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也不在了。我对自己说。
你不是父亲。我对自己说。
这事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我对自己说。
我没有。
你不能开这个头儿。父亲开了一个漫长的头儿，到他死了才算结束。你不能再开这个头儿， 绝不能。我对自己说。
我没有请他们来我家。甚至没有去医院看他们。是不想去， 也是不敢去。对此我心如明镜： 只要一去医院， 只要看到磨盘哥的样子和全娘的眼泪， 我很可能就会请他们来我家住， 也很可能会给他们钱。这简直是一定的——就像父亲在时那样。父亲如果在，一定会去医院看他们，一定会请他们来家里住， 也一定会多多少少给他们塞一些钱。
我说，今天事情特别多， 我就不过去看你们了。
不是让等个一两天吗？ 就近先找个地方住下，等着吧。
不要来，你忙吧， 不要来。大耳朵全说。
磨盘他来回跑，身子骨受不住。
两天之后有了床位，周主任找我，说病人家属留的电话号码少写了一位数， 他联系不上， 让我问一下情况。咋那么粗心，咋能少写一位， 唉。周主任的口气里夹带着责怪，这让我莫名的不舒服，仿佛我是当事人。就笑着回㨃道， 不能怪他们少写，只能怪数字太多。周主任哈哈笑道， 你还怪幽默呢。
到了医院，就得听医生的。我说。
挂了电话， 又给叔叔打， 叔叔说他们还是在当天就回了予城。说是要在市里看到底，谁知道他们咋想的。这事就这。你别管了。
但不管怎样还是得找人。我就让豫新找。豫新在出差，那也得让他找。很快便找好了，让找一个周主任，把手机号给了我。我打了电话过去，周主任很客气，让病人赶快来。我再告诉叔叔， 叔叔又告诉他们，他们第二天就来了， 却没有住成院。没有病床。周主任让他们先做检查，在象城等个一两天。他们打电话给我说，不想等床位， 想直接住院做手术。
我长长地默默地出了一口气。我就知道会是这样。他们咋想的，我当然知道。他们一定会嫌象城的宾馆贵，舍不得。他们一定会算住一天多少钱，住两天多少钱。他们一定会在路费和食宿费之间来回计较。而比起象城， 予城的花销就便宜得多，也离村里近，方便得多。可这些你们早该知道的呀，为什么还要来象城，还要这么折腾我？ 我真想朝他们发火。可是，不能。他们已经那么难了，我不能让他们来体恤我这里承受的人情。
泪水很快干了。我得找人。找人是可以的，也就是一两个电话的事。可是找到人之后呢？
过了几天， 豫新出差回来， 我让他请周主任吃了一顿饭——这就是我为他们所做的。我没有力所能及，也根本不想力所能及。以此为界，除了叔叔一家外，对福田庄的其他人的其他事， 我杜绝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可能性。这样做时，我尽量让自己理直气壮。可事情就是这样， 谁心虚谁知道。这份愧疚无法抹去，尽管我至今也不清楚自己愧疚的根源究竟是什么。这份愧疚一直或轻或重地拉扯着我，如同无形的累赘。这么多年我一直企图能于一合适之时合适之机把这份累赘卸货，当然最好能连同失眠症一起卸货，却一直没能得逞。
然后又是大耳朵全说，萍， 你给找找医生。我们这贸贸然去，两眼一抹黑的，没办法。再然后就是叔叔的声音， 说，萍， 就这吧， 你找人啊， 我听信儿。
现在看来，宝水村似乎是个合适之地。心理学不是有一个什么词叫移情嘛， 我在宝水村做的这些分外之事， 在本质上好像就是对福田庄的弥补性移情。这份移情固然是叶公好龙， 是隔靴搔痒，甚或是李代桃僵， 可只要有得移， 就总归是还有情。
他说，萍啊， 就是你磨盘哥， 他得了瞎巴病——就是癌症，福田庄的人管这种令人绝望得要命的病叫瞎巴病——去市里看过了，说不中，得去象城。萍， 你得找人呀。短暂的空白后，一个女人的声音尖厉地响起， 萍啊， 我跟你说——是全娘。可她迅疾哭了起来，往下再也说不成。在电话这边，我的眼泪也瞬间流了下来， 无声的。
有情就好。不做一个没心肝的人就好。
奶奶去世后，他是村里第一个也是唯一找我办事的人。那天我正在单位忙着，叔叔来了电话。一接通， 叔叔就说， 你全伯找你有事， 叫他跟你说。这电话应该是在一个热闹处打的， 能听见人来人往的响动，熟稔的福田庄土话断断续续地夹杂在大耳朵全刺刺啦啦的声音里。
翌日叔叔便传来了消息，说是看到了拍片结果， 只是有点儿骨裂， 不严重。咱有了这证据， 再加上你七娘那头儿去说和，这事差不多就妥了。就放宽心吧。
我有点儿怕见大耳朵全，也知道自己的这点儿怕挺可笑。无数次对自己说，其实根本不欠他的， 你这怕完全没有必要。可我就是有点儿怕， 就是觉得有点儿欠他， 简直是， 没出息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