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聚精会神的气氛感染了会场，连乐队似乎也受到激励，变得格外精力充沛。第二个节目像最好的压轴戏似的结束了，十分迅捷，音乐戛然而止。灯亮时，有些人像胡萝卜一样瘫在座位上，下巴抽搐着。假如你对着他们的耳朵大喊“勃拉姆斯[2]，贝多芬，门捷列夫，黑塞哥维那[3]”，他们会不假思索地回答：4，967，289。
一阵骚动，所有想咳嗽的人都尽情咳嗽开了。传来脚在地板上蹭蹬发出的声响，竖起椅子的声响，人们漫无目标四处游逛发出的没完没了的嘈杂声，还有人们展开节目单时发出的窸窸窣窣声。他们装模作样地看看便又丢开，把它胡乱塞在座位底下。最小的事变亦值得谢天谢地，因为它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使他们不再扪心自问在想什么。若是知道自己什么都不曾想过，他们准会发疯。在刺眼的灯光照射下，他们呆呆地互相望着，而且他们逼视对方的目光里有一种奇怪的紧张感。一听到指挥轻轻敲台子预备再开始，他们便回到原先的自我强迫状态之中，他们不由自主地挠痒，或是突然回忆起一个摆着围巾或帽子的橱窗。他们仍十分清楚地记得那个橱窗里的所有细节，却想不起这个橱窗到底在哪儿，这使他们大伤脑筋，极度清醒而又不安。于是他们打起双倍的精神听音乐，因为他们十分清醒，无论乐曲多么美妙也不能忘怀那个橱窗和挂在那儿的围巾或是帽子。
演奏德彪西[4]的曲子时，场内的气氛已完全毒化。这时我在想，女人性交时究竟有何感觉，会不会对欢悦更敏感一些，等等。我在想象一件东西穿透我两腿间那个地方的情形，不过只有一点隐隐约约的痛感。我企图集中注意力，但是音乐太难把握，我只能想着一只花瓶慢慢翻转过去，音符散入空中的情形。最后我只注意到开灯关灯，我便问自己灯是如何开关的。我旁边的人在呼呼大睡，他像一个掮客，大肚子，蜡黄的小胡子。我就喜欢他这样，我尤其喜欢他的大肚子和所有吃出这样一个大肚子的食物。为什么他不该呼呼大睡?若想听，无论何时他都可以搞到买一张票的钱。我注意到那些衣着较好的人睡得更踏实一些，这些有钱人问心无愧。若是一个穷汉打瞌睡，哪怕只是几秒钟，他也会觉得很丢脸，他会认为自己是对那位作曲家犯罪。
我已很久没有同穿着考究的人物坐在一起，心里不免有几分忐忑不安。我仍闻得到那股甲醛味。或许谢尔盖也往这儿送货，不过谢天谢地，这儿没有人挠痒。有一股淡淡的香水味儿……非常淡。音乐会尚未开始众人脸上便显出百无聊赖的神情，这音乐会真是一种礼貌的自我折磨。指挥短短的指挥棒敲响后大家紧张地全神贯注一阵，随即便是寂静，一种单调沉闷，被管弦乐队奏出的沉着、不间断的轻微乐声反衬出的寂静。我的头脑出乎意料地清醒，好像脑壳里镶着一千面镜子。我的神经绷得紧紧的，十分激动，音符像玻璃球在一百万股水流上跳跃。以前我从不曾饿着肚子去听音乐会，没有一种声响能逃过我的耳朵，甚至最细小的别针落地的声音我也听得见。好像我没有穿衣服，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是一扇窗户，所有的窗户都敞开着，光亮穿透我的内脏。我可以感觉到这光线就蜷曲在我肋骨的穹隆下，我的肋骨垂在一个空空如也的肚子上，响声使它颤抖。我不知道这种情形持续多久，我早已失去时间和地点的概念。仿佛经过很久很久以后出现了一阵半自觉的状态，与之相抵的是一种平静感。我感到身体内有一个大湖泊，一个发出彩虹色光辉的湖泊，冷峻得像果冻。这个湖泊上突然形成一个个巨大的螺旋，成群候鸟出现了，腿细长，羽毛漂亮，它们一群群地从清凉静谧的湖面上腾空飞起，从我的锁骨下飞过，消逝在一片白茫茫的空间里。然后，缓慢，异常缓慢地，这些窗子关上了，我的器官也回到原来的位置上，犹如一位戴白帽子的老妇在我身体内漫游。突然，剧院里的灯全亮了，我发现白色包厢里的那个男人原来竟是一个头上顶着花盆似的东西的女人，起初我还以为那是一位土耳其军官呢。
演奏那支西班牙曲子时整个音乐厅都轰动起来，大家都笔直地坐起来，他们是被鼓声惊醒的。我以为鼓点一旦敲响便会一直响下去，我期望看到人们从包厢里跳下来，或是把帽子扔掉。这支曲子蕴含一种英雄气概，拉威尔[5]，他本可以使我们彻底发疯的，只要他想这么做。不过，这不是拉威尔的曲子。突然一切都静寂下来，仿佛拉威尔在开玩笑，突然想起自己还穿着一件剪破的衣服，便及时抑制住自己。依愚见，这酿成了大错。艺术即意味着有始有终，假如你以鼓点声开始，就要用爆炸声或TNT炸药告终。为了形式拉威尔牺牲了一些东西，为的是人们睡觉前必须消化掉的一棵菜。
恰巧，我在盥洗室里找到一张音乐会的票，于是便像一只轻松愉快的鸟一样奔夏沃音乐厅去了。引座员脸色难看极了，因为我竟没有给他一点小费。每次从我身边经过，他都要征询似的看看我，希望我会突然想起小费的事儿。
我的思绪发散开来，约束不住。既然鼓声已停，音乐便也离我远去。无论何处，人们生来就是指挥别人的。出口的灯光下坐着一位郁郁寡欢的维特[6]，他双肘支撑着身子，目光呆滞。门口站着一个西班牙人，裹着一件大斗篷，手里拿着一顶阔边帽，那副架势像是正在摆姿势让罗丹塑“巴尔扎克”似的。他的脖子以上部分很像水牛比尔[7]。我对面的顶层楼座前排坐着一个女人，她两腿叉得很开，脖子向后拗去，错位了，看上去像是得了破伤风。还有那个戴红帽子的女人，她正趴在栏杆上打盹儿呢。她若是来一回脑出血就太妙了！设想她流出一桶血，全倒在楼下那些浆洗得硬硬的衬衫上。设想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衬衫上沾着血迹走出音乐厅回家的情景！
分手时我设法从他那儿骗到一个半法郎，我想再榨出五十生丁，可是办不到。不过我弄到手的已足够喝一杯咖啡，吃几块新月形面包。圣拉扎尔车站附近有一家供应降价食品的酒吧。
睡觉是基调。没有人再听音乐，无法再思考，再倾听，也无法去梦想，即使音乐本身也成为一场梦。一个戴白手套的女人把一只天鹅放在膝上。传说勒达[8]怀孕后生下一对双胞胎。人人都在生出某种东西，除了上面那排座位上那个搞同性恋的女人之外。她高昂着头，大张着嘴，注意力十分集中。这曲交响乐像镭一样放射出一阵阵火花，使她激动不已。朱庇特[9]在穿透她的耳朵。来自加利福尼亚的片言只字，长着大鳍的鲸鱼，桑给巴尔[10]，城堡。瓜达尔基维尔河[11]沿岸上千座闪闪发光的清真寺。冰山深处的时光全是淡紫色的。蒙尼大街上立着两根拴马的白柱子。滴水嘴……宣传贾沃斯基谬论的男人……河边的灯光……
沿着圣母街往前走，我碰到佩克奥弗，另一个在报社工作的穷鬼。他抱怨说每夜只能睡三四个钟头，因为早上八点就得起身到一家牙医诊所干活。他干这个活并不是为了钱，他解释道，这只是为了替自己买一副假牙。他说：“困得直打瞌睡时看清样可不容易，可我老婆还以为这差事像吃饭一样容易呢。她说，我若丢了工作咱们该咋办呀?”可是佩克奥弗对这个工作根本不感兴趣，这个工作甚至不允许他花钱。他只好存起香烟蒂，把它们填进烟斗里再抽一回。他的外套是用别针别在一起的。他有口臭，手上总出汗，可是一夜只能睡三个钟头。“不该这样对待一个人，”他说，“还有我的那位老板，若是我丢掉一个分号他便会把我骂得尿裤子。”说起他老婆，他又补充道：“我的那个女人，我告诉你，她他妈的一点儿都不知道感激我！”
【注释】
傍晚我走近克利希广场，从那个装着一条假腿的小婊子面前经过，她日复一日站在戈蒙宫对面。看起来她还不到十八岁，可我想她已有固定的客人。午夜过后她用黑假腿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身后是一条小胡同，里面像一座地狱一样灯火通明。如今我心情轻松地从她身边经过，不知怎么搞的，她使我联想起一只拴在桩上的鹅，一只肝上患病的鹅，这样世人才得以享用鹅肝馅饼。带着那条木腿去跟人睡觉一定很古怪，人们会联想到各种各样的事儿，木刺啦等等。得啦，各人对自己的口味就行！
[1] 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1922）的意识流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中的一个人物。
像小鸟一样，我轻松地由一条街飞奔到另一条街，仿佛刚从牢里放出来。我用全新的目光看世界，万物都引起我极大的兴趣，甚至包括鸡毛蒜皮的小事。在布尔索尼尔街，我停在一家体育用品商店的橱窗前，里面有一些照片展示“史前及史后”人类的标本。全是法国佬，有些人光着身子，只戴一副夹鼻眼镜，留一缕胡子。真不明白这些怪鸟怎么会爱上双杠和哑铃。一个法国佬应该有一个微微腆起的大肚子，像夏吕斯男爵[1]那样。他应该蓄胡须，戴夹鼻眼镜，不过不应该光着身子让人拍照。他应该穿一双闪闪发光的漆皮靴，短便衣口袋上应该插一条白手帕，露出一英寸的四分之三。如果有条件，他还应该在上衣翻领上系一条红绶带，穿过纽扣眼儿，上床睡觉时还要换睡衣。
[2] 约翰奈斯·勃拉姆斯（1833——1897）：德国古典作曲家。
早晨，我等谢尔盖装车，叫他把我带到巴黎去，却不忍心告诉他我就要走了。我把背包留下，还有他给我的几件东西。到佩雷尔广场时我跳下来，在这儿溜掉并没有什么特殊原因。任何事情都没有特殊原因。我是自由的，这才是最要紧的……
[3] 黑塞哥维那，简称波黑，以前为组成南斯拉夫的六个加盟共和国之一，首都为萨拉热窝，现已独立。
我试图让自己心平气和。不管怎么说，这毕竟是我找到的一个家，每天有一顿现成饭吃，而且谢尔盖无疑是一个热心人。可是我无法入睡，这简直如同在陈尸所里睡觉一样。床垫已被散发出香气的液体浸透，已成为虱子、臭虫、蟑螂和绦虫的陈尸所。我忍受不了。我不愿忍受！毕竟我还是一个人，不是一只虱子。
[4] 克劳德·德彪西（1862——1918）：法国作曲家。
躺在走廊里的床垫上，杀虫剂的气味叫我喘不过气来，这种刺鼻的辣味似乎已钻进我身上每一个毛孔。刚才吃过的东西又在口中散发出气味——廉价燕麦片、蘑菇、咸肉和煎苹果。我又看到躺在水果旁的那条小绦虫和谢尔盖向我解释狗出了什么毛病时摆在桌布上的各式各样的虫子。我看到“疯狂的牧羊女”歌舞场的空乐池，每一条裂缝里都藏着蟑螂、虱子和臭虫。我看到人们发疯似的挠自己的身子，不停地挠，直到挠出血来。我看到这些虫子像一支红色蚂蚁大军，在布景上到处爬，吞下它们看见的一切。我看到合唱队的姑娘扔掉薄纱外衣，光着身子跑过走道。我还看到正厅后排的观众也脱掉衣服互相搔痒，活像一群猴子。
[5] 莫里斯·拉威尔（1875——1937）：法国作曲家。
吃完饭客人们便匆忙告辞。他们仓皇逃走，仿佛怕瘟疫降临。最后只剩下谢尔盖、我和狗，他老婆已经在长沙发上睡着了。他满不在乎地走来走去，替狗收集残汤剩饭。他用英语说：“狗很喜欢（吃这些东西）。（拿它们）喂狗好得很。那条小狗它有虫子……它还太小。”他弯腰仔细察看狗两只爪子之间的地毯上爬的一些白虫子，试图用英语描述这些虫子，但是他的词汇不够用。最后他查了查词典，欣喜地抬头望着我道：“哈，是绦虫！”我的反应显然不那么明显。谢尔盖有些迷惑不解，于是便跪在地上，双手撑地更仔细地察看它们，还捉起一条放在桌上的水果旁。“嗬，它不太大，”他用蹩脚的英语嘟哝道，“下一课你教我各种虫子（的词汇），行吗?你是个好老师，我跟你学了不少东西呢……”
[6] 德国作家约翰·沃尔夫冈·歌德（1749——1832）的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同名主人公，一个坠入情网后郁郁寡欢的青年。
饭桌旁一共是我们八个，还有三条狗。狗先吃，它们吃的是燕麦片，然后我们才开始。我们也吃燕麦片，是作为一种提胃口的佐餐食品。谢尔盖眨巴着眼睛说：“在我们国家里这是喂狗的，在这里却是给绅士吃的。这样合适吗?”吃过燕麦片便上蘑菇汤和蔬菜，过后是咸肉蛋卷、水果、红葡萄酒、伏特加、咖啡和香烟。俄国餐还不错。每个人说话时嘴里都塞得满满的。饭快吃完时，谢尔盖的老婆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嚼起夹心糖来。这个很懒的亚美尼亚婆娘把肥胖的手指伸进盒子里去摸一块，咬下一点点看里面是否有果汁，然后就把它扔到地板上喂狗。
[7] 威廉·弗雷德里克·“水牛比尔”·科迪（1846——1917）：南北战争军人、驿马快递骑士、农场主、野牛猎手和马戏表演者，美国西部开拓时期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
谢尔盖执意马上开始，他给我车费，叫我晚上到叙雷讷来。我带着背包在吃晚饭前赶到了，目的是给谢尔盖上一课。已经有些客人到场了，看来他们一贯是在一起吃饭的，大伙儿凑钱。
[8] 希腊神话中埃托利亚王特斯提奥斯的女儿，廷达瑞奥斯的妻子。宙斯醉心于她的容貌，趁她在河中沐浴时，化作天鹅与她相会。
在附近的“艺术家咖啡馆”里，他马上提议为我安排住宿，说他要在走廊地板上铺一张床垫。至于上课的酬劳，他说每天让我免费吃一顿饭，一顿丰盛的俄国大餐，如果由于什么原因没有吃上这顿饭他就给我五法郎。我觉得这主意很妙，妙极了。唯一的问题是，我每天如何从叙雷讷赶到美国捷运公司去。
[9] 朱庇特即宙斯，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之王，奥林匹斯山的统治者。
我同谢尔盖相遇的情形有些古怪。那天临近中午时我还在“疯狂的牧羊女”歌舞场一带嗅来嗅去，想找点儿东西吃，也就是在那条一头装着铁门的窄小巷子后面。我正在舞台入口处闲荡，希冀同某位女演员不期而遇，这时一辆敞篷卡车在人行道上停住。司机正是谢尔盖，看到我两手插在兜里站着，他便问我愿不愿意帮他卸下车上的铁桶。听说我是美国人而且生活无着，他差一点高兴得哭起来，看来他一直在到处寻找一个英语教师。我帮他把装杀虫剂的桶子滚进去，尽情欣赏在舞台两侧跑来跑去的女演员。这件事在我心中留下怪诞的印象——空旷的房子，女演员像填装着锯末的洋娃娃在舞台两边横冲直撞，一桶桶杀虫剂，战舰“波将金号”——最难忘的是谢尔盖的温文尔雅。他是一个大块头，却十分温柔；是一个地道的男子汉，却又生了一副女人的柔肠。
[10] 桑给巴尔岛是坦桑尼亚的一部分，位于印度洋西部。
可是我并不希望回到美国，去受双份罪，去做单调无味的事情。不，我宁肯在欧洲做一个穷人。大家都知道，我真够穷酸的，只剩下做人所必需的东西啦。上个星期，我还以为生活问题就要解决，以为就要靠自己养活自己啦。我凑巧碰到另一个俄国人，名叫谢尔盖，住在叙雷讷，那儿住着一小群流亡者和潦倒的艺术家。俄国革命前，谢尔盖是沙皇禁卫军中的一名上尉。他穿着袜子量身高足有六英尺三，喝起伏特加来像牛饮水一样。他父亲是战舰“波将金号”上的海军将领之类的要人。
[11] 位于西班牙南部。
爱默生说：“生活也包括人一整天内的所思所想。”如果是这样，那么我的生活就只是一截大肠。我不仅整天想着食物，晚上做梦也梦到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