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莎在给蔬菜水果商打电话，管子工在马桶上装新坐垫。门铃一响，鲍里斯便失去平衡，在忙乱中弄掉了眼镜。他趴在地上找，常礼服在地上拖着。这有点儿像大基诺剧院[7]里演出的一出戏，那位快饿死的诗人来给屠宰商的女儿上课，每一次电话铃响起诗人就会流一回口水。马拉美[8]的名字听上去像“牛腰肉”，维克多·雨果这个名字的发音同“小牛肝”一样。埃尔莎在为鲍里斯预订一顿精美的午饭：“一份带汤的猪排。”闻声我仿佛看到放在大理石上的一大堆粉红色冷火腿，底下垫着白色肥肉的美味火腿。我饿得要命，尽管我们几分钟之前才吃过早饭——我不得不免去午饭。多亏博罗夫斯基，我只在星期三吃午饭。埃尔莎仍在打电话，她忘记订购一块咸肉。“对了，一小块咸肉，别太肥。”她说……得啦！放些小牛胰脏，放些牛睾丸和蛤！做菜时放一些油炸肝泥香肠进去，我可以一顿吞下洛佩·德·维加的一千五百出戏。
该休息个把钟头啦。又来了一个看房子的客人。楼上那个要命的英国人在练习弹巴赫的曲子。现在有人来看房子，必须马上冲上楼去，叫那位钢琴家停一会儿。
来看房子的是位漂亮女人。当然，是美国人。背对着她，我站在窗口看一只麻雀啄食一摊刚拉的屎，很惊奇麻雀竟这么容易养活。下着一点雨，不过雨点很大。以前我常常以为一旦鸟儿的翅膀湿了，它就无法再飞。我觉得奇怪，这些阔女人怎么来巴黎找到了一流的工作室。准是一点点才能和一只鼓鼓的钱包帮了她们。天若下雨，她们便有机会炫耀她们的雨衣。吃的东西不算什么，有时她们忙着四处游荡，没时间吃午饭，只是在和平咖啡馆或里兹酒吧吃点儿三明治，一块薄脆饼。“只为名门闺秀服务”——皮维·德·夏凡纳[9]从前的画室门口就这样写着。那天我碰巧从那儿经过，有钱的美国婊子肩上挎着颜料盒。一点点才能和一只鼓鼓的钱包。
不用等很久莫尔多夫便会手脚并用地飞快爬进来，鲍里斯也会嘻嘻笑着走进来。吃饭时我们有锦鸡、安茹葡萄酒和又粗又短的雪茄。还有克朗斯塔特，他听到最近的新闻后便一会儿严肃，一会儿轻松，每五分钟情绪变化一次。过后他便又安稳下来，重新沉溺于梦幻之中。也许这时他会写出一首诗来，一首没有舌头的大金钟似的诗。
麻雀着魔似的从一块鹅卵石跳上另一块鹅卵石。如果停下仔细观察一番，你便会发现它们的确是在做很费力的事情。到处都丢着食物，我是指水沟里。那位漂亮美国女人在打听哪儿有卫生间。卫生间！让我带你去，你这蔑视金钱的瞪羚！你说卫生间?到这儿来，小姐。别忘了编号的是留给残疾军人的。
他们在张贴一些画儿，这也是为了打动我。你瞧，他们希望说，我们在这儿很自在，在这儿过夫妻生活，我们在使这个家更具吸引力。为了你的缘故，我们还要为这些画儿争论几句。塔尼亚又说：“眼睛竟会这样迷惑一个人！”唉，塔尼亚，你要说些什么?继续下去，把这出闹剧演下去。我来这儿是为了吃你们允诺过的这顿饭的，我非常非常喜欢这出喜剧。这一回是西尔维斯特先开口，他试图讲解博罗夫斯基的一幅水粉画。“到这儿来。看见了吗?一个人在弹吉他，另一个人的腿上坐着一个女孩子。”是的，西尔维斯特，是这么回事。博罗夫斯基和他的吉他！他腿上的姑娘！只是一个人永远也拿不准坐在他腿上的是什么人，也说不上是否真有一个人在弹吉他……
鲍里斯在搓手，他在讲解这笔租房交易中的最后几条事项。几只狗在院子里叫，吠声像狼嚎一样。楼上，梅尔渥内斯太太在挪动家具。她整天无事可做，很无聊。如果发现哪儿有一点点灰尘，她便会把整个房子打扫一遍。桌上摆着一串绿葡萄和一瓶甜酒，十度的优质酒。鲍里斯道：“好的。我可以为你做一个脸盆架。请到这儿来。对了，这是卫生间。当然，楼上还有一个。对，每月一千法郎。你说你不怎么喜欢于特里约[10]?不，这儿才是。只是需要一个新脸盆，就是这儿……”
他们在楼下说话，他们的话都是富有象征意义的。他们在谈话中用到“斗争”这个词，生病的戏剧家西尔维斯特在说：“我正在看《宣言》。”塔尼亚问：“谁的?”哈，塔尼亚，我听得很清楚，我正在楼上写到你，而你也料到了。说下去，这样我就可以记下你的话。坐到餐桌边，我就不能再做笔记了……突然塔尼亚说：“这个地方没有一个很像样的厅。”这话又是什么意思?
女人马上就要走，这一回鲍里斯压根儿没有介绍我。这个婊子养的！每回一个有钱的婊子到来，他就会忘记介绍我。过几分钟我就可以再坐下来打字。不知怎么搞的，今天我不大想工作，我的干劲在一点点地消失。她会在一个小时后回来，夺走我屁股底下的椅子。一个人居然不知道他半小时后会坐在哪儿。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能写作呢?如果这个有钱的王八蛋租下这个地方，我就连睡觉的地方都没啦。处在这么一种困境中便很难确定哪一种情形更糟：是没地方睡觉好些，还是没地方工作好些。一个人在哪里都能睡觉，可他一定得有一个工作的地方。即使你写的不是一部杰作，但写一部拙劣的小说也得有把椅子坐，有安静的环境呀。这些有钱的女人从来没想过这个。无论何时她们想把自己柔软的屁股放低一些，总有一把现成的椅子摆在那儿……
我们这样的人来到巴黎不是偶然事件。巴黎只是一个人工舞台，一个可以使观察者看一眼戏剧冲突各阶段的旋转舞台。这些戏都不是在巴黎开场的，它们在别处上演。巴黎只是一件助产器械，它把活着的胎儿从子宫中夹出来放进保育器。巴黎是人工引产婴儿的摇篮，在这个摇篮里来回晃悠时每个人又回到故土，又梦见柏林、纽约、芝加哥、维也纳、明斯克。维也纳再也不会比巴黎更维也纳化。每一件东西都被人顶礼膜拜，摇篮献出一批婴儿，另一批新生婴儿又取代他们的位置。你可在这些墙上看到说明，左拉、巴尔扎克、但丁、斯特林堡以及每一位曾声名显赫的人当时都住在这儿。每个人都曾在这儿住过一阵，不过却没有人在这儿死去……
昨夜我们出门去，留下西尔维斯特和他的上帝一起坐在炉边。西尔维斯特穿着睡衣，莫尔多夫唇间叼着雪茄。西尔维斯特在剥橘子，他把橘子皮放在沙发巾上。莫尔多夫凑近他，问是否能再念一遍那部才华横溢的模仿滑稽作品《天堂之门》。我和鲍里斯打算走开，我们太快活了，同这儿的病房气氛不大谐调。塔尼亚跟我们一道走，她快活，因为她就要离开这儿。鲍里斯快活是因为莫尔多夫身上的上帝死了。我快活是因为我们还要演出另一幕戏。
聚会计划是昨夜才在克朗斯塔特家里制订的，其宗旨是叫女人们吃点苦头，幕后的气氛应该更恐怖，有更多的暴力、灾祸、磨难、悲哀和痛苦。
莫尔多夫的声音很恭敬，“西尔维斯特，在你睡觉之前，我能同你待在一起吗?”过去六天以来，他一直同西尔维斯特待在一起，买药，为塔尼亚跑腿，安慰、宽慰他们，守卫大门谨防鲍里斯及其无赖等不怀好意的人闯入。他像一个发现自己的偶像在夜间被肢解的野人。他坐在这个偶像脚下，带着面包树上的果实和油，咕哝着语无伦次的祷告词。他的嗓音油腔滑调，他的四肢早已麻痹。
今晚的聚会稀奇古怪，现在正是准备阶段。我听见玻璃酒杯叮当响，酒拿出来了。一杯杯酒会被喝掉，生病的西尔维斯特也会痊愈。
他对塔尼亚说话的口气仿佛她是一位违背誓言的女牧师。“你一定要自尊自重，西尔维斯特就是你的上帝。”西尔维斯特在楼上受罪（他有点儿哮喘），而这对男女牧师却在大吃大喝。莫尔多夫说：“你这是在玷污自己。”汤从他嘴上滴下来，他有本事一边吃饭一边蒙受痛苦。他一面挥手赶开苍蝇一类的东西，一面伸出肥胖的小爪子去抚摸塔尼亚的秀发。“我快要爱上你了，你像我的范妮。”
西尔维斯特显得更加踌躇满志，他今晚要在饭桌旁拥抱她。现在他在看我的手稿，准备激发我的自尊，使之与她的自尊相对抗。
在其他方面，今天也是莫尔多夫的好日子。美国来信了，莫每门功课都是优秀，默里在学骑自行车，留声机也已修好。你从他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信里除了报告成绩和学自行车的事还有别的。你可以坚信这一点，因为今天下午他为他的范妮买了价值三百二十五法郎的珠宝，还给她写了一封有二十页厚的信。侍者替他拿来一张又一张纸，替他灌墨水、端咖啡、送雪茄，他出汗时便替他扇扇子，帮他拂去桌上的面包渣，雪茄一熄灭便再替他点燃，为他买来邮票，尽心尽意地侍候他，围着他团团转，朝他顶礼膜拜……差点儿弄断了他的脊梁骨。雪茄烟头很粗，比“花冠”牌雪茄粗大。也许莫尔多夫在日记中提到这一点，这是为了范妮的缘故。手镯和耳环的价钱很合算，钱花在范妮身上总比浪费在热尔梅娜和奥黛特这类小婊子身上好些。他对塔尼亚就是这样说的，他给她看他的箱子，里面塞满给范妮、莫和默里的礼物。
塔尼亚充满敌意，这一点我可以感觉到。她生我的气，怨我光想别的，唯独不想她。根据我的激动程度，她便知道自己的价值已降为零。她知道我今晚来此处的目的并不是要让她受精，她知道某种东西正在我心中萌发，这东西会毁掉她。她领悟得很慢，不过仍在领悟……
“我的范妮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女人，我一直在挖空心思找她的缺点，可就是找不到。
他们还没有告诉我这出新戏讲的是什么，不过我可以感觉到。他们企图摆脱我，可我就是到这儿来吃饭的，只是比他们预期的早到一会儿。我已告诉他们该坐在哪儿、该干什么。我有礼貌地问他们自己是否打搅他们。可我的真正意思是，你们会不会打搅我?他们也知道我的意思。没有，你们这伙快活的蟑螂，你们并没有打搅我，你们是在滋养我。不错，我看到你们紧挨着坐在一块儿，不过我知道你们之间有一道鸿沟。你们之间的距离同两颗行星之间的距离差不多，而我是你们之间的空旷地带。假如我抽身走开，你们便失去可以遨游的空间啦。
“她十分完美。让我告诉你范妮能干什么，她打起桥牌来就像一个高明的职业牌手，她还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感兴趣。比如说，给她一顶旧帽子，看她拿它怎么办。她在这儿折一折，在那儿加条带子，这就变成一件很美的东西了！你知道什么是最大的幸福吗?就是在莫和默里睡着以后，坐在范妮身边听收音机。她那么安详地坐着，看着她，我的全部奋斗和伤心失意都得到抵偿。她听得十分明白清楚。我一想起你们那散发着臭味的蒙帕纳斯，再想到我同范妮吃完一顿大餐后在里奇湾消磨的一个夜晚，我就可以告诉你这两个去处根本没法比。一些简单的东西，比如食物、孩子、柔和的灯光，范妮坐在那儿，有点累，不过快活、满足、富裕……我们就这样一声不响地坐上好几个小时，那才叫幸福呢。
这一天正在以理想的速度逝去。我待在塔尼亚房间的阳台上，楼下起居室里正在演戏。这位戏剧家生病了。而且，从上面望下去，他的头皮显得比往常更粗糙，他的头发是稻草做的，他的思想是一堆乱草。他老婆也是一个稻草人儿，不过还有点儿潮湿。连整座房子都是用稻草盖的。我站在阳台上等鲍里斯来，早饭已解决，那是我最后的一个难题。我把一切都简化了，假如再出现新的难题我便把它们同脏衣服一道装进背包里好了。我要扔掉所有的钱。我要钱有什么用?我是一部写作机器，拧上最后一颗螺钉机器便运转。我与机器之间并无间隙，我就是机器……
“今天她来了一封信，并不是那种枯燥的流水账。她给我写的全是心里话，用的词儿连我的小默里都能看懂。她对一切都很敏感，我的范妮。她说孩子们必须继续受教育，不过这项花费叫她发愁。送小默里上学要花一千美元，莫当然能得到一笔助学金。可是小默里这个天才，默里，我们拿他怎么办?我给范妮写信，叫她别发愁。送默里去上学吧，我说。那一千元呢?今年我挣的钱会比哪一年都多。我要送小默里上学，因为那孩子是个天才。”
世界，我们的世界，一百多年来一直濒临死亡。过去一百多年来还没有一个人发狂到在世界的屁眼儿里放一颗炸弹把它炸掉的地步。这世界在腐烂，在逐渐死去。不过它还需要决定性的一击，需要被炸成碎片。我们没有一个人不受其影响，然而所有的大陆、大陆间的海洋和空中的小鸟都藏在我们心中。我们要在书中记录这个世界的演变，它已经死了，但仍未被埋葬。我们在时间表面游泳，其他所有的人都已经淹死，快淹死，终究要被淹死。这本书将是一部巨著，将会出现大洋似的广阔地域供人来往、漫游、唱歌、跳舞、攀登、洗澡、翻跟斗、发牢骚、强奸、杀人。这是一座大教堂，一座真正的大教堂，在建造它的过程中每一个失去自己身份的人都可以出力。会有人为死者做弥撒、祷告、忏悔、唱赞美诗，以一种要人命的漫不经心的态度抱怨一会儿，闲扯一会儿；会有圆花窗、滴水嘴、侍僧和护柩者。你可以把马牵进教堂，在走廊上狂奔。你可以把脑袋往墙上撞，它不会倒塌。你可以任意造一种语言去祈祷，也可以在教堂外面蜷起身子睡觉。这座教堂至少能支撑一千年，而且不会有复制品，因为建造者和建造方法都已死掉。我们要印制明信片，组织旅游，我们要在它周围修筑一座城，建立一个自由公社。我们不需要天才，天才都死了。我们需要强壮的劳力，需要乐意放弃灵魂、生长出肉体的精灵……
我真希望范妮开箱子时我在场。“你瞧，范妮，这是我在布达佩斯从一个老犹太人那里买的……这是保加利亚人穿的，纯毛的……这东西原先属于某一位公爵。不，不必缠起来，就放在阳光下……我们去看戏时我要你穿这个，范妮……穿它的时候配上我给你的那把梳子……这个，范妮，是塔尼亚替我挑的……她跟你有点儿像呢……”
就在今天早晨去邮局的路上，我们最后一次将这本书夸赞了一番。我们，我和鲍里斯，开创了一种新生宇宙文学观。《最后一本书》将成为一本新《圣经》，所有有话要讲的人都可以在这儿讲，无须署名。我们要详尽地描写我们所处的时代，在我们身后，至少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不会出现另一本书。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黑暗中发掘，单凭直觉引导我们。现在我们要找到一个容器，倾倒掘出的致命液体。我们要一颗炸弹，一旦掷出去便会炸掉整个世界。我们要在书中尽情地写，以便给未来的作家提供情节、戏剧、诗歌、神话、各种科学。世界将在未来一千年里依靠我们的书生存，它洋洋洒洒、无所不包，其思想差点儿叫我们自己也茫然不知所措。
此刻范妮坐在靠背椅上，像石印油画上的人儿一样，莫在一边，小默里那天才在另一边。她的粗腿有点儿短，够不着地板。她的眼睛呈一种黯淡的高锰酸盐色，乳房像成熟的红色包心菜，身子往前一倾便微微颤动一下。可是，可悲的是她已不再水灵，坐在那儿活像一个废弃的蓄电池。她的脸歪了，需要一点儿活力，需要突如其来的刺激使它复原。莫尔多夫正像一只肥蛤蟆似的在她面前跳来跳去，他的肉在颤抖。他滑倒后，打个滚儿再重新趴在地上都很费劲，于是范妮便用她的粗脚趾轻轻踢他。他的眼珠更凸出了。“再踢我一脚，范妮，这样很舒服。”这一回她狠狠踢他一脚，这一脚给他的大肚子上留下一个永久的坑。他的脸紧贴着地毯，垂下来的软肉在毯子的绒毛上颤动。他快活些了，四处乱蹦乱跳，从一件家具旁跃到另一件家具旁。“范妮，你真是太棒了！”这时他坐在范妮的肩膀上，从她耳朵上咬下一小块肉儿来，只是耳垂上的一点点，那儿是不会感觉到痛的，可她仍同死了一般，仍是一个没有电的蓄电池，毫无热情。于是他又扑在她腿上，趴在那儿，牙疼似的发抖。他现在已十分激动，而且无法控制自己。他的肚皮像一块漆皮那样发光，眼眶里出现一对花哨的背心纽扣。“扒开我的眼睛，范妮，我要更清楚地看着你！”范妮把他抱到床上，往他眼睛里滴一点热蜡。她在他肚脐四周摆上戒指，又在他屁眼儿里塞进一支体温计。她把他安置好，他便又颤抖起来。突然他缩小了，缩得完全看不见。她到处找他，在她肠子里找，到处找。有个东西在使她发痒，可她就是说不上哪儿痒。床上到处都是蛤蟆和花哨的背心纽扣。“范妮，你在哪儿?”有个东西令她发痒，可就是说不上来哪儿痒。纽扣从床上掉落。蛤蟆在爬墙，痒，痒。“范妮，把我眼睛里的蜡弄出来！我要看见你！”范妮只是哈哈大笑，笑得全身抖动不止。她身体里的东西在使她发痒，发痒。如果找不到这件东西她就会笑死。“范妮，箱子里装满了漂亮的东西。范妮，听见我的话吗?”范妮在哈哈大笑，像一条肥胖的蛆一样笑。她笑得肚皮都鼓起来，大腿发青。“啊，老天！莫里斯！有个东西令我发痒……我忍不住啦！”
我说过，这天一开始便景色宜人。直到这天早上我才重新感觉到巴黎这个实体的存在。我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也许是因为我已打好那本书的腹稿吧。我就带着这本书到处走，像一个怀孕的大肚子女人在街上穿来穿去。警察领着我过马路，女人们站起来给我让座，再也没有人粗暴地推搡我。我怀孕了，我滑稽可笑地蹒跚而行，大肚子上压着全世界的重量。
【注释】
唉，这些德国人！他们像一部公共汽车似的把你们全载走，使你们消化不良。一夜之间一个人不可能遍访陈尸所、疗养院、动物园、十二宫、哲学之困境、认识论的洞穴、弗洛伊德和司太克[4]的奥秘……骑在旋转木马上，一个人哪儿也去不了；但是同德国人在一起，你便可以一夜之间从织女星来到洛佩·德·维加[5]面前，而离去时仍同帕西法尔[6]一样愚蠢。
[1] 查尔斯·迪弗雷纳（1876——1938）：法国画家。
埃尔莎坐在我腿上，她的眼睛像两个小小的肚脐眼儿。我看见她的大嘴巴湿漉漉、光闪闪的，便亲她的嘴。于是她又哼起“这曾经是多么美好……”。啊，埃尔莎，你还不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你的来自萨金根的小号手[3]。德国歌咏团、施瓦本厅、体育协会……向左转，向右转……然后用绳子的一端抽打屁股。
[2] 位于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北端。
事情完了，我让她给我弹一首曲子。埃尔莎是位音乐家，尽管她弹的曲子听起来像是在狠砸一口破锅，像人的脑壳在一起磕磕碰碰。她一边弹琴一边哭泣，我并不责怪她。她说，到处都会遇到这种事情，到处都有个男人，事后她就得离开，然后便是堕胎，找个新工作，此后又是另一个男人。谁都根本不管她，只是利用她。说完这些话她便为我弹一首舒曼的曲子。舒曼，这个爱哭鼻子、多愁善感的德国王八蛋！不知怎么搞的，我很为埃尔莎难过，可又认为这事与我根本无关。像她这样一个会弹琴的婊子早该懂得这种事情，不让碰巧遇到的每一个家伙把她轻易骗到手。舒曼的曲子使我神不守舍，埃尔莎仍在抽噎，而我早已想到别的事情上去。我在想塔尼亚，想她怎样弹奏慢板。我在想许多许多早已逝去、早已遗忘的往事，想起在绿点[2]度过的那个夏日下午。当时德国人正大举进犯比利时，我们损失的钱还不很多，也就不大介意德国蹂躏一个中立国。那时我们仍很天真烂漫，乐意听诗人们朗诵诗，在昏暗中坐在桌子周围大肆谈论亡灵。那一回，整个下午和晚上四周都回荡着德国音乐，附近都是德国人，甚至比德国本土的德国人还多。我们是听着舒曼和胡戈·沃尔夫的乐曲、吃着泡菜和土豆汤团、喝着烈性甜酒成长起来的。临近傍晚，我们围坐在一张大桌子旁，放下窗帘。有一个傻乎乎的小妞儿在大谈耶稣基督。我们在桌下相互牵着手，坐在我旁边的女人把两根手指伸进我的裤裆。后来我们躺在地板上，就在钢琴后面。有人在唱一支凄凉的歌，空气令人窒息，女人口中有一股酒气。钢琴踏板在僵硬、机械地上下移动，这是一种疯狂的、徒劳无功的运动，就像花二十七年时间堆积起来的一堆大粪，不过却是准时完工的。我把她拽到我身上，音乐仍在往我耳朵里灌。屋里一片漆黑，烈性甜酒洒在地毯上，把地毯弄得黏糊糊的。突然黎明仿佛就要来临，天上像是有水在冰上流动，而上升的雾气又使冰呈青色。冰河沉入一片翠绿色之中，小羚羊、大羚羊、金石斑鱼和海象在天边徘徊游荡，紫石鱼纵身一跃，跳出北极圈……
[3] 奥地利指挥家、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1860——1911）曾为冯·歇弗尔的诗《萨金根的号手》谱曲，这个旋律又称为“沃纳尔小号曲”。
我觉得埃尔莎总在如饥似渴地望着我，犹如看着早饭桌上剩下的食物。今天下午，我们在工作室里背对背写东西，她给远在意大利的情人写信。我的打字机出了毛病。鲍里斯已出发去察看一个便宜的房间，公寓一旦租出他就要搬过去。除了同埃尔莎调情，我简直无法应对。她想这样，可我还是为她感到有点遗憾。她给情人的信只写了一行，是我俯身去搂抱她时斜睨到的。不过，我控制不住自个儿了。那该死的德国音乐，忧郁而又伤感，打动了我。后来就是她那明亮的小眼睛，炽热，充满悲哀。
[4] 威廉·司太克（1868——1940）：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早期追随者之一。
埃尔莎的德国血统和那些悲凉的歌曲已使我心旌摇动。今早从楼梯上下来，鼻孔里仍留有咖啡的余香，我便低声哼“……这曾经是多么美好”。这首歌是专为早饭唱的。没过多久，楼上那个英国青年奏起了巴赫的曲子。据埃尔莎说，“他需要一个女人”。埃尔莎也需要点儿什么，我能觉察到这一点。我对鲍里斯什么都没有讲，今早他正刷牙时埃尔莎向我介绍了很多柏林的情况。那些从屁股后面看起来十分迷人的娘儿们，待她们转过身来，哇，有梅毒！
[5] 洛佩·德·维加（1562——1635）：西班牙剧作家、诗人，巴洛克文学的代表人物。织女星亦名为“维加”。
所以我们只得暂时放过埃尔莎，在这儿她只是做早饭，引导来看房子的客人。
[6] 德国作曲家瓦格纳（1813——1883）同名歌剧中的愚蠢山村少年。
鲍里斯如坐针毡，从现在起他老婆随时有可能露面。他老婆足足有一百八十磅重，他却是个小个儿，你明白这是一种怎样的局面。晚上在回家的路上他对我解释过，这局面又可悲又可笑，我禁不住不时停下来嘲笑他一番。“你为什么这样笑?”他柔声问道，然后又继续以凄凉的歇斯底里口吻叙述下去，活像一个可怜虫。他突然意识到无论穿上多少件常礼服，自己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男子汉，于是他想逃走，想换一个新名字。鲍里斯哀声道：“这头母牛可以占有一切，只要她肯放过我。”可是首先得把公寓租出去，订好契约，安排好各种琐事，这会儿他的常礼服说不定会派上用场呢。她的块头儿，这才是真正叫他发愁的！假如回去时我们发现她突然站在门口，他准会昏过去，他对老婆就是这么诚惶诚恐。
[7] 巴黎的一所剧院，以演出情节刺激的戏闻名。
现在我们同埃尔莎待在一起。今早我们还在床上时，她便为我们演奏。这几天走路要轻一点……太好了！埃尔莎是女佣，我是客人，而鲍里斯是大人物。一场新戏要开演了，我写下这些话时不禁大笑起来。鲍里斯这个山猫知道会出什么事，他对各种事情的嗅觉也很敏锐。要轻一点……
[8] 斯特凡·马拉美（1842——1898）：法国诗人、散文家。
新的一天在开始。今早我们站在迪弗雷纳[1]的一幅闪烁着光辉的油画前时，我便感觉到这一点。画上是13世纪的一种早餐式聚会，没有酒；一个面容姣好、丰满紧实的裸体，充满活力，像手指甲一样呈粉红色，一棱棱波浪状的肌肉闪闪发亮。总的说来，这幅画是二流的，有些方面还是初级的。这是一个欢快的人体，在朝露下湿漉漉的。这是静止的生命，不过这儿还没有什么东西是静止的、死去的。画中的桌子被食物压得吱吱响，食物太重，桌子快散架了。这是一顿13世纪的饭，绘画人已经清楚记住在丛林中写生时画下的所有动物，一大群瞪羚和斑马在啃棕榈树的复叶。
[9] 皮埃尔·皮维·德·夏凡纳（1824——1898）：法国壁画家。
这天一开始便景色宜人，明媚的天空，清新的微风，刚刚粉刷过的房屋。去邮局的路上，我和鲍里斯讨论那本书，书名是《最后一本书》，它将以不署名的方式写出。
[10] 莫里斯·于特里约（1883——1955）：法国画家，擅长描绘城市风光。
在博尔盖塞别墅，一种新生活展现在我面前。才十点钟，我们已吃过早饭，还出去散过步。如今我们这儿来了一位埃尔莎。鲍里斯告诫我：“这几天走路要轻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