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女人绝望地冲着电话，冲着她看不见的前夫的声音大喊，“不！你会自私残忍地报复，你会用你的原谅控制我……”
她怀着感恩的心情从她位于六十七街东的公寓走到这幢坐落在公园大道上的高楼。星期五的晚上她是关在家里度过的，她告诉门卫不要放任何人进来，尤其是她的前夫。一整晚，都听到他的声音在电话里坚持，对着自动应答器说话，要她接待他。亲爱的，听着，让我解释，我们太着急了，我们应该再好好想想，等等让伤口愈合，你知道我不想伤害你，但是生活有时候会变得复杂，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时刻，我也一直知道的是我有你，我可以回到你身边，你会理解我，你会原谅我，因为如果情况反过来，我也会原谅你……
她度过了一个可怕的夜晚，在小公寓里来回踱步。这间公寓虽小但是干净整洁，甚至在很多细节上算得上奢华。她在为投入壮丽的雪景而帘帷敞开的落地窗与独眼巨人的变形眼之间走来走去。这只眼睛保护着人们远离无休止的窥伺，城市中暴露的威胁。它是门上的玻璃洞，透过它可以看见走廊，看见而不被看见，然而看到的是一个变形的水下世界，犹如一只疲惫的鲨鱼的盲眼，它疲惫却不能得享片刻休息，否则就会溺死，就会沉入海底。鲨鱼必须要不断游动才能生存。
三
第二天早上她不再感到害怕。暴风雪停了，城市粉妆玉砌，仿佛是在为节日做准备。还有三周就是圣诞节了，到处装饰一新，流光溢彩，闪亮得像一面大镜子。她丈夫从来不会在九点之前起床。她出门走去办公室的时候是七点钟。她庆幸这周末有机会埋头在工作上，赶上进度，传达指示，做这些时没有电话，没有传真，没有同事的玩笑，省去纽约办公室的例行仪式，那种同时具备冷漠与幽默的义务，会说俏皮话，打趣儿，笑容满面，也知道怎么直截了当地打断交谈和电话，永远不互相触碰，特别是身体接触，从来不会拥抱，也没有亲吻脸颊的社交礼仪，身体保持距离，目光避免接触……真好，在这里她丈夫不会找到她。他对此一无所知……他会疯狂地打电话给她，试图混进公寓里去……
“你真是个冷酷的人！”美国人赞赏地说。
一个在这天早上感到自由的女人。她抗拒了外部世界，抗拒了如今外在于她的丈夫，他被她从内在驱逐出去，无论是身体的还是情感的。她抗拒每天早上走路上班时裹挟她的人群，他们让她感到自己是羊群中的一只，作为个体微不足道，重要性被完全剥夺。在任何一个时刻从六十七街和六十六街之间的公园经过的数以百计的人不是在做着和她一样重要或更重要的事吗？或许一样不重要，也或许更不重要？……
“Welcome a tough Mexican.(3)”莱昂纳多总结道。
没有一张幸福的脸。
“啊，莱昂纳多先生您可真是的。”美国人笑起来，“您比我们还要冷酷。”
没有一张为自己所做之事骄傲的脸。
“这样最好。我在合同里加了个条款，让你们为工作导致的疾病负责。这里只要呼吸就会死于癌症。”
没有一张对自己的工作心满意足的脸。
“非常安全。是可降解的。一旦用过，就会分解成无害物质。”美国合作伙伴回答。
因为脸也要工作，挤眼睛，做鬼脸，翻白眼，摆出伪装的害怕、真实的惊讶、怀疑、假意关心、嘲笑、讽刺和权威的表情。极少——她一边快步走，享受着落了雪的城市的孤独，一边想——不管是她对别人，还是别人对她，都极少会流露出真实、自发的神态，而是一整套习得的面具，为了讨好、说服、恫吓、威慑、共谋……
“这产品安全吗？”莱昂纳多·巴罗索询问。
孑然一身，不容侵犯，作为自己的主宰，占有自己的每一块身体和灵魂，由内而外，统一、完整。料峭的清晨，孤独，还有坚定、优雅、自我的步子，在从公寓到办公室的路上，她感受到了这一切。
脚手架等待着他们，将根据每层的面积将他们升至不同的楼层。这座建筑自下而上逐渐变窄，到顶部时呈金字塔形。仿佛置身于一座玻璃的特奥蒂瓦坎金字塔上，劳工们开始升到第十层、第二十层、第三十层，以便从那里开始清洗，然后逐层下降，带着手工清洗工具，背着清洁剂桶，就像潜水员的氧气罐。利桑德罗升上玻璃的天空，却感觉像被淹没，下潜到陌生世界里一个奇怪的玻璃海洋中，上下颠倒……
办公楼里到处是工人。她忘了，她嘲笑自己，选了这一天来享受孤独，却赶上了清洁大楼内侧玻璃的日子。她及时得到了通知，是她自己忘记了。她微笑着上到最顶层，没有看任何人，像一只误将鸟笼认作自由的小鸟。她走在第四十层的走廊上——玻璃墙，玻璃门，他们过着悬于半空的生活，连地板都是磨砂玻璃做的，建筑师是个独断专行的人，禁止在他的玻璃杰作上铺地毯。她踏进位于玻璃走廊和天井之间的办公室。从这里看不到街景，街上污浊的空气进不来，全是空调的冷气。这座大楼密封着，与世隔绝，正是她今天想要的感觉。门朝向走廊，但整块玻璃幕墙朝着天井，有时候她喜欢让目光从四十层楼上坠落，在中途变成雪花，变成羽毛，变成蝴蝶。
他们被聚集在天井中央，并被告知是来清洗大楼内侧的。天井就像个发着灰色光的院子，六面纯玻璃幕墙像盲目的峭壁从它的六个侧面拔地而起。就连两座电梯都是玻璃的。四十乘以六，办公楼的二百四十张内侧面孔，围绕在一个庭院四周，过着既隐秘又透明的生活。中庭就像从玩具宫殿的中心挖掉的四方体，一个在海滩建城堡的孩童的梦想，只不过他拿到的不是沙子，而是玻璃……
走廊顶上是玻璃，侧面也是玻璃。所以，旁边的办公室也是透明的，这迫使她的同事们在肢体习惯上有所谨慎，但无论如何，还要同时保持自然不拘束。脱掉鞋子，把脚跷上桌面，所有人都被允许，但是男人可以抓挠腋下和两腿之间，女人则不行。同时，女人可以照镜子、补妆，而男人——除了极少数例外——不行。
这便是那座楼。利桑德罗·查韦斯拒绝像个乡巴佬似的朝四十层的高度仰望，他只是寻思着他们怎么在暴风雪中清洗窗户，这雪有时连建筑的轮廓都能消融，仿佛这座摩天大楼也是冰做的。这是他的幻想。天刚稍稍放亮，一座通体玻璃的大楼就出现在眼前，没有一块材料不是透明的——一个用镜子做的、由镀铬镀镍玻璃连接而成的巨型音乐盒，一座玻璃扑克的宫殿，一个水银迷宫玩具。
她朝面前望去，望向天井，看到了他。
但愿墨西哥城上空也降下一道雪的幕帘，将一切覆盖，埋藏起怨恨、无解的问题和集体被骗的感受。看着墨西哥灼热的尘土，那永不疲惫的太阳的面具，不得不接受城市的失落，不同于欣赏纽约装饰在灰色墙壁和黑色街道上的白雪王冠，感受到一种生命的脉动：纽约从分裂中不断建立自身，这是它作为所有人的城市所不可避免的命运，充满活力、不知疲倦、野蛮而致命的全世界之城，在这里，我们都可以认出自己，看见我们自身的极恶与至善……
四
在纽约，他回忆起父亲在纳尔瓦特的公寓里彷徨迷失，如同行走在沙漠中，没有庇护所，没有水，也没有路标，将那所公寓变成了他惶惑茫然的沙漠，在一连串意料之外、无法解释的事件带来的晕眩中努力站稳脚跟，仿佛整个国家已经失控，跌跌撞撞，成为自身的逃亡者，不顾一切地逃离秩序、预见性和体制性的牢笼——就像报纸上说的：体制性。他现在在哪？他是什么？能做什么？利桑德罗看见无数尸体、被杀死的人、腐败的官员、无穷无尽不可理解的阴谋，殊死搏斗只为权力、金钱、女人、同性恋男人……死亡、贫穷、灾难。他的父亲坠入这无法解释的漩涡之中，在混乱面前缴械投降，无力再出来奋斗、工作，依靠着他的儿子，正如儿子孩提时曾依赖他的父亲。他的母亲缝补破衣服、不眠不休地织披肩或毛衣能赚多少钱？
利桑德罗一个人被脚手架的大木板托着升到最高层。每个人都被问到是否有恐高症，他记起有时候会有，有一次，在一个节庆的摩天轮上，他突然很想跃入半空中去，但他没有说出来。
“体面人，利桑德罗，别让别人说出二话。我们一直都是体面人。我们做什么都规规矩矩，从来不出格。是因为这个才过得不好吗？因为做体面人？因为像正直的中产阶级那样生活？为什么我们总是事事不顺？为什么从来不能有个好结果，儿子？”
一开始，他忙着安置抹布和清洁工具，特别是忙着调整好自己的姿势，所以没有看到她，没有朝里面看。他的目标是玻璃，理所当然地认为星期六没有人会到办公室来工作。
星期六早上六点，现在终于可以感受到、闻到、触摸到城市了，但还看不见。充满着冰碴的雾将它隐去了。然而曼哈顿的味道仿若一把铁匕首刺进利桑德罗·查韦斯的鼻子和嘴巴里，是烟，是下水道、地铁、十二轮货运大卡车的排气管和几乎贴到坚硬光亮如漆皮般的沥青路面的前格栅所喷出的酸涩烟雾。在每条街上，卡车的金属大嘴张开来吞下一箱又一箱的水果、蔬菜、罐头、啤酒，还有碳酸饮料，碳酸饮料让他想起他的爸爸，在自己的城市墨西哥城旦夕之间变成了异乡客，恰如他的儿子在纽约市一样，两个人都捶胸自问，我在这里做什么？难道我们生来为此？我们的命运不是另一番模样吗？这是怎么回事……？
她先看见了他，但并未留意他。她对他视而未见。她看他的态度，正如我们进电梯、上公交车或是在电影院里落座时对萍水相逢的过客匆匆一瞥。她微笑了一下。在美国这个浩如宇宙的国家，广告经理的工作使她不得不坐飞机去和客户洽谈业务。她最害怕的莫过于身旁摊上个喋喋不休的人，那种会给你讲他的伤心事、职业、收入，在三杯血腥玛丽下肚之后，能把手放在你膝盖上的人。她又笑了。她曾无数次睡在陌生人身边，各自裹在飞机上的毯子里，宛如清纯的恋人……
他们疲惫不堪，快步走入一家摆满行军床的健身房，这些美国军队的简易床铺是巴罗索从一家军用剩余物资商店买来的。他们将包裹扔在床上，就走向角落里备好的自助餐。厕所在更里面。有的人开始熟络起来，互相打打闹闹，称兄道弟，甚至有两三个人唱起了跑调的《黄金船》，其他人让他们闭嘴，说他们想睡觉，明早五点就要开始一天，我这就要到载我的黄金船停泊的港口去了。
当利桑德罗与奥德丽目光相遇时，她点头致意，就像出于礼貌问候一位餐厅服务生，比问候公寓楼的门卫还要少一分热情……利桑德罗已经擦净了第一扇玻璃窗，正是奥德丽办公室的那扇，随着他慢慢除去灰尘形成的薄膜，她逐渐显现，起初遥远而朦胧，随后便一点点靠近，由于玻璃越来越清澈，她分毫未动却越来越近。就像调整相机的焦距，就像慢慢将她据为己有。
因此，在这乘坐着九十三名墨西哥劳工的汽车里，如空气一般冰冷的沉默在一排排座位间传递。利桑德罗·查韦斯想象着，其实，尽管有话可说，所有人都因为这雪而噤声不语，因为大雪笼罩的宁静，因为这星星点点寂静洁白的雪，它悄无声息地落下，在所触之物上消融，重归于无色的水。在长长的雪幔后面，这城市是什么样子？因为在电影里见过，利桑德罗勉强分辨出一些都市轮廓，城市的幽灵，摩天大楼、桥梁、百货商场和码头白雪覆盖隐约朦胧的面孔……
玻璃的透明渐渐揭开她的面纱。办公室的灯光从身后照亮她的头部，为她栗色的头发笼罩上一层麦田般的柔美和动感，麦穗与如饰带般落于颈后的美丽金黄的麻花辫纠缠。光线聚集于后颈，当她将浅色的柔软辫子拨到一边时，后颈上的光照亮了从背部蜿蜒向上的每一根金黄的绒毛，就像一把种子，即将在编织的发束里找到土壤，找到那丰腴性感的肥沃。
在那些没有乡下人模样和穿着的人中间，这时候，也笼罩着局促不安的情绪，一种不承认他们在那里的意愿，不承认他们在墨西哥的家中境况如此艰难，他们走投无路，只能屈服于每星期工作两天就能月入三千比索的工作，在纽约，一座异乡的城市，全然陌生，在那里无需与人交好，无需面临在与同乡接触时不得不坦言相告却被嘲笑和不理解的风险。
她伏案工作着，对他无动于衷，对他人的工作无动于衷，那种卑躬屈膝的手工劳动，与她的截然不同。她正努力为百事可乐找一句精彩的、引人注目、朗朗上口的广告语。他感到不自在，担心自己手臂在玻璃上的挥舞使她分神。如果她抬起头，会是因为工人的打扰而一脸愤怒吗？
工人们拿到了毯子，返祖似的当作传统萨拉佩披风那样披在身上，被送上了汽车。从航站楼出来直到上车，这中间感到的寒冷足以使他们感激预先准备的外套、临时的围巾和他人身体的热量。他们相互找寻和辨认，可以察觉到他们在寻觅那个可能与自己相似、有同样的想法、来自同一片土地的伙伴。对待农民、乡下人，向来有一种话语的桥梁，那是一种极为老旧的正式，并不掩饰等级身份的礼貌，但也从来不乏把身份低微的人当作下等人对待的蠢货，用“你”来称呼他们，对他们呼来唤去，大声呵斥。在这里，此刻，这全无可能。所有人都穷愁潦倒，同病相怜。
如果她再次看他，会用什么样的眼神？
米切琳娜开始害怕其他男人的眼神。
“上帝啊，”她低声自言自语，“他们提醒过我会有工人来。但愿这个男人没有在观察我。我感觉在被窥视。我有点生气了，没法集中精力。”
米切琳娜仍然闭着眼睛。她不想看工人们经过。他们都是年轻人，一副潦倒模样。她也厌倦了陪莱昂纳多旅行，最初她很喜欢，她感到有身份，让她难受的是一些人的排斥，另一些人的隐忍，还有自己家人没有丝毫不悦的理解，说到底，他们享受着莱昂纳多给的好处，尤其是在如今的危机时代，没有米切琳娜，他们会怎么样？她那年过九十，仍在用纸盒子收藏着各式古董，深信波菲利奥·迪亚斯仍是共和国总统的奶奶莎琳娜女士会怎么样？她那熟谙勃艮第葡萄酒和卢瓦尔河城堡所有谱系的职业外交官父亲会怎么样？她那需要舒适与金钱来做她唯一真正想做的事——不张嘴，连吃饭的时候都不张嘴，因为在公共场合这么做令她羞耻——的母亲会怎么样？她那依附于莱昂纳多·巴罗索的慷慨，今天一个工作，明天一个特许经营，这儿一个合同，那儿又一个代理的兄弟姐妹们会怎么样？……但现在她累了。她不想睁开眼睛，不想碰上任何一个年轻男人的眼睛。她的义务是和莱昂纳多在一起。她尤其不愿去想她的丈夫，莱昂纳多的儿子，他不想念她，他很幸福，离群索居在他的庄园里，对她毫无怨言，也不怪罪她和他的爸爸混在一起……
她抬起头，碰上了利桑德罗的目光。她想要发怒却没能做到。那张脸上有种东西令她吃了一惊。一开始，她没有注意他外表的细节。令她战栗的是别的东西。某种她几乎从未在男人身上见过的东西。她在自己的词汇表里拼命搜寻，作为一个以遣词造句为职业的人，她寻找着一个词汇，来形容这个办公室玻璃清洁工的态度和面孔。
他看着他们，仿佛他们是属于自己的东西，是他的骄傲，他的孩子，他的主意。
在一闪念间她找到了——礼貌。在这个男人的身上，在他的态度、距离感、点头的方式与奇妙地混杂着忧伤和欢乐的目光中的那种东西，是礼貌，难以置信地毫无粗俗的痕迹。
对任何人他都不否认自己的杰出。除了那个留小胡子的帅小伙儿外，巴罗索还想分辨出外省的年轻人，他们以特定的方式穿着，比墨西哥城的奇兰哥们更落后，但也更引人注目，有时候更灰暗，在这些人中间，他开始区分出那些两三年前，在萨利纳斯治下的繁荣时期，曾在丹尼斯餐厅用餐，在巴亚尔塔港度假，或是在卫星城的多功能影院观影的小伙子们。他认得出他们是因为他们是最忧郁的，但也是最不认命的，是那些和利桑德罗·查韦斯一样自问着的人——我在这里做什么？我不属于这里。属于，你属于这里，巴罗索会这样回答他们，属于极了，在墨西哥，就算你跪着爬到瓜达卢佩圣母圣殿，凭奇迹都不可能两天赚一百美元，一个月四百，月入三千比索，这连圣母也给不了你。
“这个男人，”她想，“他绝不会在凌晨两点钟歇斯底里地打电话请求原谅，他会忍耐。他会尊重我的孤独，我也会尊重他的。”
“I am my own man. I'm just like you, a self-made man. I don't owe nobody nothing.”(2)
“这个男人会为你做什么？”她马上自问。
他们开始经过，的确是什么样的人都有。莱昂纳多先生的人道主义骄傲和此刻的民族主义骄傲倍增。这个国家遍体鳞伤，曾经还以为大功告成。我们做梦以为自己属于第一世界了，却再次从第三世界中醒来。是时候为墨西哥加倍努力地工作、不灰心丧气、找到新的出路了，比如这一个。什么样的人都有，不止那个穿格子毛衣留小胡子的年轻人，还有其他这位企业家没有注意到的，因为那种对偷渡客——戴喷漆草帽、胡须稀疏的农民——的刻板印象吞噬了一切。现在他开始分辨出他们，将他们个体化，还他们以人格，以主人的姿态，四十年来始终如此，同工人、经理、专业人员、官僚打交道，所有人都服务于他，永远服务于他，从来没有人在他之上，这是他的独立座右铭，没有人，连共和国的总统都不能凌驾于莱昂纳多·巴罗索之上，或者，就像他对美国合作伙伴所说的：
“他会请我吃晚饭，然后送我到家门口。他不会让我在夜里独自叫出租车离开。”
但是他们忘了告诉墨西哥劳工这里天气很冷，所以，钦佩于自己的人道主义精神，莱昂纳多先生想先下去提醒他们这些年轻人需要外套、毯子，随便什么。
正当她抬起目光、神不守舍之时，他在转瞬之间看见了她深邃的栗色大眼睛。他马上垂下目光，继续工作，但与此同时他想起她微笑了。这是他的想象吗？还是真的？他鼓起勇气望向她。女人对他微笑，非常短促，非常礼貌，然后就低下头继续工作。
“所有的都算上，加上机票，都比在曼哈顿当地雇佣劳工便宜。我们可以节省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他的美国客户们说。
一个眼神足矣。他没想到会在一个美国女人的眼睛里看到忧郁。人们说她们都很坚强，很自信，很专业，很守时，不是说所有的墨西哥女人都软弱、摇摆、随性、拖沓，不，完全不是。问题在于，一个会在星期六来工作的女人可能是各种样子，也许温柔，也许亲热，但唯独不该是忧郁的。利桑德罗清楚地在这个女人的眼神里看到了忧郁。她怀着悲伤，也怀着渴望。她渴望着。这是她的眼神所诉说的：“我想要某种缺失的东西。”
他想提前出去同负责集合劳工的人打招呼，这些墨西哥劳工将趁周末办公室没人的时候清洗曼哈顿的几座楼。服务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星期五晚上从墨西哥到纽约，星期六、星期日工作，星期日晚上返回墨西哥城。
奥德丽不必要地把头压得很低，好躲进纸张文件中。这太荒唐了。她难道要爱上大街上第一个擦肩而过的男人，只为了和丈夫彻底分手，让他吸取教训，只是因为纯粹的反弹效应？那个工人很英俊，这是糟糕之处，他有着不寻常的几乎令人感到冒犯的骑士风度，不合时宜，仿佛在滥用他的弱势地位，但他同时有着明亮的眼睛，眼里流露出的悲伤和喜悦同样浓烈，他的皮肤呈橄榄色，暗淡而性感，鼻子短而尖，鼻翼翕动着，身形修长，卷发，年轻，胡须厚重。与他的丈夫迥然不同。他是——她又一次露出微笑——一个海市蜃楼。
当他们在暴雪之中降落于肯尼迪机场时，巴罗索很想尽快下飞机，可是米切琳娜蜷靠在窗边，盖着毯子，头舒服地枕着枕头，一副慵懒模样。等所有人都下去吧，她请求莱昂纳多先生。
他也对她回以微笑。他的牙齿坚硬、洁白。利桑德罗想到，他极力避开了会使他在当他还是个有志青年时认识的人面前降低身份的工作。他曾接下一份在弗克拉尔餐馆做服务员的差事，当他不得不为一桌中学老同学服务时，场面十分难堪。所有人都事业有成，除了他。他令他们难堪，他们也令他难堪。他们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对他说些什么。还记得和西蒙·玻利瓦尔队比赛的时候你进的那个球吗？这是他听到的最友善的话了，随之而来的是一阵令人尴尬的沉默。
二
他做不了办公室文员，从中学三年级起他就辍学了，不会速记法也不会用打字机。做出租车司机更不行。他嫉妒比他有钱的乘客，看不起比他穷的，墨西哥城混乱的交通令他发狂，让他火冒三丈，暴跳如雷，不停骂娘，变成各种自己不喜欢的样子……超市售货员，加油站雇员，他什么都做过，那是自然。不幸的是现在连这样的差事都没有了。所有人都失了业，连乞丐都被视作失业者。他感恩能获得这份来美国的工作，感恩此刻正直视着他的这个女人的眼睛。
然而刚刚，当利桑德罗经过头等舱时，莱昂纳多先生打量了他，想不到他会是这些雇佣工人中的一员，他希望所有人都像这个小伙子一样，身为工人却有体面人的模样，有精致的五官，像马里阿契乐手那样漂亮的小胡子，而且，该死，他比莱昂纳多·巴罗索本人还要白！与众不同，这位百万富翁注意到，一个与众不同的小伙子。你不觉得吗，米切？然而他的儿媳兼情人已经睡着了。
他并不知道，她不仅在看着他，也在想象他。她先他一步。她想象着各种情境下的他。她把铅笔放到牙齿间。他会喜欢什么体育运动？他看起来很强壮，很健美。电影，演员，他喜欢电影、歌剧、电视剧吗？他是那种会透露电影结局的人吗？当然不是。这一眼就看得出来。她直直地冲他微笑。他会忍受得了一个像她这样的女人吗？她会忍不住给伴侣讲出电影、侦探小说的结尾，除了自己的故事，因为永远不知道会怎么结束。
“看看能不能给我找一个至少看起来更体面、脸更白点的人，唉，真见鬼。这是第一批去纽约的。伙计，我们会给人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她头脑中的想法他也许已经猜到一二。他多想能坦率地告诉她，我不一样，不要相信外表，我不应该在做这些，这不是我，我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可他不能对玻璃说话，他只能爱上玻璃上的光，而光可以穿过玻璃，触碰她，光是他们共同所有。
“大部分人都那样，莱昂纳多先生。这个国家没别的指望了。”
他强烈地渴望拥有她，触碰她，即使是隔着玻璃。
“为什么所有人都那么黑，那么土气？”
她站起身，神思恍惚地走出了办公室。
他不想朝下看，因为害怕发现某种也许只有从空中才能看见的可怕的东西。国家已不复存在，墨西哥已不复存在，这个国家纯属虚构，或者，不如说，是由一小群曾经相信墨西哥存在的疯子维持着的美梦……一个像他家这样的家庭没办法熬过二十年的危机、债务、破产，每每重燃希望却又再陷危机，每六年一次，情况越来越糟，贫困、失业……他的父亲已经无力偿还用于翻新工厂的美元债务，冷饮销售被少数寡头垄断，独立厂商和小企业不得不贱卖退出市场。现在我该做什么营生？他的父亲在纳尔瓦特区的公寓里像幽灵般踱来踱去时自言自语，当他还不上夸特莫克区别墅的贷款，也无法再支付雪佛兰汽车的月供时，当他的母亲不得不在窗户上贴出裁剪告示时，当存款先是因为一九八五年的通货膨胀，接着又因为一九九五年的贬值，自始至终因为日益累积无法偿还的债务而蒸发一空时。私立学校到此为止，拥有汽车的美梦不再。你的叔叔罗伯特有副好嗓子，在街角唱歌弹吉他能挣上几个比索，但我们还没落到那步田地，利桑德罗，我们还不用到教堂前面去出卖苦力，手里拿着工具和说明工种的牌子，水管工木工机械工电工瓦工，我们还没混到那么惨，像我们以前用人的孩子那样，不得不流落街头，中断学业，扮成小丑的样子，把脸涂白，在起义者大道和改革大道交叉口那儿表演杂耍抛球。你还记得罗莎的儿子吗，他在咱家这儿出生的时候你总和他玩？嗨，我是说咱们以前在纳萨斯河区的家。唉，他已经死了，我记得他也叫利桑德罗，和你一样，当然了，他们给他起这个名字就是为了让我们做孩子的教父母，他十七岁的时候就不得不离开家，在十字路口表演吞火，脸上涂了两滴黑色的眼泪，吞了一年的火，把汽油含在嘴里，往喉咙里塞燃烧的麻屑，直到把脑子都烧坏了，利桑德罗，他的脑子坏掉了，变成了个面团，而且他还是家里最大的孩子，全家人的希望，现在更小的几个孩子在卖面巾纸、口香糖，咱们的用人罗莎绝望地告诉我，你还记得她吧，她说现在她得拼命阻止这几个小儿子开始吸食胶水，浑浑噩噩地上街和流浪儿一起讨生活。这群孩子的数量、挨饿和被忘却的程度与流浪狗不相上下。利桑德罗，一个妈妈能对上街讨生活养活她、拿东西回家来的孩子说什么呢？利桑德罗，你看看吧，你的城市正沉沦在对过去的遗忘，特别是对曾经理想的遗忘中。我什么权利都没有，有一天，利桑德罗·查韦斯对自己说，我只能融入所有人的牺牲中去，融入这个被牺牲掉的、治理不力、腐败堕落、麻木不仁的国家，我必须忘掉痴心妄想，去赚钱，接济父母，做不至于太丢脸的事，一份正派的工作，一份把我从对父母的鄙夷、对国家的怨恨、对自身的羞耻还有朋友的嘲笑中拯救出来的工作。几年来，他一直试图厘清头绪，忘掉过去的白日梦，抛开对未来的雄心壮志，沾染上宿命论的悲观，抵御着内心的愤懑，在无论如何也要挣脱困境的执拗中饱受屈辱却也为此深感骄傲。利桑德罗·查韦斯，二十六岁，心灰意冷，此刻面临着新的机会，作为劳务工人到纽约去。他不知道莱昂纳多·巴罗索刚才说过：
是什么冒犯了她吗？他的某种表情、某个手势有失分寸吗？他是不是因为不了解美国的礼仪所以有些太过放肆了？他为感到那么害怕、那么沮丧、那么不自信而生自己的气。也许她永远地离开了。她叫什么名字？她会问自己同样的问题吗？他叫什么名字？他们有什么共同之处？
我——那个不在此处的人——曾经有过别的抱负，直到中学，他的家庭都足以支撑这些抱负。父亲的冷饮厂生意兴隆，由于墨西哥气候炎热，人们总要喝冷饮。冷饮越多，也就有越多的机会送利桑德罗去私立学校，凭贷款在夸特莫克区买下一处别墅，支付雪佛兰汽车的月供，并保有送货车队，每年去一次休斯敦，即使只是短短几日，逛购物中心，声称是去住院做年度体检……利桑德罗讨人喜欢，他参加聚会，阅读加西亚·马尔克斯，幸运的话，下一年将不再坐公共汽车去上学，而将拥有自己的大众汽车……
她回来了，手里拿着口红。
利桑德罗·查韦斯决定在余下的旅途中闭上眼睛。他要求不要给他上餐，让他睡觉。空姐迷惑不解地看他，因为通常只有头等舱才会这样要求。她想表现得热情周到：我们的香料饭很美味。事实上，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就像一只钢蚊子正在利桑德罗的额头上钻洞：我在这里做什么？我不应该做这个。这不是我。
她手里举着揭开了盖的口红，直勾勾地注视着利桑德罗。
某种东西迫使他抬头看，那便是利桑德罗·查韦斯的经过。他没戴帽子，看上去好像属于别的阶层，有着不同的背景。他为纽约十二月的寒冷做了准备。其余的人都穿着牛仔服，没有人告知他们纽约天气很冷。而利桑德罗却穿了黑红格子的羊毛衫，拉链直拉到喉咙。莱昂纳多继续阅读起《财富》杂志来。米切琳娜·拉博尔德·德巴罗索缓缓啜饮着她的含羞草鸡尾酒。
他们就这样相隔在玻璃边界的两侧，在沉默中对望了几分钟。
他抬起眼是因为看到或者感觉到了一个不太一样的人。自从被作为“服务”雇佣的劳工开始登机以来，莱昂纳多先生起先还为自己的成功运作沾沾自喜，随后便承认看着这么多头戴喷漆草帽皮肤暗黑的人从头等舱经过令他心烦，于是他不再看他们。别的飞机有两个入口，前面一个，后面一个。花着头等舱的钱，还不得不忍受破衣烂衫脏兮兮的人从身边经过让人有些恼火。
两人之间正在建立起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共同体，处于隔离之中的共同体。每个人都回忆着自己的生活，想象着对方的生活，那些行走的街道，栖身的洞穴，各自城市的丛林，纽约和墨西哥城，危险、贫穷、城市的威胁、抢劫者、警察、乞丐、捡破烂儿的，大城市的恐怖，到处是同他们一样的人，无法抵御如此之多威胁的太过渺小的人。
他没敢同她打招呼。她怎么会记得他？他该对她说什么呢？你还记得十一年前我们在“大脸”卡西利亚斯的聚会上见过面，我请你跳过舞吗？她连看都没有看他。莱昂纳多先生看了他，他从正在阅读的《财富》杂志上抬起头瞟了他一眼。这本杂志细数了墨西哥最富有的人，幸运的是，再一次遗漏了他。无论是他还是有钱的政客都从来不会出现在那里。没有政客是因为他们的生意都不挂自己的名字，而是藏在洋葱似的一层又一层多方参股、代理和基金会的后面……莱昂纳多先生效仿了他们的做法，很难将他实际拥有的财产直接归于其名下。
“这不是我。”他愚蠢地自言自语，浑然不觉她希望他就是他，正如这个早上她所见到的样子。当她醒来，对自己说：“上帝啊，我和谁结了婚？怎么可能？我一直和谁生活在一起啊？”然后她遇见了他，并将与她丈夫身上她所痛恨的东西截然相反的一切赋予了他，礼貌、忧郁、不在乎她揭示电影的结局……
他不记得米切琳娜回答了什么，甚至也不记得他大声说出了这些话，还是只在心里想过。随后其他人请她跳了舞，而他再也没有见过她。直到今天。
他和她，形单影只。
利桑德罗请她跳过一次舞，他已经不记得是对她说过，还是只在心里想过，他们两个都穷，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他们受邀参加聚会是因为她来自一个上流社会家庭，而他和那些富家子弟上同一所学校，不过他们的相似之处要多于差别，她不这么觉得吗？
他和她，在各自的孤独之中不容侵犯。
“她来自老家族，但是一个子儿都没有。”其他小伙子说，“清醒点，可别和她结婚，她没有嫁妆。”
远离人群，她和他面对面，在一个不同寻常的星期六早晨，想象着彼此。
上飞机的时候，他一眼就看见了坐在头等舱里的著名企业家莱昂纳多·巴罗索。利桑德罗的心脏微微跳动了一下。他认出了坐在巴罗索身边的那个姑娘，他年轻时去拉斯洛马斯区、佩德雷加尔区和波兰科区参加派对和舞会的时候，曾与她有过来往。是米切琳娜·拉博尔德，那时候所有的小伙子都想邀请她跳舞，其实，是都想占她一点儿便宜。
他和她，被玻璃边界隔开。
莱昂纳多先生的建议如今已变为现实，就在经济舱里，他叫利桑德罗·查韦斯。他想看看窗外，却被右侧的同伴挡住了视线，后者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云彩，仿佛寻回了被遗忘的祖国，窗户被他喷漆草帽的大帽檐遮得严严实实。利桑德罗的左边，另一个劳工正在睡觉，帽子一直压到鼻梁。只有利桑德罗没有戴帽子，他的手时而穿过柔软卷曲的黑发，时而抚摸整齐浓密的小胡子，时而又搓揉肥厚油腻的眼睑。
他们叫什么名字？两个人想到了一块儿。我可以为这个男人取上我最喜欢的名字。而他想：有的男人必须要把自己的爱人想象成陌生人，而他，现在必须要把一个陌生人想象成爱人。
“我支持一切能为美国经济增添价值的措施。”莱克部长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给世界经济增添价值，反之亦然，您的建议是什么？”
无需说出“愿意”。
“不能把边境军事化。”莱昂纳多先生漫不经心地抓挠着下巴，在那儿寻找着同他美丽的儿媳妇一样的凹陷，“它太长了，荒无人烟，有太多漏洞。你们不能在需要劳工的时候放松，不需要的时候又收紧。”
她用口红在玻璃上写下她的名字。是反着写的，就像是映在镜子里：叶尔度阿(4)。像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名字，一个印度女神的名字。
“我们有责任守护我们的边境。”莱克接着说，“这是个政治问题。共和党人正在利用日益高涨的反移民情绪。”
他犹豫着要不要写他的名字，那么长，在英语里那么罕见。盲目而不假思索，愚蠢抑或是自惭形秽，他至今也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他只写下了自己的国籍——“哥西墨”。
“不能一边相信自由市场，一边却对劳工潮关起大门。这就像对投资关闭大门一样。市场的魔力哪去了？”
她做了一个似乎是在索要更多信息的手势，两手摊开：“还有什么？”
“合法的。”部长说，“合法的需要，不合法的不需要。”
不，他摇头否认，没有了。
“他们还会不断过来。”他对劳工部长罗伯特·莱克说，“他们会来是因为你们需要他们。就算在墨西哥有的是工作，你们也会需要墨西哥劳工。”
下面开始有人喊他，你怎么在上面那么久，还没弄完吗？别偷懒，快点儿，已经九点了，我们得赶到下一座楼去。
在华盛顿和墨西哥，这位活跃的倡导者兼生意人解释称，墨西哥主要的出口不是农产品和工业品，也不是组装加工品，甚至不是用于偿还对外债务（永恒的债务）(1)的资本，而是劳务。我们出口的劳务比水泥和西红柿还要多。他有一个避免劳务演变为冲突的计划，很简单：避免边境穿越，杜绝非法移民。
还有什么？手势索要着，奥德丽沉默的声音索要着。
自由贸易协定刚一通过，莱昂纳多先生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四处游说，旨在将墨西哥劳务移民列入“服务”项，甚至算作“对外贸易”。
他将嘴唇凑近玻璃。她毫不犹豫地做了同样的举动。他们的嘴唇隔着玻璃碰到了一起。两个人都闭上了眼睛。在好几分钟的时间里，她都没有再睁开眼。当她重新恢复视线时，他已经不在了。
莱昂纳多先生更喜欢坐靠过道的位置。尽管早就习以为常，但一想到自己困在一支铝制铅笔里，飞上三万英尺的高空而没有可见的支撑，他还是会感到神经紧张。不过，这次旅行是他倡议的结果，这一点带给他极大的满足。
(1)文字游戏。在西班牙语中，“对外”是“externa”，“永恒”是“eterna”，两个词相似。
米切琳娜从空中望着这一切，回想起男友们为她送去小夜曲，给她写情书诉说甜言蜜语的少年时光。云雾般的眼睑，淡淡的黑眼圈风暴。她叹了口气，人不可能一辈子都十五岁。那么为什么，对青春的怀恋会突然间不期而至，让她思忆起那些常常参加舞会、首都社会的富家子弟向她大献殷勤的日子来？
(2)英文，意为“我是自己的主宰者。和你们一样，是自我成就的人。我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
从墨西哥城直飞纽约的达美航空航班的头等舱里，坐着莱昂纳多·巴罗索先生。陪在他身旁的是个美丽绝伦的女人，一头披肩长发乌黑光亮，仿佛是个画框，框起了醒目的美人沟，那张脸的点睛之笔。年过五旬的莱昂纳多先生对他的女伴颇感骄傲。她坐在窗边，想象自己身处空难之中，想象着景物与天空的多变、瑰丽和渺远。爱慕者总是对她说，她有着云雾般的眼睑和淡淡的黑眼圈风暴。墨西哥男朋友说话动听得像小夜曲。
(3)原文为英文，意为“欢迎一个冷酷的墨西哥人吧”。
一
(4)“奥德丽”英文书写为“Audrey”，反写为“yerdua”。
致豪尔赫·布斯塔曼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