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这一切而哭。
他不明白坐了三十八个小时的火车怎么还有人跟踪他，到了北京还有人跟踪他。他看见了跟踪的人，那人手里拿着对讲机。他还说他已经不是一个人了，他是一个烟囱。
事情已经不对头，我一下就想到了精神病人和精神病院。高仓健在《追捕》里被人灌药片的情景立即在屋子里膨胀变形……
他说所有的人都监视他，议论他。
道良要马上送海豆到安定医院，“不送怎么办，他会吓着泱泱的”。我不愿意，海豆跟高仓健的角色可不一样，他一个比老鼠强不了多少的人，只有老老实实吃药，人家给多少他就吃多少，直到精神完全被摧毁。
那个女孩瘦瘦的，个子挺矮，完全说不上好看，但海豆爱她，而且坚信她也喜欢他。女孩是制坯工，海豆空下来就去看她制坯。有一次他说，如果她不制坯而是去彩绘车间描花会更好，这话说到了女孩的心坎上，女孩笑得明亮——所以，海豆就认为这女孩是他的女朋友。有一天，这女孩坐在另一个青工的自行车后架上，他们要去看电影。海豆气坏了，一个懦弱的人，顿时丧失理智，挥手就扇了女孩一巴掌。
也许还将受电击，被束绑，不但变胖，更会变成一截木头，面目全非。
他经常坐在厂长的家或者办公室门口的台阶上，厂长十分忙，从来没有理过他。他渐渐成了全厂的笑柄，在厂里的地位比上大专前还糟。
我不忍他就此到医院去，同时对他患病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我想他等哭过、嚎叫过，他的情绪渲泄干净，就会自动变好。
结果没多久老婆就跟一个开卡车的个体户跑掉了，带走了孩子。虽然有了大专文凭，海豆却还是干他原来的工种：用手推车拉制瓷用的坯泥。一次次跑调动，一点效果都没有。他又一次次去找厂长，想要厂内调动，到科室当资料管理员。
但是一两天内海豆越来越混乱。
一个工人，为了改变作为工人的命运连续五年考大学，但总分从来没有达到过大专线。他盲目而坚韧地背诵那些语文和政治，心里怀着模糊的希望。后来他忽然痛下决心，丢下家不管，停薪留职，借钱凑够了两千块学费，到省会南宁念了两年自费大专。念书的日子是他心情最好的日子——尽管债台高筑，但他总是幻想着毕业有了文凭就能调一个好工作，就能摆脱任人宰割的命运。
他从早到晚像一个哲学家似的发问：“我是不是人？”“我怎么会在这里？”“我在这里干什么？”
哭过之后他说，如果不哭他十分难受，不哭他的头就要裂了。
一片混乱中我找来陈青铜给海豆作心理疏导，告诉他这是陈老师。
三十岁的海豆，他对着窗口嚎啕大哭，他的声音粗砺嘹亮，悠长无比。听上去就像一匹被人打断了腿的狼。
陈老师翻山越岭来，
他嚎着嚎着忽然大哭，像炸弹一样爆发。
他真不专业——
海豆的发作是在下半夜。在睡梦中我听见一声悠长的嚎叫，我睡不踏实，马上惊醒了，紧接着又一声，是从厨房传过来的，声音从高亢迅速滑向低沉，完全不像海豆的嗓音。我披衣起床，看到海豆站在厨房的窗前，伸长了脖子向着西边黑沉沉的楼房。他又开始嚎，近处的楼房有灯光亮起，我头皮发麻大脑一片空白。
让海豆回忆打人那一刻，一点不漏地把它复述出来，但海豆记不起来了，即使刚刚去过天安门他也忘记了。谈话的结果是，海豆认为自己见识太浅，他在本子上越写越乱，第二天就开始在家里小跑，并且，认为自己既是烟囱又是月亮又是小鸡。
他仍想了一会儿说：没喝。
他说：我是小鸟，人人都是小鸟。
那你喝水了吗？
我是外星人。我是三岁的小孩。
他又认真地想了一会儿，说：是。
我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我要返回这个世界，就得想办法，走出这个房间。
又问他是不是一整天都没吃。
我给他一个厚厚的笔记本，让他清理自己的思想，我总觉得，他脑子这么乱，只要他一条一条地写下来，人就能变清晰。
他认真想了一会儿说：没吃。
但我完全想错了。
我问他吃没吃东西。
不写则罢，越写越乱。他的脑细胞异常活跃，一天之内就把一个厚厚的本子写满了，犹如一个神灵附体才思汹涌的狂人作家。
他整整走了一天，直到晚上九点多钟才回来，他两眼发直、嘴唇干裂，他说双腿像有很多针在扎。问他到哪里去了，他说走了很多地方，脚都快走断了，还是没走进现实里，就像隔了一层东西，像看电影似的，看得见，但就是进不去。
本子开头字比较小，后来越写越大，思维混乱而跳跃，十足的狂人日记。“窗外的东西都想打我，”他写道“我是那烟囱吗？”“让我看看中间的椅子骂不骂人？”还写道：“我向着姐夫的转椅采访，转椅啊转椅，你的右边是毛泽东挂历，左边是马克思挂历，我跪在椅子上低头向门，我问门：婚姻的意义何在？”
我不知道这已经很危险。一个精神出了问题的人，刚到一个陌生的超级大城市，没人领着，一个人瞎转，走丢的可能性实在太大了。那时候春泱刚刚两岁，保姆也不顺手，道良还没退休，整日忙乱。所以海豆自说自话就出门了。
道良建议他用毛笔写字，他就写道：姐夫让我用毛笔写，什么意思？明明是把我看作那对小鸡。
第二天海豆一大早就起来，他说他已经知道怎么回到现实里来了，他要出去找一种办法，不用我陪。
他光着脚站在地板上，用手在地上划了一道线，然后他站在这道谁也看不见的线里说，我怎么也出不去，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出去。
他坐在椅子上，坐得很直很端正。他说我现在有一种很怪的感觉，好像我没在现实里，来了几天都没觉得到了北京，我现在最要紧的是要回到现实里。我觉得一定有一种办法，不过我现在还没有找到这种办法。
到最后，他开始在狭窄的房间里跑来跑去，他仿佛忘记怎样走路了，仿佛他从来就不会步行。只要把自己从一处移动到另一处，他便小跑着实施。他一溜小跑地从饭桌跑到旁边的沙发，又一溜小跑着到几步之遥的卫生间去。
他每天都要问我好几次：姐，我打了她一巴掌到底对不对？但很快，他就有点混乱：我到底打没打她一巴掌呢？
我想起电影里见过的疯子，那些以同样姿势在屋子里小跑的人。这些人，他们是掉进了一个精神的黑洞里吗？他们不得不跑，他们奔跑着要挣脱这个黑洞，当你要逃离一个可怕的地方你总是要跑的。不管房间有多么狭窄，他们逃离精神黑洞的过程是漫漫长途。
这是他第一次来北京，完全没有一个边远外省小镇人的兴奋。我问他去转了哪里，他茫然，答不上来。反倒问我：这是到了北京吗？我觉得还是在圭宁，也是房屋，也是人。
那个黑洞也会吞噬你吗？海红，你在2010年的大街上乱走，越走越快，仿佛也是要挣脱什么。
回来就坐着，只字不提对北京的观感。
傍晚我给母亲打长途电话，母亲说，她早就料到有这一天，“返回这个世界”，她说海豆这话跟柳青林当年真像，她说不去医院不行了。“柳青林当年就是这样说的……”，母亲重复着这句话，听上去像是喃喃自语。如果我不挂电话，她可能还会说到“右倾”“党不信任”“心情永远不好”等字眼。
然后回来。
我头脑一片混乱。
他就出去走。
看来海豆是千真万确出了问题，啊他会拿菜刀乱砍吗？他会半夜把春泱扔下楼吗？我被自己的想法吓坏了，夜里睡不着，我把海豆的本子拿来看。翻到他正在写的那一页，上面写着：
这时我仍未觉得这有什么不妥，仍然劝他到附近走走，他小时候喜欢画画，我告诉他，中国美术馆就在附近，拐两个弯，一直走就能看到，白墙，黄色的瓦顶，很大。
如果我是希特勒，不是，我是黄金龙，不是，毛泽东的继承者（市长、书记、秘书），我不是。问问月亮先生：月亮，你是我吗？不是。有人说柳海豆怎么了，但海豆在哪里我不知道，这间屋子外的人声我知道是谁说话，外面很摇荡，我的空间感一下从这间屋子到了外面的空地，另一个我（在圭宁）不断地出去，每一步动作前都有一物帮我阻止可怕的事情发生（喷嚏）。
海豆目光空茫，喃喃自语，到最后他说：我全乱了。
天亮之后我拿着海豆的本子去安定医院挂了门诊，我把本子给医生看。我的陈述刚刚开头，医生就打断了我的话，她说这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不要耽误时间，马上送来住院，现在还来得及，发展下去就不好办了。
他说我已经跟她道过歉了，不过我可能还是打得对，我不应该道歉。那我打得对不对呢？对？还是不对？她笑我，说我一点用都没有，上电大白上了，照样调不进科室，老婆也跟人跑了。不过打人还是不对。
回到家已经十一点，我担心海豆不愿去看病，因为所有精神病人都坚信自己没病。我骗他说，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有树有草地，我带他去散散心。
我说打一个女孩算什么能耐，如果你有种，敢打领导一巴掌我就服你。怎么办，没怎么办，跟人家认个错。
他正在发愣，我担心他没听见我的话。他将信将疑地看看我，忽然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说：对了！我应该去！我替他收拾东西，他似乎明白自己是要去住院，先把自己的毛巾带上了，出门的时候又把房门钥匙交给我。真是神秘，他如何知道自己用不着钥匙了？
他又反复问道：这怎么办呢？怎么办？
听说精神病人力气特别大，我担心自己和道良两人弄不了，事先叫来了陈青铜。
他说她不理他，还笑他。
我们一行四人前往安定医院。
你为什么要打她呢？
先坐地铁到积水潭，再步行一段路到安定医院门诊部。路上海豆很安静，没有想要跑掉，也没有大闹，更没有忽然给谁一拳。一切都算得上顺利。医生问了海豆一些问题，一边听我陈述一边就写满了两大张病历，然后我去交住院的押金。
问他打了谁。他说打了一个女孩，同车间的。
我到住院处去，心里开始轻松起来，最令人发愁的事情已经过去，海豆一住院，一切就会好起来。医生说不要把精神病院想象得跟监狱那么可怕，这里的条件是很好的，在国内是一流的，是开放给外国人参观的，现在床位空得很。但是住院处的老头说得不一样，他说总院没有床位了，见我发愣，他就问，昌平分院去不去？
他疑惑地看了我一会，然后诡秘一笑，说：我打人了。
这样我们就拎着东西，拿着老头给的一张油印的路线图，交错着乘公交和步行，一路跌跌撞撞摸到昌平去了。
我说什么怎么办？
海豆在昌平治够了三个月的疗程，医生给他开了一张“精神恍惚”的病假单，然后我请假把他送回遥远的圭宁县城。
他迷茫地看着我，似乎从来没有听说过万里长城这种地方。他反复问道：怎么办？怎么办？到底怎么办才好？
那时候，我的旅行袋里装着一堆药，盐酸苯海索片、氯丙嗪、氟哌啶醇片、安度利可——它们是一些兵士，步步为营，押守着我们的每一个活跃的细胞，使它们安静、变凉、死去。我们的小镇少有人知道这些药，根本就不会有。我请医生行个方便，多开一些安度利可针剂，这样每个月打一针即可。我已经认识这种药，它跟氟哌啶醇是同样成份，一种是针剂，一种是片剂。我问清楚了万一没有这两种药，可以用氯丙嗪代替，两种药的转换要有一个过渡期，一种慢慢增，一种慢慢减，在一周内完成。我用纸仔细记下来交给母亲，让她督促着。
问他最想去哪里，天坛、故宫，还是万里长城。
母亲遵医嘱，从来没有让海豆停过药。他现在跟一个正常人完全没有两样。他重新娶妻生子，没有人知道他的过去。
但他真的来了。我让他睡在门厅隔出的小书房里，睡在沙发上。我跟他说，这两天他可以先自己到附近转转，等星期日我再带他去天安门。我牢记母亲的话，对某些事情，一句不问。
但你为什么要让他再次到这里来？
无从想象。
2010年初春，海红第二次失业后，弟弟海豆的事总是一再浮到她的跟前。这些阴影重重叠叠。
懦弱像羊羔一样的海豆怎么会打人呢？
根据创伤心理学的理论，最要紧的是对创伤不回避，就像面对一个伤口，不要捂着，要尽可能让伤口暴露，身心会在这个过程中逐步适应，接受事实。所以，面对创伤，最关键的是要让当事人讲出来，反复讲。
1995年四月，我正在报社编版，忽然接到母亲从遥远的广西圭宁打来的长途电话，她说海豆要跟表哥到北京去，现在人已经到了玉林，估计第三天早上就到，让我去接。并且，母亲说，一定不要问他为什么这个时候来，请了多长时间假。他打了他车间一个女孩一巴掌，打完他就不敢去上班了，在家躲了两个星期，不愿见人，也不去上班，让他去陪礼道歉，他买了水果，自己不敢去，托人带去。听说表哥要去北京就跟着来了。母亲担心海豆有问题，让我注意他，一定不要问他打人的事。
也许海红认为自己是一名潜在的精神病患者，为了阻止自己滑向深渊，她需要从海豆的经历中获取启示？
上个世纪，1995年，由于海豆的事情，我才第一次知道父亲死于精神分裂后割腕自杀。从小到大，在我填过的无数表格中，父亲这一栏都是填：病故。我从未向母亲细究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