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完成。坟墓静谧，覆满白雪。好奇者得到了满足。人们的结论呢？你们没有：我们全都没有。海因里希·施蒂格里茨呢？可怜的幸存者！你是不幸的未亡人。然而你的不幸超越了你！你同它并不在同一高度！你要怎么做呢？歌颂这伟大的壮举？要知道，你面前的是死亡的祭礼，但丁也许并不需要这种刺激；歌德则完全不需要。你若想战胜事实，将它融入你的血液并纳入你的思想之中，就必须像但丁和歌德一样伟大。你要公然从爱情给你秘密带来的祭品身上汲取力量吗？我恳求你，不要把你诗句的危险带给你感受到的强大的痛苦！整件事情中有太多的耻辱，无法以喜剧收场。真的，此处不再存在诗歌；主题动机与人物设定比其上可能建立的事物更加伟大。此时上演不寻常之事的不再是世界，而是四面墙的狭窄空间，三面墙的舞台；因为这是一出悲剧。然而悲剧尚未落幕。诗歌不能使其圆满。
若是指责施蒂格里茨将他的夫人卷入了这场漩涡，那便是愚蠢的。她一定知道是什么事他眉头紧皱，并一定也分享了那侵蚀着他生命的东西。她站在高处领会他的苦难。她大概感到她的丈夫缺乏激发灵感的人物设定。姨母们平日里说些闲言碎语，禁止她们的侄女接近所谓的美学家、文学鬼才、政治领袖、更大更爱国的城市的市侩，让她们的女儿忙于正式与青年恋爱，建议每一位做学问的男人不要娶妻，为了亲爱的孩子、面包甚至诗歌本身，她们若没有小市民的谨慎和寡妇的恤金似乎会过得更好；夏洛特的内心并没有如此贫瘠。亲爱的爱唠叨的牌友们谦虚的夫人们，你们是完全错误的，施蒂格里茨博士夫人——那位值得哀叹的人儿——做出自我了解并不是为了让她的丈夫获得安宁，不再费心四周一次的洗衣，不再操心：我们吃什么？我们喝什么？那骄傲的灵魂想的不是这些。她给予丈夫的并非安宁，而是绝望。她将自己作为祭品，并不是为了治愈他，而是为了将他投入真正的深沉的病痛。她想要给他的忧郁一个明晃晃的、血淋淋的、令人惊叫的原因。她想将他从谎言面前解救出来，把年轻的、充满魅力的自己在冬日之中献祭给死亡，于春日的希望无动于衷，虽知命运女神的引线还长，却将其抛弃，准备好命定之日以前很久很久便去试探死亡的可怕秘密，抛弃未来可能摆在她面前的各种欢乐和美丽。
[1] 夏洛特·施蒂格里茨（Charlotte Stieglitz），十九世纪德国作家，诗人海因里希·施蒂格里茨（Heinrich Stieglitz）的妻子。海因里希因怀才不遇而郁郁寡欢，夏洛特希望以自己的死亡换来海因里希灵魂的重生，因此自杀。
海因里希·施蒂格里茨，人们看到他身穿棕色长袍，头戴黑色礼帽，以盘算好的骄傲姿势大步流星地走出，集柏林人十年以前便乐于自居的特征为一身。他喜爱黑格尔、歌德、希腊、语文学、普鲁士历史以及德意志的自由、俄罗斯的自然生活、波兰的活力，一切相互混杂的同时他还要在柏林的国家图书书馆同仆人与女佣打交道，他们要为这位先生拿来借阅的书籍，他将其写在登记簿上。天空、大地与地狱在此十分相近。哪里是统一？哪里是目的与终点？施蒂格里茨作诗；人们不愿承认他的创意。德国的一切都如此枯燥、如此忧郁：一切都变成了审美问题，在重建的过程中，精神由于人生或个人倾向的原因也仅仅成为了一种混乱、一种声响，施蒂格里茨认为这是决然矛盾的。他便是这样迷失的，这位同回教徒来往，高踞亚洲山脊，与蓝眼睛为敌的人！他的理想被玷污了，门采尔[4]让他吃了闭门羹，因为他没有原创性。七月革命爆发，将他的缪斯和他的思想一同逮捕。于是他写出了被第二帝国（Tiers #note95n">[5]的恨意何在？并不是我们用我们与自然疏远了的心灵的奇怪冰壳影响我们这一时代不幸的孩子们的那种恨意。米尔顿的盲瞍何在？荷马的乞杖何在？拜伦那种由自身的轻浮和对天堂的打水漂一样的复仇所造就的境况？真理与伟大的、尖锐的、不幸的人生何在？啊，一切都只不过是谎言，耀眼的日光，丰盈的收获和熟人令人生厌的拜访。可怜的海因里希因麻风病而倒下，那位为他自我牺牲的梅耶尔（Meyer）家族的女儿何在？我的这些字句是诚恳的，我感受到了他内心的悲惨现实。他表达了我们诗性的青年时代的痛苦，依照早熟的民众思想，集结起来排成队列，歌颂世界历史谱写的诗篇。至少我是这样感觉的：也许施蒂格里茨有其他的想法。他想的也许是他的诗歌，并从现实之中抽离出来；他想的也许是文学史之中的地位，并且惊讶于荷马、维吉尔、阿里奥斯托、彼得拉克在他们的时代如何能有这诸多建树；他想的也许只是在各个时代诗意地表达自己而又不受时代所限的那种人格：他认为一个人若想作出原创的诗歌、写出宏伟的戏剧、吸引步卒的兴趣，能为士兵所津津乐道，就必须拥有命运一般的大型人物设定；渴望一场可以让他的内心发生变革的事件。
[2] 1819年3月23日，德国学生卡尔·路德维希·桑德（Karl Ludwig Sand）行刺德国剧作家奥古斯特·冯·科策布（August von Kotzebue），后者被视作“叛国者”和“人民的欺骗者“。桑德因此被判死刑，亦因此被日耳曼国家主义者视为烈士。
夏洛特自杀之前读了拉荷[3]的信。拉荷绝不可能做出令她的丈夫如此伤心的事，因为她不愿落得和夏洛特一样的下场；她仅是投身于辩证法的领域，那种不从与生俱来的角度看待事物的享乐：拉荷同莱辛一样，更喜欢真理对真理本身的追求。夏洛特不喜这种思想的隐忍：她并非拉荷那种轻浮之辈，普鲁士国家的米哈博家族（Mirabeaus）及卡提丽娜家族（Catilina）曾拜服在其脚下，1806年期间也为这种轻浮之风所左右。拉荷是否定，是明亮的火焰，是怀疑主义，全然是思想。她并不考虑这思想是如何产生的，而是投身其中，将其打碎成许多思想的碎片，而这些碎片往往富于独创性，并且具有三分之一真实的面貌。拉荷在思想之间周旋：她并非具有行动力的女人，怎可能教说自己自杀！夏洛特是立场，充满诗意，具有信念，全然是灵魂。她在时间与事实的巨大思想之前躬身，她的精神仅仅开于这些思想可被排序的时候。夏洛特是体系：因为她不能将时间所带来的一切事物组合起来（我们能如此吗？），便仅有她宏伟的、强大的、天神般的意志留存下来。即使没有拉荷，夏洛特也会死。然而这一切是如何、为何达到这种高度的，只有通过海因里希·施蒂格里茨才能理解，因为我们已经说过，此事除去爱情别无其它。
[3] 拉荷·冯·恩梓（Rahel von Ense）：十九世纪德国作家，同夏洛特交好。
这悲剧一幕的第一主题也正是爱情，因为这位高贵的夫人带给她丈夫的是一种牺牲。然而这爱情是充实的、饱满的；这爱情以伟大的现实温暖自己，而唯一能使男人幸福的便是这种爱情。那并不是一种惯常的、因习惯的纽带而延续的喜爱，多数女人最终都将这种喜爱投向了子女的实际生活，由此而发，以一种微弱而忠诚的火焰环绕着男人。它更不是那种自私的对美的爱，在寻得崇敬的地方仅愿献身于自己，此处呈现的则是爱情最崇高的理想，一种客观的，理由充分的，根深蒂固的爱情；一种以事实为根基，纽带两端达成共识的，基于同一种世界观，于彼此均显充足，基于成长与认知的生活原则的爱情。这种爱情是圆满的，有翔实的细节。双方并立，一方无需为另一方负责。亲吻与拥抱通过思想达成。此处等待的是理智的柏拉图主义：而我相信，只有当各地的爱情统统重拾这种理想的特质之时——甚至40年前尚有这种理想的状态——本世纪的青年男子才能更加幸福。
[4] 门采尔：（1815年12月8日－1905年2月9日）是德国油画家和版画家）
有位牧师在这妇人冬日的坟前诅咒她的所作所为。这是他的职责。可是我们并非皆领受过神职，未曾在十字架前发誓，人们却还是能在周围听到各种嗡嗡低语，说她神志极度错乱、神经衰弱、听信邪门歪道，但凡有一点忍耐力的人都自豪地拍打着胸脯，机灵地把自己的内里翻出来，为了展示他们十分健康、毫不纠结、完美无瑕：他们还笑着展出他们在哥达从阿诺德的枢密院拿来的地籍，胆小却又无畏的哲学家则信奉古老的德行准则，认为自杀表露了最大的懦弱。只有少数人认为这里上演了一出宏大的文化悲剧，在那对我们这一时代之痛苦了然于胸的精神的审判面前，本剧的女主角在最后一刻会被宣告为神志健全。此处根本不予审判，仅有宣告。
[5] 吉伯林派（Ghibellinen）皇帝派，与归尔甫派（教皇派）同指位于中世纪意大利中部和北部分别支持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派别。12和13世纪双方的分裂在意大利城邦历史上对其邦内政策起到重要影响。
走出你的蜗居，你这名为“民众”的德国乌合之众！走出你软弱无能的暧昧，你这皮肤褶皱的阉人！你们以健康的、红颊的、微笑的理智承载道德与自豪，意欲何为？你们耸起肩膀、你们谨小慎微。你们道德散漫，乐于思索世界历史中的重大问题，并因自己是大型管风琴的最小音管而骄傲，你们有何作为？你们的基本原则已然腐朽，因为你们并未在历史的土地上树起燃烧的尖锐围栏。你们必将感到颤抖，倘若你们一直以来的自我牺牲——不论目的是否是为了事物的秩序——在现在及未来都极其微小，不停坍缩，无足轻重，仅会成为万千众生之一！你们感到惊恐，仍有人进行灵魂的自我审判，流淌血汗在精神中秘密筑起高楼，宁愿埋骨于自身的废墟也不愿就此为世界所吞噬，如同人们在街巷、学校、教堂、对话中向你们提出的那样！自从年轻的耶路撒冷之死和桑德谋杀案[2]之后，德国也没有什么比诗人海因里希·施蒂格里茨的夫人之死更令人震动的事件了。倘若谁有歌德的才华，并能容忍被人指摘模仿歌德，此时便可写就一篇同《少年维特之烦恼》比肩的不朽佳作。因为现在四处蔓延的正是当今的文化状况，可是其上耸起的坟头却又如此具有独创性，即便诗人的狂想也结不出更栩栩如生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