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到两间紧挨着的屋子里，中间有一扇门相通。我估计，我的伙伴打算在满足了迫切的、急不可耐的欲望以后还要再跟我把姑娘换回去。姑娘们刚刚离开屋子去做准备，我便听到他在敲门。他问：“请问卫生间在哪儿?”我没有想到事情的严重性，便劝他在坐浴盆里方便。姑娘们手里拿着毛巾回来，我听到印度人在隔壁房间里格格傻笑。
一走进汉密尔顿小姐的妓院，他就激动得无法自持。看到身边围着一群赤裸裸的女人，他便惊恐万状地望着我。我说：“挑一个，你可以随便挑。”他慌得茫然不知所措，竟不敢看她们一眼。他的脸涨得通红，小声道：“你替我挑好了。”于是我不慌不忙地审视她们一番，挑出一个身段很丰满的年轻小妞，看来她的身体不错。我们在接待室里坐下，等饮料送来，鸨儿问我为什么不也找个姑娘。这个年轻的印度人便附和道：“对了，你也挑一个。我不想独自跟她待在一起。”于是鸨儿又把姑娘们全领进来，我给自个儿也挑了一个姑娘，个头挺高、挺瘦，有一双悲戚戚的眼睛。此后众人都走了，把我们四人留在接待室里。过一会儿，那位青年甘地俯过身来耳语几句。我说：“行啊，你若是喜欢她，就带她去吧。”于是我很为难，相当不好意思地对两个姑娘解释说我和印度人想调换女伴。我马上看出是我们失礼啦，可我的年轻朋友此刻已经激动、发情了，什么也顾不得，只好上楼去，干完那件事拉倒。
正在穿裤子，我猛然听到隔壁传来一阵骚动。那位姑娘在高声叫骂，骂印度人是猪猡，是一头肮脏的猪猡。我弄不明白他究竟干了什么好事，居然令这个姑娘发这么大的脾气。我一只脚伸在裤腿里，全神贯注倾听。他试图用英语向她解释，嗓门越提越高，最后尖声大叫起来。
若非命运之神干预，估计我永远也摆脱不了纳南塔蒂的摆布。碰巧，一天夜里凯皮问我愿不愿带他的一个顾客去附近一家妓院。这个年轻人刚从印度来，手头比较拮据。他是圣雄甘地手下的人，是“食盐纠纷”[6]期间向海边历史性进军的队伍中的一员。他曾发誓不近酒色，不过我看他是甘地的一位非常好色的信徒，而且显然很久没有碰过女人啦。我能做的只是把他领到拉费里埃大街为止，他活像一条伸出舌头的狗，而且简直就是一个自负、虚荣的小鬼！他穿一身灯心绒西装，戴顶贝雷帽，拎着一根手杖，打一条丝质宽领带。他还买来两支钢笔、一部小照相机和一些花哨的内衣。他花的钱是孟买商人们捐赠的，他们要送他去英国传播甘地的教义。
我又听到一扇门砰地摔上，接着鸨儿猛冲进我的房间，脸红得像甜菜，两只胳膊疯狂地乱比画。她尖声叫道：“你应该害臊，居然把这样的人带到我这儿来！他是野人……他是一头猪……他是……”这时我的伙伴就站在她身后，恰好在门口，脸上一副极其狼狈的表情。我问他：“你都干了些什么?”
……花了一个月时间，纳南塔蒂才偷偷赶到我前头，但他每星期要记住比一个词更多的东西还是有困难的。因为光线不好，书的印刷很拙劣，封面破烂不堪，书页破损，翻书的手指很笨拙，跳狐步舞的跳蚤，埋伏在床上的虱子，他舌头上的泡沫，时常带的几分醉意，喉咙里的肿块，酒壶里的酒，发痒的手掌，呼哧呼哧呼吸时的痛苦，疲惫得坠入雾中的脑瓜，良心的抽搐，盛怒，肛门里喷出的气体，胃中的火，发痒的屁股，顶楼上的老鼠，以及耳朵里的喧嚣和尘土。
“他都干了些什么?”鸨儿嚷道，“我带你去看……随我来呀！”她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拽到隔壁屋里。“看呀！看呀！”她高声叫着，指给我看那个坐浴盆。
“不对，安德里……是这样的……”
“走，咱们走。”印度小伙子说。
“OOMAMABOOMBA……”
“等一下，你不能就这样轻轻松松一走了之。”
“不对，安德里……是这样的……OOMAHARUMOOMA！”
鸨儿站在坐浴盆旁，气得唾沫星子乱飞。两个姑娘也站在那儿，手里捏着毛巾。我们五人都站着看那只坐浴盆，只见那盆水中漂着两截极粗的大便。鸨儿俯下身在盆口盖上一块毛巾。她哭喊道：“可怕！真可怕！我从未见过这种事情！一头猪！一头肮脏的猪！”
“OOMARABOO……”
印度人以责备的目光望着我道：“你早该告诉我的！我不知道它冲不下去。我问你该去哪儿，是你告诉我用这个的。”他都快哭啦。
纳南塔蒂现在唠叨起那个生孩子时死去的妹妹，种种无以名状、乱七八糟的怪念头一起涌上我的心头。她也在墙上的照片上，一个十二三岁、又瘦又羞怯的小姑娘，拉着一个糊涂老头的胳膊。十岁时她就嫁给这个老色鬼，在此之前这老家伙已经埋葬掉五个老婆。她生过七个孩子，自己死去时却只剩下一个孩子还活着。把她嫁给这老丑八怪为的是保住家里的珍珠，据纳南塔蒂说，她快死去时对医生低声说：“我已厌倦了这他妈的……我不愿再跟人睡下去，大夫。”纳南塔蒂对我讲述这段往事时神情严肃，用那只枯萎的手搔搔头。他说：“安德里，跟人睡觉是一桩很糟糕的事情。我要教给你一个词，它可以叫你永远吉祥如意。你一定要天天念，一遍遍地念，一定要念上一百万遍。这是天下最好的一个词，安德里……现在就念呀……OOMAHARUMOOMA！”
后来鸨儿把我拉到一边，现在她已经理智一点儿了。不论怎样，这只是一场误会。兴许两位先生愿意下楼再喝一杯，为了两个姑娘，她俩都给吓坏了，她们没有经历过这类事情。假如两位好先生愿意酬劳那个女仆一下……那个，那一摊东西，那摊脏东西女仆收拾起来可不是什么愉快的事儿。她耸耸肩头，挤挤眼睛。这是一桩可悲的事情，不过也是一次意外事故。先生们在这儿稍等一下，女仆马上就端酒来。先生们来点儿香槟好吗?
我们厕身的小房间墙上贴满照片，家族中每一分支都有照片，俨然就是印度的缩影。这个家系图上的大部分成员看起来犹如枯萎的树叶，女人们都显得弱不禁风，目光里有一种战战兢兢、担惊受怕的神情；而男人们却显得机警、聪明，一副受过教育的黑猩猩派头。他们全在这儿，大约有九十人。照片上还有白色阉公牛和牛粪饼，他们枯瘦的腿和老式眼镜；偶尔人们还在照片背景上看到一片干燥的土地，一截就要倒塌的墙，一尊胳膊弯曲的神像，那是一种人形的蜈蚣。这幅人物群像有一种十分怪诞，非常不谐调的气氛，看到它的人不可避免地会想起从喜马拉雅山脉一直延伸到锡兰[5]山巅的一大片寺庙。这是一大批建筑物，美得叫人惊叹不已，同时它们却又显得很可怕。那是丑恶的恐怖，因为正是它的富饶似乎使印度的沃土丧失肥力，种种阴谋萌生，最终变得动荡不安。瞧瞧寺庙前熙熙攘攘的芸芸众生，一个人便会受到这些英俊的黑皮肤人群的极大感染。这些人在过去三千年或更长的时间里通过性交将自己的家谱神秘地同别的民族融合在一起。这些羸弱的男女目光炯炯有神，从照片里放射出来。他们像那些英武有力的塑像投下的消瘦影子，这些石塑、壁画上的人物遍布整个印度，以便让在这儿相互融合的各个种族的英雄神话传说永远长存，留在同胞心中。我看到的只是这石雕广阔梦境的一个片断，这些行将倒塌的呆板大厦上装饰着宝石，凝聚着人类的精液。这令人眼花缭乱的种种奇思遐想叫我全然沉溺于其中，也使源于不同人种的五亿人民表现出他们最微妙的渴求。
“我想离开这儿。”印度人有气无力地说。
现在他的思想都集中在“那件事情”上。来到楼下的小房间里，他跪在敞开的食品橱前向我讲述一度有钱的情景，那时他老婆孩子都在这儿。每逢假日他便带老婆到万国宫租一个房间过夜，每间房子的式样都大相径庭，他老婆很喜欢那儿。“那是一个嫖的好地方，安德里。我知道所有的房间……”
鸨儿说：“别太难过。事情已经过去了。有时会出差错的，下一回你就会问卫生间在哪儿了。”她继续谈到卫生间，似乎每层楼有一间，还有一间浴室。
过了一会儿，他带我上顶楼去，这儿塞满从印度运来的锡罐和破烂，裹在粗麻布和厚纸里。他说：“我把姑娘们带到这儿来。”接着又闷闷不乐地补充道：“我干女人不太拿手，安德里。现在我已不再干她们了，只是搂着她们说说那些话，现在我只愿意说那些话儿。”没有必要再听他说下去，因为我知道他又要讲起他的胳膊。我看到他躺着，撞断的胳膊在床边荡来荡去。叫我吃惊的是，他又补充一句：“我干女人没有多大本事，安德里。我从来就不是一把好手。我兄弟才叫棒呢！每天三次，天天如此！凯皮也不错，同克利须那一样。”
她又说：“我有很多英国客人，都是绅士。这位先生是印度人?印度人是很可爱的民族，那么聪明，那么漂亮。”
那天他带来一本书让我看，书中讲的是一位神职人员和一家印度报社的编辑之间一场广为人知的官司。似乎是编辑公开指责该神职人员生活堕落，进而指控他有性病。凯皮说准是梅毒，纳南塔蒂却断言是淋病。在纳南塔蒂口中，一切都得稍微添油加醋一番。究竟那是什么病，谁也无从得知。纳南塔蒂开心地说：“安德里，请你说说书上讲些什么。我没法儿看，我的胳膊痛。”接着，为了给我鼓劲儿他又说：“这是一本讲睡女人的好书，安德里。凯皮是专门为你拿来的。他什么都不想，专想姑娘的事儿。他睡过那么多姑娘，正像克利须那[4]一样。我们不大相信这件事儿，安德里……”
待我们出来走到街上，这位可爱的青年绅士差一点哭出声来。他很懊悔买了一套灯心绒衣服、一根手杖和两支钢笔，他讲起发过的八个誓，不饮酒之类的八戒。向丹迪海岸跋涉途中，他们连一碟冰淇淋都不准吃。他还给我讲纺车的故事，讲圣雄甘地手下的一小批不合作主义者如何效法他们宗师的献身精神。他自豪地回忆怎样在甘地身边步行，同甘地谈话，于是我产生一种幻觉，仿佛自己正同耶稣十二门徒中的一位待在一起。
从某种意义上讲，凯皮是一个有意思的人，除了每夜同女人睡一觉之外，他根本没有别的野心。他挣的钱少得可怜，却把每一文都掷在舞厅里。他在孟买有一个妻子和八个孩子，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向又蠢又没有心眼、上了他的当的女仆求婚。他在孔多塞街有一间小房子，每月房租六十法郎。墙壁是他自己裱糊的，为此他很自豪。他的钢笔里灌的是紫罗兰色的墨水，因为这种颜色比较持久。他自个儿擦皮鞋、熨裤子、洗衣服。为了一支雪茄，你若称其为“方头雪茄”也行，他乐意领着你走遍整个巴黎。你若驻足看一件衬衣或是一颗衬衫领扣，他便马上来精神了。“别在这儿买，”他会说，“他们要价太高。我带你去一个便宜些的铺子。”你还来不及想，他便把你匆匆拉到另一个橱窗前，还是同样的领带、衬衣和衬衫领扣。也许还是原先那间铺子，只是你看不出来。一听到你打算买点儿什么，凯皮便活跃起来，他问你许多问题，把你拽到许多铺子里去，最后你会不可避免地口渴，只好请他喝一杯。接着你会惊奇地发现自己又置身于一家烟店里，也许仍是原先那家！凯皮油腔滑调地低声说：“请你行行好，给我买支雪茄吧！”不论你打算做什么，哪怕只是走到前面拐弯处，凯皮都要帮你省劲儿。他要指给你最近的路，东西最便宜的铺子，菜给得最多的饭馆，因为不管你打算干什么都非经过一家烟店不可。爆发一场革命也好，工厂停工也好，实行检疫隔离也好，舞曲一奏响凯皮一定会出现在“红磨坊”、“奥林匹亚”或“红天使”舞厅里。
以后几天我们经常见面，他要安排同新闻记者会面，还要给在巴黎的印度人演讲。看到这些没有脊梁骨的恶魔互相使唤倒也有趣，同样有趣的是看到他们每当涉及具体事务之时便束手无策的样子。这些小气而又卑鄙的对手们互相猜忌、滥施阴谋。无论在哪儿，只要有十个印度人待在一起，就准会出现一个包含各种团体和宗派的小印度，充满种族、语言、宗教和政治上的对立。在甘地的感召下他们尚能暂时奇迹般地抱成一团，一旦甘地去世便会出现分裂，重新患上内部纷争和混乱这种印度人的痼疾。
他的朋友凯皮每天来看看有没有来自印度的客人，他等纳南塔蒂一出门便匆忙奔向食品橱，吞下藏在一只玻璃罐里的一条条面包。他坚持说面包已经不新鲜了，不过仍像老鼠一样很快把它吞下去。凯皮是一个小偷，是寄生在人身上的虱子，他让自己牢牢地吸附在哪怕是最穷的同胞的皮肤上。根据凯皮的观点，这些同胞全是大富豪。为一支马尼拉雪茄和买一杯酒的钱他愿意舔随便哪一个印度人的屁股。记住，印度人的屁股，英国人的可不行。他有巴黎每一家妓院的地址，还有价目表，甚至从花十法郎便能嫖一回的下等妓院中他也能得到一笔小小的佣金。他还知道到达你想去的地方的最近路线。他先问你愿不愿坐出租车去；如果你不愿意，他就提议坐公共汽车；如果觉得车费太贵就坐电车或地铁去。他或许会主动提出步行送你去，节省一两个法郎，因为他很清楚途中一定会路过一家烟铺，你只好给他买一支雪茄。
这位印度青年自然是乐观的，他到过美国，并且受到美国人廉价理想主义的不良影响。他受到蛊惑，被无处不在的浴缸、卖小摆设的五分一角商店、熙熙攘攘的人群、高效率、机械化、高工资、免费图书馆等蛊惑。他的理想是把印度美国化，他根本不赞同甘地的倒退狂热。像一个“基督教青年会”会员，他只是要前进。听他讲述美国观感后，我看得出来，指望甘地实现那个必将彻底击败命运安排的奇迹是十分荒谬的。印度的敌手不是英国，而是美国。印度的敌手是时代精神，是时钟上一只无法拨回的指针。没有什么东西能帮助消除这种毒死整个世界的病毒，美国即意味着毁灭的厄运，她会把全世界拖入无底深渊。
我刚才说过，自从我到来以后，纳南塔蒂就变得格外挑剔。他说：“昨天你犯了三个错误，安德里。第一，你忘了关上卫生间的门，里面嗡嗡响了一夜；第二，你让厨房窗子开着，结果今早窗子被打破了；第三，你忘了把奶瓶放出去！睡觉前一定要想着把奶瓶放出去，早上一定要记着把面包端进来。”
这个印度人认为美国人是一个非常容易上当受骗的民族，他讲起那些曾资助过他、容易轻信的人：教友派教徒、唯一神教派教徒、通神论者、新思想者、安息日会员，等等。这个机灵的年轻人懂得如何见风使舵，他会在适当的时机让泪水涌出眼眶。他懂得如何募集捐款、如何哀求牧师的太太、如何向母亲和女儿同时调情。乍看起来，你把他当作一位圣人。他也的确是现代的新潮圣人，一位受过玷污的圣人，他能一口气讲一大串关于爱情、友爱、浴缸、卫生设备和效率之类的事。
他听说阿纳托利会弹曼陀林，便说：“太好了！你一定天天来，教我玩这种乐器。等生意好一点儿，我也要买一把曼陀林。这对我的胳膊是有好处的。”第二天，他从看门人那儿借来一部留声机。“请你教我跳舞，安德里。我的肚子太大啦。”我倒希望他有朝一日买一块上等牛排，这样我就可以对他说：“请你替我咬一口，无足轻重先生。我的牙不大好！”
他在巴黎逗留的最后一夜都奉献给“那件事情”。白天他的日程完全排满：出席会议、拟电文、会晤、让报纸记者拍照、情意缠绵的道别、向组织里的中坚分子提出忠告，等等，等等。到了吃晚饭时，他决定把烦恼暂且抛在一边。他要来香槟酒佐餐，朝侍者噼噼啪啪捻手指，总之他的举止正符合其身份：一个粗莽的小乡巴佬。好玩的地方已去得够多，他便提议由我带他去一个原始一点儿的场所。他愿意去一个非常便宜的地方，一次叫两三个姑娘。于是我带他沿着夏佩尔林荫大道走，一路上不停地告诫他小心钱包。在奥贝维利埃附近，我们闯进一家下等妓院，身边立即围上一群姑娘。没过几分钟他就同一个光屁股姑娘跳起舞来，这是一个大块头金发女郎，肥得下巴上尽是皱褶。有十来次我看到镶满整个房间的镜子里映照出她的屁股，印度人黑瘦的手指执拗地搂着她。桌上摆满啤酒杯，钢琴在喘息。没有主顾的姑娘们都静静地坐在皮椅子上，像一窝黑猩猩一样默默地搔痒。这儿似乎有一种被压抑的混乱气氛，一种被压制下去的暴力行为，仿佛期待中的爆炸需要某种十分细微的细节安排，某种细微而又全然无准备、完全不可预见的东西。这种迷迷糊糊的幻想状态既允许人置身于一个事件之中又让他保持冷漠，在这种状态中，那尚未可知的小小细节开始模糊而又执着地凝聚，形成怪异的晶体，像窗子上结的霜。那些霜状的晶体显得那么怪诞，那么彻底无拘无束，那么奇形怪状，然而它们的命运却要由最最严酷的自然法则操纵。我心中产生的感情亦是一样，它也要服从一些不可抗拒的规律。我的整个生命要服从环境的支配，这是它以前不曾经历过的。可以称为我身体躯壳的东西好像在变小、压缩。平常干瘪的肌体也在蜷缩，其表皮只能感觉到神经末梢的调节。
有一天我的朋友阿纳托利来看我，纳南塔蒂很高兴，一定要挽留阿纳托利喝茶，一定要他尝尝干巴巴的小油饼和不新鲜的面包。他说：“你一定要天天来教我俄语。很好的语言，俄语……我想学会说俄语。那话是怎么说的，安德里?波什特[3]?请你替我把它写下来，安德里……”我仍然要在打字机上把它打出来，这样他可以观察我的手法。他在收到撞坏他胳膊的人付的赔偿费后买来这部打字机，因为医生推荐说这是一种很好的锻炼。不过没多久他就对打字机腻味了，因为这是一部英国造的打字机。
我的实质越真实，越实在，近在咫尺，看得见摸得着，把我从中挤出来的现实也就变得越微妙，越不可捉摸。我变得金属一般坚强，而我眼前的景物却以同样的程度变得越来越虚浮。紧张状态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再加上一丁点儿外力，哪怕是极小的一点点，也会粉碎一切。在极短的一刹那间，我体验到那种超然的明晰，据说只有癫痫病人才具有这种洞察力。我已完全丧失时间和空间幻觉，与此同时世界沿着一条没有轴的子午线在上演它的戏。在这转瞬即逝的永恒中我觉得一切都有道理，都是完全顺理成章的。我还体验到将这一团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抛在后面的内心中的激烈思想斗争。我感到罪恶在这里蠢蠢欲动，将在明天大吵大闹地出现。我感受到如在杵臼中被捣碎的苦痛，感受到掩面痛哭的悲哀。在时间的子午线上毫无正义可言，只有创造真实和戏剧幻觉的行动诗篇。无论何时何地，人们一旦同无限的宇宙相遇，那种使乔答摩[7]和耶稣显得像神的大慈大悲精神就荡然无存。可怖的事情并非人类从这堆粪中创造出玫瑰花，而是他们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居然想要得到玫瑰花。人类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在寻找奇迹，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不惜从血泊中跋涉而过。他们用各种主义使自己败坏，只要一生中有一秒钟可以闭上眼睛回避令人厌恶的现实，他们乐意让自己萎缩为一个影子。丢脸、耻辱、穷困、战争、犯罪、无聊，一切都可以忍受，因为他们坚信一夜之间会发生某种事情，会出现一个使生活变得可以忍受的奇迹。与此同时，人体内有一只仪表在运转，没有人能伸手进去让它停止。有人在大嚼生命之面包，狂饮生命之酒，与此同时有位肮脏的、肥蟑螂一样的牧师躲在地下室里大吃大喝。地面上的街灯下有一个鬼影似的主人咂咂嘴唇，血淡如水。在无止尽的折磨和苦难中没有奇迹出现，甚至连一星半点的慰藉都没有。只有思想，苍白无力、必须靠屠杀养肥自己的思想，像胆汁一样产生的思想，像猪的肚子被刀豁开后露出的内脏一样的思想。
下午，总会有几个从珍珠市场上来的老朋友到家里拜访他，全是温文尔雅、满口甜言蜜语的狗东西，都有着一对母鹿般含情脉脉的眼睛。他们围坐在桌旁喝花茶，嘴里发出很响的嘶嘶声。这时纳南塔蒂像一个自负的小官吏一样上蹿下跳，或是指着地板上的一点点灰尘用油滑的腔调对我说：“请你把它捡起来好吗，安德里?”客人们一到，他便故作殷勤地走到橱柜那儿取出干面包片，那还是他一星期前烤的，吃起来有一股强烈的腐烂木头味。哪怕一点儿面包屑也不能扔掉。如果面包变得太酸，他便拿下楼去给那个看门人，据他自己说这人对他一直很好。也是据他自己说的，这个看门人得到不新鲜的面包很高兴，要用它做面包布丁。
于是我想到，假如这个人类永远朝思暮想的奇迹原来什么也不是，只是这位甘地的忠实弟子在坐浴盆里拉的两截粗粗的大便，那将是怎样的一个奇迹啊。假如在宴会桌已摆好，吃饭的铃声已响起的最后一刹那，在事先并没有告知大家的情况下，一只大银盘突然被端上来。连瞎子也可以看到上面不偏不倚、不歪不斜地摆着两截粗粗的大便，我认为这才是最让人惊叹不已的奇迹，比人们盼望的任何奇迹更加刺激。大家都不会预料到，所以说这是叫人惊叹不已的。它又比最最荒诞的奇思异想更叫人惊叹不已，因为虽然人人都可能猜到这种可能性，却没有一个人猜中，而且今后也不见得会有人猜中。
早上他通常很虚弱，什么事都做不了。他的胳膊！那可怜的、歪七扭八的、丁字形的胳膊！有时，看到他把它扭着伸到颈后，我便纳闷怎样把它再放回原处。若不是他腆着一个大肚子，他便会令我忆起梅德拉诺马戏团里的一个柔术演员，只需要再摔断一条腿就行。每当他见我扫地毯，见到我扬起一大团灰尘，他就像一个小矮人一样咯咯叫开了。“好！干得好极了，安德里。现在我就要捡起那些难扫的东西啦。”这话是说我漏掉了一点儿灰尘，这是他挖苦人的礼貌方式。
不知怎么搞的，意识到没有一件事情会有成功的指望反倒对我产生有益的影响。多少个星期、多少个月、多少年来，实际上是一辈子，我一直在盼望发生什么事情，某些改变我的生活的外来事件。现在，猛然受到启发，意识到一切皆没有指望，我觉得如释重负，觉得肩上一个沉重负担已卸下。黎明时分，我同这个年轻的印度人分手，事先向他讨了能租一间房的几个法郎。朝蒙帕纳斯走去，我打定主意让自己随波逐流，对命运不做丝毫抵抗，不管它是凶是吉。迄今为止，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尚不足以毁灭我。除了我的梦幻，它现在倒也还不曾毁掉什么。我未受损害，这个世界也未受损害。明天也许会爆发一场革命，出现一场瘟疫，发生一场地震；明天也许不会剩下一个可以寻求同情、帮助和信任的人。我认为这场大灾难已经显露出迹象，我再也不会像此时此刻这样真的一人独处。我打定主意不再坚持什么，也不再指望什么。从今以后，我要像牲口一样生活，像一只猛兽，一个流浪汉，一个强盗。假如宣战，我命中注定要上前线，我会抓起刺刀去杀戮，一直戳到刀柄处。如果那天的命令是强奸女人，那么我就会不遗余力地去强奸。就在此刻，就在新的一天到来的这宁静黎明之际，这个世界不是充满着罪恶和悲伤吗?人类天性中可曾有哪一种成分被历史无休止的进程所改变?发生根本的、重大的改变?实情是，人类被他称之为自己天性中较好的那一部分叛卖。在精神生活的极限上，人类再次发现自己像野人一样赤裸着身子。可以说，当人类找到上帝时他们自己已被剔去所有的肉，成为一个骨架。为了重新长上肉，他必须再活一遭。“上帝”这个词必须变成肉，这是灵魂的渴求。不论眼睛看到多么碎的面包屑，我都要猛扑上去把它吞下。若是活着便是至高无上的事情，我就活着，哪怕为此一定要成为一个吃人生番也罢。直到现在，我一直在设法保住我这宝贵的臭皮囊，保住包裹骨头的那几块肉。这种生活该完结了，我已忍耐到极限，我的脊背已贴到墙上，无法再后退。就历史的演变而言我已死去，倘若还存有希望我只好再赶回来。我已找到上帝，但上帝也无济于事。我只是在精神上死去，肉体上仍活着，而在道德上我又是自由的。我已告别的世界是一个动物园，黎明正在一个新世界里降临。那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精瘦的灵魂挥舞着锋利的爪子在其中漫游。如果我是一只鬣狗，我准是一只瘦弱、饥饿的鬣狗。我这就出发，去喂肥自己。
看来过去五年来他屁事都没干过，一分钱的买卖也没做成，他的生意全完蛋了。他同我谈起印度洋里的珍珠——可以指望凭它过一辈子的大珍珠。他说阿拉伯人把这生意毁了，同时每天都向那个某某神祷告，这使他仍抱有一线希望。他跟这位神交情不错，明白如何哄骗他，如何从他那儿骗几个钱用。这全然是一种商业交往。作为对每天橱柜前那番恭维话的酬劳，他得到一份豆子和大蒜，更不用说腋窝里那对肿胀的睾丸。他坚信最终一切都会变得圆满，那些珠子有朝一日会卖出去，也许再过五年，也许再过二十年，等布玛鲁姆神乐意的时候。“等买卖再度兴隆了，安德里，你替我写信就会得到百分之十的利润。不过安德里，你得先写封信看看我们是不是能从印度贷款。等对方答复得六个月，也许七个月……印度的船开得太慢。”这家伙一点儿时间概念都没有，有时我问他睡得好不好，他便说：“哦，好，安德里，睡得好极了……有时候我三天睡了九十二个钟头呢。”
【注释】
纳南塔蒂对我解释说，他必须按照这种规定的方式沐浴，这是他所信仰的宗教要求的。不过星期日他便在一只锡澡盆里洗澡，他说神灵看到会眨眼睛的。穿好衣服后他便走到碗橱前，跪在摆在第三层的一个小神像前，一遍遍背诵那些别人听不懂的祷告词。他说，如果你每天都这样祷告便不会出什么事情，那位不知名的好心神灵绝不会忘记一个听话的仆人。接着他让我看那条扭曲的胳膊，是在一次出租车事故中撞的，那天他无疑忽略了这套完整的又唱又跳的仪式。他的胳膊活像一只破损的指南针，早已不再是一条胳膊，却变成加上一条胫骨的指关节。自从这条胳膊修好后，他的胳肢窝里就长出一对肿胀的腺体，又肥又小，同狗的睾丸一模一样。在为自己的痛苦而哀叹的同时他突然想起医生曾推荐过一个较为宽松的食谱，于是马上恳求我坐下来拟一份有大量鱼肉的菜单。“还有，牡蛎怎么样，安德里?可以用它做小菜。”可是这一切不过只是叫我嘴馋而已，他根本就不打算给自己买牡蛎、肉、鱼，至少我在这儿期间他不会买。眼下我们得靠吃小扁豆和米饭摄取营养，还有存在顶楼上的各种干货，连上星期买来的奶油他也不肯浪费。他炼奶油时散发出的气味叫人受不了，从前他一炼奶油我就得先逃出去，现在已经可以坚持下来。若是我受不了，把吃到肚里的东西都吐出来，他才高兴哩，那样他可以把我吐出的东西和干面包、发霉的奶酪以及他自己用不新鲜的牛奶加发臭的奶油做的小油饼干一起储存在碗柜里。
[1] 原文是Endree，此处可能是纳南塔蒂的口音问题，把Henry念成Endree。
我来到纳南塔蒂的公寓这天他正在做沐浴仪式，也就是说，他正站在一只脏水钵前，努力把一只弯曲的胳膊伸到颈后。钵边摆着一只铜制高脚杯，那是他用来换水的。他要我在沐浴仪式期间别出声，于是我便按他的吩咐一声不响地坐着，看他歌唱、祈祷，不时朝水钵里吐水。这就是他在纽约时谈到的那套豪华房间了！拉斐特大街！我觉得这就是纽约的一条主要街道。我只想到住在这条街上的百万富翁和珠宝商人。当你在大洋另一边时，拉斐特大街听起来蛮不错。同样，当你在大洋这一边时，纽约的第五大道也不赖。人们简直想象不出这些漂亮街道上的垃圾有多么吓人，可是不管怎么说我终于来到这儿，坐在拉斐特大街上的这套豪华公寓里，而这个疯疯癫癫、胳膊弯曲的家伙正在举行清洗自己的仪式。我坐的那把椅子是破的，床已散架，墙纸破烂不堪，床下一只打开的箱子里塞满脏衣服。从我坐的地方一眼便可看到下面那个穷酸的院子，拉斐特大街的贵族就是坐在那儿抽陶土烟斗的。纳南塔蒂唱赞美诗时，我不禁想象他在大吉岭的那所带游廊的房子是什么样子。他的诵唱和祷告没完没了。
[2] 大吉岭是印度靠近喜马拉雅山麓的一个小镇，位于西孟加拉，以产茶闻名。
我现在纳闷的是，这位好心的某某神将如何报答我的善举。我不过只是这个又肥又矮的家伙的奴仆，时刻得听从他的吩咐。他这儿需要我，这是他当面告诉我的。一走到便盆旁他便嚷道：“安德里，请给我拿一壶水来，我要擦一把。”这位纳南塔蒂从不愿用手纸，想必这是同他的宗教信仰相抵触的吧。他不用手纸，却要一壶水和一块破布。他还挺娇嫩，这个又肥又矮的家伙。有时我正在喝一杯他扔进一片玫瑰花瓣的淡茶，他来了，冲着我的脸迸出一个响屁。他从来不会说“对不起”！他的古吉拉特语词典上想必没有这句话。
[3] 原文是俄文，意为“红甜菜汤”。
纳南塔蒂是一个我在美国时从未为之效劳过的印度人。他自称是有钱的商人，一个珠宝商，在巴黎拉斐特大街有一套豪华房子，在孟买有一座别墅，在大吉岭[2]又有一所带游廊的平房。我一眼便看出他是一个笨蛋，不过笨蛋有时却具有聚起一大笔财富的天赋。我当时不知道他曾在纽约给旅馆老板留下两颗大珍珠抵账。我觉得好笑的是，这个小个儿曾一度在纽约那家旅馆大厅里摇来晃去，他拄着乌木手杖，将侍者挥来斥去，为客人订午饭，使唤茶房去买戏票，按天租用出租车……这时他衣袋里却一文钱都没有。他只有脖子上挂的那一串大珍珠，把这些珠子一个个卖掉换钱用。我还觉得好笑的是，他常傻气十足地拍拍我的背，感谢我对那伙印度人不错。“他们都是很聪明的人，安德里……非常聪明！”他还告诉我某位好心的神会报答我的善举。现在回想起来，我才明白为什么有一回我建议向纳南塔蒂借五美元，这些聪明的印度人都嗤嗤地笑。
[4] 即黑天，印度教诸神中最受崇拜的一位神祇，是毗湿奴神的第八个化身，诸神之首，世界之主。
若是到了晚上我还没有赶回来盖上马盖的毯子睡觉，当我一回来他便会说：“嗬，原来你还没有死啊?我还以为你已经死掉了呢。”他明知我身无分文，可还是每天都告诉我他刚刚在附近找到了廉价出租的房间。我说：“可是你知道，我还租不起一个房间呢。”这时他便像中国佬那样眨眨眼，不经意地说：“哦，对了，我忘了你没有钱。我总是忘事儿，安德里[1]……不过等电报来了……等莫娜小姐给你寄来钱，那时你就跟我去找个房间，好吗?”话音未落，他便又竭力劝我愿住多久就住多久：“六个月……七个月，安德里……你在这儿对我帮助很大。”
[5] 印度以南一岛国，现已更名为斯里兰卡。
我现在睡在那套豪华房间的地板上，纳南塔蒂在纽约期间就吹嘘过这里。他在扮演一个乐善好施者的角色，给我两条令人浑身发痒的毯子，原先是盖在马身上的。我就蜷缩在里面，躺在落满尘土的地板上。假如我蠢到待在屋里不出门的田地，一天中的每一个小时都有零活可干。早晨他粗暴地唤醒我，叫我替他预备午饭吃的蔬菜：葱头、大蒜、豆子等等。他的朋友凯皮告诫我不要吃这些东西，说它们不好。好坏又有什么关系?吃的！这才是最要紧的。为了一点点吃的，我十分乐意用一把破扫帚清扫他的地毯，替他洗衣服，一等他吃完饭就捡起掉在地上的残渣吃下去。自从我到来以后，他已变得绝对讲究干净，现在一切都要掸去灰尘，椅子一定得按规定摆好，大钟一定得按时敲响，卫生间也一定得好好冲洗……真没有见过比他更古怪的印度人，而且他还小气得要命！待摆脱他的控制以后我要好好嘲笑他一番。可我现在是囚犯，是一个没有社会地位的贱民，一个不可接触的人……
[6] 1930年3月12日，印度民族运动领袖甘地发起第二次不合作运动。他带领群众向丹迪进军，抗议英国人强加食盐税，史称“食盐进军”。
我回想起在纳南塔蒂的住所里经历的一连串往事。我在想，这一切是多么奇怪，我竟然把纳南塔蒂全忘了，直到那天我躺在塞尔街一家寒碜的旅馆里才又重新想起他来。我睡在铁床上，想到自己变成一个毫无用处、毫无价值的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这时眼前蓦地闪现出这几个字：无足轻重的人！我们在纽约就是这样称呼他的：无足轻重的人，无足轻重先生。
[7] 释迦牟尼的俗姓。
我在美国时有几位印度朋友，有的好，有的坏，有的不好也不坏。环境常将我置于一个有幸为他们效劳的位置上，我帮他们找工作，给他们提供住宿，若有必要还给他们饭吃。我承认，他们都非常感恩戴德，实际上他们总这样光顾我倒使我的日子很难过。他们当中有两位圣人，如果我知道圣人是怎样的话。尤其是古普特，有一天早晨人们发现他的喉咙被人割开一个大豁口。那是在格林威治村的一所小房子里，人们有一天早上看见他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身边放着他的长笛，喉咙被人割开一道深痕。时至今日，人们还没有搞清楚他究竟是被人谋杀还是自杀，不过这也无关紧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