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出生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爷爷回家住了几天，就跟着队伍又要开拔。奶奶问， 不是说都太平了吗， 咋还要走？ 爷爷说，大面儿已经稳了， 还有些零星火要灭一灭，很快就能料理妥当。到时候我就回来，再不走了。咱们好好过安生日子。壮的官名就叫解放吧。
多年之后，我才多少有些明白了奶奶的这声叹息。以当时的情势而言，作为家族的弱势存在，只要人家不是大白天来你家抢劫，这就是留了余地。以彼时的状况，当你没有实力扑上去和对方撕个高下时，就只能容留甚至珍惜这种余地。只有这样，当受到更蛮横的外在侵犯时， 你就尚处于一个家族的整体性中。哪怕只是暂时的整体性， 也能让你在这个整体性中获得些微宝贵的安全感。而亲这个字， 似乎天然就意味着一笔糊涂账。这笔糊涂账，自古至今没多少人能算得清。当然，算不清也不妨碍总有人前赴后继地要去算，各有各的账本，各有各的算法， 各有各的盈亏。或许也正因为算不清， 才算得更有意思？
爷爷走后两个月，奶奶发现自己又怀了孕。怀孕五个月时，她收到了父亲寄来的第一封信也是唯一一封信。又三个月过去，消息传来，爷爷在解放大西南的一仗里中枪而亡， 和几个战友一起被埋在白水河边的一棵树下。据说中枪的部位正是脑袋。
每当听奶奶讲这些陈年旧事， 我都会气得脸红脖子粗， 吼叫着我要报仇我要报仇！ 奶奶看着我的样子，笑得不行。挑起了我的火，她又开始灭， 说都是过去的事了， 老账不能算。再大仇气， 也都是姓地的。有烂砖，没烂墙。唉。
奶奶哭了两个月， 直到叔叔出生时，才止住泪。
又多又臭，那还不是红薯屁？ 放屁时上头也会打嗝。
哪能光顾着哭，还得养孩儿哩。她说。
你咋知道是红薯屁？
泪也哭干啦。她说。
看他们家小孩儿端的碗就知道了。吃红薯屁也多，那些天他们家净放红薯屁。没种红薯，哪放得出红薯屁。
叔叔的小名儿叫宽，官名叫胜利。三岁那年得了小儿麻痹后落下了残疾， 奶奶又给他改名叫老鳖。顶个贱名好成人，名贱人不贱。奶奶说。
你咋知道是他们刨的？
没过多久，村里定成分，我家被定成了贫农。闹得最厉害时，村里有几个富农连命都稀里糊涂地丢了。奶奶说，你爷是用他自己这条命来保佑咱全家哩。
兵荒马乱的年月，村里的帮派此起彼伏，有人当红军， 有人当国军，有人当汉奸， 也有人是小打小闹地偷摸，还有人当土匪去明目张胆地抢讹。局势混乱， 奶奶勤谨恭敬地侍奉着公婆，提心吊胆地候盼着爷爷， 日子过得如履薄冰。外人且不说， 其他两支族人就没少来欺负。很多个夜晚，奶奶透过窗纸上的小洞看着那几个熟悉的身影背走挂在墙上的玉米辫子， 摘走刚刚变红的枣子，拿走垛得整整齐齐的柴火。她屏住呼吸，大气儿都不敢出。有一年没收成，奶奶在坟地的间隙种了一点儿红薯，也被他们刨得精光。
我家大门的门楣上被钉上了一个长方形的小木牌，用红漆正楷写着“光荣烈属”。日子好起来后，每年春节村里都会送来两斤五花肉，很久之后我才发现，用这两斤肉做的菜，奶奶从来没有动过一筷子。从来没有。
爷爷读过几年私塾，用奶奶的话说， 是一身好文化。他会写一手好字，还打得双手好算盘。因为这一身好文化， 他年纪轻轻就到山里一家煤矿当了账房先生，被老板的族亲相中，把独生女儿许了他，这就是我奶奶。八路军过来时也相中了爷爷的好文化。他就参了军。虽是四处打仗，其实也没走多远，兜兜转转的，一两年间总能回来个一两趟，父亲之前，奶奶还怀过两胎，都没养成。奶奶说过那两个早夭的孩子：一脸皱纹，小身子跟个大老鼠似的，男人一只鞋就能装得下。得的都是四六风，一个是第四天， 一个是第六天， 孩子的胳膊腿儿就开始抽抽，咬牙瞪眼，我一看就知道这又不中了 · 后来才知道这叫脐带感染。不会消毒呀，多傻。