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在这里观察到的一切，便可得知，人们在这里能对当今社会扭曲的原因有更多的认识。人们能够看清这些原因，是因为人们感受到了它们，因为它们自身太不易被击退并强硬地存在着。但是人们用错了消除社会危害的措施。人们想要立刻直接面对这些危害，而不是等到发现这些危害的重要源头后，再在那里消灭它们。必须要去发现原因的根本，并将啃食其根的蛀虫杀死。对畸形树干上的枯叶浇水，勉强能够使其短时间内维持生机勃勃的表象，但是之后，它就会渐渐死去并凋落，因为源自于根的生命的香脂和健康的树液，没有足够多地输入到叶子中。
这里，仁慈的基督教将会有一些具有现实意义的行动。这些行动大多都还停留在纸面上，也有一些已开始付诸实践，例如拯救失足少女的玛格达勒慈善机构。关于这个慈善机构，从以往的所见所闻来讲，并不能够推断出其本该值得尊敬的意图是否会被全面地、强有力地执行。这群不幸的人被他们的服饰出卖了身份，若是为了使这些人能够获得更稳妥的改善而指出一条路的话，那就只有这一条路：让她们以尽可能无声息、沉默而仁爱的方式回归到社会中。有人投入到玛格达勒慈善机构的怀抱里，然而黑色的服装可能会使其身后的门永远被关上，肯定还会出现类似卡尔特会僧侣般听天由命的念头，但是太少的人能够承受得住最后仅存的骄傲如此被泯灭！最后仅存的骄傲——正是你们首先想要打碎的，它只不过就是种子，但从这粒种子里，有道德的人可以绽放出崭新的花朵。这样一个机构的目的并没有那么美好完善，不应该制造改善的、重获生命的迷途者和伪善者，若是这样的话，那她们只要被轻微引诱，就会再次误入歧途。那什么才会是终结呢？
泰奥多尔·蒙特[1]在最近的演讲中说，我们的时代在疯狂追求着“幸福与娱乐”。我惊讶于他没有用更多的叙述来反驳或者假设这个事实，而只是把这个事实作为一个肯定句，也很可能作为他早期研究的前提提了出来。然而为了反驳他，这句话很少被拿出来对质。因为这句话是正确的，它已经被证明了；不仅仅是富人的奢华证明了这句话，穷人的熊熊欲火与断念无能也证明了它。在消遣娱乐中最不能得到满足的是中产阶级。幸福与娱乐比以前更多地成为了柏林人的箴言。各式各样供消遣的公共和私人场所急剧增多。为了吸引人们去娱乐消遣，天天都有比一打还多的纸片张贴在街角。同时，人们纷纷涌入一些能让人放松的食品店，在那里人多得一点都不合比例。以前，谁要是不知道经营什么样的行业，就开一个烟草店。现在，除此之外还有了咖啡馆、游乐公园和糕点店，这些建筑设施以同样的速度迅速拔地而起。在这里，像流行时装店、布店、礼服店和小商品店开张后，老板自己并不经营，而是让别人来管理。在花天酒地的娱乐消遣中还有贫穷与不幸的困境，贝蒂娜[2]在她的国王之书附文中通过一个仁慈的瑞士年轻人也将此困境描绘了出来——多么强烈的反差。
若是宗教的狂热没有界限的话，那么我们还会经历最病态的现象。对星期天过分的神圣化会变成真正旧约式的束缚。例如某人根深蒂固般认为的，在星期天行驶的火车，列车员和火车司机就不能去教堂礼拜了，那你就不能对一个这样的人呼喊道：“上帝保佑你不要如此荒谬！”此外，宗教的狂热还关心着穷人和病人，它要求我们有最完美的崇高敬意，它如此接近于纯粹的博爱信条，以至于或许不能够探究出它奉献、牺牲和爱的源头；但是如果对穷人的救济是惩罚性的，那么人们自己在面对超基督教意识的、能使其本身得到尊敬的表述时，就要冷静下来；病人的看护是麻烦的、令人害怕的，它就在身体的病痛之间对我们诉说着我们灵魂的堕落。
在别的地方这种反差会更强烈。在别的地方，人们感到震惊的是，在这需求紧张的现实中，在这本地贫穷化意味深长的描述中，克罗尔什娱乐场怎么可能就这么突然地出现了。我得承认，当我走进这个被所有报纸谬赞为童话宫殿的地方之时，我不禁厌恶地想，这座楼建造得是多么的不合时宜。幸好这座“童话宫殿”的名声也没有那么好。如果你的视线能够穿越飞扬的尘土，那在很远的地方你就能瞧见，这整栋楼像一座巨大的砖舍。看到这座由烟囱和凸出来的屋隅组成的混杂物体，第一眼印象就会感到恶心，而不是舒服。再者，把这样一个所有陌生人都可以进入的场所建造在柏林的要害之处，把这样的撒哈拉沙漠建造在练兵广场，我们都对此想法感到愤怒。柏林的尘土，曾由于令人喜爱的动物园的建造而被人遗忘了，但现在它又来势汹汹地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使人眼睛难受，让人不堪忍受；这是因为灰尘的摇篮正好就是这座新建筑建造的地方。一进入这座楼，它的一切都显得有缺陷、僵硬而苍白，这个轻浮的东西，估计就只是为了哗众取宠。人们可以一眼就将这个巨大的“跑马场”尽收眼底。没有花样的变换，没有宁静舒适的隐匿之处，没有独处的可能性。裸露的白色木质墙壁，虽然用金色的线条来装饰，在有些地方还绘着画，但是没有帷幔与帘幕，整个地方一览无余。在巴黎大剧院的化装舞会上，令人赏心悦目的并不是那宏大的舞厅，而是在楼梯上、走廊上、门厅里和各种设施里身着绚丽华服不停穿梭的人群。而在这里，除了少数的一些包厢外，都没有这样的惊人之处。当然也可以这么说，巴黎没有这样的一座娱乐场所；但是还必须得说：若是在巴黎的人们也变得这么肤浅的话，仅仅为了坐在那里，让身处其中的自己与置身其外的旁观者张目呆视而建造一座这样的娱乐场所，那他们必须变得更加伟大、有品位、有特色。在这座无聊的“寺庙”的地下室里，有一个叫“地道”的地方，其实就是个吸烟室，在伦敦找不到比它更阴暗、更脏乱与更令人窒息的地方了。大家都认为，《巴黎之谜》[3]的开头可能就是在这里取材的吧；我们自认为踏入了书中的“小酒馆”，大家都情不自禁地环顾四周寻找那个“女怪物”。当然《柏林之谜》也可以在这儿开篇取材。有这样的文章吗？已经有好多这样的文章出版了，舒巴[4]第一个出版，他的书现在已经是第三版了……可惜，有创意的人不会轻易地做决定，去踩别人走过的脚印；但这或许又是值得期待的，有人能像尤金·苏席卷法国文学那样，席卷德国文学。难道最后不就是苏模仿博兹，博兹又模仿几百年前古老的幽默小说吗？《柏林之谜》肯定会让刺眼的强烈光线洒落到德国的道德、社会与人文各方面，肯定会将启蒙运动的火炬举起，不仅仅是照亮隐藏贫穷和罪恶的地下室穹顶，还有假象与虚荣，谎言与虚伪的浑浊、阴暗区域……
好了，我认为，要是马车夫能够适应教堂，那也是值得期盼的；那个超基督教的犹太人，很可能也是一位商务顾问，他对理性与公正的全面认识难道不能找到另外一条出路了吗？像现在，在马车棚旁还没有设置礼拜仪式之时，或许每个马车夫还有可能，会每十四天或者至少每四周有一个星期日可以放半天假，在这半天假期的星期日里，他是不是就可以去教堂了呢？商务顾问的红利是否会不允许这样做？你们对马车夫的灵魂有那么大的怜悯之心，为他们是否能做礼拜而担忧，那么你们为什么不给予这些辛苦操劳、跟他们的车绑在一起的人们一天的休息时间呢？你们可不可以让他们从桎梏中解脱一下，并建立起一个能提供午间娱乐与下午消遣的股份制协会呢？本地的超基督教徒没有强制商务顾问给每个马车夫轮流每十四天或者每三个星期一个星期天的休息时间，让马车夫作为自由的人、基督徒和国民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星期日的休息时间，而是忽略了马车夫掌管者特权的滥用，认清了马车夫没有空闲星期日的事实，就只需要担心，车夫们从车棚出发前的早上，是否有人会去向他们传授福音！噢，虔诚的商务顾问啊！
[1] 泰奥多尔·蒙特：Theodor Mundt，1808 –1861，德国文学评论家，小说家。
2.为牛奶拉车夫举行下午礼拜仪式；因为这些车夫每个星期天都将牛奶带到城市里。
[2] 贝蒂娜：BettinavonArnim（1785–1859年），德国女作家，德国浪漫主义的代表。著有《国王书：这本书属于国王》（DasKönigsbuch:DiesBuchgehörtdemKönig），此书附有一篇短文《一个瑞士年轻人在沃格兰地区的经历》（ErfahrungeneinesjungenSchweizersimVogtlande），描述了德国产业革命初时，社会底层人民的贫穷与疾苦。（译者注）
1.为邮递员举行清晨礼拜仪式
[3] 《巴黎之谜》：LesMystèresdeParis，其作者为法国作家尤金·苏（EugèneSue）。（译者注）
这太有特色了！本地报纸上的一篇名为《给马车夫的清晨礼拜仪式》的提议吸引了我的目光。真的，这篇提议没有掩盖它的出处！虽然首先提出这个建议的是个犹太人（大型租车机构的拥有者），却也很有特色；那些投机的犹太人，那些领会时代精神的犹太人，在这里努力做有利于超基督教的事情：为马车夫举行清晨礼拜仪式！人们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人们已慢慢发现，马车夫从早上一直到午夜都必须为他们的顾客和东家服务。即使是星期天，他们也不得休息。为了使他们不要遗忘教堂，丢失信仰，现在到早上，当他们洗车的时候，当他们给马匹上马具的时候，可以让他们快速地与一位特意设置的“车夫传道士”作宗教上的短暂交流。听到这样的事，人们会以为这是在英格兰，或是宾夕法尼亚发生的呢。想要坚定不移地实施这样的建议的话，还必须得在为马车夫举行的晨礼之后，安排下列仪式：
[4] 舒巴：笔名L.舒巴（L.Schubar），原名RudolfLubarsch（1807–1883年），在1844–1845年间出版了12卷的《柏林之谜》（MysterienvonBerlin）。（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