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拉刻代蒙：也称斯巴达，古代希腊城邦之一。（译者注）
人们都会带着感动与同情离开每一家医院。在贝塔尼恩，我们也看够了悲伤与忧愁。我踏进了一间全是孩子的病房。憔悴和浮肿的小小身躯躺在他们的小床里，床前搭了一张搁板，他们在板上玩着铅灰色的士兵和木制的小房子。一个面无血色的小男孩友好地伸出了欢迎的手，他患了消耗性疾病。我向另外一个小男孩许诺，以后他会看见阳光从窗外欢笑着洒落进来，还可以瞧见在外面飞旋的云雀，他马上就可以在早春自由地嬉戏玩耍，然而这个小孩子的脊髓患病，以后将永远不能行走。参观医院是一次教育，除了看《萨塔内拉》和阿拉丁的《神灯》之外非常有用且益于健康。但人们离开贝塔尼恩时，还是会有这样的感受，那就是在这里，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比起那些公开表明需要医生帮助的人，还有更多的人生着病。
[2] 费尔纳：TobiasFeilner（1773–1839年），德国陶艺大师，他的工厂除制造普通陶瓷器具外，还制造陶瓷炉子。（译者注）
我问过一位工作于女执事救济机构的朋友：“出于什么样的精神，这些女士与女孩们表示愿意支持与照顾这些受苦难者？”他回答道：“噢，天啊！人类为了激励自己做出少见的行为，那就无可争辩地需要考虑到较高的道德目的。”然而我却更想要听到的是：“这种机制是由人类的爱心自发而起。”我想，这音色就会更显真挚，态度也会少些冷漠与骄傲。在集体工作中，团结是必需的，同样的心境定会将所有人联系起来。不过教堂，吃饭时的颂歌与祈祷，还有我在钢琴上发现的被打开的摩拉维亚兄弟会在“格纳道”出版的歌曲集，是否都属于这个范畴，我感到怀疑。一方面是女执事们对天主教的狂热崇拜，她们将她们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这份工作，与世界永远隔离；另一方面是女执事影响力的短暂，她们适时提前告知机构其决定后，就可以放弃她们的工作，并且总还是能成为女教授或者女陪审推事。对女执事这样的工作来说，善良、仁慈，还有由于外界环境而引起的对从事如此艰难工作的倾向性，就已经完全足够了。难道在19世纪，社会的教育，人性的思想观念，对公益的热爱，对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甚至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成员的关心，真的还没有比工作准则更深入人心吗？以致人们需要去看看《格纳道摩拉维亚兄弟会歌唱集》这本书，只是为了在这点上与三十位女士奉献与爱的精神相关联？
[3] 宫殿：此处的王宫指现今的柏林城市宫殿（BerlinerStadtschloss）。（译者注）
女执事长是冯·兰晁小姐。她下面有大概二十个“被授予圣职”的女执事，以及可能相同数量仍处于第一准备阶段的姊妹们。一些被授予圣职的女执事正出行在外，帮助其它地方建立相似的机构。绝大多数这些年轻、有教养的女士们的衣服是蓝色的，她们戴着一顶小小的帽子，肩上挂着白色的围裙。药店里只有两位女执事在服务，在这里我知道了，这家医院是如何预先全面地教授基础知识的。这里还有一间教理论入门课程的教室。有雇佣女工来做粗重的活儿，她们在房屋的地下室，在最合适、实用的洗衣间与厨房的设备装置旁忙碌着。这儿也不缺少男人。总的来说，女执事们更多照料的是女病人，须得把繁重的工作交给更强壮的男性来做，特别是抬病人和给病人换床的时候。由此，人们在这里又重新了解到了某种奢侈，这样的奢侈似乎蕴藏在整个机构的特性里。面对病人和垂死之人时，我们不能流露出与其相关的五味陈杂般的感觉，因为我们自己的整个心境需要在他们面前保持不刻意的愉悦与舒适。干净的环境，清新的空气，舒适、愉悦的感觉对病人自己来说也是有益处的。
[4] 施吕特尔：AndreasSchlüter（1659或1660-1714），德国雕塑师和建筑师。（译者注）
贝塔尼恩救济医院是一座前几年建成的教会女执事救济机构，它远离城市的喧嚣，只是可惜处在一个四周没有什么树，太过于贫瘠的地区。驾车从一座新的、正在建造的天主教教堂旁驶过，就会看到这所经常被人谈论的医院，并惊叹于它恢弘的建筑，所有人都认为这座医院应该能得到可观的赞助。然而听说却只得到一个市级基金会的资助，人们时不时会被报纸上刊登的贝塔尼恩救济医院需要资助的请求惊到，请求这个词，又使得这所医院几乎像是一所私人机构。对有必备医疗设备的医院来说，有两百多号病人很常见。而这片简直过于奢侈地被赠与的地区，还可以再安置这么多的人。这里有一个前屋，一座教堂，一个餐厅，还有女执事们的住所和延伸出去的走廊，这些事物似乎让人联想到，这个机构的下一个使命似乎就是成为类似寄宿学校、女子学校或者修道院，顺带从事病人护理的工作。毫无疑问，这个机构也是在相似的基础条件之上建立的。贝塔尼恩应当是有所建树的、基督般的慈爱之典范；对那些病人来说，他们也会受到悉心的照顾，但这些病人在一定程度上退居到了第二位。
[5] 沙窦：AlbertDietrichSchadow（1797–1869年），德国建筑师。（译者注）
国王的第二件伟大艺术作品就是宫殿[3]的穹顶祈祷室。它花费了五十万，毫无疑问，它就是按照国王独特审美观而建造的宫殿装饰物罢了，即使这对艺术没有任何贡献作用。宫殿里有一块至今都被忽视的场地，里面有坍塌的自来水厂，这片场地的作用就是保管物品，里面存放着旧破烂，当然还有现今仍装饰着阶梯的施吕特尔[4]出色的浅浮雕，建筑师沙窦[5]就在这样的场地上建立了这座宏伟的穹顶建筑物。穹顶建造的弧度与其说是圆形，不如说是椭圆形。这间小教堂给每个踏足于此的人都留下了惊人的印象，在白色大厅就欣赏到了劳赫[6]的胜利女神像的美丽形态，然后走上楼梯到达祈祷室，鲜花和枝形吊灯点缀着楼梯，只是为了与沙龙相称，应该用乳白色玻璃将吊灯的光亮适当减弱。到了祈祷室，人们没有估料到这里的规模与奢华。当然经过较长时间的观赏之后，这印象就消褪了。这座石制的建筑物，充斥着大理石和金色背景的画作，使人眼前感到越来越冰冷。即使是用昂贵宝石构成的十字架装饰着的圣坛、布道坛和地板，后来都突然变得就只像是南方湿热的空气，让人如此压抑，以致上帝鲜活的话语在这里不能真正地从精神上被传道，人们也不能真正地在精神上接受它并给予思考。这里的墙壁上装饰着各种各样的大理石，使人眼花缭乱。这里不会找到像在矿物收藏室里那样的石板，没有色彩，没有昂贵宝石构成的图样。伴随着由石头引起的不安，还有不同种类的各式画作。它们似乎是为了赞颂宗教或基督教的支持者，基于这样的考虑才被拼凑在一起。但这也是一种画廊或者博物馆意识，并不是纯粹的教堂意识。胡斯、路德、勃兰登堡的选帝侯[7]们与大主教和福音传教士们面对而站。这时就一定会缺少和谐的气氛，礼拜也不会轻而易举地顺利开始，人们在这样的沙龙里就只能举行传统的礼拜仪式。啊，对传统宗教的狂热就像生出的霉一样居在我们所有人的心灵之花上！人们不再思考，人们不再审视，只是为了宗教而从事宗教活动。人们尊敬宗教的威严，人们尊敬她就像尊敬父母一样，父母所操的心变成了花白的头发，我们就不应该对父母的弱点进行批评。这才是沙龙宗教的立场。人们不想要审视，不想要探究，人们用金子和宝石包围传统，这就是传统，人们以自己的需求而制造的传统。有人跪在教堂跪椅上做祈祷时，会拍拍他华丽的丝绸衣服，直到呈现出具有艺术的褶皱；他打开了他的金色祈祷书，心不在焉地读了些古代思想，也许会很有感触地联想一下那些个太多人为了信仰而死的时代，他或许也会承认他自己的罪恶念头或者倾向，忽而唱诗班奏响了音乐，他沉浸在乐声中，由于感动与神经脆弱，涌出了些许泪水，然后他就带着这样的情绪离开了做祈祷的地方，然而他依旧放不下过去的一切，他对这个有伤风化、各个方面都很危险的新世界进行了反抗！这就是如今的宗教风气。若是要走高贵宗教业余活动的路线，除了这个新的柏林宫殿祈祷室，人们想不到其他符合目的的教堂了。它完全减轻了对这样一种虔诚的顾忌，而有时候这些顾忌或许也会变得令人厌烦。
[6] 劳赫：ChristianDanielRauch（1777–1857年），德国古典主义最著名与成功的雕塑家之一。（译者注）
在国王下令建造的那些建筑作品中，人们会无端感受到某种压抑的气息，新博物馆就是这样的建筑之一，并将继续作为其中之一存在。外来者每次参观时都会急于再次来访，那时他将会很高兴看到博物馆圆满完工，他将会在这些展览厅里感受到，自己摆脱了所有令人讨厌的本地意识和傲慢，他将会了解到那些只与普遍的、德意志的艺术追求相关的东西，这些艺术追求为我们创造了慕尼黑的美丽与壮观，德累斯顿王宫的装饰，魏玛和艾森纳赫的新建造计划，我们新的纪念碑、艺术展览会和艺术协会，还有我们院校的蓬勃发展。新博物馆位于城市一处隐秘的、眼下还很狭窄的、不怎么好找的角落，但它对于外来访客来说是最舒适安逸的场所，是鉴赏力最愉快的约会，是本地人和急忙赶到这里来的外地人的好奇心最愉快的碰撞，并且他们审视的好奇心会越来越多。新博物馆建造、发展得慢，但是收藏丰富、讨人喜欢。它的发展理念是：与人亲近。我们在意大利和慕尼黑已经做好了准备，迎接我们在这里重新建立的东西。通过博物馆的天才建造者的灵感，这些展厅应该会首先使艺术家伟大、自由的本性得到复苏，这位天才建筑师是一位拿着画笔的诗人，是一位真正的思想家，不是那些凭空自称思想家的人。所以在这里，当我们想要想起希腊，想象拉刻代蒙[1]的画面时，既没有受人喜爱的、拜占庭式的浮华妨碍我们，也没有俄罗斯的驯马人、运动员或者阿玛宗女战士包围我们；即使是在柏林到处悬挂着的格言：“根据申克尔的草图”，也妨碍不到我们。我们必须得把申克尔称作是一位富有创造力、思虑周到的形式诗人，但他的作品的确很多都是在纸上创作出来的，晚上在灯光下，他画过数不清的图纸；他设计出的作品，从宫殿草图到费尔纳[2]炉子上的装饰物，都是极天才的创意；但是他的风格还缺少某种力量、某种纯净和简朴……
[7] 选帝侯：德语Kurfürst，复数为Kurfürsten。是德国历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其中“kur“意为“选择”，“Fürst“意为“诸侯”，这个词被用于代称那些拥有选举罗马人民的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利的诸侯。此制度严重削弱了皇权，令德意志的政治分裂更严重。在神圣罗马帝国灭亡后，此一封号仍为德意志帝国所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