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说牙齿，
三个老人久别重逢，他们耳朵背，大声喊着，重重复复，仿佛不是坐对面，而是隔着一座山。他们说些什么呢？
朱尔连最后一只门牙都松了，咬不动肉，只能吃鸡蛋羹和豆腐，豇豆和土豆炖烂也能吃，黄瓜就不行了——常常一连几天都吃豆腐和豇豆；仁良的牙也早就掉光，不过奥运会那年他去北京，道良带他去镶了满口牙。他大声说道：亏了你啊亏了你啊。
大哥仁良，十年前就从上皂角村搬到了县城——他和朱尔老两口，跟小儿子四社住在一起。
说完牙齿又说病，
他们在县城住了两天，
仁良的胆囊割除，住院三个月，以为出不来了，他交待儿子，断气前要穿的鞋和帽子——结果好了。不过又有肺气肿，喘得厉害，睡不了觉。也不能吃荤菜，荤油亦不行。朱尔呢，腿老爱抽筋，颈子上鼓起一个肉坨，儿子让她去割掉，她不去。
4，
免不了，说到死，
仁良在半夜等到弟弟，看到他从北京大老远拎回来的木椅子，眉眼嘴全开了，他把椅子抱在怀里，不停地摩挲，“好椅子啊，好椅子”，仁良一直抱着这把沉得像铁的木椅子．木头越沉他就越欢喜。
姐姐死了两年了。他们的姐姐多聪明啊，她认识很多字，手巧，绣花、织布、纳鞋垫，现在的绣花工艺鞋，一两百块钱一双，比姐姐做的差远了。但她命真不好，嫁给了表兄，近亲结婚，三个孩子都是白痴——这样活着太辛苦了，往生好。她跌了一跤，在床上躺了两年，才死。
离开漆黑荒凉的火车站驶向城北，路灯时暗时明，在深夜的寂静中楼房和街道也像火车站一样荒凉。
三兄弟中的老二，也殁了。
四社本来就是开麻木（即载客摩托）的，他天天夜里都在火车站等客人，他叫了两辆麻木，加上他自己的那辆，一共三辆，道良海红银禾，一人坐上一辆摩托。人坐后面，行李和椅子放到前架上。
老二史义良，他身板最好，力大食多，一顿能吃下三大海碗米饭，馒头能吃二十个，挑谷担担都挑二百斤。老二精力壮旺——下棋下一通宵，天亮了，扛起锄头就下地，眼睛都不眨。娶媳妇了，分家，挑起一对大石磨就出门，石磨比大木盆还大，是江西的细麻姑石，足有三四百斤，他腿不颤，腰不塌，挑上大石磨呼呼走。说他能活到一百岁谁不信！但他被一辆下坡的农用机车，撞倒，就死了。
道良与海红，还有银禾，一行三人凌晨两点半到达浠川站。道良扛着一把鸡翅木矮椅下了车，四处黑漆漆的，人刚一站稳火车就开动了，只停两分钟。他们在枕木路基的石子上走了一小段才走到站台上，站台早光了，只剩一个黑黑瘦瘦的男人在东张西望，迎到跟前，认出来，是四社。
死去的人很不少，堂兄弟们，他们扳着手指头算，死了有五个。有个堂兄，病了不想治，是喝农药死的。
3，
“我怕死在城里”仁良对道良说，
啊老唯物主义者史道良遇上了新的唯物主义者史春泱，他没办法说服她回老家给爷爷磕头，这是时代通过他的女儿带给他的伤痛，他只好带着他的伤痛和海红两人回去了。
——担心死后没地方停。老屋已经裂了，说塌它就会塌，它没塌还有一口气，它等着仁良给它翻修加固呢，仁良已经八十岁，他老得连肉都吃不动了，啊四个儿子都不管用，大社没了，二社从小跟父母不亲，只听他堂客的；四社太老实，连个工作都没有，地也没有了；三社在北京工作，但他不愿拿钱出来。三社说，盖房子谁住？人人都到城里去，没人住，盖了也是白盖。
春泱又问：爷爷死了他怎么还会知道呢？
老人不怕死，就怕死无停身之地。
是啊爸爸在爷爷奶奶的坟地还种了五棵柏树呢，长成一片了，你回去，给爷爷磕个头，告诉爷爷你考上大学了，爷爷一定很高兴。
仁良眼花了什么都看不清，县城的一层楼日照短，他把椅子扛到马路上才能晒得到太阳。在光影中他仿佛看到一个四面透风的竹棚，他躺在棺材里，四面八方赶回奔丧的儿孙们无处可住。他们不要这个根了，落叶四散，老屋虽还在，但一场或几场大雨老屋就要塌了。
春泱问：爷爷不是死了吗？
5，
你回去在爷爷坟前磕个头吧，爷爷从来没见过你呢。道良说。
这三个人，一个七十多岁，两个八十岁，他们大声说着话，病和死的话题在屋子里嗡嗡回响。
回老家爸爸教你爬树，带你去钓鱼，屋子里还能跳进很多小蛤蟆。有各种各样的虫子，爸爸带你逮虫子，你还没见过真的萤火虫儿呢，晚上一闪一闪，就像虫子拎着一盏小灯在飞。
墙上的挂钟也是苍老的。
但春泱不想去。
那是仁良的长子史大社，上个世纪，1979年，20岁，在越南踩中了地雷，当场身亡。部队给他们送了两样东西作为纪念，一是这只大挂钟，还有一台上海蜜蜂牌缝纫机——令无数乡邻羡慕。大挂钟挂在堂屋里多堂皇啊，亮锃锃的，时间一到，它就“铛”的一声，金属的声音回荡在满屋满堂，多么嘹亮，何等光荣！蜜蜂牌缝纫机更是奢侈，上海货！它轻盈的声音轧轧响，针脚细密整齐，一口气不喘它就跑遍了衣服的万水千山。
海红对乡村的向往正合道良的意。春泱一次都没有回过老家，趁假期，道良想把她也带回去，看看农村，看看大自然，按道良的看法，城里的孩子，从小生长在一个人造的环境里，没什么见识，很可怜。
它们都老了。
2，
缝纫机的机身脱了漆，转轴滞着，针孔都生了锈——谁又经得起长年累月空置呢，有二三十年没人用它了。挂钟天天挂着，但它也老了，它进入了一个自由的王国——它可不管什么时辰，它愿意敲呢，就敲，愿意响几下，就几下。谁也管不着它了——
海红常常神往道：什么时候我们到农村去种菜、养鸡，呼吸新鲜空气。她认为道良能给她提供这种理想的生活。道良身后的广阔田野拂来阵阵清风，两人中间的种种不安和焦虑似乎消退了。
它以苍老的面容高居墙上，半夜的寂静时分，或者午后老人打盹时，“当”——它忽然响起来，它一下一下敲着，不止十二下，也不止十三下，它完全吃错药了。钟声暗哑，但毫不犹豫，一下又一下，钟声在屋子里陈年的家俱上走过，家俱也仿佛变旧了一成。屋子里忽明忽暗的……
她和道良的关系似乎定型了，虽早已离婚，但她已经不再像当年那样时刻想着要远走高飞了。她找到了与道良一致的共同爱好：书法、植物、俄罗斯文学，然后还有鲁迅，然后还有乡村。乡村是道良的根，他的来处，同时是海红的海市蜃楼，乌托邦——
这钟声简直就像丧钟啊！
2010年秋天，海红的失眠症还没有真正治愈，每周总还有一二天是睡不着的。她鼓动道良回老家乡下住上一段，最好能干点农活。她希望以此改变生活，摆脱内心的无力感、间歇性的恍惚、内心的枯萎……或者说，希望通过乡村生活返回一个坚实的世界。说不定，乡村能激发你写点什么。
暮色苍茫，海红感到沉重——她想尽快到乡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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