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后趁女仆们收拾桌子的工夫，我跑进厨房向玛丽-安打听这件事。她刚才也在教堂里，所以也听到这些话了。我想那天晚上，听众不会很专心地去听伯父布道的。
“这不足为奇，”教会执事答道。
“听牧师讲他俩是一起跑的，”我说，假装其他什么也不知道。
“我想他俩一块逃走了，”伯父说。
“那还用说，当然是这样。”玛丽-安答道，“露西的心里只有他一个人。他只要稍稍透点意思，露西是谁也舍得甩掉不顾的。”
这种不满实在是太普遍了，而且也是大有理由的。他过去也确实是说话声音太高，总是吵吵嚷嚷的；总是拿人取笑，也太好替人们开销钱，太好筹办园会，也太好驾着他那辆漂亮马车奔跑，还匪里匪气地歪戴着顶褐色的毡帽招摇过市，所有这一切，谁能原谅？不过最严重的事要算星期日的晚上，做完晚祷之后，教会执事在祈祷室里向我伯父捅了出来。两年以来，坎普几乎每周都去海弗珊和露西·德律菲尔幽会，然后便一起在客栈过夜。那客栈老板曾在乔治勋爵的投机生意中投过一笔钱，后来发现这笔钱已无法追回，便把他们那些事全都给抖搂了出来。如果乔治勋爵哄骗的是别人，那他是能容忍的；但他这次哄骗的却是个为他帮过忙、又被当成朋友的人，实在是太过分了。
我的眼皮耷拉下来。内心的痛苦实在难以言喻；我对露西气愤极了，我觉得她有些对不起我。
“真希望能抓住他，”伯父道，“判上他一辈子徒刑也不冤枉他。”
“恐怕以后我们再也见不着她了，”我挣扎着说出这句话。
我把一些基本情况向特莱福德太太做了回复。她听得非常仔细，还不时地点点头。当然我并没打算让她知道我在黑斯太堡看到的那种骚动。整个城镇全乱套了。由于这是多年不曾有过的稀奇事件，人人都在谈论它。汉普提·顿普提跌了大跤[1]。坎普勋爵确实逃之夭夭了。一个星期前他还声称要去伦敦出差，但两天后他便接到了要求宣告其破产的起诉书。看来他经营的房地产没有成功；他要把黑斯太堡建成海滨胜地的建议也未引起任何反响。他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去筹措必需的资金。小城里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谣言。相当一部分普通居民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积蓄都托付给了他，可现在都面临着失去一切的危险。具体情况我并不太清楚，因为莫说我伯父母对生意一窍不通，就是我对这些事情也似懂非懂，隔行如隔山嘛。乔治·坎普的住宅已经做了抵押，家具也成了卖契。他的妻子从他手里一个便士也没得到。他的两个儿子，一个二十岁，一个二十一岁，原来也都在干煤炭生意，这次也被卷进了这场灾难。乔治·坎普把他所能搞到的全部现金都带跑了，据说约有一千五百多镑，至于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我就不清楚了。据人讲，警方已经对他发出了拘捕令。人们猜测他此刻已出了国；有的说去了澳大利亚，有的说去了加拿大，众说不一。
“恐怕会是这样，”玛丽-安说这话时心情非常快活。
她开口道。“爱德华现在和我们住在一起了。起初他不肯来，是我说服了他。可是他很紧张，身体又有病，情绪也极不稳定。我不想冒险让他见到你。”
当我把我认为需要让巴登·特莱福德太太知道的一些情况向她做了交代之后，只见她叹了口气，至于这叹气表示的是喜是忧，我就无从得知了。
“我必须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要你上这儿来，”
“好了，无论如何，露西的事也就到此为止。”说着她站起身来，和我握手告别。“这些文人的婚姻怎么都闹得这么糟糕？这真是太惨了，太惨了。非常感谢你为我们帮了这么多忙。现在一切全清楚了。最重要的是不能让这件事影响了爱德华的写作。”
我们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她的话听起来似乎和我没有半点关系。事实是，我完全明白，她根本就没有关心过我。不过我还是招呼她出了车站，又扶她上了一辆开往切尔西区国王路的公共汽车，这才步行回我的住处。
“情况怎么样了？让我们找个安静的角落坐下来谈谈。”
[1] 汉普提·顿普提是英国儿歌中的一个长相很像鸡蛋的矮小家伙，一跌倒后就将摔成碎片，无法收拾。
然而我再次见到奥古德·纽顿却是几年以后的事了。因为我那次一到黑斯太堡，便收到了巴登·特莱福德太太的信（她早已细心记下我的地址），要我回来后不必去她住处找她，而是下午六点在维多利亚车站的一等候车室里与她见面，至于这样做的原因她说见面后再告诉我。于是星期一从医院出来后，便匆匆赶到车站，工夫不大，就见她来了。她步履轻快地走到我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