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的历史使命是成就自己，随着历史潮流发展，并且不断发展、扩张。德意志若是吸纳了普鲁士，只会变得更强。你们为何要拒绝普鲁士？它难道不是一个愿意与你们合并的新的普鲁士吗？你们还不信任那被你们讥笑的柏林吗？不正是它在此刻独力向你们证明了德意志如今仍然可能抵抗暴力入侵和无理要求吗？柏林成为了德意志精神上的首都，不仅是通过它自身的勇气，而且也是由于它出于政治和社会上的考虑而在此提出的诸多问题。人们几乎不可能脱离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简化抽象，柏林的民众燃起了激进的情绪。
孤立普鲁士，便会孤立普鲁士如今仅从名义上受宪法制约的普鲁士国王——不应当随意把此人抛在一边——就可能因此对重建德意志构成重大威胁。现在各省的精神领袖都在反对普鲁士政权，波美拉尼亚和乌茨寇马克的法国武士激起了农民疯狂的老弗兰肯式的[1]忠诚和贵族的愤怒，军队不悦，军队的许多首领都心存怀疑，整个管理机器还在老旧的轮轴中运转，波兰期待着和平的不流血的复辟，可能会在演说的噪声和兄弟情谊的说教中就让这事情不了了之，武装完整的统一的俄国清楚地知道，它想要什么都能做到，不受波兰的阻挠，而普鲁士又毫无准备，处于分裂中，犹豫不决，国王又心存不悦，你们的抗议使他变得冷漠，东边的大潮涌来……那该如何是好？南德和西德的统一只是纸上谈兵，对于帝国军事力量的怀念又不能鼓舞士气，不能产生信任。
我认为现在对普鲁士的孤立既不明智，也不公正，并且体现在两方面：对普鲁士人民的不公，对普鲁士君主的不公。3月18日犯下重罪的是所有德意志君主的罪过。在维也纳像在柏林一样对群众开了枪，废黜梅特涅之后若是没有立刻提出可行的妥协政策，这里就也会上演同样大规模的杀戮了。梅特涅已经摇摇欲坠，以至于一场街头运动就让他倒台了。柏林的斗争纯粹是一场屠杀，人们为军队本身、为军事国家、为警察暴政的国家提供了这样的机会，简言之，它就几乎是一场个人的歼灭战。每一位德国的君主，身处在这些将军、这些具有军事头脑的亲王和这种已有百年历史的傲慢的包围之中，也开了火。为此，国王本人完全不需要成为“伯劳鸟”（刽子手）和残杀者，他为此向海德堡人民发表了演说。这纯粹就是他的地位导致的偏见的体现，他军事素养的体现，他顾问的应声虫，他兄弟和所谓青年时期的朋友的傀儡，他们假装虔诚，或多或少蔑视人民。人们还要算上他自己对他在位以来八年时间充满争议的统治的情感中有多少不安和依赖，在此期间，他作为一位已逝的时代风尚的浪漫主义腔调的拙劣模仿者，作为永远在绕圈旋转的时代的旋风，他凭借不可否认的意志，想要做得公正、明智、崇高，凭借他的良知，想要表现得善良、公正、明智、高贵，却总在世界面前显得完全相反：他正是最不公正的，3月20日，他见证了对完满的回归和新生的兴趣，他拒绝高举帝国的旗帜，并且拒斥了一位最近影响他内心的人，不愿从德意志事业的热情中冷静下来。为了实现在法兰克福制定的计划，我们还需要我们君主的人格担保。后悔还来得及，对于众望的需求，普鲁士国王被唤起的热忱还能在法兰克福决议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除非群众一开始就做出强烈的表态，否则为何要抓着19日在柏林、卡塞尔、卡尔斯鲁厄、汉诺威发生的事情不放！在有些我不愿明言的城市里，我们君主用语言谋杀的人比柏林这里的枪杀还多。
那么现在最重要和最具决定性的就是普鲁士的支持了。普鲁士坏的部分的确已经开始从内部分崩瓦解了，而且随着同其它德意志邦国的融合，还会进一步瓦解；普鲁士好的部分对德意志而言却如此至关重要，以至于倘若将普鲁士并入德意志的这一想法仅仅因为一个事件——我们稍后会加以讨论——仅仅因为国王听到的一种说法就成了泡影，那就会是愚蠢和盲目的。你们在海德堡和曼海姆能给出什么样的替代？在千人集会上宣传说自己受到威胁和诅咒，唱歌等等是很简单的，但是对于事实冷静的考虑应当会迫使你们抑制住自己的不满，并且不要因小失大！
只要我们愿意转向君主立宪制，德意志在普鲁士旗帜下的重生就是当下唯一有效而且最有前景的解决方式。你们若希望德意志的统一终得圆满，就只能让最强大的人坐上最高的位置，而你们觉得他人格中缺少的东西，就由他的人民中的天才人物来弥补吧！
为了说得更明确一些，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在奋斗？我们希望德意志的君主集体归于统一的政权，在法兰克福（地点选得并不好；莱比锡，哥达，魏玛，纽伦堡会更好）选出值得崇敬的、有威严的代表，代表他们的利益和回忆，并让一位暂时的或长久的，世袭的或非世袭的联邦首脑统治整个帝国。如不从十分重大的意义上废除我们的君主，这就是行不通的。较小的君主好像并没有反对顺从这种愿望；而诚然即使是更大的君主，那些叫做国王，或者因为封地的原因仅仅应当称作大公或是伯爵的那些人，我要说，他们本身对联邦有足够的热忱和情感，以至于他们已自愿交出他们的统治权，在祖国的祭坛前承诺让位了。甚至有一位国王认为自己无力再反对这种趋势，便放弃王位，让他那位更支持这种理想倾向的继承人上台了。人们也一直只希望得知奥地利领地的个别地区愿意表示支持，而且即使维也纳的政治运动——梅特涅的倒台在我们的心中引起了对于昔日皇帝家族的短暂支持——也只能是暂时的。为什么只能是暂时的？因为首先，当前皇帝的性格并不令人满意，其次，维也纳的暴动缺乏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合理的自由滋长的基础；第三，法兰克福的人们不可能再愿意德意志再一次陷入哈布斯堡家族在全欧洲范围内的政治牵制之中了。为了重建德意志，人们一定不能再将涉及奥地利的因素牵扯进来了。奥地利只能是名义上参与其中。
这些观点若是不被接受，若是因为无法克服的一己之否决而失败，就会出现如下情况：我们首先出卖俄国尚不知情的波兰叛乱，因为在泛斯拉夫的领导下变得和平的波兰可以轻易同沙皇和解。第二，俄国入侵时会看到一个支离破碎的、缺乏军事秩序的德国，一个当下自我混乱的普鲁士。最后，第三，谁能保护我们——面对背叛，面对根深蒂固的、令人恐惧的……密谋？所有这些事件都潜伏在不远的未来，倘若南德的拒斥和抗议就像起初那样继续下去，那么，那位以人民的伟大使命为己任的普鲁士国王就会明白格维努斯在最新一期《德意志报纸》（Deutsche Zeitung）中对他说的话了。
人们提议统一德意志，前提是选出一位短期或者长期的首脑。自从普策尔的《两个德国人的通信》（Briefwechsel zweier Deutscher）以来就已确定，思想先进的、德意志的、慷慨的革命党派本身就已经一心向着普鲁士支配权了。南德的代表心怀君主制和共和制两种组织计划来到这里，首先支持同样的精神、同样的意见，而到了3月18日和19日，普鲁士就突然变得“不可能”了？这种行为在政治上是轻率的，并且有双重的不公平性。
[1] 弗兰肯（Franken或Frankenland），又译法兰克尼亚，是德国的一个历史地区，大致范围是巴伐利亚州北部、图林根州南部、以及巴登-符腾堡州一小部分。
从崇高的、爱国的立场看来，人们不能苟同，南德由于我们的行为导致的强大巨变酿成了三月18日和19日的事件，并且通过这沉痛的事实，在德国重生之际否定了普鲁士。因为不论人们针对国王本身作何评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直指国家，直指普鲁士，以及更加敏感的德意志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