水，纯净水晶般明亮的自然山泉的滋润。这伟大庄严、思路清晰、思想鲜活的书，是多么可口的点心！当今的哲学为我们呈上这么多洒满千般佐料的菜肴之后，我们的现代文学为我们奉上每日盐渍的鲱鱼之后，我们市侩般的思维方式、写作方式、阅读方式和生活方式献上的陈腐酸菜之后，端上来了一本这样的书！这样一杯来自山间的清泉，满满一杯，千万滴岩石的清冽叩击着内心！所有你们这些现代的莱茵红酒诗人，嗓音洪亮的香槟歌者，你们作不出贝蒂娜呈献的点心和冷饮，活力和强盛，祝酒昔日，鼓舞未来！
[11] 努马·庞皮里乌斯（Numa Pompilius，前753年4月21日－前673年），罗马王政时期第二任国王。厄革里亚（Egeria），一位罗马早期历史中的传奇角色，努马·庞皮里乌斯的神圣配偶和指导者，她帮助建立和制定了古罗马的宗教机构及法律法规和礼仪。
Nil pini a me alienum puto（神性之物于我皆非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