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说我在我所担任的形形色色的岗位上为德国的舞台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作出了贡献，并且在皇家剧场做出了美学上的进取，却还是如此“不知趣”，在政治事务上更偏左而非右，那么我就也无能为自己辩护了，并且不会作出辩护。不过对于这种在我人生中绞尽脑汁、图谋不轨的指责，我将报以蔑视。
这件事还继续这样发酵了几天。我的“旁观者”说，我在3月18日之前就已经开始“筹划活动”了，那么我就来给他说说我在3月18日前后做了哪些“筹划活动”。6日，我携妻儿到柏林度假。从那时起直到18日，我在俄罗斯旅馆（Hotel de Russie）写作戏剧《欧特弗里德》（Ottfried）。从3月22日到4月22日，也就是在革命达到高潮的期间，我守在一个孩子的病榻前，和一位夫人临终的床前。哦，你这讨人厌的“旁观者”啊！我如此详尽地回答你恶毒的控诉并不是为了什么“技术总监”（缺这个职位的不是我，是那家机构），而是因为席卷柏林的这些揭底之论，这些谜样的言论：这个人昨天在某条路上！人们看见他在这儿和那儿同某人以及某人交流，等等，对于我们的时代而言是真真正正的耻辱，让人想起最阴暗的罗马告密者风行的时期。
1850年2月23日于德累斯顿
1849年五月我在德累斯顿——其实我并不需要去那里——的确受命建造一处路障。五个神志健全的人拿着石头威胁我接手。我跟他们说：放了我吧！我不是建筑师！没用：“见识应当已经教给你了！”我一开始并不温和地说：各位，为了德意志的统一，我通过文字所做的比我在这里用石头能做的更多！让我从当年的君主暴动中脱身吧。当然了！我的“旁观者”要问了，我为什么不能也藏在某个地下室里呢？我为什么就在1848年那个三月的星期日在柏林的城堡前，并且看到了不受限制的人群狂潮和暴怒呢？那位拙劣的“旁观者”说，警察总督米努托利（Minutoli）先生也需要为此作出报告。从历史的兴趣来看，没有人能比我更希望那位友好的，并且在平和的日子里日进斗金的冯·米努托利先生来讲述一下他当时的经历了。然而我却希望，菲利斯·利赫诺夫斯基[1]还活着，并为我作证，他当时命令我说：“朋友，您必须讲话！您必须如此！我不会放过您的！”“说什么？”“说您想说的！我嗓子已经哑了，说不出了！说吧，安抚他们吧！”——那好吧，我说，我在那爱国的、天性所导致的、勃兰登堡市民式的、对故城的激情中——那时还没有意识到后来可能会被解释为革命的放肆——听从了国王所说的：“来给我建议！”我向他呈递了一封信，在信中向他建议，在崩坏的秩序中给出某种新的思想，把群众从法律上连结到一起，分散精力，最好是市民武装的思想！“您说说这个吧！马上！就在这儿！到这边来！我不会再让您走的！”我说着，而群众——所有的妥协他们都几乎不懂——又被传播了某种新的、暴力的、简明易懂的想法。人们都知道，国王对于那个周日早上在城堡发生的事情表示了感谢。当然了，自我吹嘘，没有公职就自诩为政治家！非常值得赞扬，不像那个混在“游行的学生”中的胆小鬼一样跳到面粉袋里，并且喊道：火还烧着吗？当时谁要是跳到了面粉袋里，当然就永远都被染白了。
卡尔·古茨科博士
本报第43期里有一位匿名者——编辑部居然对此人表露敬意，将他恶意的怀疑用政治文章的大写字体发了出来——在下面签字的人可能因此就不能再做皇家剧场的“技术总监”了，因为——他缺乏一些必要的戏剧理论知识？不。或者人们认为他虽然不是共和党人，却仍然是一位拙劣可疑的作者？也不是这个！那么是为什么呢？他做了某种更加令人厌恶的事。1848年，他为了参加“三月革命”，特意来到了德累斯顿。那位好心的“旁观者”小心翼翼地说道：“似乎如此。”好一个微妙的“似乎如此”！为什么不更大胆一些呢？为什么不直接说，我指挥了路障的设置呢？
[1] 全名Felix Maria Vincenz Andreas Fürst von Lichnowsky，温登堡伯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